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卡夫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夫卡论文,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夫卡一生都被“矛盾”所困扰，各种矛盾的每一次冲突与厮杀，都无异于在他心理上新开了一条沟壑。多次受伤的经历，并没有使卡夫卡提高为人处世的“智慧”，他仍然如浑朴单纯的少年，好了伤疤忘了疼，旧恨未消，又添新愁，反复被卷入到心理矛盾的漩涡中去。他对家庭反叛又依恋，对工作厌倦又敬业，对环境绝望又屈从，对婚姻拒斥又向往，对写作狂热又冷静，对孤独恐惧又追求……悖谬式的创作心理，使卡夫卡几乎成为一个具有“精神分裂症”的作家：精神上的难言苦痛，对人生来说可能是不幸，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却是“穷而后工”，成为不可多得的丰富深致的心灵体验。下面我们将以注解的方式，对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进行诠释，来解读卡夫卡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现象。
一
1922年1月16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内部世界的那个时钟走得飞快，像是着了魔，中了邪，不管怎么说是以非人的节拍在走动；而外部世界的那个时钟呢，仍以平常的速度费力地走着。（注：叶廷芳编《卡夫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这则卡夫卡“晚年”的日记显示出卡夫卡“灵魂”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卡夫卡内心深处的创作激情疯狂、亢奋、躁动，而外部的世俗世界单调、平庸、乏味，这一极不协调的内外差距，不仅是心理时钟与生活时钟的错位，而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秩序之间永远无法沟通无法相融的信号。卡夫卡试图在心里建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秩序，与完全雷同化了的大众生活秩序抗衡。卡夫卡在他的另一则日记里提到他的童年记忆，“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抹煞我的个性”，“一个男孩子在晚上读书，他正沉浸在一个紧张的故事情节之中”，“他们粗暴地关掉了煤气，把我留在一片漆黑之中，以此来压制我的个性”，“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去睡觉，我也必须跟着去睡觉”，“我可以暂且忍受这些野蛮的压制，但是，我的心灵却留下了创伤，这个创伤是治愈不了的”（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从日记可知，卡夫卡从小就不习惯于社会规范的“野蛮压制”，认为这一切都是对个性的抹煞，都会留下难以痊愈的创伤。对于卡夫卡的童年创伤，学界谈得较多的是他的“父亲原型”。父亲一心往上爬、对孩子蛮横粗暴，这对于普通孩子来说，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心灵极度敏感的作家型的卡夫卡来说，却成为造成内向性格的主导性因素，成为终身难忘的伤害，以至于卡夫卡在长大以后，于1919年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书信《致父亲》，向他倾诉自己受压制的心灵感受。由于卡夫卡的过度敏感，这封信的表述不无夸大事实的地方。卡夫卡一心想离开家庭，离开布拉格，一旦离开了又茫然不知所从。他曾经长途旅行到达过里伐、意大利北部和巴黎、魏玛、哈茨山的容鲍纳自然疗养院，但在旅行期间，他在创作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许多代表作反而是在返回布拉格的时候写成的。卡夫卡的悖论式心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对生存环境不满，但习惯于对社会要求驯服和妥协，这被很多人当作卡夫卡个性懦弱胆怯的证据，其实，卡夫卡外表看上去“身材颀长，衣冠整齐，温文尔雅，对人和蔼”，内心深处却有着强烈的自尊和不可摧毁的个人意志。他的同班同学评价卡夫卡“充满了男子汉的气质”，“我们都很喜欢他，也很欣赏他。但是，我们从来不能与他坦诚相见，他的四周好像镶上了一道玻璃墙”（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这一墙之隔表明，卡夫卡心中的“另类”秩序很难被生活在“此岸”世界中的同学所理解，人们可以在“玻璃”之外看见一个表面上温驯的卡夫卡，却难以窥见内心倔强甚至顽固的卡夫卡。至于卡夫卡为什么要表现出“驯服”的样子，他在1922年7月5日给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说出了个中秘密：“我害怕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害怕做任何一个对我来说是重大的行动，因为这样做会把上帝的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注：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第51—52页。）害怕引人注目，甚至被上帝注意，是卡夫卡心理焦虑的起因。因为被注意就会受干扰、受影响、受侵害，就会丧失人身的自由和写作的宁静。《地洞》里的鼹鼠对莫可名状的“曲曲”声感到惶恐不安，就是担心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外表的不变是为了保护内心的丰富变化，外表的“无所作为”和不伟大是为了实现内心的“有所思”和伟大计划，外表的驯服是为了隐藏内心的不可动摇。如果被人注意，一天到晚应付与人的竞争，内心的秩序就会被扰乱，这对卡夫卡来说是十分恐怖的事。因此卡夫卡外部生活的“微不足道”，却足以支撑起内部生活的“恢宏无比”。卡夫卡以他“平庸”的外形“骗”了读者，又以“超凡”的心灵世界震惊了读者。
1907年10月初，卡夫卡在致海德维希·魏勒的信中谈到了如下的感受：
在保险事务总署里，我老是这么想，要是自己能在遥远的国家里，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凭窗眺望远处的甘蔗田，眺望穆罕默德的坟场，那就好了。我对保险事业很感兴趣，但我眼下的工作却是令人失望的，它使我的心情低落。（注：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第51—52页。）
喜欢创造性劳作，喜欢悠然自得完全听凭心灵自主的卡夫卡，显然要和循规蹈矩的规范化管理发生冲突。他主观愿望所选择的异国他乡，是为了实现离家的夙愿，这既是为了独立，也是为了“躲避”熟人的“监视”。想象中眺望到的“甘蔗田”和“坟场”的幽深曲折景致，也和保险事务总署里平面单一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加上办公室铁板钉钉的八小时工作制和近乎苛刻的工作要求，都让有点自由主义味道、想写就写的卡夫卡难以忍受。在那里，他不得不中断他心爱的写作。三个季度之后，他离开了原单位，被“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聘用，一直工作到1922年退休。新的工作单位办公时间短，下午两点就下班了，这对“猫头鹰型”的作家卡夫卡来说，是最理想的工作。
卡夫卡希望自己是一个群体之外的孤独者，是一个审视者和旁观者，用他那洞察圣灵的“第三只眼”来俯瞰人生。一个生性敏感的作家最善于捕捉世界的纤细变化，更何况是一个艺术天分特别高的作家。他的超前意识有利于发现未来，后来人们发现二战中的种种非人现象，都早被卡夫卡“着了先鞭”（注：叶廷芳：《〈卡夫卡传〉序》，见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6页。）。但超前意识也容易与同时代的思想观念拉大差距，曲高和寡，成为空谷足音，所以卡夫卡不得不独自忍受“沙漠似的寂寞”，他在致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说“我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他像一个幸福人生的“局外人”，“独自一人裸露在危险之中，他好像是惟一的裸体者，站在穿衣服的人群中间”（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乡村医生》的主人公受到上帝的召唤，被猪圈里突然冒出的两匹马和突然出现的马夫拉走，他非但治不了病人的病，自己还被脱光衣服送到病人的床上去，最后坐上马车在茫茫雪海中艰难地飘泊。他从固有的生活中被抛进了“这不幸时代的霜冻中”，永远回不了家，成为永恒的飘泊。这样一种“独立又无所适从”的苦恼（注：谢莹莹：《Kafkaesque——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载《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这样一种无边的寂寞，在“上帝死了”、信仰随之失踪的年代，是现代思想探险者的普遍惶惑。
卡夫卡在现实中的两难处境，表现在爱情观上就是摇摆不定。1913年8月1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要不顾一切地同所有事情、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我要同所有的人结仇，我要不同任何人说话。”（注：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257页。）而在同一天他却给未婚妻费丽丝的父亲写信求婚，到了第六天，他不等回信，草拟了第二封信：
从我看到的来说，她跟我一起生活是不会幸福的。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这不仅是因为有外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我内在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沉默，不善社交，而且，我并不把这看成是我的不幸，因为这些性格特点反映了我的生活目的……我对一切不是文学的东西都感到无聊、厌恶，因为它们打扰我，或者说耽误我，尽管我也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
别以为卡夫卡在发表一番“宣言”之后能在行为上真的与情爱、本能就此作别，卡夫卡同样的宣言已经作过许多次了。卡夫卡在爱情上的“朝三暮四”，与他内心的“宏伟计划”有关。1912年是卡夫卡人生的转折点，他在几度出游之后，大概觉得浪费了文学创作的时间，为了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他开始了呕心沥血的写作。如果说这之前他一直还徘徊在“进入”与“离开”之间，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真正实践“孤独”的生存方式，所以信中所说将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人和事情视为仇敌，倒并非虚言。不过，他的确不是一位为了文学而牺牲情欲的“厌女症”患者，他不想结婚是怕家庭生活干扰自己的创作自由，这只要看他所引述的中国清代文学家袁枚的《寒夜》诗便可明白：“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注：见卡夫卡1912年11月24日致费丽丝信，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9卷，第83页。原诗可参见王英志编《袁枚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里认为，袁枚与女弟子之间的偶然一夜夺灯，是男女之间的逗乐，饶有情趣；而卡夫卡害怕结婚之后为了写作或过夫妻生活的不同选择，两人夜夜夺灯，无休无止，这想起来就让卡夫卡无法入眠，所以他解除了婚约（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这种见解不无道理。卡夫卡害怕创作受到婚姻干扰，但他绝不反对短期的情人关系与临时的性欲宣泄，即使在患肺结核病期间也不中断与女性来往。我们从克劳斯·瓦根巴赫的《卡夫卡传》里梳理出卡夫卡与异性交往的经历可知，卡夫卡至少与八位女性有过超乎寻常的关系（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而且他与女性交往的疏与密，还体现为创作高潮与低潮的周期性，创作“旺季”，他是不愿意女性侵占他的私人空间的，譬如他在完成长篇《审判》和短篇《判决》、《变形记》时就冷落了费丽丝，而在创作的“淡季”，他却不拒绝与女性的频频往来，特别是旅游和疗养期间，是他“性越轨”的危险期。他的情感生活表明，他并非一个严肃和古板的性观念持有者，有时在尚未解除婚约的情况下就与另一女子共谋数日之欢，他从不排除性爱，但始终反对干扰写作的正常婚姻。他三次退婚，是因为一想到婚姻与文学的矛盾，他的梦想就破灭，于是又怀着对文学的“负罪”心理撰写退婚书。在情感上“优柔寡断”和反反复复，使卡夫卡的人生多次经历“婚姻悲剧模式”，这种反复的经历，是卡夫卡在“边缘地带”苦苦挣扎的真实写照，也是卡夫卡自身灵与肉相互搏战的心灵图景的展示。最后还是为了拿到“放在最高处的桂冠”的艺术使命占了上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创作至上、鞠躬尽瘁的卡夫卡，一个为艺术献身的卡夫卡。卡夫卡自己说“我在性生活方面是清白的，也是无动于衷的”。可见所谓的“清白”不是没有亲密接触，而是“不动情”。因为他把他的至爱献给了“文学”。
卡夫卡的创作过程不是由外部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完成的，而是始终被内在的创造欲望所驱动，在他的心中，创作至上。卡夫卡从小养成的忧郁、内向的个性，使他的创作带有强烈的内倾性，基本上体现为一种“自我的对话”，他写小说不是为了发表和获取名利，不是讲述一个“给他人听的故事”，而是讲述一个“给自己听的故事”。或许卡夫卡创作小说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这也是他在遗嘱中一再强调要焚毁自己作品的原因吧。因为“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是应该与自己共存亡的。
二
在现代作家眼里，生存状态本来就不可能像传统作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井井有条”的。现代作家也不愿意为了叙事的方便和读者的传统阅读趣味而牺牲自己心灵感受的“事实”。卡夫卡的叙事就像“城堡”周边的山路一样，纵横回环，向不同方向伸展。眼中的城堡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抵达。读者似乎抓住了小说的中心线索，但恍惚之间，又与小说的主题意蕴擦肩而过。土地测量员K受聘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却被告知该村庄已经取消了聘用计划，他为了获得居住权，必须设法获得村庄管辖者“城堡”官员们的允诺。于是他绞尽脑汁，动用了各种“谋略”，包括勾搭城堡里部长的情人，以期达到和城堡沟通的目的，但都徒劳无功，这种种谋略也都如同在城堡边绕道而过的山路一样，到达目的地还是遥遥无期。内倾型的作家，他的作品会带有更多的自传色彩，他的作品是他自己“真诚痛苦的告白”（注：朱维莉：《卡夫卡作品的自传性》，载《外国文学》1997年第2期。），所以测量员K渴望进入城堡的曲曲折折的历程，与卡夫卡探索现代人类生存本质的艰难痛苦的历程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关于城堡的寓意，历来众说纷纭。卡夫卡生前挚友马克斯·勃洛特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与仁慈的譬喻。《城堡》的中心所在，就在于表明尘世间和宗教的行为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上天的安排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人“怎么干都是错的”（注：马克斯·勃洛特：《〈城堡〉第一版后记》，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法国学者丹尼·梭拉也在《论〈城堡〉》里指出这部小说的结构互不连贯和令人晕眩，是产生于“不断被人寻求的上帝的需要”，“然而我们越是努力去接近上帝，上帝就越来越远地避开我们”（注：丹尼·梭拉：《论〈城堡〉》，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46页。）。存在主义者认为，城堡就代表上帝；实证主义者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赛克，卡夫卡写《城堡》就是克服自己和父亲不愉快的经验；社会学者认为，城堡代表“资方”，城堡是描写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有人干脆说，城堡就是卡夫卡时代奥匈帝国的代表；也有人认为，“城堡”是描写现代人的危机：现代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从不留意世界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世界只不过是个人意图与欲望的投影而已，所以他只听从他自己；还有人认为，《城堡》是批评官僚制度的：每个阶层都不愿作决定，因此形成许多圆圈，让老百姓一层又一层地绕着，绕到最后又绕回原地，最后变成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还有学者考证城堡是卡夫卡读了一本关于中国西藏的书，里面有对西藏边境村落的描写，这座孤零零、与世隔绝的村落就成为卡夫卡《城堡》中小山村的“模特儿”（注：曾艳兵、陈秋红：《钱钟书〈围城〉与卡夫卡〈城堡〉之比较》，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这些观点，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论《城堡》，一般来说，作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激荡，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论作家作品本是一个十拿九稳的切入口，问题是：卡夫卡不是一般的作家。卡夫卡的灵魂可以触及社会的本质，可以作为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境况的寓言，而一般的社会现象、思想观念却难以涵盖卡夫卡作品的丰富内涵，不能预言卡夫卡创作过程中蕴蓄的艺术倾向。这样就产生了卡夫卡一位作家的丰富心灵反而大于整个社会现实的严重不对称现象，产生内宇宙大于外宇宙这样一种在现实中“畸形”而在艺术中“合理”的现象。对于艺术至上的卡夫卡来说，他的《城堡》只能还原到“艺术的角度”，才能获得真解。
比较而言，马克斯·勃洛特作为卡夫卡生前的知音，是他首先发现了卡夫卡小说的伟大艺术力量，他的看法应该与卡夫卡的原意不至于相差太远。
他对《城堡》的寓意作了“上天安排”的解释，既象征一种宿命，又富有一种宗教意味。但卡夫卡生平事迹中，并没有热爱宗教的记录，拒绝宗教倒是有的，在中学期间他曾认为犹太教比玩笑更不值，认为自己可以把信仰上帝的同学“驳得体无完肤”（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当然，不信仰宗教不等于没有接触过宗教知识，作者主观上没有追求宗教的爱好不等于文本客观上就不能形成宗教的玄味，但显而易见，“宗教”不可能是卡夫卡本人的原意。那么，卡夫卡的本意又是什么呢？就在创作《城堡》的同一个月里，也就是1922年1月23日，卡夫卡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在我这一边，我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我好像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有了一个圆心；我也好像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得先走出一条半径来，然后按这条半径，划一个美妙的圆圈。可是我并没有这么做。我总是在刚走完助跑线、开始走半径的时候，就不得不停下脚步来”，我忙的时候“就不可能划一个圆圈，把自己禁锢起来。我以刚开始走的那条助跑线为半径，划了一个圆圈，以上那些事情在这个圈子里凝固住了。我也不可能作任何新的尝试了，我已上了年纪，什么神经衰弱等毛病，我都无所谓了。我也知道，再作任何努力也是白费劲，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注：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第25页，第27页，第136页，第99页，第85—96页，第24页，第139页。）。这则日记虽然笼罩在病体虚弱、百念俱灰的悲叹中，却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卡夫卡对禁锢在圆圈中的生活的恐惧，日记无奈的语气里却弥漫着病骥伏枥的痛苦，这种恐惧与痛苦“化妆”之后来到作品中，便是主人公K“上下求索”的奔波与追寻；二是卡夫卡一直以来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害怕被人同化，害怕“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害怕“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有了一个圆心”，害怕与其他人一样拥有一个生活的“同心圆”。主人公K虽然没有按照设想围绕城堡划一个完美的圆圈，但毕竟没有原地踏步，由于不能进入城堡、四处奔走而经受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刺激。《城堡》的寓意在于：第一，主人公K的身份是个土地测量员，而村中明确表态已经取消测量计划，一开始交代清楚的供求矛盾，就为主人公和村民划下了两个不同的圆圈，将两种生存需求的撞击，放在同一个模糊的背景“城堡”中进行“审判”。村民们所说的“住在村中就像住在城堡里一样”这句话表明城堡与山村执行的是同样一种既定的秩序，村中人散发着的都是城堡长官克拉姆的“气息”。而外来人采用的是另一种生存方式，他们只好拒绝他“进入”。尽管这种拒绝是“无形”的，但K感觉得到这“无物之阵”的阻力之大。第二，K寻寻觅觅、绞尽脑汁要进入“城堡”，要获得居住权，要获得生存的“法人资格”，这隐含着寻求“庇护”的请求。既要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又要得到庇护，这便是卡夫卡这位艺术家的心理悖论在作品中烙下的自传印痕。第三，两种不同生活秩序的圆圈是不可能相交的。K徘徊于城堡前纵横交叉的岔道上，无法抵达目的地。“庇护”可望而不可及。正如叶廷芳指出的那样，卡夫卡“笔下的那些陌生者仿佛突然掉入世界或如卡夫卡所说‘误入这个世界’的天外来客，他们对这个世界不认识，不承认，自然也不被世界所接纳。这种陌生人实际上就是存在主义者所说的‘荒诞的人’，是没有被文明社会驯化或污染过的人，也就是充分‘自由’（哲学上的自由）的人”。以“另类”方式生存的艺术家，要“此类”的人们认可自己的生存方式，要使自己的生存方式获得合法的居住权，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如同“卡夫卡—弥勒娜”的关系圆圈和“波拉克—弥勒娜”的关系圆圈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相安无事一样，一个圆圈的存在必然要引起另一圆圈的破裂。这就使得艺术家为自己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争取合法权益的求索，如“天路历程”，不能不浸染着悲剧色彩。马拉美也曾说过：“对于我，作为一个诗人，在这个不允许诗人生存的社会里，我作为诗人的处境，正是一个为自己凿墓穴的孤独者的处境。”（注：伍蠡甫、蒋孔阳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真正艺术家的人生目的，本就在于“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就绝食（《饥饿艺术家》），而呼唤“空中的食物”（《一条狗的研究》）。
三
中国学者是通过“异化”这个概念进入卡夫卡的小说世界的，而且把《变形记》当作现代人格扭曲、异化的典型文本来读，当作政治寓言小说来读。“大甲虫”的意象早在《变形记》之前五年就出现了，那是在短篇小说《乡村的婚事准备》中：
我是一条大甲虫？是这样的。我是这样安排大甲虫形象的；他好像正在冬眠。我把自己小小的脚紧贴在大肚子的躯壳上，低声嗫嚅着，对我的躯壳发出了命令，我的躯壳这时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蜷曲着身子，显得很悲伤。不一会儿，我命令下完了，躯壳深深地鞠了一躬以后，便悄悄地走了。我安闲地躺在床上，顺利地办完了一切事情。（注：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311页。）
卡夫卡把主人公拉邦分为“人们”和“自我”，表达了对世界上一切既定秩序的质疑。只有“人们”才参加现实中的活动，只有“躯壳”才被送到乡村参加婚事的准备工作。在这里，“躯壳”是和“人们”划等号的，而躯壳是“衣冠楚楚”的，这样可以适应世界的义务，满足世界的要求。而“自我”则留在家里，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躺在床上，“盖着黄、棕两色相间的被子，正沐浴着从微开的窗户吹进来的惠风”（注：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311页。）。这使人联想起庄子笔下的许多飞鸟与昆虫，各得其所，悠然自得。庄子主张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并非自暴自弃，而是否决既定的对“功”、“名”的理解，不懈地追求自由飘逸的艺术人生。道家强调心形两分的修炼境界，就是要摆脱心为物役的困境，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卡夫卡的分身术倒是和道家的理想旨趣不谋而合，他让“人们”应付世界，让“自我”舒适逍遥。人们见到的只是他的外形，而他的真实自我却是秘而不宣，自得其乐，以最大的自由空间来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这种“双面人”理想，一旦被人勘破，在众人面前裸示出“大甲虫”的真面目，自我的私人空间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有被他人进入的可能，“孤独”就有被“强奸”的可能（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9页。），其内心的恐慌可想而知。所以，《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就露出了“咄咄逼人”、极度自尊的本相，吓退了秘书长，羞辱了父亲，同时也暴露了与世界秩序对抗的“潜意识”（注：瓦尔特·H.索克尔：《反抗与惩罚（1956）——析卡夫卡的〈变形记〉》，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245页。）。坚持自己心中的秩序，被叶廷芳称为卡夫卡心中“不可摧毁的东西”，是卡夫卡心理的“核反应堆”，两种秩序的不相容，造成了“人不接受世界，世界也不接受他”（《当代小说》）的对峙。大甲虫虽然最后被父亲的苹果毁灭，但他为追求个人生存秩序、为维护“自我”私人空间所作的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一道余韵深长的话题。
卡夫卡无法成为现代社会“另类”的悲凉，透过奇异的“大甲虫”的悲剧展示出来。“虫形人声”的本体与实用的分解，“人们”和“自我”的双面一体的综合，都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私人空间”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当然，卡夫卡的“大甲虫”所蕴含的神秘隐喻，远不是“私人空间”四个字所能囊括的。
卡夫卡所经历的创作过程，很少受传统秩序“圆圈”的束缚，他的创作一直与追求自我生存的秩序相伴随，很少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原型对应，更多的是个人潜意识的浮现。卡夫卡始终进行着现代小说的灵魂探险，始终把自己的小说当作阳春白雪来写，他馈赠给后人的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艺术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