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当代价值
李亚宏 杨 洪
所谓义利观就是关于伦理道德(义)与物质利益(利)的关系及人们如何看待这二者关系的观点。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说，不论中外，只要涉及到伦理和道德问题，就无法撇开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由来已久，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始终。就儒家而言，朱熹在《与延平李先生书》中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张“义以为上”、“舍生取义”，确立了儒家义利观基本的思想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的义利观——义以为上、见利思义
义利关系问题虽然不是由孔子首先提出，但孔子是把义利观纳入道德范畴的第一人。在孔子的言论中，义就是适宜、合乎情理，所谓“义者宜也”(《中庸》)，“义”含有适宜、正直、合理、合法、公正、公平的内涵。而“利”就是利益、功利，在与“义”相对应时，孔子之“利”特指“私利”。由于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此，他有关义利关系的言论，对儒家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孔子承认追求私利是人的本能欲望。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嫌贫爱富是人的本能，关键是获取富贵或摆脱贫贱都要走正道，要符合道义。所以，接下来他提出追求私利要以合乎“义”为前提。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意思是通过行不义之事得来的富贵，如同飘忽即逝的浮云不值一提。显然，孔子赞同和支持人们通过正当的手段，合理合法地去获得财富和利益，并不是只讲义不讲利，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
其次，孔子认为如何取舍义利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尺度。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要看他在面对个人私利，特别是不正当的利益时，是否能够坚持普遍的社会道德原则、恪守职业道德。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取利，而在于是否深明大义，能不能用“义”来约束自己的取利行为。所以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不仅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言谈举止文质彬彬，而且唯义是从。“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他说：“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君子把义看作是最高的道德修养，为人处事的根本。当然，君子也要生存，也要发展，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面对利益，君子首先要考虑的是符不符合义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义然后取”(《宪问》)。用义来制约人们的求利行为，是孔子义利观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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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义利观所倡导的公平、公正、守法、重义的理念和原则，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塑社会主义新型的义利观，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调和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多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孔子承认求利是人的本性，赞同在合乎“义”的前提下追求正当的私利，义与利不是对立排斥的关系，在看待义利两者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上，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二、孟子的义利观——义利共存、舍生取义
荀子在义利关系上对孔孟的义利观既有继承，也有新的发展和突破。首先，他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人既有“好利”的本能，也有“好义”的本能。他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荣辱》，以下凡引《荀子》只注篇名)肯定人欲是正当的，是人必然的需要，不论天子庶民，还是君子小人，都概莫能外。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大略》)荀子不仅把“求利”看成是人的本能，同时也把“好义”看作是人的本能。这一点，较之孔孟只单纯地强调“求利”是人的本能欲望，显然更进了一步。
其次，在孟子看来，义与利是一对互为依存的统一体，“义”是内在的行为规范，而“利”是外在的实际行为，义因利而存在，求利必须依义而行。他主张把是否符合道义作为是否应接受物质利益的前提。《滕文公下》中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认为，只要符合义的原则，那怕得到的是“天下”这样的大利，也应该问心无愧，欣然接受，但如果不符合义，那么即使是一篮子饭这样的小利，也不应该接受。此外，孟子还对利义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上》)阐述了物质利益(利)和道德水平(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物质利益和道德水平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物质利益的增长，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没有稳定的财利作为生活保障，那么，就很难有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极力劝告统治者要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形成稳定的道德观念，才会愿意用道义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总之，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他们重义而不轻利，主张义然后取，反对不义之富，提倡以义取利、利不害义，肯定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热情支持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求。从先秦儒家义利观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义和利，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只有义利合一，两不偏废，社会才能和谐，才会进步。义利，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义与利同等重要，我们既不能“重义轻利”，也不能“重利轻义”，而应该义利兼顾、义利并重。当义利发生重大冲突，两者无法兼顾时，则要有“舍利求义”、“舍生取义”的勇气和境界。
儒家义利观认为，义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义是在利的基础上产生的伦理道德。一般来说，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道德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提升提供了物质保障。不讲利，义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成了空中楼阁。对利益的追求和向往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们的普遍心态。先秦儒家认为追求富贵、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人们应该保持一种进取精神，大胆地追求物质利益。社会要重视经济发展，个人也要积极地创造和获取财富。这样做于国于家、于人于己，都是有益的。
三、荀子的义利观——义利两有、先义后利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义利观。首先，他认为人们都有追求私利的欲望，并且肯定了这种需求是合理的，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上》，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明确指出：希望尊贵，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这种对财利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属于人的天性，所以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认为人的这些欲求都出于天性，无可厚非。孟子没有把人们的利欲之心和逐利行为看成是恶的东西，而是把它归为人的天性，这实际上肯定了人们求利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其三，荀子把如何处理义利关系视为衡量品行优劣、区别君子小人的重要尺度。认为品行高尚的君子，一举一动都符合义的行为规范，在利益面前能够做到“以义制利”、“以公义胜私欲”。而品行卑劣的小人，一切以求利为目标，他们唯利是图，无视道德，也无视法律法规。他说：“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荣辱》)认为君子和小人虽然天性相同，但谋利手段和途径不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择手段。君子把仁德作为恪守的原则，以道义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又说：君子“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不苟》)。君子也希望获得利益，但决不为非作歹。由此，我们不难从中体会荀子在对待利义问题时的鲜明态度。
其次，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荀子主张先义后利，求利要服从道德原则，所以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大略》)。对于如何才能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克利”，荀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理论，这就是权衡比较。所谓权衡比较，就是在决定对“利欲”的取舍时，必须考虑其所产生的两种影响和后果，一是对社会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二是对自己到底会带来荣誉还是羞辱。他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不苟》)很显然，荀子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求利行为，强调利人利己，主张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其三，孟子认为追求道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当利与义发生尖锐冲突时，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当生命和大义无法同时兼顾时，孟子主张宁可抛弃生命，也要坚守大义。由此可见，孟子把义提高到了超越生命的地位，也由此确立了义在道德体系中的终极价值。
四、儒家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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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富民是基础。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大经济发展的力度，满足社会求富的基本愿望，使人民得到实惠。事实上，个人的求富心理，是整个国家及民众利益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支持和肯定个人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去追求个人应得的利益。构建和谐社会，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并不是要人们放弃自己合理的物质利益，单纯地去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是让人们在对待物质利益时，树立一个正确的取舍标准，做到以义制利、义中取利。
儒家在强调义利统一的同时，也指出了义对于利的优先地位，认为义高于利，应该“义以为上”(《阳货》)、“义然后取”(《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义是利的思想保证，对利的追求需要义的指导和调节，只有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相结合，利的追求才会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物质文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道德领域却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以及极端的自私自利等恶劣行为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干扰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摆正义与利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不在于谋利本身，而在于谋利的手段。在儒家先贤看来，人们要想获得财富必须采取符合义的方法和手段，要取之有道，取之有理。用不义的手段获得财富是不足取的，也是可耻的。当今社会，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国家、残害百姓的事件屡屡发生；大搞权钱交易，巧取豪夺而非法谋利的事件也时时见诸报端；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损公肥私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要消除这些危害社会的毒瘤，儒家义利观主张的仁中取物、义中取利，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和方法。
葛局长这根线，成了许沁的救命稻草。王立给许沁授计，许沁依计行事，先请葛局长吃饭，再送钻戒。三四万许沁也心疼，但相比二十来万是小巫见大巫。许沁送了钻戒，税务果然不找许沁麻烦了。
(作者：云南省普洱市普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邮编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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