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取径与反省 ：20世纪 40年代陈序经 、费孝通美国文化观之比较 *
刘集林
内容提要 20世纪4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费孝通、陈序经先后访美，分别留下了较详细、系统地介绍美国文化的著述，希望借鉴美国经验，推动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社会与文化重建，改变中国以落后农村为主的面貌。但二人笔下的美国文化形象明显有别：在陈序经那里，美国文化处处占优势，在费孝通那里则优劣互现。不同的倾向体现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理想型与实践型。二人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后积极、努力介绍美国文化，体现的正是当时知识分子在复杂时局中，期望通过文化借鉴与反省，寻求社会文化重建的忧患意识与迫切心情。而二人的美国文化形象与其说是对立的，毋宁说是互补的，且二者均强调吸收美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谓殊途同归。
关键词 陈序经 费孝通 美国文化 理想型 实践型
近代以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经常拿其他国家的案例比对、审视中国的问题，省思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比如1943-1945年，新华社就连续三次在美国独立日发表评论，赞颂美国民主自由，以批评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注]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1944年7月4日、1945年7月4日。 既然美国镜像对中国如此重要，那美国是什么，不免让人怀想。1945年，社会学家费孝通感叹，中美接触了这么久，“竟没有一本解释美国的书流传在中国读者间”，以往中西文化讨论虽多，但多限原则问题，缺乏“详细地、有系统地介绍西洋文化”的基础性工作，“所以结果发生了‘全盘西化’等说法”。[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51～152页。按：该书系《初访美国》(1945)、《美国人的性格》(1947)、《访美掠影》(1980)三书的合集。 因此，费于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访美期间，即写了“旅美寄言”等系列访美观感的文章，发表于国内报刊；1945-1947年，又相继出版《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等具体介绍、诠释美国文化的著述，指陈美国文化的得失，反省融合中西的合理出路，在当时颇感前途迷茫的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颇有意思的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核心人物陈序经，此时也在“详细地”“系统地”做介绍美国文化的基础性工作。就在费自美回国的同时，属于费孝通老师辈的陈序经于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间也应邀赴美演讲与研究，并于访美3月后发表对国内的广播讲话《借镜与反省》，呼吁国人借镜美国文化的精神，反省自身文化。[注] 陈序经：《借镜与反省》，《大公报》1944年11月22日。此系陈序经于1944年10月17日在旧金山对国内的广播讲话。陈序经手稿记发表时间为“民国卅二年十一月廿二日”，误。 同时，因“所见所闻，印象很多”，故分类记述，最后完成了一部10余万字的《美国文化观》手稿，并着手出版。[注] 陈序经著述的手稿主要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但以往未见《美国文化观》，故以往研究陈序经者，未涉及该著，近年来，陈序经家属在家中整理遗稿的过程中，才发现这部陈序经的亲笔手稿(南开大学图书馆藏陈序经诸多手稿实请人代抄，非原稿)，并交南开大学图书馆保存。另据旅美友人告，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亦藏有是稿。另：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陈序经陆续撰写了20册“文化论丛”手稿，《美国文化观》即为其中之一。此20册文化手稿，陈序经准备陆续出版，194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先行出版了其中的《文化学概观》(全4册)。现藏南开大学图书馆之《美国文化观》手稿，内有诸多关于排版的格式、字号的毛笔批点，如第三章“美国的教育”首页即是，且另写有“排时注意，不可污损，保留原稿”字样。可见《美国文化观》正在出版过程中，可能是时局日趋紧张的原因，该书在1949年以前，终未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此书稿显然已不合时宜。 手稿对当时的美国文化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在介绍中反省自身文化的相应缺失。陈、费二人均为当时国内知名的社会学家，均意识到详细介绍西方文化以反省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且因其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专长，[注] 陈序经留学美国时的专业为政治学，辅修社会学，同时因关注中西文化问题，也阅读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回国后主要从事社会学、文化学研究。费孝通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又在清华大学习体质人类学，后留学英国随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攻人类学，回国后，主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两人对美国文化的介绍，确实比当时其他纷纷介绍美国文化的文章、著述要“详细”“系统”得多。但二人的立场却明显有别。因此，结合时代环境，比较二人此时的美国文化观，不但有助于从一侧面展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亦可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反省中西文化不同路径的理论问题。
一 、处处优势与优劣互现
陈序经的《美国文化观》除“自序”与“结论”外，共12章，外加一附录。分为三编。第一编叙述美国的道德、宗教与教育，第二编叙述美国的家庭、乡村与城市、政治、经济，第三编分别叙述对美国四个地方的观感，四地分别为美国东北部的农庄——平景庄、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城市格拉蒙、东北部的中等城市纽黑芬及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结论是作者往返美国途中的一些杂忆。附录“借镜与反省”，系作者1944年10月对国内观众的广播讲话。从框架来看，前二编包括宗教、政治、经济、伦理四大方面，而这正是陈序经文化理论所强调的文化的四大重心。第三编的地域观感，既包括大、中、小三类城市，也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乡村；既包括纽黑芬这类东部旧城市，也涉及格拉蒙这类西部新兴城市：这四个地方可谓整个美国的缩影。因此，从陈序经的文化学体系来看，《美国文化观》实际是用观感的方式试图对美国文化进行全面展示。
与陈序经相比，费孝通的美国文化著述虽然多(“旅美寄言”包括8篇通讯、《初访美国》由16篇随笔而成，《美国人的性格》由学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论美国人性格的8篇读书笔记组成)，却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外在框架。不过，总体来看，其美国文化论述意在“找出一个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脉络”，[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78页。 也是对美国文化政治、经济、信仰、婚姻家庭、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其结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的学术背景。如在《初访美国》的16篇单篇论述中，“人生的另一条道路”“贫困的早年”“自由之邦的传统”等解释美国文化的渊源、自由、平等、进取的精神，“幸福单车的脱节”“劳资的鸿沟”“经济的修正”等揭示美国经济自由的演变、劳资关系的对立、经济民主的出现，“鬼的消灭”“眼睛望着上帝”等剖析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老而不死”“男女之间”探讨美国人的养老、婚姻与家庭状况，“民主的沉睡”“平民世纪在望”等介绍美国政治上民主参与的消极表现与平民政治崛起的新趋势。《美国人的性格》则专门从源头与现实表现方面探讨美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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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二人谈美国文化，相对而言，都有“系统性”的特点，涉及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目的都是如何从美国文化中借鉴反省，建设中国新文化。但二者借鉴反省美国文化的价值倾向显然有别：在陈序经看来，战时美国不但是最富且强的国家，更时时刻刻具有做事的精神。具体来看，美国文化方方面面均强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当深入反省与全面借鉴。费孝通亦注重宣示美国文化自由、独立的精神，不过也颇留意到其消极可虑的一面，因此对于美国文化的态度是：既要取法其自由、竞争的精神，也应发扬中国传统优势弥补其现代性缺陷。简言之，从文化比较的眼光来看，美国文化在陈序经那里是处处占优势，而在费孝通眼里则优劣互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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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序经认为，在道德方面，道德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要素，体现为诚实、讲信用、爱和平、义勇、忠勤等方面，体现为战时、战后对中国一如既往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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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方面，针对国人以为美国人家庭观念薄弱、没有中国人家庭情感浓厚的认识，陈序经指出，中美比较而言，美国家庭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精神，美国婚姻是两情相悦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婚姻，中国旧式婚姻是父母压力下的机械式婚姻，美国人离婚的虽然日渐增多，也正是为了寻求两情相悦的感情的缘故。美国父母对子女的情感着重培养子女的自立意识与谋生能力，而中国大家庭制度则易使子女依赖成性、懒惰成风，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2.3.1 播种期对红花经济收益的影响 从播种期来看，4月5日播种的利润最高，达到29 223.6元/hm2，其次是4月15日播种的利润为21 022.4元/hm2，随着播种期推后利润降低，5月5日播种的利润为3 462.0元/hm（2表5）。
在政治方面，陈序经认为“美国的政治，不只是比英国民主化得多，而且是世界上最民主化的国家罢！”[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美国妇女积极参政的热情、美国人不使用特权、美国言论自由、竞争公开理性的情形，莫不与中国适成鲜明对比。
在经济方面，指出美国正通过遗产税与所得税等法令去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强调从一般人民的日常经济生活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大致上，美国人是比任何国家的人民不只舒服得多，而且均平得多。”[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从比较角度看，尽管美国经济上也有不少问题，但与我们极度匮乏的经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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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序经不同，费孝通既注重揭示美国自由、平等、进取的文化精神与历史渊源，也注重观察美国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社会问题与发展趋势。
文化理念的差异，也使得二者观察美国文化的表述方式明显有别。陈序经的表述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叙述与解释一些所见所闻的事情，是一些琐碎拉杂的事情”，希望读者从这些琐碎拉杂的事情中领悟美国文化的真谛。所以，陈序经的美国文化观并非理论表述，而是自身对美国文化体验、观感的记录，期间也有历史的回顾，但更注重的是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点点滴滴的具体事实，是一种活生生的直观体验的描述。从陈序经访美的行程看，他主要在各校演讲中国抗战情形，并受各地学术机构或友人邀请或讲学或旅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所见更多的是战时美国积极、进步的一面。而费孝通则正如他自己所言，其论述美国注重“社会结构”的剖析，注重“从历史的过程中看到美国人生活的脉络”。[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205页。 费也有现实观察，但更多的是以现实社会现象与问题为引子，由此追溯事情的历史演变，思考合理的发展走向。在《初访美国》一书中，除了“平民世纪在望”与“经济的修正”两文侧重现状的介绍外，其他各文的历史意识均十分明显。如指出美国人“崇尚平等，爱好自由的精神”是在美国拓殖时代的乡村精神中形成的。“攀登成了美国人特有的性格”，因为重视个人的攀登上进，所以美国工人们缺乏“阶级意识”，从历史渊源上看，美国早期的移民本是从西欧“负了气出了门”，所以移民社会不重视祖宗，鼓励孩子“蛮一点”，“每个人都在向前看”，在家庭观念中，父母之爱是有条件之爱，“他们的目的是强爷娘，胜祖宗，比他们更美国化”。在这个靠自身努力的“竞争社会”中，“美国人注重的是fair而不是equal；是公平，不是相等。竞争的社会中，真正的成功是要使人心服的。”[注] 分别见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6、27、157、166、197、183、169、176页。
在经济方面，费孝通先是指出，由“科学”与“民主”两轮组成的“幸福单车”，因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而脱了节，造成了贫富不均、弱肉强食的严峻现状，使得享受自由的人越来越少，直接违背了《独立宣言》所规定的人人应享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科技进步迎来了“机械时代”，却使人变成了身心疲乏的“经济人”，难于适应人性的发展。相应地，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形成了劳资关系的明显鸿沟，这既不利于积极民主的开展，也造成了经济繁荣与不景气的固定循环，劳工运动因是而兴。后来，费孝通也指出，美国正在努力做“经济的修正”工作，注重经济民主，并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处(TVA)为例，详细说明该工程如何在企业利润与公共利益之间做了良好协调。
此外，二人不同的学术旨趣也值得考虑。大体而言，陈序经主要从事理论工作，留学期间，专业为政治学，主要关注主权论，辅修社会学，主要关注文化学问题，都是基础性的、宏观性问题；因父亲为侨商，经济上较为充裕，从留学生的类型来看，大致可归为经济宽裕的上层留学生，眼光所及，更多体验的是美国的时髦文化与进步生活，有更多中美进步悬殊的直观感觉；因其单线进化论的基本倾向，主要是从宏观上着重于中国的都市化、工业化，看问题的眼光可谓自上而下，但又很少从事深入的社会调查工作。尽管其一度因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做实地调查，并实地考察过河北定县等地的乡村建设情况，但总的来说，其调查并不深入，其思想言说主要从学理出发，树立西方理想目标，全面批判国内现实问题，在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上属批判型、理想型学者。众所周知，费孝通作为人类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从事扎实的实地田野研究工作，以切实解决现实乡村经济的发展问题为己任，从《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到《乡土重建》，均着力探讨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经济、农村工业，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之路，其学术取向可谓自下而上，属于实践型、应用型学者。
总体来看，陈、费两人的美国文化论述主导倾向虽不一致，但二者也并非截然对立，二者所谈有同有异，如二者对美国文化中男女之间注重情感、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性、乡村生活的富裕便利、美国妇女重视家庭、战时积极就业等方面的探讨倾向是一致的，[注] 费孝通对乡村生活现代化、美国妇女不乱来、战时积极工作的观感可见其“旅美寄言”之“关于女人”“如此农家”部分。详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31、142页。 但二人对美国的代际关系、贫富差距、妇女参政的表现、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观察则角度不一，乃至立场对立。如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陈序经主要介绍基督教在美国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战时天主教、犹太教兴起后各教冲突中的协调性的一面，说明“所谓宗教自由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要素。”[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而费孝通则侧重肯定基督教那种“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与美国富人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种种事实，认为基督教精神的关键尤“在承认不完全而不放弃完全的理想” ，因此基督教精神正是配合现代西方民主与科学文化的“三角杆”。[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11～113、116，94、99，121页。 与陈序经极力斥责“中国是一个多神与多鬼的迷信的国家”不同，费孝通从人同过去、同传统的情感的联系性、神圣性出发，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认同中国的鬼文化，认为“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而无鬼世界，“总觉得它缺一点东西”，并不令人羡慕。[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11～113、116，94、99，121页。 再如妇女参政，陈序经以所遇见的夫妇俩参加不同的政党及昔日的房东老太太抱病坚持参加选举，说明美国夫妇参政的独立性及积极参政的权利意识，并认为在战时美国，“到好多地方到投票场去选举的多是女子。”[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费孝通则以1940年大选的具体数据指出，因贫富差距使战时选民弃权成为明显现象，其中“最容易弃权的自然是家庭里的主妇”。[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11～113、116，94、99，121页。 此外，相对而言，陈序经所探讨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内容更为宽泛，如他花了两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教育层级体系、学术研究内容的内部结构，用四章篇幅做四个区域的个案探讨，这些都是费孝通的论述中很少涉及的内容。所以，从了解全面美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二者又毋宁是互补的。
二 、理想型与实践型
陈序经对现实中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可谓全盘肯定，认为处处优于中国文化，所以应全面“借镜”美国文化，来“反省”中国文化。从陈序经的文化理论体系来看，《美国文化观》实际上是通过对美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具体观感，进一步充实其前此理论上的全盘西化论著述。从这个意义上，《美国文化观》可以说是其“文化论丛”体系中十分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刚刚经历了新一轮关于西化问题的论战，全盘西化论再次受到多方批评，但陈序经全盘西化的基调始终不变。1947年底，在与梁漱溟就当时的宪政选举问题的论战中，陈序经依然明确宣称：“我以为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比不上西洋的，所以中国需要西化，彻底的西化，全盘去西化。”[注] 陈序经：《选举·宪政与东西文化》(一)，《世纪评论》1947年第23期。 从其《美国文化观》来看，陈序经理想中的西方文化，与胡适一样，也是美国文化。
而在费孝通那里，美国文化虽然表面繁荣富裕，但其内部结构却并不平衡，在养老、信仰、机器异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黑白种族歧视尤为道德上的“毒刺”，而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表面实际蕴藏着严峻的贫富差距、贫民与财阀的对立。因此，学习西方文化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不能盲目西化，最好能结合自身的历史、传统特点，中西融合。从这方面看，美国文化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尽管在《初访美国》中，费孝通还曾对美国经济的修正、平民世纪的来临表示乐观，但随后两年来美国政治对内对外的动向令费孝通颇感失望，认为美国已抛弃了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开始走回头路了”，因此把目光转向英国寻求新的借鉴对象。[注]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99～508页。
因此，从借鉴美国文化反省中国的理念来看，陈序经与费孝通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文化的两种不同路径：全盘吸收与批判借鉴。从类型的角度来说，可称为理想型、批判型与理智型、应用型。之所以有这种明显的区别，与二人不同的理论渊源、人生经历及学术旨趣等息息相关。
从理论渊源上看，陈序经的文化理论取向早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时已基本形成，即以文化人类学中单线进化论为核心，有机融合人类学中的历史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社会学上的文化社会学派而成。他强调文化之间只有程度之差而没有性质之异，因此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也完全可以全盘西化。[注] 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104页。 费孝通则在1936年留英前就在吴文藻、派克、史国禄等人的影响下从社会进化的旧社会学观点转而接受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基本观念，注重文化的平衡，认为了解社会变化时要把重点放在人口、土地(环境)和文化之间的平衡上。师从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斯基后，费孝通对功能主义更为会心。而马林诺斯基在对待异文化的问题上，正不同于进步学派：着重写“欧洲人的愚蠢与偏见”，阐明土著居民同文明人一样富有人情味。[注] [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37页。 在费孝通那里，就体现为“邦各有道”：“重要的是在从各国的传统和处境中去了解他们为什么采取某一种方法，更从领略各种方法的妙处中去为自己社会寻求一个适合于自己传统和处境的方法。这就是我所谓‘邦各有其道’的真谛。”[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4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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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经历上看，陈序经出身侨商家庭，10岁开始去南洋求学，先后游历、求学于新加坡、东南亚各地、广州、上海、美国、德国，学习、生活经历极为丰富，且学习异常刻苦，并没有多少时间去真正深入观察中外社会，[注] 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增订本)，长征出版社，2007年，第11～70页。 因此，从小直观感觉、观察到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他内心强烈的震动，时间越长，其全盘西化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实质上对实践层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未必有更深入的认识与温情的体认。而费孝通则出身于江南小镇的绅士之家，在故乡吴江小镇、苏州先后读完小学、中学，故乡从小带给他的更多是美好温馨的回忆，尽管后来求学于北京、伦敦，继续接受系统西方教育，传统的生活方式于他影响仍甚深，在《初访美国》的第一篇随笔中，费孝通就坦陈自己十多年来生活习性没有多大改变：“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着传统的性格和成见，对于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41、8、8页。 所以费孝通对美国机械时代导致工人身心疲乏的现象深表忧虑。
而从二人的留学背景来看，留学国整体的文化氛围似乎也对二人多少有些潜在的影响：陈序经主要留学美国，偏重理性的唯理主义色彩明显；费孝通则是留学英国，英伦的重视传统的经验主义意味浓厚。[注] 关于欧陆的理性主义与英伦的经验主义的论述，详见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47页。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就是在美国真正确立的，而在1947年出版的《重访英伦》中，费孝通首页就明确表示：“我是爱慕英国的”。[注]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39页。
在政治方面，费孝通一方面回顾美国民主的历程，指出美国人民“在经济权力的控制下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平等”，以往的政治主要体现为“财阀政治”，大多数平民在选举中或弃权，或依附财阀，从而体现为“民主的沉睡”；另一方面，随着大战进程的推进，美国平民日渐感到战后生存危机，政治意识、责任感也逐渐增长，通过对诸多平民政治组织崛起及其活动的观察，费孝通认为美国拉开了“平民世纪”的序幕，“今后将是平民世纪”。[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84～87、135页。
上述区别使得二人在看待、介绍美国文化时，陈力图全面展示美国文化的优势，相应地以此来反省本土文化；而费孝通则需要具体分梳异文化的长短得失，以利现实实践的借鉴与运用。所以在赴美途中二者的感触就有明显区别：陈序经“看到美国物资的丰富，技术的飞进，以及其官兵与人士的工作的努力，与其招待的殷勤，既很为感铭，又至为羡慕。”到美之后，游历各处，耳闻目睹，无不“增补了我的这种感想”。[注] 陈序经：《借镜与反省》，《大公报》1944年11月22日。 而费孝通也因其切实观感，就担心在中美文化问题中，其“白天文化没有生根，晚上文化却已深入”[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41、8、8页。 的问题(按：白天文化指美国的进取、平等、自由的一面，而晚上文化却为颓废享乐的一面)。因此，常以审视的眼光观察思考美国文化。如同样面对美国贫富差距问题，陈序经更强调在日常生活方式与消费水平上，美国已经均平化；而费孝通则看到，差距体现为劳资鸿沟，平民参与政治的消极，由此形成对美国自由、平等观念的根本冲击。又如黑白歧视问题，陈序经更注重黑人权利争取的历史与法律上认可的黑白平等，而费孝通则从历史与现实的表现中将其视为美国道德上的“毒刺”。
在教育方面，陈序经极力铺陈美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大学人数之多、男女同校之普遍、女子教育之发达。进一步指出，美国高校在发展应用科学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鼓励纯粹科学的学理研究，同时美国的大学“就是对于所谓文法各科，以及其他的社会学科，也是很为注意”。相比之下，“反观我国近年以来，主持教育的人们，拼命去提应用科学，而忽视了纯理科学，结果还是走向七八十年前曾国藩与李鸿章所走的路，这可以说是新复古的政策罢。”[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我国之一般主持教育者，因为自己学了理或工而却拼命去袒护理工，偏重理工，有意去蔑视文法，摧残文法，这真是自私，这真是短见，这是无识。”[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如在养老问题上，费孝通感到美国和欧洲各工业国家里，老年人受到社会与子女的冷落，“年老了实在太苦”，老头们年老一退休“我想想都可怕”，指出“一个社会不给老年人一个安心之处，也就使每个人心里永远得不到着落。”[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84～87、135页。 不过费孝通并非简单肯定我国尊重传统、敬爱老人的老人优势，他也指出这与封闭性的农业经济紧密相关，阻碍了经济发展；西方年轻的文化虽然不敬老，但却养成爱好新奇、勇于尝试的禁区精神，因此，他希望中西结合，能形成“老而不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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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试图区分的批判型、理想型学者与实践型、应用型学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两种价值取向类型。这种区分目的不在评判陈、费二人美国文化论述的高低之分。从二者的展示内容来看，陈的论述更具体、全面，费分析更为深入，二人各有所长。
三 、时代环境与殊途同归
不同的价值取向使得陈、费两人对时代环境的认识也各有偏重。抗战后期，一方面战局基本已定，胜利在望，抗战建国思想中建国性的一面日受重视，这一时期，因国民政府开始倡导社会重建，“社会建设”已然成为流行词汇；另一方面，从国内政治层面上看，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国共两党的对立与摩擦日益加深，而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派也分外活跃。在费孝通回国与陈序经赴美的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9月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积极运动，扩大影响。在社会方面，在经历了多年的全面抗战的努力后，整个社会似乎从初期的激昂紧张日益走向疲惫颓唐。知识界纷纷撰文批评日趋败坏的社会风气，如社会学者陈定闳提到：“目前因为贪污，淫乱，奢糜，争夺之风特甚，故有人主张社会风气需要改革，觉得如果一任其自由发展，必致江河日下，弄得社会不社会，国家不国家，遑论抗战？遑论建国？”[注] 陈定闳：《社会风气改革问题管窥》，《东方杂志》1946年第6期。 部分政界要人对当时弥漫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萎靡气象也是忧心忡忡，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日后回忆，在1943年，“国内军事，政治，社会各方面，腐败糜烂，已至顶点，人心由望治而至思变。”[注]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93页。 当时在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觉得“1943：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注]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陈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因此，在政局微妙、社会混乱、思想多元的时代，中国社会应向何处去？就成为萦绕在关切国运的知识分子心头的头号问题。而向西方“文明”国家借鉴学习，在反省中寻求国家与社会的重建之路也就成为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之一。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借鉴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和苏联，尤其是在公众眼中代表政治民主的美国与代表经济平等的苏联。
从近代以来的中美文化交流来看，国人对美国形象应该说并不太陌生。至少自幼童留美以来，知识界对美国的认识就逐渐增多。1898年面世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对李鸿章于1896年在美国访问近半月的行程做了较详尽记述，涉及在美人事往来、各城市、大学、华人社会、基督教舍己为人的普世精神等。在20世纪初的留学美国热中，诸多留美学生已在报刊上纷纷介绍其留美生活与留美观感。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增刊上发表了10多万言的《新大陆游记》，更是对当时美国的自由精神、政党政治、地方自治、大公司经济、纽约等城市现状、华人现状、南部黑人、妇女生活等方面做了较多的介绍。以梁启超文字上的影响力，应该说在当时的知识界是产生不小影响的，诚如论者所言：“对当时闭目塞听的国人继续起了启蒙作用”。[注]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何守真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钟叔河“序”，第7页。 1905年赴欧美考察宪政的戴鸿慈所撰之《出使九国日记》，也于1906年底出版，内中逐日记录了其自西至东访美近一月的活动与观感，尽管戴鸿慈的观感与李鸿章的游记一样，系走马观花式，但多少也是对当时美国部分现状的勾勒。五四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欧美尤其留美群体回国后在知识界居主流地位，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更常常在诸多报刊发文介绍美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不过，对国人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也不应高估。以梁启超西学知识结构的局限性，自很难对美国文化有较为深入、客观的认识，且梁氏介绍乃是其1903年游美的印象，也难使后来的读者继续产生兴趣。而五四以来知识界对美国的介绍并不系统(即便是极力提倡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在40年代前，也没有具体论述美国文化，只是笼统地介绍西洋文化)，所以费孝通才感叹当时并没有一本解释美国的书在中国流行。[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零星出版过美国史的书籍，如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美国史家俾耳德、巴格力二人撰写的《美国史》的中译本，被列为当时的“大学丛书”之一。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人姚绍华自撰的《美国史》，收入当时主要面向中等程度学生阅读的“中华百科丛书”。但前书只写到了一战，后书甚简略，才百余页，且侧重经济。因此，当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全面描述现实美国、解释美国文化的书确实还是缺乏的。 结果，不但普通大众对美国形象模糊朦胧，在费孝通看来，连大学教师，“甚至到过美国去的，对美国也是隔膜得很。”[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48、147页。 基于此，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时代环境中，各报刊杂志介绍报道美、英、苏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著述明显增多，美国无疑成为留英、留美学子最重要的关注对象。以《东方杂志》为例，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44年3月-1948年8月，撰文专门介绍美国各方面情形的文章有30多篇，其中1944-1946年尤为集中，共27篇之多，充分说明当时知识界对美国文化的关注。但这些工作与抗战前知识界介绍美国文化相似，毕竟还是主题分散、读者有限的期刊文章，且以牵涉现实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问题为多，难窥美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与根本精神。
有感于此，这一时期，先后访美的费孝通、陈序经，基于强烈的“责任心推着我”，[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148、147页。 在较为繁忙的访美研究、演讲之余，都不惜费时费力以自身观感详尽、系统地介绍美国文化，“让大众的人们去阅读”，[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以适应当时国内战后社会重建的需要。可以说，陈、费二人介绍美国文化的背后蕴含的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国家、社会责任意识与关怀意识。
面对社会风气如此败坏的环境,一向具有批判精神的陈序经更是感触良深,在全面介绍美国民主各方面表现后，他不无愤懑地写道：“人家是真正的民主，而我们却可以说是官主罢！人家是真正的民治，而我们却可以说是官治罢！人家是真正的民国，而我们却可以说是官国罢！”[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自然令陈序经更坚定了其全面学习西方的、理想型的既有主张，因此在《美国文化观》中以自身观感处处揭示美国文化的优势，想让“大众的人们去阅读”，以进一步警醒“官主”“官治”“官国”的中国。这也是西化派在介绍西方文化时所持的基本理念。如五四前夕，胡适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美国的妇人》，从诸多方面详细介绍美国女子“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的“自立”精神。整个讲演，只举美国女子的优点而不提弱点，明显偏颇，对此，胡适解释道：“我们观风问俗的人，第一的大目的，在于懂得人家的好处。我们所该学的，也只是人家的长处。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不如单注意观察人家的长处在什么地方。”[注] 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1918年第3期。 是不是应该不批判人家的短处自然值得商榷，但从借鉴学习的角度来看，着力介绍人家的长处以反衬自身的缺陷，也实在是学习异文化的应然态度，这也正是西化论者、理想型学者的贡献所在。但实践型学者如费孝通也深知，在操作层面，全盘西化既无必要更不可能，面临社会建设的良好时机，当务之急是如何理性认识西方文化，进而“民族自省”，取长补短，切实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通过学习哈佛课件，我认识到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情绪管理存在问题，放任了情绪的发展，无形中增加了沟通者之间的对抗，给沟通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第二，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忽略沟通对象的需求，使得自己与他人的交集变小，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变得更少了；第三，在遇到问题时，一味去指责他人，而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从借鉴美国文化反思中国现状的角度来看，二人的美国文化观都有明显的时局针对性的一面。如陈序经在“宗教观”中，虽提到美国的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派有互相批评、指责的一面，但也强调指出，各派宗教领袖正尽力补救这一弊端，各派教士们联合起来到处演讲，呼吁各教“努力合作，为国家为社会求幸福”，据作者观察，这种合作运动得到诸多地方一般美国人的“热烈的参加”，“很努力去推动”。“至于实际方面的合作工作，也逐渐的发展。”[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在“政治观”中，陈序经强调“在民主政治之下，言论自由在政治上占了重要的地位。”[注] 陈序经手稿：《美国文化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1945年。 并详细介绍选举过程中，两党之争的公开性，程序理性化、民主化的情形。对美国总统竞选竞争激烈，但一经选定，大家握手相贺的情形，陈序经也感慨万千：“这种公开的批判与讨论的精神，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注] 陈序经：《借镜与反省》，《大公报》1944年11月22日。 陈序经在这里着重介绍宗教宽容、合作的精神，政党竞争的公开、理性的民主真谛，似乎针对的正是当时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控制与压迫。费孝通在《民主的沉睡》《平民世纪在望》《经济的修正》三文中，既从消极方面批评美国因“财阀政治”而导致民众对选举政治的消极参与的历史，又从积极方面，介绍各民间团体纷纷兴起参与政治，民间与政府合力谋求公众福利的新趋势。这也正是为当时国内知识界极力呼吁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提供反思的样板。[注] 当两年后费孝通观察到美国并没有按他预测的状态进行后，又把目光转向英国，认为战后英国工党上台后所采取的种种社会主义措施，证明可以经过不流血的革命实现自由和平等，美国的政治民主和苏联的经济平等可同时并存。详见[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因此，陈序经和费孝通笔下的美国文化形象，虽然相貌不一，但都是在时代环境中爱国知识分子力图在借鉴中认真反思自身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努力刻画。从学理上看，无论是陈序经还是费孝通，诸多具体的论述都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无论是全面揭示美国文化的优势还是理性深入分析美国文化的得失，从借鉴异文化的角度来看，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反成互补之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表面上看，陈序经、费孝通分属两类不同的学者，且费孝通的介绍美国文化还有抵制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面。但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二者介绍美国文化的根本理念则是一致的，即：借鉴美国文化，反省中国文化，并不在借鉴美国文化的形式，而在挖掘、吸取其国家的基本性格与精神。如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与《美国人的性格》中，“一再提到‘自由’‘平等’‘竞争’‘成功’等等观念”，因为“这些是美国人民所坚持的理想，是代表着他们的价值标准”。[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207、117页。 对美国文化，“我们若是羡慕他们，值得我们羡慕的，决不是他们已有的一切，而是他们创造的过程，和推动他们去创造的劲。还有，……是他们所具的理想，一个以基督为象征的爱的世界，同情的人间！”[注]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6年，第207、117页。 访美时的陈序经在面向国内发表广播讲话时，更明确提出：美国文化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人民“对于其文化的发展尤不遗余力的去求进步。他们还时时刻刻在前进的进程中，他们无论作什么事情，都有了提早先登的精神，……这是他们作事情的精神，也是他们推进文化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以及其他种的精神，他们的文化才能日新月异而常常进步，反观我们的事事落后，恰成了一个反比例。”在“自序”中，陈序经语重心长地指出：“落后只有急起直追，而美国的文化而尤其是作事的精神以及其精神的文化，实在可以作我们的借镜与反省。假使国人读了下面各章而能愿意去这样的作，那么，不只著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可达，就是将来的中国也可以像美国一样的富而且强呵！”[注] 陈序经：《借镜与反省》，《大公报》1944年11月22日。
因此，从为大众立言、进一步加强对美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通过借鉴美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以反省自身、以切实推进中国社会建设而言，费孝通与陈序经可谓殊途同归。
* 基金项目： 天津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陈序经‘文化论丛’手稿的整理与研究”(TJSR17-003)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9)04-0109-08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