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后庆：站在上海基础教育转折点上见证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站在论文,基础教育论文,上海论文,点上论文,见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行政部门怎样用好政策制度资源？
当我确定要梳理自己的工作轨迹的时候，我的脑海中首先跳出的问题是“教育行政部门究竟该做什么”，是守着“家底”盘好人、财、物，是执掌帅印发号施令，还是按部就班地在工作流水线上照章办事呢? 我觉得都不是，或许那只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对政府行政职能边界的理解。今天，转型中的经济社会和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让我重新思考教育行政部门的定位。而34年的经历和感悟都告诉我，必须充分认识和有效运作手中最强有力的核心资源——政策制度资源，学会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下进行公共政策和制度的设计。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比较缺乏也是最为重要的职业素质。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思考的逻辑起点，是与我工作之初就受到深刻影响的人有关，他就是我的老领导、著名的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我刚到机关的时候，几乎每周都会跟着吕老下基层做调研，有时候跑一趟郊区就是一星期。到基层做什么? 吕老的任务很明确，一是和基层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让教育改革举措“落地”；二是“照镜子”，从基层反映的现象中查找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中的问题，比如哪些是拨款不足，哪些是人员编制问题，或者哪些是政策设计时被疏忽的漏洞。那时候调研的作风也非常务实，无需基层精心安排，有时就是以招待所为出发点确定好朝东或朝西走的路线走访沿途所经过的所有学校；有时是指定某所学校实地调研，听“推门课”，看看教师们最常态的教学状态；有时还有专题调研，那就倾听从校长到具体操作人员的不同声音，一竿子到底切实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有效的应对之策。
就这样不断探索积累反思了20多年之后，当走进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面对一个站立改革潮头的大区域的时候，我已初步形成了对政府职能内涵的理解。以前我总认为，机关干部要会做大事也要肯做小事，而且绝不能轻视小事，因为任何大事都是由小事组成的。然而，经历了20多年的行政历程之后，我觉得会做大事肯做小事是必需的，但在大事和小事的关系处理上绝不是小事叠加成为大事那么简单，就如同无数条小舢板连接在一起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航空母舰。
从市教育行政机关的不同岗位到直接站到推进浦东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沿，我最大的感触有三点：一是必须充分理解政府职能转变是大势所趋，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是核心；二是必须不断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必须具有敢作敢为的勇气和魄力。
委托管理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
从担任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的第一天起，我就花大力气在制度创新上、在“做局”中做事。
科学决策作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职能的起步和关键。在占上海人口五分之一的浦东新区，教育的管理方式和权力运作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是要用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我刚到浦东新区时面临的教育状况是，政府公办资源非常缺乏与老百姓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小政府体制与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管理难题等。只靠政府力量用原来的方式无法实现改革的目标，那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体制突破。
公办资源缺乏无法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怎么办？虽然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不能推卸，但其提供方式却可以创新，能否通过购买专业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呢？于是，“委托管理”的想法就应运而生。那么找什么样的专业服务呢？正巧我和闸北八中的刘京海校长谈及此事，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原来他刚刚以“成功教育”注册了民办非营利组织，试图尝试用新的机制进一步辐射和验证“成功教育”的实践经验。刘京海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醉心于办学的教育功臣，我们决定把一所薄弱初中——东沟中学拿出来委托成功教育中介机构管理，由浦东新区社发局出资购买专业化服务，使其迅速提升办学水平和教学效益。事实证明，在签订的托管期限内，学校发生了蜕变，而这种蜕变恰恰针对的是农村学校面临的共同瓶颈：办学理念相对落后，管理粗放；教师教学方法陈旧，效益不高；绩效评价机制滞后，导致骨干教师和生源流失严重等。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向民办非营利中介机构购买了专业化教育服务，实现了机制创新上的重要尝试。
探索委托管理、发展非营利性民办机构、购买学位……一次次突破性尝试，让我们开始顶层架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我至今还难以忘怀在郊外小宾馆里，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争论、相互碰撞、“头脑风暴”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就是在那段讨论的日子里，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在公共服务中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政策设计水平，实现制度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之意。
我记得当委托管理的做法开始得到更多人认同的时候，有中央电视台记者曾问过我是否受到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说实话，为了设计这套公共服务体系，我阅读过邓伟志先生的一些理论文章，并在他论文引用索引中找到本感兴趣的西方管理理论书籍，花时间一一啃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也重新回想起1998年去美国考察时看到的蓝带学校和特许学校的运行机制。但这些仅仅带给我一些碎片式的启发，要真正梳理出推进改革的策略，还是必须立足浦东的实际，糅合各种可资借鉴的思路解决浦东自己的问题，这是浦东可以先行先试率先破解中国教育改革前沿问题的关键所在。
均衡化：我们该怎么做？
到芬兰考察的经历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芬兰的教育质量和均衡水平是世界公认的，我走访了很多所中小学发现，芬兰非常注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每一个不一样的学生进行评估，这种个性化教育和评估是渗透在整个教育系统之中的。每一个学生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是不同的，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起点、学习节奏和学习风格都不一样，为不一样的学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让每个学生在自己的起点上获得适合他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是简单划一的政府资源分配，这或许才是更深层次体现公平的教育均衡。
芬兰之行给了我深深的触动，我体会到均衡发展的命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要义。哪怕只是从政府配置资源角度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进行动态配置调整，但这是没底的，资源配置的富足到了一定程度会表现出人们对物质含量的不敏感性，而教育的本质是人对人的交流，因此，只有能够关照到人的心灵成长的学校才会更优质；同样的，要提高教师队伍质量，保证教育的均衡发展，也不是将现有的教师平均分配，而是要唤起教师对学生个性的充分关注。
教育机会与办学条件基本保障后，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心不再只是学校规模与受教育者的扩展，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同等受教育权的实现，就是对教育内涵、办学质量的关注。但由于每所学校的文化传统、师资力量、管理水平、生源基础都不尽相同，致使学校间的教育理念、办学行为、质量水平都有差异，因此，从用一把标准尺子衡量办学水平到用多把不同标准的尺子衡量不同学校的办学质量，是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对均衡发展的新理解，而“办好每一所学校”则是上海新时期均衡发展的题中之意。
上海已经走过了“均贫富”的发展阶段，均衡发展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过程。在内涵发展阶段，上海追求的均衡不是学校之间办学水平的划一，而是要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不同的学校。
教好每一个孩子，表面上看是不太现实的，仔细想来却是科学的。这些年，我们通过“新优质学校”推进，力求探索如何用不同的尺子衡量不同的学校。我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聚焦课程与教学这个改革的核心，不断提高教育效率，为全体适龄儿童、青少年的适性发展创造条件。上海基础教育正在追求更加优质的均衡新境界，这些“新优质学校”从研究学生出发，关注学生作为生命体的精神成长；这些学校回归教育本原，把育人放在首位，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试想，10年、20年之后，当这些孩子走向社会、为人父母、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学校从改变习惯开始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三次“半夜惊醒”都想到了什么？
常常听人这样评价，上海基础教育之所以能够领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在“先一步、 高一层”地设计教育蓝图和确立实现步骤。这的确不假，但要实现这样的始终领先，就需要一代代教育决策者在继承中突破，既要对经济社会的宏观走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与预判，也需要对微观领域的改革状态和实现可能有非常剔透的洞悉和精准的把握。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在我进入2000年后的教育行政生涯中，曾经有三次“半夜惊醒”，并把惊醒后的思考结晶挥洒笔端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2001年上海召开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之前，当时处于世纪之交的上海基础教育需要鼓舞士气，需要提炼“到位”并能启迪未来的核心经验。我记得非常清楚，在起草会议文件时的一天晚上，我突然半夜惊醒，在纸上写下这样几句话：
充分发挥区县改革各具特色、各展所长、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的特点，采取“上下联动，重心下移，区域推进”的策略，因势利导，形成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牢牢把握上海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坚持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破解难题。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突破教育发展的瓶颈，激发教育发展的活力，在迎接社会对优质教育巨大需求的挑战中，扩大和优化教育资源，增强教育的综合实力。
紧紧围绕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审时度势，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始终保持基础教育发展目标与上海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一致性，在改革中不断体现基础教育的时代性、开放性、超前性特征，不断增强自身的生机和活力。
始终跟踪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前沿，坚持按照争创一流的高标准、高要求，发扬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建设一流基础教育。
从“充分发挥”“牢牢把握”“紧紧围绕”和“始终跟踪”这些词语的确立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世纪之交的上海基础教育做了较好的总结和清晰的厘定。
我的第二次印象深刻的“半夜惊醒”，是因为一些困扰我的问题。教育究竟为什么，校长应该怎样办学，这些问题让我常常夜不能寐。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梦中惊醒，写下几句话：
校长是学校教育的领头人，引领学校按照新时代的新要求改革和发展应该成为校长的自觉追求。校长的自觉追求、办学理念和行为的选择不能局限于行政的推动，不能束缚于潜规则，不能屈服于世俗压力。只有达到文化自觉的高度，才能推动教育文化转型和学校的自主发展，才能实现具有历史和时代意义的文化担当。
“不能局限于行政的推动，不能束缚于潜规则，不能屈服于世俗压力。”这三句话就是针对当时学校现状我一直想大声疾呼的心声。
第三次“半夜惊醒”就是在筹备2011年的上海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期间，与2001年相比，我们同样面对一个上海基础教育的历史方位定在哪里的问题，同样需要回答的是已经走入教育发展“深水区”的上海基础教育如何才能继续保持领先势头，怎样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今天实现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记得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突然惊醒，全然不顾冬日的寒意，跑进书房写下这样几句话：
今天的上海，依赖于个人体验的幸福感与上海基础教育高位发展正遭撞击；先行先试的教育探索让我们率先获得“改革红利”的同时，也率先触及教育改革内涵发展中更深层次的矛盾。但是，我们已经走过仅仅依靠分数指标、物质计量、工具价值来判断教育效益的阶段，我们必须以必胜的心态，对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内涵建设和教育人本价值做更深入的构思与实践突破，从而让转型发展的价值更加彰显。
当我写下“分数指标、物质计量、工具价值”这12个字的时候，我的内心热血沸腾、 百感交集，未来的基础教育改革真正要摆脱这些惯性，道路漫长而艰巨，但10年后再次召开的上海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必须对历史方位、转型特征和发展趋势做出到位的判断，才能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充满责任感和方向感地继续前行。
教育转型发展的提出经历了怎样的思考？
2010年，在国家和上海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相继推出之后，上海召开了五年一次的教育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之后，我在走廊里遇见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殷一璀同志，她问我参会的感受，我对她说了三个字“紧迫感”。在她追问之下，我说，在规划纲要的明确方向下，我在思考已经处于高位发展的上海基础教育未来究竟该怎么走？我们正在遭遇越来越难以攻克的瓶颈问题，所有能够靠金钱和物资的投入来改变教育面貌的做法都已经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究竟要把上海基础教育带向何方，这是今天会议上尚未解开的问题和让我感到紧迫的原因。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下午的总结大会上，殷一璀同志明确提出，加紧筹备，并在合适的时候召开一次上海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说实话，这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
然而，开会的信号已经明确发出，那么，究竟该怎样开这个会呢？不得不说，2010年底的PISA成绩公布是给我的第二个刺激，阅读、数学、科学三项世界第一，公布后有十几批各国考察团来探寻上海的秘密。面对成绩，我们的确没有沾沾自喜，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提振了上海基础教育的信心与士气。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的成绩已经走到了世界第一，那么接下来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难道还是继续追求分分计较的成绩？我们为这些成绩的获得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的孩子快乐吗？我们的教育是图高分之快还是谋求人的健康发展？PISA成绩让我们第一次在世界教育的坐标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冲突和阵痛，上海基础教育必须率先转型，必须回归教育的本原，而此时“人是教育的目的”这几个字跃入了我眼帘，这就是回归的本意。
上海基础教育这次面对的深刻变革，在我看来是一次结构性转型，是从一种平衡过渡到另一种平衡的转折，它会涉及重新分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引导合理分配利益、塑造社会文化、培育社会成员的自身发展等方面。同时，这样的转型也必定是以不断变革的方式去适应深刻变化的环境，这一过程意味着旧秩序的打破和新秩序的建立，而其中的核心命题就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分数指标、物质计量和功利价值，而是彰显人的独立价值和回到“让人成为人”的教育目的上来。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转型发展是上海基础教育的必然选择”，并明确了五大转型的方向，确立了转型发展阶段的一些突破口。
对课改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变化？
每个人看待课改都会有不同的视角，有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不“宏观”，有的人也许认为这不是当下值得下工夫的重要事。但我始终认为，课改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和地区未来的大事，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终身发展，是关乎从宏观决策到微观实施各个环节的重大命题。它非常专业且牵一发动全身，它的神经末梢是每一所学校里的每一个课堂及其中的师生互动，它的系统运行需要强有力的心脏搏动，需要有效的政策设计和机制保障。
上海基础教育之所以保持领先的势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每一阶段总是积极去寻找并能找到持续发展的突破口。上海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一期课改”，建立了以社会的需求、学科的体系、学生的发展为基点，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课程教材改革理论模型，构建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的三大板块课程结构。到了1998年，上海启动的“二期课改” 同样敏锐地洞悉到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此，基础教育必须通过课程改革来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当时，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都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目标，英国在1999年开始了新一轮国家课程改革，日本在2002年实施新课程，美国在2000年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等。跨世纪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命题，上海的“二期课改”，正是顺应时代要求、合乎国际潮流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推进“二期课改”的过程中，我们突破原有的以单科性、学术性为主的课程框架，开发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特点的新型课程，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形成新的生长点；我们改变以往偏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教学方式和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体现21世纪学校教育特点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氛围；我们在研究型学习的实践中，促使教师转变原有的课程教学观、学生观，寻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抓手，进而在各科教学中推进素质教育。所有这一切的探索在今天看来都是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改革之本义，也是让我更加深入地从课程的视角思考“今天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课堂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课程改革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战略问题，教育决策者不仅要学会宏观设计，还要晓得微观突围。课程改革必须依靠每一个教师的力量才能将课改理念贯彻落实到位，因此下移管理重心，发挥教师的智慧创造，激活学校的细胞能量，才能真正产生课改的实效。
为什么会提出抓好“教学五环节”？
2007年，当我从浦东再回到市教委分管基础教育时，我在上海课程与教学改革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抓好“教学五环节”、提升校长的“课程领导力”、从教育内部改革出发实现减负增效的要求。会议一结束，我记得有校长特意候在会场门外等我出来说：“这么多年总算把校长和课程教学的关系问题说清楚了。”但也有一些比较熟悉我的朋友不解地问：“按照你的风格，应该在‘新官上任’时提出一整套宏观思路才对啊，教学五环节实在是太微观、太小儿科了。”
选择必须抓教学五环节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浦东的经历。当我花了足足两年的时间理顺区域教育发展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完善了行政运作的基本规范之后，进入了教育的核心领域——课程与教学。当时我们从全市范围内引进了很多名师、名校长到浦东，办起了各种校长培训班。不同的班都请我去做讲座，于是我想还是把大家都集中在一起讲一次吧。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做了精心准备，面对多名校长做了“今天怎样抓教学”的专题讲座。讲完之后，说实话，我比较失望，在校长如何抓教学的问题上有呼应的校长寥寥。当时的教育环境使得校长们关注“经营”学校居多，而忽视了最本职的核心工作。这让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认识到课改理念提得再好，校长如果只做传声筒而不去研究如何结合学校实际的落实措施，到了基层学校只能是停留在口号上。
与此同时，更加严峻的问题是“二期课改”面临很大的争议，当时甚至有报纸在探讨“‘二期课改’该不该缓行”的问题，加上历史教科书等突发事件的“狼烟四起”，使得我一上任就面对一道选择题——是进还是退。
在浦东的工作经历和常年抓课改的经验告诉我，首先要抓住课改的实施环节。因为再好的理念，没有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落实都无济于事。“二期课改”的理念是先进的，教材也都按照课改精神汇聚了专家的力量编出来了，把重心放在学校，让校长专心地去实施推动和深入研究，才能把先进理念逐步落实到学校的每一个课堂中，这就是把核心问题聚焦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正因为课程实施中的最基本的教学环节存在许多问题，校长的领导和干预不到位，才使得先进的教育理念不落地，才使得学生的课业负担在加重。同时，也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有可能把实施中的问题和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中的问题区分开来，并且在找到问题的症结之后，或者改进实施环节，或者调整课程方案和教材编写。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又提出了校长应该在课程领导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想法，“校长课程领导力”的概念就此产生。经过两年多紧紧抓好教学五环节的工作，到通过项目引领的方式提升校长课程领导力，再从义务教育推进中的“新优质学校”到高中创新素养培育，再到评价改革，特别是“绿色指标”的实施，都是聚焦在最为核心的课程教学领域，把课改碰到的各式问题归纳成项目逐步深入研究，并通过实践寻找解决的办法。
校长要有怎样的文化自觉？
2008年，我看到了当时的一些现象：作为引领教育改革风向的一些高中学校校长受一味追求升学率的影响，改革的动力不足，似乎有些迷茫；有些校长深陷其中，失去了学校应该朝哪里走的远见和动力。这与我曾经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争创一流的高中改革势头和90年代创建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改革劲头都不能同日而语。
高中怎么了？如果我们的高中学校校长受到社会思潮和风气的影响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或者只是停留在上一轮改革的功劳簿上，或者以优秀生源、以分数和排名为学校赚取所谓的声誉，那么校长和学校的教育境界就会大大下降，整个教育体系也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如何弘扬高中的独立价值，如何让高中学校找到发展的新台阶，如何迅速度过新老交替，让年轻一代校长在继承的基础上焕发改革的内在能量，这些问题的破解或许都不是开一次会议讲几句话所能解决的。
正在我反复叩问和思考的时候，我再次阅读了《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看完后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启发。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观点在我看来，文化自觉是对观念和行为的觉悟，是对观念和行为的扬弃与创造，是对观念和行为自主性的生成与确立。因此，文化自觉的核心是对自身行为的选择在本能上的自觉性。而这些对于当时的高中校长而言太重要了， 我们的校长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而所有的智慧和勇气应当来自于我们的“文化自觉”。
那么，这样的文化自觉应该是什么呢？后来我反复推敲豁然开朗，写下“不局限于行政的推动，不束缚于潜规则，不屈服于世俗压力”这三句话，这是我从现实出发认为现今校长应该达到的文化自觉的高度。
这些观点第一次在2008年的中国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上发表后，引起了与会校长的热烈反响；之后我又在上海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校长会议上再讲；再后来发表了文章。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唤醒某些校长迷失的意识，给校长注入一点前进的动力。
当然，仅仅讲道理、说理念是不够的，必须给跃跃欲试的校长一些可操作的项目，于是聚焦课程改革的校长课程领导力项目和高中学生创新素养项目，以及后来推出的特色高中创建项目，让高中校长找到了抓手，而学校的面貌更新和校长的状态改变对每一个学段的提升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好学校”？
推出“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对我内心的触动特别深，因为它让我非常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今天必须重新定义好学校”。尽管“重新定义好学校”的命题在2001年就已提出，但面对现今的教育实践，这一命题更加值得我们去叩问和反思。
什么是好学校？以分数排名第一的不一定是好学校，择校率最高的学校不一定是好学校，离开教育本原的学校更不是好学校。教育以学生为本，学生的全面发展得到关注，学生的需求得到响应，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适应能力强，作为社会合格公民心智完善，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培养目标，努力培养这样的“人”的学校，才是好学校。还有就是我们的师资队伍，不是看师资队伍的学历达标，而是看学校里所有的老师在校长的带领下，具有读懂学生、理解学生的内心需要等方面的能力水平，这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按照这样的思考路径想下来，我们需要改变的是传统观念中用一把尺子衡量和评判所有学校的做法，我们应该用多元的尺子来衡量每一所学校在对孩子发展过程中的增值价值。
同时，在推进“新优质学校”的过程中，我发现，教育自身也同样处于现实的摇摆之中，在对功利的追求和对育人本原追求的交织之中摇摆，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通过“挣扎”来认清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这暴露了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教育的专业性与社会理解教育的简单化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社会认识的简单化，容易影响并导致教育过程中精神生命的窒息和教育工作者专业道德的泯灭。而自从我们推出了“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以来，一所所家门口学校的办学经验给了我信心和勇气，过程是艰苦的，需要我们去坚守，需要我们通过坚定专业立场去捍卫崇高的人类文化精神。
这就是走进学校给我带来的不断的思想升华和对教育反复的价值审视。每一个人走进学校的理由和视角都不相同，但对于一个教育行政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善于捕捉学校改革过程中最灵动的智慧经验，用这些生动的案例来佐证和支撑教育政策，从而让教育政策更丰满、更富有人性；同时我们也要更多地从学校中汲取养料，发现改革中的新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从而形成下一阶段继续深化和引领的政策制度。我想，这就是教育行政与学校实践相互滋养的生态关系吧！
未来上海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在哪里？
未来上海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不是拥有多少门国际课程，而是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东西方文化教育之间有差异，但不应有鸿沟。他们的融合应该是水的融合、是看不见的，不是凑合、叠加而是整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差异客观存在，包容至关重要。文化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因为地域、地理环境带来的种种因素形成的，是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及生活习惯造就的。不管今天全球化背景如何，具体到个人的时候差异则是个性的。全球化不会也不应抹杀差异、磨平差异。但是因为交流的频繁，差异更加明显，冲突的概率增加，因此沟通和包容显得更为重要。
我曾和几个朋友在青浦淀山湖边游玩，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坐在湖边，你会想到什么。一个朋友回答道：看到宽阔的湖面，心情非常舒畅!蓝天白云，湖上点点白帆，非常漂亮。如果经常有时间在湖边坐坐，生命会得以延长。另一位朋友说：宽阔的湖面是最好的资源，非常希望到银行贷款买条船，撒网捕鱼，卖鱼赚钱之后再投资买船，形成船队，提高捕鱼能力，然后再建造生产鱼罐头的工厂，把产品卖到美国去。这两人的回答迥然不同：一种是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一种是现实的、功利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职业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行事方式，形成或改变人的行事方式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所有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所处的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了每个人的行事方式的不同。但当我们需要共事的时候，大家必须部分改变自己的方式，服从于共同的规矩。同时又必须包容他人，在同一规则下，允许那些无碍大局的个人行事方式的存在，保留自己独特的一面。我想，未来的国际化走向就应该是在包容多元文化中彼此理解与融合。
未来曾经很遥远，远得让我们无法清晰地描绘或精准地畅想。但是，教育的未来却很近，近得可以触摸——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孩子就是未来。教育是培养未来人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思考教育对象的将来，以超前的眼光触摸未来，让未来提前到来。
在未来的日子里，上海基础教育改革一定会遇到更加艰巨的挑战，因为今天所有靠物质、靠金钱所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再是主要问题，最难的问题还在于让教育真正回归到“人”的本原上来，让“人”成为教育的目的。我想，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基础教育发展一定会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取得成绩，长期以来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也会逐步得到缓解。
教育的未来不复杂不艰涩，用最简单的词语概括就是“回归”，回归人的自身发展。未来的教育，谁对人的研究更加透彻，谁对教育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谁就找到了振兴民族、造福人类的幸福和希望。
未来，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