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和伦理观点：决策工具的作用_相关性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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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向各地政府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工业革命期间形成了工业与大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自由与风险之间的根本对立，直到晚近，我们的社会经济调节方式仍或多或少成功地使人们可以对这种对立进行管理。但是如今情形已不复如此。我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不再让我们可以对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冲突进行足够的调节，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一方面，工业生产和随之而来的消费给地球广泛的生态平衡(如气候调节)带来了破坏，而且如今对人的生存条件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这些威胁因国家之间(80％的全球消费仍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各国本身内部(据Gérard Bérubré，Le Devoir 2011，在加拿大，1990～2009年间基尼系数提高了9.2％，加拿大的收入不平等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增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不断增大而加剧，损害了在中期内增强各国人民社会凝聚力和增进福祉的潜力。

在20世纪后期，这些挑战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Brundtland 1987)具体化了。这个多用途的概念，试图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这个三足鼎立体当中的三个足所固有的相互矛盾逻辑进行重新组织，形成一个整体主义的、综合的视角，从而对这三个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可持续发展概念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有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诸种关于有限度、多样化发展的思想。它引导我们依据人类行动显而易见的一致性，对学科之间、知识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分工之间的区分进行反思。但是，增加“可持续”这一定语，并不仅仅是指本地的、地区的、社会的、生态的、疆域的和文化的成分的堆积。它提出了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的流动、利用和废弃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并且与具有规范意义的、伦理上的团结——横向而言，是与那些最贫穷的人的团结；纵向而言，是与后代人的团结——相关。这一对人类的深刻、全新的挑战，如今让我们必须将当今的决策置于长期的脉络之中，承认其潜在的、必然是纷繁复杂的后果，也即承认其性质，即对于这些后果的各个方面和时间尺度而言，我们是无法知晓的。这一系列新的问题，应当使我们能够着眼于生态、社会和伦理限制，更准确地勾勒出发展战略的轮廓(Fertel 2009)。

在这些问题当中，气候变化是我们各国社会的主要挑战，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可能也是这些当前受到这种危机影响的社会的最明显症状。

让我们考察一下气候变化的起因。全球变暖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提高造成的，最众所周知的是二氧化碳(

)、甲烷(

)、一氧化二氮(

)和氯氟烃类气体(CFCs)。其中，氯氟烃类气体的来源完全是人为的(人类的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活动)，其他几种既有人为起因，也有自然起因。然而，关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趋势的研究表明，其浓度自工业革命(18世纪后期)以来就一直在提高，原因是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推动工业化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排放增加。例如，2008年，在加拿大，能源(如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和交通运输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超过了61％(Environment Canada 2001)。因此，成为问题的气候变化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活动的后果，这在200年前人们并没有能够预见到。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其方方面面。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跨疆界性的现象，在长时期内起作用。其特点是后果的多重性(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极端气候事件等)，后果发生的地方、时间和规模不可预测。因此，温室气体的问题让后工业社会当中现有的所有紧张关系极端化。我们的个人主义的后工业社会往往显示出对人类未来的自负态度，作为这种态度的象征性回应，气候变化使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对事实的无知”当中、在一个首要特点是在许多不同领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以跨越一个有着很不相同生活条件的几代人的时间尺度来采取行动并作出决策。而且，它也让各国政府有义务一起作出决定，合作成了实施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要素。

这种适应和管理气候变化的需要，意味着具有相当重大伦理意义的问题在政治、经济领域变得突出起来。这是因为，与气候变化内在固有的不确定性相关的行动和政府决策，其隐含意义从性质上说不仅仅具有政治性、社会经济性和科学技术性，而且具有伦理性。尽管我们已经明白无所作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采取行动也可能有着同样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是既要考察决策支持工具在管控这种不确定性和制定气候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和范围，也要考察其在决策本身提出的伦理问题当中的作用和范围。

气候变化与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定义要素与分类法

自奈特的著作(Knight 1921)发表以来，人们鉴别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可以为其确定某种概率的、可测量或者说可保险的风险；创业的风险，或者说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特点，是有着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本节提供在已有文献中能找到的不确定性分类法和可能的各种定义要素，并说明人们就哪些要素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在将这个问题放置于气候变化语境之后，还将讨论与风险概念和无知(ignorance)概念有关的各种可能的联系。

不确定性来自于以下事实：未来受制于机会和各种偶然性。不同的未来是可能的——换言之，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人们作出种种努力预测未来，使我们能够以尽可能细小的程度预见我们的未来，从而针对我们可能的未来选择作出适当的决定。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要求我们运用预测和前瞻性研究，以便使未来更具可见性。不确定性是预测和研究的依据，但是，预测提供的是(决定论的或随机的)确定性，而前瞻性研究则是预言可能的未来。

在吸取叶赫兹克尔·德洛尔(Dror 1993)研究成果的同时，戈诺德(Gonod 1996)以认知各种过程的动态和定义不完善实体的逻辑为依据，提出了不确定性的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与带有决定论成分即几乎是机械论成分的预测有关。这指的是各种确定性——各种变动和转型规律是已知的、可以量化的过程。自然的规律常常被用来作为其技术方面的具体表现，在此，输入转化为输出遵循的是物理定律。第二种类型与随意、随机的预测有关。在此，转化的规律及支撑转化的等式是已知的。关于相关性和弹性系数的知识，使得及时预测未来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这些选择都有着发生的概率。例如，对消费量的预测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类型与包含质的确定性和量的不确定性的预测有关。过程的方向是知道的，但不能配以其发生的概率。例如，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的撞击作用就是如此。最后，第四种类型与包含质和量的不确定性的预测有关。要知道未来的各种潜能，那是不可能的。例如，这种不确定性可能起因于信息的缺乏，或者起因于变化的性质。

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通常是通过归因于很低的发生概率来解决的。按照戈诺德的观点，这是极其带有偏见的，因为这样做隐藏了无知，阻止人们提问正确的问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前瞻性分析在决策支持当中的有用性。同样，在随机预测的情形中，发生的概率并不能以任何一种确定性知晓，而是估计的或近似的。在此，就需要有其他补充性的考察，尤其是涉及与(科学)知识和信息——这在气候变化的情形中至关重要——相关的不确定性及其概念和系统内容的时候。当下正在发生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根源于过去，换言之，它们是过去的选择的结果。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当前和过去作出的选择的产物。我们对预期的或者说担心的未来的设想，将在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辩证联系当中影响我们现时的选择。

戈诺德吸取第一种类型，提议按照不同类型不确定性时间上的辩证性，将其划分为两大类型：过去和现时不确定性；未来不确定性。过去和现时的不确定性有着共同的类型，这些类型与可获得信息和知识的状况相关：(1)关于当前系统(时间T)和在过去距今n远的时期(T-n)主导的那些系统的状况的知识中的不确定性；(2)与当前和过去的过程有关的不确定性；(3)与系统内部的矛盾相联系的不确定性；(4)与当前行动者的战略和规划相联系的不确定性；(5)与知识的进展相联系的不确定性，这种进展消除了某些不确定性，又造成了另外一些不确定性。

第二大类型，即未来不确定性，增加了与关于过去和现时的知识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预期的过程，因此也增加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主导另一个未来时期(时间T+n)的系统的新状况。这些不确定性可以总结如下：(1)与新生要素和与过去的断裂(即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相关的不确定性；(2)与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相关的不确定性；(3)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及其传播相关的不确定性；(4)与社会创新相关的不确定性；(5)与社会中的矛盾的演变、爆发和解决相关的不确定性；(6)与未来世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相关不确定性；(7)与前瞻的时间、时期和过程的速度相关的不确定性。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预测操作中的不确定性的时间动态性，因为这使得预测方式的合理化成为可能，这种预测是在一个分析连续统之内，利用有关一个“系统状况—决策—行动—系统状况”链条中的因果过程和因果关系的信息，预测过去和现时的(无论是否是有意激发的)事件对未来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使得在决策过程中改进知识和更有帮助地组织知识(包括关于未知事物的知识)成为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使得人们可以不以与处理过去和现时的不确定性同样的方式处理那些与未来相关的不确定性。

尽管有这些意义重大的贡献，但这种形式的分类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不确定性程度的情况，而这种程度是决策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尤其是当设想的不同选择必须放到一个分级体系当中并且必须对这些选择的社会代价进行评估的时候。斯特林(Stirling 1999；2008)提出的分类法使得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可能。斯特林将各种情景分为四类：风险，模糊不清，不确定性，无知。这些理论上的区分，反映了以下实际情景：(1)已知结果，估算概率=风险；(2)已知结果，未知概率=模糊不清；(3)未知结果，估算概率=不确定性；(4)未知结果，未知概率=无知。

通过采取一种与斯特林的方法十分类似的方法，维克森等人(Wickson et al.2010)给这种不确定性分类法带来了更细微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模糊不清是下述情景的特点：必须使用许多不同的基准来进行计算。然而，对于在公共政策制定当中应当如何对风险进行评估或者说如何认知不确定性，这些作者并没有给出说明。相比之下，斯特林的研究不仅阐明了风险和无知的概念，将其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而且提供了一种关于可能的政治或治理反应的分类法(表1)。经典的概率论方法，依据的是来自统计上与某种初始方法和假设相关的统计员的个人信息，这种方法和假设随之会被用到数据上。当概率得到很好的了解(有丰富的可利用信息)时，这些都会显示出来。贝叶斯(Bayesian)概率论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依据与从前评估的事件相关的观察或概率定律来估算某个事件发生的风险。当概率不能得到很好了解(没有或难以获得信息)的时候，这些风险就会显示出来。

风险和模糊不清与戈诺德提出的分类法当中的第一种、第二种类型不确定性相对应，而这里的不确定性则与其第三种、第四种类型的不确定性相对应。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不确定性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不确定性既有认识论的性质，也有本体论的性质。“认识论的”(epistemic)一词，来自于古希腊语épistêmé，意指“与知识相关的”(科学的和其他的知识)，而所谓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意指与气候变化这种现象的性质或者说本质有关。乍一看，这种区分在我们的语境当中似乎显得有点牵强，但事实上这里的本质是管理集体性风险。来自古希腊语“onto”(意指“存在”)的本体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对一切存在事物的一般特性的研究。从更加当代的观点看，本体论是对某个领域的概念化；因此，它是对描述该领域的方法的某种(达成共识的)选择，允许对该领域本质固有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门别类(Gruber 1992)。因此，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越是取得进展，就越有可能准确地描述推动着这种现象的种种动态关系，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具有某种本体论性质的不确定性，常常跟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自然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不可预测效应相联系。例如，我们并不知道气候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有多敏感。这种关系并非线性的，了解这种相互作用的唯一方法，是进行敏感度分析；然而，发生某种不可预测事情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个范畴与不确定的时间辩证法相关，关于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反映出预见那些将会导致该系统的一种新状态的种种过程和变动的难度。因此，具有某种本体论性质的问题，是需要还原力(resilience)和鲁棒性(robustness)的。

认识论上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更加为人们所知，因为它们经常是一些科学争论的主题，这些争论与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说法和数据的可信性有关。现实中，在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方面存在着几个欠缺。事实观察的不完整性，存在误差或者有偏向的测量，意味着应当审慎对待种种模拟。与应用于综合性气候评估模型的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和范围有关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模型的预测能力，也都是可以争论的。例如，将经济、社会和气候的不同时间尺度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可能是有问题的，要求对未来作出强有力的假设。从这种观点看，这种类型的不确定性与那些跟过去和现时相关的不确定性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又与知识和可利用信息的状况相关。就气候科学研究而论，知识正在持续地取得进展。除了其他方面之外，由于有了增强模型计算能力的技术，由于不断努力结合多学科研究团队的知识，人们的观察和计算方法正在不断改进。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到电子处理器的能力每18个月便翻一番，只需要大约6年，计算机的能力便能提高16倍，那么关于海洋和大气总循环的模型的时空分辨率便能提高1倍(Hasselmann 1997)。我们应该还记得，在五年的时间跨度(1990～1995)之内，科学界(从事“气候变化科研”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的语言便从审慎(“我们不能肯定存在气候被扰乱的情况”)变成了断言：“辨别出人对气候演变的影响，是可能的”(Ha Duong 1998)。因此，这种类型的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

围绕着气候变化特征及其效应的规模、程度而形成的这一不确定性连续统，加上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处理那些并非单纯是技术性、而且还具有伦理性的问题。不确定性永远也不会降低为零，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尝试改造已有的决策支持工具，同时开发新的工具，以便制定管控潜藏风险的战略。

不确定性管理与决策支持工具：几个例子

环境影响评估

总体来说，环境影响评估(EIA，以下简称“环评”)就是运用一套与数学模型比较而言相对“软”的方法，目的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落实。因此，它并非用于分析和管理温室效应的特殊工具。然而，环评可以成为防止和管控与(经济)发展项目或政策相关的环境风险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在抗击全球变暖当中是有帮助的。环评具有包容性较强的优势，扎根于发展实践，并以下述原则为指导：不做有害之事(保护和防止：影响最小化(attenuation)和(或)赔偿)；各种利益相关方共担责任；承认将适应(adaptation)纳入到气候变化当中综合考虑、保持生物多样性、活动多样化和抗击贫困等战略的重要性。所有与环评相关的议题，都要求同时承认科学、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内容(图1)。

环评对管控有关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所能作出的贡献主要有两个。第一，环评可以产生符合实际的、高度语境化的信息，在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上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不仅仅是事关产生有关某个项目风险的科学信息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提请政策制定者关注所涉及各方对风险的感知，关系到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可接受风险的概念。具体来说，环评使得以下情形成为可能：认可、研究并推动人们按照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脆弱性而形成的自发性适应；通过参与和在各个层级和部门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干预措施改进治理；分析技术的适宜性和使用者采用技术所需的条件，同时考虑到文化和经济障碍；将适应与发展整合在一起，同时又不让它们之间互相抵牾。第二，环评是以能够提供以下要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认可模型的多元性和种种形式的知识；更好的培训和学科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只是分享成果，而且一起进行重点项目的开发)；识别获取科学信息的(技术、成本、语言等等方面的)障碍和减少障碍的能力；在科学与政治政策制定之间形成更好的联系；将所涉及的、包括“污染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包含在产生信息的过程之中。

图1 与环境影响评估相关的议题

资料来源：克劳利等人(Crowley et al.2010)。

结合了能源规划模型的动态、多标准研究方法的例子

这种研究方法的语境，是由全球气候谈判提供的，尤其是《京都议定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7)，它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强加到发展中国家头上。这样的分析聚焦于作为国际谈判机制的排放许可制度。这里的想法，是通过将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国际谈判之内而超越常规的框架。实践中，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增加，如果将它们排除在国际努力之外，似乎已经很难实现全球排放量的稳定。然而，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这种操作之中，引发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与公平相关的问题。现在，目标变成了开发一种决策支持工具，以便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不同未来前景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可用于在全球合作的背景之下公平分配排放许可额、公平分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负担。

正如图2所示，这套方法包含了运用多标准模拟(PROMETHEE，Brans et al.1986；Brans and Mareschal 2002)和动态模拟(D’Avignon et al.1996)，以便为确定排放权的公平分配界定方法。这涉及将标准附加到所采用的(从不同的公正概念产生的)不同公平原则之上，如表2所示。

图2 决策支持模型的一般方法论：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公平和全球性的前景方案

资料来源：瓦奥布(Waaub 2010)，依据的是维兰科特和瓦奥布(Vaillancourt and Waaub 2006)。

注：原则这一竖栏，对那些应用于分享排放许可的原则与那些应用于成本的原则作了区分。

随后，这些标准由(在国际谈判中代表着各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考虑，使标准能反映政策制定者自己的价值和优先级。这一多标准模型有三个主要阶段：(1)根据分配标准，对世界各个大区域进行评估；(2)计算一种优先级指数(priority index)；(3)参照各大区域在每个阶段的优先级指数在各大地区之间分配排放许可。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它考虑到了各大区域的基本需求、特点和随时间推移的演变情况，同时也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公平定义对这些考量进行调整。对敏感度和鲁棒性的分析也在进行，以便探索与该模型参数评估——诸如，根据政策制定者的优先级为种种标准确定权重，根据不同的标准(与测量指标相关的不确定性)对各大区域进行评估，等等——有关的不确定性的不同情景。因此，多标准、多行动者的模拟具有几个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其参与和起作用的方方面面包含了政策制定者(或利益相关者)，承认谋求体现问题复杂性的标准，同时又不使问题更复杂，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探索等。

第二阶段包含了运用一个TIAM(Times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的综合评估模型)来模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种种前景。TIAM(Loulou et al.2005)是一个全球模型，有着15个大区域，特征是具有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The Integrated Markal-Efom System，简称TIMES，是在国际能源机构的“能源技术系统分析项目”背景下于1997年开发出来的)的所有功能，包括：(1)一个气候模型，将排放量与大气和海洋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联系起来，并且通过一个放射力方程与温度联系起来(Labriet 2005，p.60)；(2)随机编程。这些是“自下而上”(bottom-up)类型的动态线性优化模型(其中，信息从最分散的层级向最大程度聚集的层级移动)。这些模型依据非常详尽的技术信息复制了能源系统，提供了更具综合性的结果，因此使用“自下而上”一词。由于这些模型考虑到与一个或几个大区域的能源行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演化过程，因此它们被用来对能源政策和气候政策进行模拟。由于这些模型是动态性的，其中提到了战略能源规划，从而使政策制定者能够确定与能源和全球变暖相关的大致长期战略。总的来说，对于能源政策而言，有可能考察的时间范围远至2050年，而气候政策有可能考察的时间范围则远至2100年。

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多标准方法与能源模型的结合使得以下一点成为可能：根据在世界每个大区域公平分配排放权的不同方案，对削减温室气体的净成本进行量化，并且提出以分担同等削减的成本方案为依据的许可权分配许可额建议(更多细节，参见Vaillancourt and Waaub 2006)。因此，这种结合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探索各种气候政策选择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的成本和可行性)，同时提出在一个不确定世界当中的合作制定政策流程这个议题。从更加技术性的观点来看，这种版本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使得人们可以对某种特定的气候政策选择的可行性、成本和(技术)方法进行评估。不过，它也因使用决定论的假设(完美的预测、市场，等等)而存在局限。结果，关于经济增长率、能源需求等的不确定性完全处在了分析的范围之外。

对于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对不同参数的敏感度分析进行考察，例如，通过给GDP增长率这样的某些外生参数赋予不同的值，或者通过运用不同前景方案之中的技术需求的价格弹性。承认不确定性的另一种选择，是利用随机的或鲁棒的模拟。现在已有一种随机版本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Loulou and Lehtila 2012)，它试图超越基础模型的决定论局限，明确探讨不确定性问题。随机编程是一种使人们可以在充满风险的世界当中确定最优决策的方法。目的是在模型的线性程序的参数上(全面或部分地)设置不确定性。通常，考察的参数是成本、技术系数的矩阵等。随后，将每一个参数作为一个具有某种随机分布性(反映了发生情况)的随机变量来考察。“目标”函数也变成了一种随机变量。为了使最优成为可能，必须选择一个决策标准——这通常是系统的预期成本和功用(Kanudia and Loulou 1998)。某个给定参数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在该参数的值展现的时刻由时间来分辨的。概率的分布和某个参数得到分辨的时刻或日期，可以再现为一个决策树状图。例如，图3描述了一个典型的“能源/环境”情景。在这个例子中，假定现时为2000年。不确定性适用于两个参数：(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水平，它可以有两个值——高或低，这将在2010年知道；(能源服务)需求的增长率，它也有两个值——低或高，这将在2020年知道。每一种备选选择的概率都在树状图的枝杈上显示出来，每一个都与世界可能的状态相对应。

按照这种想法，随后就是或者进行某种敏感度分析，或者进行种种权衡分析。敏感度分析适用于所展望的世界的不同(技术)状况，权衡分析则考察从典型目标函数中得出的最优解决方案(不存在不确定性情况下能源系统总实际成本最小化)和从包含不确定性、市场无法对其给出某种价格的目标函数中得出的最优解决方案。目的是在减排成本与温度升高之间找出最佳折中方案，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以应对不希望出现的气候风险的战略。这可以归结为进行一种将随时间推移获得信息的因素包括在内的成本—效益分析，因而有了随着时间推移修改战略的可能性。

图3 一个三阶段随机性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

资料来源：卢卢和勒赫提拉(Loulou and Lehtila 2012)。

承认不确定性的另一种选择是鲁棒模拟(例如，参见Babonneau et al.2010)。这种方法的目的，是通过产生一系列明确变成现实的相关过程而不是含蓄地通过概率来超越(随机方法中必不可少的)概率计算。这种方法被用于在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当中模拟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诸如与气候模型的敏感度参数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关于利用备选碳捕捉储存技术情况的不确定性。其基本假设是，决策者对于他们必须处理的不确定性的知识有限，只能为不确定性的(诸种)参数提供某种变动范围。然后，鲁棒模拟试图将最糟糕的情形即风险最大的前景方案的值最小化。

所有这些模拟选择方案，均有助于改进对某种不确定性的承认，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管控气候风险的战略。然而，对气候战略的评估——换言之，在当前的案例中，是指对根据不同的前景方案、随着时间推移作出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的评估——依赖于跨期权衡(inter-temporal trade-off)和折现法(discounting)的利用。一种折现率的选择，是以一套与对动因(agents)的预测、政策制定的观念、将后代纳入到经济计算相关的强理论假设(strong theoretical hypotheses)为基础的。与在不确定性当中的政策制定相关的很多争论，已经围绕折现率的选择而具体化。相比之下，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议题通常超越了关于折现率选择的讨论。我们将试图说明，尽管决策支持工具存在其局限，但它们在制定抗击全球变暖政策的尝试当中为何仍然重要，以及到底有多重要。

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与伦理问题

如果说“治理就是预见”，那么必须承认，当涉及气候变化的时候，这是很难的。随之，问题就在于存在高度科学、伦理和政治争论的背景下，需要对有关不同可能前景的不同动因的预测进行协调。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政府制定政策的传统模式，以便根据高度不确定性语境施加的制约因素进行调整。在国际层面上，这曾经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组(IPCC Working Group III 1995)的一个关注点。该工作组引入了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维度。第三工作组首先关注决策支持，尤其是抗击全球变暖(减排，以及更小程度上，是适应)政策的成本问题。支持气候政策的行动方面，则提出了相当重要的伦理问题。

成本必须在几代人之间分担，但是，怎样将后代人考虑在内，又以什么样的时间跨度考虑?我们准备作出什么类型的努力，同时又确保我们不因另一代人而让某一代人作出牺牲?随之，我们如何才能分摊负担?着眼气候变化重新考察社会正义问题，变得至关重要。传统上，再分配公正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既在现在又在未来分担气候变化的后果和收益的最佳方式。已经使用了最多燃料的国家，尽管搞不清楚，也应当让它们花钱吗?再分配是不能由市场提供的(Fertel 2009)，因为商业的动力会导致在效率最高、并不一定是最公正的地方遭到减排。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外部性这个术语的经济学意义上(Samuelson and Nordhaus 1995)将气候变化想象为一种外部性。于是，补偿便成为一种选择，但这是假设了给予气候变化的“输家”——既有那些因过去的行为的后果受损的人，也有那些经济上因为采取温室气体减排措施而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以为补偿是有可能的。像这样的行动，提出了可追责性(imputability)的问题，从而也提出了过去、现在、未来要对气候变化负责的人的鉴别问题。考虑到仍在影响这个主题的不确定性，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可能会有给国家之间谈判制造障碍的风险。面对涉及数代人的时间跨度，以及因此而面对的相当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程序正义常常被提出来，作为管理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原则(Fertel 2009；COMEST 2010)。我们不是就针对某项决策进行(善的、公正的)合理性论证的规范方式达成一致，而是应当重点讨论谁应当参与导致抗击气候变化措施形成的政策制定流程，以便使这一流程具有合法性。这种方法将决策流程视为种种利益之间、种种行动者的价值之间的谈判空间，目的是就行动的优先重点达成共识，同时承认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数据仍将萦绕着不确定性，承认认为不同的时间有着稳定价值观的假设存在着比较上的不合逻辑性。于是，我们就应当将政策制定理解为一个可以修正的过程，它可以逐步将新的科学数据纳入其中，赋予不同世代的人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尤其是在经济学家当中，这些问题已经围绕由折现率、期权价值和风险预防原则构成的问题而变得具体化。

气候变化、折现和政策制定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套经常被用来依据不同前景方案评估不同政策选择的方法。从图解来看，它包含：确定关于不同选择的成本和收益的叙述；运用某种折现率将这些叙述最优化；以正的净折现值采用这些期权。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之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成本，必须与其未来收益或者说避免的损害进行对照(Hourcade and Lecoq 2004)。从这种观点看，未来收益的现值取决于折现率的值。2100年1美元的成本，如果按8％折现，现值为0.1美分；如果按5％折现，现值为1美分(COMEST 2005)。如果我们假定，后代人富裕到足以可以以这一折现率为必须实行的政策付费，那么与当代气候政策的高成本相比，需要发生相当大的气候损害才能证明今天采取行动的合理性。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之下，理解为何折现率的选择成了这种重大争论的对象就不难了。

然而我们还应当记住，折现率的值的选择并不一定像有些辩论提出的那样是自由的。只有在一个再现种种可能未来的系统当中，它才有意义，不能将其与这些未来有关的前景方案的定义相混淆。在拉姆齐(Ramsey 1928)方式的、有着重叠世代的模型——比如那些用于气候变化综合评估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区域和全球影响评估模型”(MERGE，Manne et al.1995)中使用的模型——的语境下，折现率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还取决于与储蓄率、技术进步演化和增长率有关的假设。因此，折现率是外生于增长模型的。虽然我们不会涉及其太多的细节，但阿罗(Arrow 1983；1995)证明，在这种类型的增长模式中，折现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打个比方，一个关于高增长率的假设，会意味着折现率也高，因此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观点来看是不现实的。即便这种论证不再以某种完整的增长模式为依据，也肯定不可能设定一个任意的折现率。现实中，除了其他方面之外，承认未来增长率的不确定性，承认环境退化会对生产率产生影响以及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资本生产率产生影响，是必要的。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假设长期增长率为约1％左右，同时折现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是为了将技术进步演化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考虑在内。就环境退化的影响而论，解决办法就在于对有关生产率降低的预测进行定期重新评估。显然，对于有关折现率的争论，如果是在某个试图找出合理的方式将各种可能的未来的设想关联起来的系统之外，是不能作出合理考察的。

而且，当我们试图承认围绕气候变化存在的不确定性时，折现率也远远不是要考察的唯一要素。关于风险的经济学理论，随着摩根斯坦和冯·纽曼(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冯·纽曼(Von Neumann 1944)、萨瓦奇(Savage 1954)著作的发表，在20世纪40、50年代获得了很大发展。然而，他们所关注的是从某种规范的观点看个体决策的理性，而不是在不确定的环境语境下政府决策的有效性。这一欠缺，由受维斯布罗德(Weisbrod 1964)思想启发的阿罗和菲舍尔(Arrow and Fisher 1974)、亨利(Henry 1974)等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究所填补。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将预期功用标准应用于从一开始就处于环境风险语境之中的政府决策；另一方面是明确考察在这种语境下政府选择的时间动态。但是，这种最初提出时是为了理解外生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理论，并不能很成功地应用于温室效应，这特别是由于存在着某些外生性风险，换言之，就是那些取决于我们的决策，但不取决于不可预见的外部事件的风险。这种形式的不确定性，长期来说会导致多种均衡，换言之，就是导致必定具有某种发生概率的多种可能的未来。这种情景，就一种“平均的”可能未来并不一定与高发生概率相对应而论，某种程度上会让传统的权衡方法失效。而且，在一个充满风险而又没有概率性的未来当中，政策制定标准的使用从气候变化的观点来看仍然是相当无效的，因为对于在这种语境之下的决策过程而言，它是处在基本的问题之外的，这种决策过程正在协调的是行为主体的种种利益，以及他们在信息不完善且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对世界未来状况的种种预测。在这种条件下，(带有某种主观的发生概率的)预期使用量的标准仍然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因为它试图既反映行为主体对未来世界不同的可能状况的信念，也试图反映他们的偏好。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决策模式必须能够根据信息不完善的背景进行调整。而且，它必须能够吸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到来的额外信息，因而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一种具有连贯性、次序性和持续性的过程，对过去的决策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将期权价值包含到短期决策之中。

更准确地说，关于时间不可逆性的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在环境风险语境下当前的选择对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的后果。对于集体来说，当前选择的各种备选方案并不都意味着同样的未来决策动态。从某些选择进一步限制了未来可能的技术选择的范围意义上说，这些选择比另外一些选择更具不可逆性。问题就在于，不可逆性的程度将决定政策制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进其关于环境的知识、从而对其当下决策作出修正的潜力。这些在一种风险环境中的修正机会(关于风险环境的知识是不断演化的)，代表了某种期权。在一种这样的社会经济语境之下，政策制定者必定会考虑与其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演化以及他们的决策的未来含义。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期权价值必须成为灵活决策的一部分(Fertel 2009)。在这种决策语境之下，正如豪尔凯德和勒科克(Hourcade and Lecoq 2004)所证明，围绕(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折现率展开的争论相比较而言已经变得只具有次要意义。如果我们遵循成本—效益分析的逻辑，由于有了一系列温室气体浓度必须维持在其下的上限(而且考虑到不确定性的程度，在决策时上限的“正确的”值是未知的)，这种决策的关键参数便变成了经济体系当中的惰性的程度，换言之，变成了其快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总计加入到发生概率的值当中)，以及关于至关重要的温室气体浓度比率数值的信息的到来日期。如果我们遵循成本—效益分析的逻辑，我们就必须定义一个与每一种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水平相联系的损害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我们假设一个与温室气体浓度比率有着某种线性关系的损害函数，折现率才具有决定意义。这是唯一一种期权。如果这种损害函数包含了门槛效应，那么这些效应的存在本身及其发生的日期便成为关键参数，比折现率和经济体系的惰性更重要。随之，一切便都取决于对气候风险的预测，对它便有了某种足够的风险溢价，而且折现法的采用并不一定导致行动被无限期地推迟(Hourcade and Lecoq 2004)。这种折现率用作一种跨越不同时间的权衡工具发挥作用，防止现时对未来的武断，或者反过来防止未来对现时的武断。于是，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为下一个百年定义正确的政策，不如说是根据已有的知识选择一种明智的战略并定期对其进行修订(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6)。

这种方法要求有一种新的政策制定观念，不仅承认行为主体对于不同的可能未来的信念和偏好，而且承认这些信念和偏好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演化。信念和偏好问题凸显了一个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明确的新要素——潜在选择的伦理范围的要素。面对一种其后果不加区分地影响所有人类的现象，承认观点和价值的多元性，是可以找到的任何一种答案的合法性的前提条件。在下一节中，将对这个观察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将试图说明：有多么不同的伦理视角可以用来为种种答案提供要素，这些答案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同解读水平是相对应的；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些要素又是如何互相补充的。

预防与伦理视角的多元性

正如“里约宣言”(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中讨论的那样，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语境通常呼吁人们应用风险预防原则(Godard 1996)。根据这一原则，严重或不可逆转性破坏的可能，科学确定性的缺乏，不应当被当作延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境退化的借口。风险预防原则要求及早但“有效并适当地”承认科学尚未证明其存在的潜在风险，这既是因为任何一种已经观察到的破坏的起因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也是因为某种因新产品的使用和扩散可能导致的潜在风险还只是假设性的(Godard 2001)。风险预防原则也与防止(prevention)不同，防止首要的是谋求控制已知的风险。从这种观点看，风险预防原则的应用包括及时作出决策和落实措施，所谓及时，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必要的信息变成可以获得之前，而且具有在随后对那些决策进行修订的可能性。因此，风险预防原则是连续性政策制定的自然类推，反之亦然。从实践的观点看，风险预防原则的实施还需要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以作为对在高度不确定性语境之下政策制定过程需求的回应。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应当将政策制定过程视为一个空间，在此空间当中，人们可以着眼于为了就即将采取的行动达成一致，对利益相关方就不同的世界可能状态形成的价值、信念和预测进行协调。

风险预防原则让我们回到了气候变化语境下采取行动的伦理问题。在这一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的语境之下理解并因此按照风险预防原则进行的政策制定过程，需要同时对我们的行动或者我们的无所作为进行一种“伦理的”或“道德的”评估。如果我们正在试图从伦理的意义上思考我们的行动的价值，那么我们就面对着一个无法回避、简单得有点残酷的问题：我们完全确信我们做事永远也不应不顾后果吗?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的事实了吗？我们行动的后果，对我们来说完全属于未知，包括从伦理的视角来看也是如此?风险预防原则中包含的回答显然是：不是。因此，这又让我们回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像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些模型一样的决策支持模型，更多的是与以下问题相关：该做什么?气候变化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现象要求我们自问：我们想要(变成)什么类型的世界或社会?这些问题，从伦理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中性的。它们让我们思考：不管我们可能给气候变化问题找到什么样的(诸种)答案，这个(这些)答案都必须反映伦理视角的某种多元性。像经济的或综合性的技术评估模型(最优增长模型、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区域和全球影响评估模型、“掷骰子”(DICE)模型，等等)这样的决策支持工具，都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减少温室效应问题上的认识论不确定性方面。这些工具发挥作用，让政策制定者了解：根据某种假设性和推论性说法——它将手段与要达到的目的合理地联系起来，同时给“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答复——应当做些什么。这些工具，与人们所说的唯结果论伦理(consequentialist ethics)(而且通常还有一种唯结果论功利主义)相关。如果不涉及太多的细节，那么唯结果论认为，一个行动的(伦理的或道德的)价值只能通过其后果来判断。尽管人们对唯结果论还有更灵活的解释，但一种在现实中可能是善的行动选择，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却可能受到谴责，因为人们对于未来不可能获得无所不知的知识，由此来看，唯结果论仍然经常会导致悖论陷阱(paradoxical trap)。更准确地说，唯结果论关注的只是我们行动可预测的结果，而并不关注对这些行动的回溯性理解。这种伦理视角意味着接受以下一点：如果我们选择做某些事来推广一种价值或者一种善，而它却有着消极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无视行动背后的意图，在确定行动的伦理或道德价值的过程中只考虑其后果。这种视角依据的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假言命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它将手段与目的联系在一起，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同等看待。同样，唯结果论功利主义接受以下一点：一个行动，如果它给所有受其影响的人带来的是更大的善，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经济学中“正确的”政府决策的概念，尤其是寻求最优的政策制定模型(福利经济、最优增长理论，等等)，依据的就是这种伦理范式。所以，举个例子，帕累托(Pareto)的最优标准的构成，就是强制将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利益无偏向地最大化作为一种无条件义务。但是，如果超出了论证规范和价值合理性的元伦理(meta-ethical)问题的范围，在一种我们的行动有着最好的意图、但后果却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语境之中，那么唯结果论就不会真的让我们可以对那些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采取的行动确立某种道德判断。更糟糕的是，从一种涉及数代人的长期观点来看，我们并不能得到可能将受到我们当下决策后果影响的所有世代的同意。所以，我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唯结果论论证的情况下就抗击全球变暖的行动作出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依据这种伦理阐述的模型是完全过时的，但我们不再能够将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论证作为对决策的最终伦理论证。这证明了前述对政策制定观念进行某种修正的合理性：

因此，从实际同意——它的达成，是不能保证的——的观点来看，伦理是可以在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超脱的情况下探讨的。反过来，为了主张一种教科文组织的任务就是对其加以发展的具体普适性，这种伦理就必须建立在某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共识的基础之上，这种共识假定，在缺乏就其作出最终合理性论证形成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人们要就规则、评价的原则和机制达成了一致。

(Comité de pilotage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éthique de l’environnement in UNESCO，Division de l’éthique des scienceset des technologies，2010，p.2)

这促使我们考察“我们应当如何行动”这个问题，并且因此设想如果根据一个额外增加的、(我们可能会说是)补充性的伦理视角，如何对作为我们的意图的基础的那些问题进行一次分析。对某种共识——它在范围上具有普适性，可以指引我们的行动，同时又超越了论证政策制定规则的需要——的寻求，让我们又回到了康德的思想：既然我们并不知道人类行动的终极目的，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规则——一种按照道德的观点指导行动的、可以普遍化的标准。从道义论伦理学(deontological ethics)这一术语的限定性意义上说，康德的命令(即道义论伦理学的基础之一)是，指导我们行动的道德规则(或者说规范)必须是绝对的——换言之，它们必须与我们的偏好、欲望和目的无关，将自身强加于我们之上。这种伦理观不是通过推广价值而将手段与目的联系在一起，而是视支配行动的规则为一种让人感到荣幸的义务，从这一点来看，它与唯结果论是不同的。随之，这种观点就是，要就规则(或规范)达成一致，以便让人们与后果无关、因此也与欲望和偏好无关地行动，但同时又接受价值的某种多元性。在此，道义论的思维与气候变化语境下“一起做决定”的程序模式产生了联系。通过寻求就范围上具有普适性的政策制定机制达成社会政治和经济共识，使得让价值的多元性具有可见性成为可能。这种机制具有普适性，因为权利观念与义务观念的理性联系赋予了这种流程当中的每个“道德的”个体的地位以合法性。因此，这种伦理观在以下政策制定概念当中得到了回应：政策制定是一种空间，其中，与世界不同可能状态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价值和预测得到协调。一些决策支持工具，如多标准分析，为这种方法提供了功能上的支持。

然而，这些问题之下潜藏的伦理问题甚至走得更远。最终，它们要求我们不仅挑战我们的决策方式，而且挑战我们思考我们的种种关系的思维方式，首先是与跟我们自己不同的他者的关系，然后是与(作为种种认同、团结和契约逻辑之间的互动场所的)社会的关系，最后是与(作为一种不能被折减为一种商业价值的生命要素的)整个自然的关系。考虑到我们今天已有的知识，这种思维意味着思考我们可以合理地渴望什么作为未来。从某种伦理的视角看，它强调通过确定和承认价值(这些价值不再单纯是抽象的行动指南)共同体而实现从观察到参与的必要性。一些德行伦理学理论家(Williams 1981；1985；Williams and Smart 1993；Williams and Zagzebski 1996)提出，价值论(axiological)概念要高于规范性概念。他们认为价值比固定的规范更重要，因为一些价值既作出规定又进行描述，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的决策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变得具有可见性。这里，字里行间透着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对伦理语言的理解，也是对某种共享性(shared)生活方式的一种实际参与形式，并且同时在建构我们在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伦理体验(Wittgenstein 1980)。在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t)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 1990)看来，这种对行动的伦理参与必定包含一种集体性的、契约上的协商，在协商中，对于支撑讨论的条件必须事先加以定义。这另一种伦理观可以视为与处理气候变化政策制定问题的第三种方法有关。决策支持工具使得以下一点成为可能：让政策制定者知道我们的决策的可能后果，以及在时间或长或短的情况下没有作出这些决策的后果。在寻求就政策制定过程的规则和机制达成一致的语境下对这个过程进行审察，既赋予了这个过程本身以合法性，也赋予了所有参与的利益相关者以合法性，不管他们是穷是富，是温室效应的始作俑者还是受害者，与就决策进行的伦理论证的任何一致意见都无关。最后，这里讨论的第三点，会使我们能够将实际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对支持和参与也许可以视为所谓合意的共同未来起到推动作用)明确化和语境化。决策支持模型的运用，使我们能够对争辩作出厘清，而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可以以这些争辩为基础，以便确定作为所设想种种选择方案的基础的伦理价值，从而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就可以指导国际社会走向行动的规范和规则达成一致。

因此，不同的伦理视角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在决策支持工具带有唯结果论特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为这些伦理视角适用于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不同层面。从伦理议题的意义上把握气候变化这一现象的复杂性，要求结合运用不同的伦理视角，同时尊重其合法的调研领域。

围绕气候变化的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种复杂和全新的挑战。与有关这种现象的性质、原因和效应的不确定性一起的，还有那些与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决策(或者说没有决策)在某种连续但非线性的动态当中的影响相关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将这种不确定性降低到允许人们计算一个也许能为社会“合理地”接受的风险水平，那是不可能的。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传统的政策制定和行动的概念，并且改编我们的决策支持工具。特别是，我们不再能够将一个决策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我们对自己行动后果的预测知识或预期知识的基础之上。诸如成本—收益分析等传统方法变得难以实施，因为它们既以与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有关的强假设(strong hypotheses)为依据，又以通过折现赋予的潜在未来收益的价值为依据。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抛弃决策支持工具，与简单地运用这种工具、没有给予其局限性以足够的考虑，是同样危险的。如果明智而审慎地使用，决策支持工具就会使得降低许多不确定性成为可能，尤其是认识论性质的不确定性。在一种连续性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并且在与风险预防原则结合使用的情况下，这些工具会提供如下优势：让与人们设想的决策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变得明确，这在随后可以用作集体深思熟虑的基础。因此，从一种伦理的观点来看，这些工具使得人们在深思熟虑的过程当中确定争论中的规范和(或)价值成为可能，并开辟了就可以指导集体采取行动的规则和规范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所以说，它们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将它们视为政策制定当中的合法性的唯一承担者。对于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其他调研领域相对应的其他标准，也必须给予考虑并进行协商。这要求我们从某种伦理视角多元性的意义上就政策制定和行动提出设想，以认识跨期性政策制定(inter-temporal policymaking)当中涉及的复杂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和伦理观点：决策工具的作用_相关性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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