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在中、苏两国的不同结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两国论文,在中论文,结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3-0061-06
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是同一个词语。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经 历复杂的词语。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它几乎成了共产主义的同义语，1863年拉萨尔 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的党的党纲，后来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大多取名社会民主党。但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原则性的保留，认为用社会民主主义来表述共产党的主张是“绝 对不行的”，也是“不确切的”。[1]列宁在1914年就主张抛弃被玷污和败坏了的“社 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恢复共产党的名称。此后，社会民主主义就成为与共产党的学 说对抗的思潮。社会民主主义虽然经历了几次失败和破产，但是终于在1951年成立的社 会党国际宣言中被正式宣布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式成为当代社会党代 表性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党国际在冷战时期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以敌对的态度对 待共产党及其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果造成了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长期对抗。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在反战运动、绿色运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曾经出现向 左转的趋向，那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向右转的趋势。某些共产 党向社会党演变，而某些社会党则向帝国主义国家的极右派演变。社会党越来越资产阶 级化，它们与典型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民主社会主 义”这个词都显得太“左”，英国工党主席布莱尔竟然以“社会的主义”(SOCIAL-ISM) 取代民主社会主义。既然这些著名的社会党人都不屑于言社会主义这个词，那么“社会 民主主义”应更加接近它们的本质。
在80年代，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卷入了改革的浪潮，然而不过10年，却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结局。其中原因固然复杂，需要全面分析研究，但对待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 义的不同态度，却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本文力图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 。
一、共产党与社会党调整相互关系的动因
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调整运动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期开始的，到80年代后 期达到高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系的调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两大阵营的解体和中美关系的缓和
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对立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形成两大阵营开始的。 在两个敌对的阵营之间，社会党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对共产党的仇视导致他们成为帝 国主义阵营的仆从。当时，他们对抗共产党的政治节拍与帝国主义国家保持一致。
世界格局的最初变化发生在60年代初。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公开 进行论战，关系急剧恶化。两大阵营的概念实际上在那时已经不存在了。在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高潮过后，中、苏之间爆发了珍宝岛战争，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世界 各国的共产党都要在中苏两党的不同主张面前作出选择。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 、朝鲜、越南等国与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显然不再是“一个大家 庭”。这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在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联处处压倒美国，其势咄咄逼人。在世 界各地，凡是美国不得不撤出的地方，苏联都立即打入。在苏美争夺中，美国陷入重重 困难，招架不住。正如1969年尼克松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承认的：“我们精神上感到贫乏 ”，“我们陷入战争之中”，“我们四分五裂”，“地球上是一片紊乱和冲突”。在美 国人被动的情况下，坚持与中国对抗的意义降低了。因而尼克松提出了自己的“主义” ：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可以和潜在的敌人拉起手来。这种“拉手”的欲望与中国改变 国际处境的意图吻合。因此发生了戏剧性的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恢复在联 合国的席位、尼克松1972年访华、签定上海联合公报。世界形势大变，此后不到两年半 的时间里，西方竟然有99个国家与中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 ，在这时已经开始解体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两极对抗被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取代 了。
冷战时期一直站在美国一边的社会党，面对这一变化，需要重新作出自己的选择。
(二)社会党国际领导人的变化促使社会党对共产党政策的变化
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党人调整对共产党的政策的步伐加快。早在1968年初 ，社会党国际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情况问题工作组”，开展研究活动。法国、 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芬兰、卢森堡等国的社会党先行与本国的共产党开始合作。整 个社会党国际也进行着这样调整过程。虽然这个进程曾经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 克事件而停滞，但并没有完全停止。1972年社会党国际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议 ，取消了不与共产党合作的禁令，“社会党国际的各个成员党，在解决同其他政党双边 关系问题上是自由的。”同时，对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满意。[2]到了70年 代中期，由于社会党国际新当选的主席勃兰特的上台，这个趋势就大规模地展开了。
1976年11月，社会党国际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当选为主席 。勃兰特自1969年出任西德总理后，大力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新东方 政策”。他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就结束了社会党国际自50年代以来长期被英国工党控 制的局面，政策的变化更加显明。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接触开始了。1979年10月，社 会党国际派出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共总书记举行正式的会见。1981年2月，以党的领 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为首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 谈。1984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建立了党际之间的正式交往。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增加了两类政党接触的条件和动力
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最早是由中国开始的。在苏联，这个 过程开始于1982年以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普遍地反思自己的历史过程，寻找改变政策 的契机，对社会党的评价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党评价的重点主要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第三世界发展，建议 在这些问题上加强合作；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差异，不应该成为谋求合作的障碍。“ 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这个态度使得社会党人受到极大的鼓舞 ，增加了接触的动力，扩大了接触和合作的范围。
苏联共产党自从送走勃列日涅夫之后，对内外政策进行全面的反思。改革逐渐带有实 质的性质，许多苏联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抨击斯大林的模式、否定过去对社会党的历史性 的评价作为调整与社会党关系的出发点，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他们不是立足于同社会党 合作，而是接受社会党的主张，把自己变成社会党。他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多 党制的迫切性”，接受社会党的“政治新思维”。[3]这就激起了社会党不曾意想的改 变苏共的可能，这推进了社会党方面的积极性。其实，这里已经埋藏着与西方霸权主义 合作极右趋向的可能。
无论社会党出于哪一种动机，对共产党接触的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社 会党与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新局面就这样到来了。
二、中、苏调整对社会党政策的不同做法
过去，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长期对立是历史形成的，双方都有责任。随着历史情况的变 化，不断调整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也是正常的，合乎事物的规律。但是，在调整关系 的过程中，执政的共产党出现了极端主义的倾向。这就是为了调整关系而否定共产党自 己的历史，肯定对方的全部，从而变成追求社会党，抛弃共产党的性质和本质。凡是这 样做的，结果是亡党亡国，毁了共产主义事业在一个国家的成就和前途；凡是较为冷静 的，就能够取得较好的结局。中苏两党调整与社会党的政策的不同做法，导致了完全不 同的两种命运。
(一)谋求相互合作，还是变质合流
中国共产党调整与社会党的政策，出发点不是欣赏社会党的纲领和政绩，而是作为总 体外交的一部分，寻求平等的党际合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这样的政策保持了党的主体性。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党的外事工作 突破了只与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关系的局限，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联系 ，开始了接触。1981年2月，接待了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1984年5月又 接待了勃兰特率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当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德国总理勃兰特 认为，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持第三世界的问题上，社会党国际可以派小组与中国进行接 触。中国共产党着眼于社会党反战、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积极的作用，实行合作，共同 创造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期间还有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 会党和荷兰工党先后来华。到1986年，我党已经与36个社会党性质的党建立了党际联系 。在这一政策调整过程中，党的整体表现是基本冷静的。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认为 ：毋庸讳言，我们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问题 上双方能够谋求共同意见或采取共同行动。[4]有关学者也能够正确地认识英国工党的 性质，直到90年代初仍然认为，“历届工党领袖都是依靠左翼发迹，但最终必须执行右 的政策才能上台执政。工党不少‘有功之臣’不仅得到封官，而且晋了爵。马克思、恩 格斯当年把英国的假社会主义称为‘穿燕尾服的社会主义’，的确言之有理。工党人士 承认其党章中关于公有制的条款只是遥远的理想”。[5]在1988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 也曾出现过过分吹嘘社会党政绩和理论的小热潮，甚至把社会党的政策说成“消除了三 大差别”等等，但在当时中国的整体政治氛围里，并没有占上风。今日想来，真是中国 人的幸运。这样一种大氛围就保持了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本质区别，确立了一种正常的合 作关系。
苏共的做法就不同了，与社会党关系的调整导致党的变质。他们不是处理自己党的外 部关系，而是从本质上投靠社会党。苏共对于社会党关系的最初的转变始于1956年的苏 共二十大，大会提出了可以而且必须与社会党合作。为此，赫鲁晓夫从彻底否定斯大林 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最终提出了类似社会党，理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是 一定程度的质变或者说是质变的开始。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时期，苏共加剧了这一 质变的过程。当时的苏联学者认为，“苏共中央《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 领草案抛弃了消极对待各社会民主党的教条主义僵化态度，……，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 切……正在打破原先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经典的狭隘框框。”[6]在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潮流中，苏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也彻底消解了，他们与社会党越来越难以 划清任何界限。他们自己也有深刻感受：“几年前要指出共产党与社会党人的立场差别 并不特别困难，今天相反，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容易，而要弄清常常隐藏在看法和 提法表面一致后面的本质区别却极其困难，……，今天国内的基本政治分野线不在苏共 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而是在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社会的 这种社会主义新形态的拥护者与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的信奉者之间。”[7]苏共认 为党内的分歧超过了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原则区别，这反映了苏共与社会党在本质上 的合流。对此，苏联不少党员和群众提出了警告，指出“苏共在社会民主党化”、“正 在不知不觉地滑向社会民主主义”。这些批评见诸报刊，也出现在高校的群众性集会。 这却导致苏共的所谓“主流派”对党内健康力量的打击和批判。苏共“主流派”提出： “不揭露反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是不行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观点是信奉极权主义 意识所固有的一种偏见。”[8]一边投入社会党的怀抱，一边打击阻挡这一变化的力量 ，结果是促进了合流。戈尔巴乔夫等人一意孤行，把苏共引向社会党化的邪路，最终葬 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总结大党主义的教训，还是发展大党主义错误
苏联对待社会党的态度曾经影响过兄弟党。在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中，是确立新型的 党际关系还是以新的大党主义代替过去的大党主义，是个原则问题。
中国立足于总结教训确立新型的党际关系。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我们党坚 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 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9]这是处理各国共产党党际 关系的四项原则，随后也运用于处理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这四项原则总结了历史经 验教训，立足于纠正大党主义的错误，在新的基础上确立的正确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 ，“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 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各国党的国内 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 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10]根 据这个原则，我们既不接受大党主义的干涉，也不去干涉别人，彻底与大党主义划清了 界限。
苏联戈尔巴乔夫则不是这样。戈尔巴乔夫虽然大谈所谓“兄弟党的自主性”，但是对 苏共在历史上犯过的大党主义的错误，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继续坚持赫鲁晓夫以来的 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思想，认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已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 奠定了基础”，还公开提出延长华沙条约的期限，甚至以赫鲁晓夫式的语言提出各缔约 国要“对对表”，“我们打算今后几年加快一体化的进程”。[1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随着他背叛社会主义的程度，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空前的政治干预，逼迫各国按 照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演变。他频频出访东欧各国，力图使各个社会主义国 家都按照“新思维”进行改革。他支持了颠覆罗马尼亚的1989年的政变；他把“新思维 ”强加给民主德国并推动了动乱；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从柏林回国后公然宣布：“昂 纳克下台指日可待，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统一了。”[12]他甚至还迫使德国继任的 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引入”苏联的改革，接受新思维。匈牙利执政党蜕变为社会党并选 出主席两个小时之后，就接到戈尔巴乔夫的贺电。在1989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 国的动乱中，都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新思维”的口号。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妄图以新 的大党主义强迫各个兄弟党向社会党演变，从极右的方面发展了历史上大党主义的错误 。
(三)客观看待相互关系的历史，还是单方面否定共产党的历史
共产党与社会党在历史上的对抗关系，是由于当时的具体背景决定的。调整关系是根 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所作的决策，它并不能说明责任单共产党一边，更不能说明共产党不 如社会党。在这一点上走向极端，必然导致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调整与社会党关系时，保留了原则性的区别，对有争议的问题持冷静观 察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对自己历史采取了客观公正的态度，维护了共产党自己的历史 实践。
戈尔巴乔夫则不是这样。他借调整与社会党的关系，把重点放在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实 践上。似乎在历史上的对抗，社会党是无辜的，而罪责全在共产党。在苏共提出“人道 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之后，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推动了向 社会党的演变。他们对社会党百般崇敬：“崇尚实际的社会民主党一贯运用不同的变化 的意识形态和概念。它不信奉由僵硬的政治文化制造出来的社会结构的神话。……站在 新思维立场上的苏共与社会党国际的接近是实质性的。”[13]与此同时，对自己的历史 则进行谴责：“我们所建成的正是这种‘另一种社会主义’，即不人道的、不民主的、 扭曲个性的社会主义。”[14]同时，苏共“主流派”对一切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和打击。 党内有人清醒地指出“苏共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以及“向社会民主主义让步”、“ 苏联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危险”，但都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其结论 是：“我们认为，不揭露反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是不行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观 点是信奉极权主义意识所固有的一种偏见，而极权主义意识可能是今天民主改革的最顽 固的反对者”，最后的结论就是：“社会民主党是我们探索的方向”。[15]这样，共产 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界限成了无关紧要的，而是否拥护“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成了最 高原则。这不是与社会党调整关系，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的背叛。
三、不同的结论和不同的结局
在20世纪最后20年发生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中，中、苏两个国家的执政党对社会党的关 系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政策。今日，结果不言自明。回顾这一过程的基本经验教训，对 今天的共产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
中苏两个执政党对社会党的不同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党的性质。中共认为社会党是同盟军，是与其他民族主义政党相似的 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我们与之在战略上有共同点、相似点，更有本质上的原则性的 分歧，是本质不同的两类政党。从而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继续充当着社会 主义改革的领导者。当时的苏共认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乃是两支同源的政治 队伍”，是同志，甚至在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方面，社会党比共产党更加有效。因此， 他们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把社会党说成了一朵花。他们宣布，谁如果仍然坚持 “社会党是资本家的管家”这种说法，就是“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流毒没有肃清”。 结果，苏共与社会党全面融合，消除界限，使共产党变质，落入自己决不愿意的“湮没 在未来的五光十色的多党制的社会中”。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共在改革中保持了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界 限，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意识形态。其基本 主张是不同的。合作不能抹杀主体性的区别。因此，提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尊重各国人民对自己社会道路的选择。而苏共在改 革中首先否定了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把它当作“僵化的模式”加以否定 ，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进入歧途。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党的28大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 主义的纲领，就是向社会民主党和西方提交的投降书。这种主义很快把苏共送进坟墓， 导致72年历史的苏联毁于一旦。
第三，关于调整与社会党关系的战略目的。中共调整与社会党的关系，是为了创造一 个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正 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 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16]这样 的对外方针追求正常的交往，具有长治久安的战略性质。苏联则与美国霸权主义争权， 不是借助就是投靠。苏共调整与社会党的关系就夹带着谋求霸权目的。调整对外关系的 基本原则是有利于增加抗衡美国的砝码。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带有极大的冒险性。他 初期一相情愿地想象苏美关系中“对手不得不成为伙伴”，目的是排斥美国，构建以苏 联为盟主的所谓“欧洲大厦”。当时他担心“我们不希望有谁一脚踹开全欧大厦的大门 并且喧宾夺主地坐在主人的座位上”。[17]为了争霸的实利，他讨好东欧的“新马克思 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各派势力。为了达到大面积的融合，不惜 出卖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把自己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党。当“改革”走进死胡同时，他 又甘心充当美国的附庸，显出不能自立的“儿皇帝”相。
中苏对待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结局，是由于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
首先，两国党的历史基础不同。苏联历史上具有长期存在的孟什维克势力，可以叫做 潜在的俄国社会党。这股历史的残渣很容易接受西方传导过来的民主社会主义之类的改 良主义思潮。而中国历史上则不存在社会党活动的基础和土壤，中国历史上无资产阶级 民主运动的传统和现实可能性，无改良主义政党生存的条件。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势 之一就是具有革命的彻底性，没有改良主义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共内部没有类似孟什 维克那样的派别。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很困难。
其次，两国党的理论基础不同。这表现在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中共长期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出现了毛泽东思想。在 历史上中共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 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邓小平理论。中共有自主能力和鉴别力，能 够与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苏共自从列宁、斯大林之后，历届党的最高领导人，理论 修养极差，出现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令人耻笑的人物，又出现了像勃列日涅 夫这样的昏昏的政客，他们长期保留并发展了“全民党”、“全民国家”、“全人类的 利益高于一切”等修正主义理论。党的领导人理论根底肤浅，潜存着变质的可能。因为 ，修正主义在本质上历来就是与民主社会主义相通的。
再次，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中共尊重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对历史问 题取慎重态度。即使在纠正毛泽东主席晚年“文革”错误的时候，也采取科学而稳妥的 态度。虽然中国国内也几次出现过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潮，但是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 政策。改革不能否定老祖宗，这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而在苏联，是以戈尔巴乔夫 为首的党的总书记带头向列宁、斯大林进攻。在否定苏联历史的氛围中，党的队伍溃散 ，苏维埃政权灭亡。
最后，在理论战线上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同。处于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包围 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 和民主观念会无孔不入地侵染革命的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更是如此。中共在 改革中旗帜鲜明地开展了批判精神污染的斗争，宣布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搞 20年、50年甚至70年。这维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而苏联则不然，自从赫鲁晓 夫开始，支持敌对势力“解冻”思潮，亲自批准发表或出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艺 术作品。到了戈尔巴乔夫，完全颠倒了黑白，大肆批判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心向社会党 靠拢，最终成为出卖工人阶级事业的罪人。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72年的苏联消失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向前推进。中 苏两国对社会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导致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其中深刻道 理，值得人们深思。
收稿日期：2002-04-06WWXX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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