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者的求真道路——杨瑞龙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道路论文,教授论文,经济论文,杨瑞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听说您在上大学之前一直有一个文学梦，立志当一个作家，怎么后来走上了经济学家的道路？从形象思维跳跃到逻辑思维，这种反差非常大的思维飞跃是怎样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最不灵了，而要经常完成的小评论、大批判却非常用得着写作技巧，于是逐渐“重文轻理”。记得我在高二时参加的全县新编故事比赛中脱颖而出，被选拔到苏州市参加故事创作会，在学校里“荣耀”了很长一阵子。由于作文成绩突出，我成了黑板报主编、担任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常任“首席编剧”，写过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小歌舞、小话剧等。恢复高考后，我在填志愿时，填的全部是大学中文系。然而，没想到的是语文考得不理想，政治成绩却不错，于是我被录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的政教专业，当时真有一种“天不助我”的感觉，为文学梦的破灭而难过了很长时间。
这种失落的感觉在我读到两本书后就烟消云散了：一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本是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读完三卷本的《资本论》，那从抽象到具体的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让我觉得经济学是一门对人的智力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学科，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发展了劳动价值论，然后进一步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建立在严密的理论逻辑基础上；读完上中下三册的《经济学》，让我觉得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离我们是那么地近，那简单的几根曲线、几个数学公式、几张表格把繁杂的经济生活梳理得那么简单明了，从而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更精明地参与经济活动、更深刻地了解经济政策的潜力与局限性。无怪乎人们常说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这顶王冠上的明珠，读完这两本书后，我觉得这个比喻太贴切了。于是，我的兴趣一下子发生了转变，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经济学的殿堂。后来遇到的两位恩师引我走入了经济学殿堂的深处：一位是我在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李乾亨教授，一位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胡乃武教授。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在攻读硕士期间，就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与导师合著了一本专著。在胡老师的推荐下，我免试进入人大攻读博士学位，并在他的严格指导下，我逐渐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研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不仅给了我经济学知识，而且教我怎样做人，引导我在经济学殿堂里一路走好。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初的文学创作对我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很有帮助，至少让我的论文写得比较流畅。现在我在《经济日报》开设了一个专栏，每周写一篇关于企业问题的经济散文，能写这种雅俗共赏的文章完全得益于当时的文学创作。
○杨教授，查阅您已发表的成果清单，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您从1985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但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下半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随后又开始出版不少学术论著。而且我发现前后两个阶段论文的学术风格有比较大的差异，前期较重观点和对策，后期更重论证。而没有发表论文的期间您正好在国外学习。我想问的是研究风格的变化与您出国学习有什么关系？
●可以说关系很大。我于1990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进修学习，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蒂斯坦尔教授。在国外的学习使我经历了一个从重“观点”的浮躁文风到重“考据”的求实文风的转变过程。出国之前，我就在《经济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还出版了两本专著，自认为已经有了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有了对外交流的“资本”。我到了昆士兰大学就用不长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论文，在文中我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我把论文交给蒂斯坦尔教授，期望从他那里得到赞扬。没想到他提出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你没有列出该研究领域的最经典和最新的文献，我怎么来判断你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你对通货膨胀形成原因的一般剖析前人已经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你只要简单引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花很大的篇幅来重述这些原理呢？你是在什么理论分析框架下得出你的所谓新观点？你所提出的治理对策在什么条件下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洋洋自得的新观点恰恰缺乏充分的理论和经验实证。我冷静反思蒂斯坦尔教授中肯意见后逐渐明白，由于长期的封闭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惯性，国内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治学态度和关注的热点与国外同行大相径庭。国内经济学研究常常不强调对经济学本身的贡献，认为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更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对策是否被政府所采纳，是否得到社会的赞赏认同。在研究中强调的是“我怎么认为”，而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认为”，从而热衷于提观点，而忽视观点的证明。因此，国内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是“大家”，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国外的经济学家则遵循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强调学术观点的提出必须有根有据，因此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十分流行，这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的日益专业化分工。
当我清楚地看到我的知识构成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陷后，我就明确了出国进修的目标。于是，我就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广泛地阅读文献，转换研究方法，弥补知识缺陷。同时，对我最初提交的那篇论文按照新的规范进行修改，修改稿得到了蒂斯坦尔教授的赞扬，并在国外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回国后，我没敢马上写论文，而是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把自己的研究收缩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和非均衡经济学等领域，并集中精力读了一年多该领域的文献，然后开始写作和发表论文。这就是你看到的为什么1992年以后发表的论著在学术风格上与前期比有很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你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就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双层股份制模式的论文，对国有资本的多级委托代理构架提出了系统构想。据说，该设计模型被提交到中央有关部门，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双层股份制与一般意义的股份制到底有什么区别，它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80年代的中后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已逐步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有制框架内解决政企不分、国有股权的不可转让性难题。为此，我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和第8期的《产权明晰化与双层股份制模式》和《法人资产制度与企业自负盈亏》的论文中具体设计了双层股份制模式，那就是通过在政府、国有资产委员会、控股公司和股份公司之间设置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实现资产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宏观调控权的分离、国有股的收益权与控股权的分离、出资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安排的四个层次的权利安排，以及在国有资产委员会和控股公司之间设置准股票市场、在控股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设置股票市场，解决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的问题，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这一构想后来被有关部门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当时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吸收了上述国有资产多级委托代理经营的思想，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股份公司三级代理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并在深圳和上海试验，在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后来提出的建立“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我当初提出的双层股份制模式非常相似。这一改革设想后来获得“全国企业改革方案设计奖”。
○您发表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2 期上的论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根据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被1997年全国核心期刊引用的情况所作的统计，该文为被引用率的并列第二名。该文在分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面临的困境基础上率先系统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被新闻界称为“杨分类”。能否请您谈谈分类改革的思想？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构建的双层股份制模式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证明其有效性，但在试点中我发现它容易发生变形。我发现要校正这种变形是困难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面临的难题在国有制的框架内很难得到解决。这种难题表现为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与要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的矛盾以及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确立法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当国有产权实行多级委托代理经营后，在信息不对称性条件下，就会出现代理问题，即经理人利用所有者的授权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由于国有股的投票权是廉价的，如果放弃监管，就很难抑制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加强监管，就会强化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我在那篇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存在外部性的场合、报酬递增产业等非竞争性领域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无法替代的。但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它的优势主要不在于参与市场竞争，而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国有企业应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具体来说，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适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自然垄断性企业适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适宜改造成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竞争性中小国有企业宜完全放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思路与我当时提出的分类改革战略基本一致。那篇论文不仅被引用率高，而且在1999年获得我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企业理论是近年来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领域，您被公认为国内在该研究领域处于学术前沿的代表人物。您对流行的“资本雇佣劳动”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发表了一批论文，论证了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模式，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您能否谈谈有关共同治理的学术思想？
●我在与周业安合作完成的《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相机治理与国有企业监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等论文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等专著中借鉴现代企业理论，对“资本雇佣劳动逻辑”、“股东至上主义”、“工资侵蚀利润”、“内部人控制”等命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阐述了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模式。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现代公司的有限责任原则和合约不完备的性质决定了资本所有者常常会在资本市场上扮演“投机者”的角色，而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可能会比股东至上模式更有助于追求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二，企业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契约的集合，而契约背后隐含的产权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要求企业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是平等、独立的关系。共同治理模式有助于保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的合作；第三，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使得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利益的关注，从而减少了员工的偷懒行为和企业激励监督的成本；第四，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第五，现代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于人力资本。所谓相机治理机制，就是要通过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改变现实利益格局，确保在非正常经营状态下，有一套合适的制度安排确保控制权的顺利让渡，实现对企业决策者的有效约束，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
我们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应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使国有企业从“单边治理”过渡到“共同治理”。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通过企业内的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达到产权主体行为统一于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这一共同目标之上。共同治理模式包括两个并行的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确保各个产权主体有平等的机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监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则是确保各个产权主体平等地享有监督权，从而实现相互制衡。通过每个产权主体平等地参与企业决策，并平等地相互监督，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效率。
○听说1999年9 月中旬您曾赴美国华盛顿参加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年会，并会见了科斯、诺思、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成为非常时髦的学派，交易成本、产权、契约、组织、制度变迁等成为流行的经济学范畴。我注意到我国的很多探讨制度变迁的论著常常引用您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四篇研究我国制度变迁的系列论文，您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这四篇论文中，我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我国向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我国在改革之初是由中央政府主导改革进程，它表现为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增量式的渐进改革、先试点后推广等改革特点。据此，我提出了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假说。这种改革方式的优点是利益摩擦小、启动快等，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它将面临一系列难题，如等级规则与产权规则之间的冲突、试点较易成功推广不易成功、增量改革难以完成带动存量改革等。然而，我国的改革在面临上述困难后没有像国外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要么“爆炸”，要么倒退，而是市场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原因在于我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过程中，我们明显地看到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而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随着财政包干体制的实施而开始独立化，这种独立利益包括通过加快本地的经济发展来实现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利用行政代理来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本地经济的发展，将会推进市场化进程，以增强在市场中竞争稀缺资源的能力。
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立化和企业行为的市场化，使地方政府既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追求本地的经济发展。例如，改革中的“带红帽子”、“打擦边球”、“变通”等行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按照本地的利益理解和实施中央政府制定的改革方案。地方政府官员实际上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即他们利用政治来实现经济功能。当从地方自发创新的产权制度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保护旧产权制度的成本时，中央政府就会追认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于是，改革方式就逐渐从中央政府事前授权型改革向事后追认型改革转变。据此，我提出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假说。在这个改革阶段，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大于冲突。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需通过本地经济的发展水平来体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导致本地的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本地社会经济问题，而且可增强本地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具有明显的效率导向，即为了实现本地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吸引外部资源的流入和使本地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这就会刺激地方政府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对产权实行有效的保护，从而在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的同时逐渐使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与制度创新的主体。这样，我就论证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三阶段转换假说，即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成功地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现实途径是：由供给主导型（中央政府主导）制度变迁方式过渡到中间扩散型（地方政府主导）制度变迁方式，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后过渡到需求诱致型（企业主导）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您在非均衡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以您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学术专著《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自1994年出版以来，已经重印了两次，并获教育部颁发的优秀学术著作奖。在学术著作出版很困难的情况下，您的这本纯学术专著为什么有如此良好的发行状况？这本书到底在哪些地方吸引了读者？
●宏观经济学应以一定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翻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们发现：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流行的是凯恩斯宏观失业均衡模型。微观上的均衡分析与宏观上的非均衡分析使得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实际上处于割裂状态。因此，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成为当代国际上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本《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联结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桥梁，系统地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基础。在比较不同体制下的宏观非均衡状态的基础上，该书着重对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宏观非均衡态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剖析了市场非均衡下的经济主体行为规则、价格调整、数量调整及其宏观效应，进而探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思路。尽管这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专著，但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及其在经济研究上的应用前景对国内的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它所引申出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含义对我国的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具有借鉴意义。这也许是这本纯学术著作比较流行的原因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经济思想极其僵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批经济学家尤其是中青年经济学家活跃在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线，他们雄心勃勃地提出要构建一个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舞台上的位置？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不仅对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国际经济学界的贡献也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否可以把这种理论贡献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则要看如何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看成是与已有的任何经济学流派没有血脉关系、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并由中国经济学家独创的理论体系，那么这样的中国经济学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因为，任何学术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的，人们对前人丰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可使后人少走许多弯路，而且使学术思想具有可交流性。如果你的学术思想只有你自己懂而不能被同行所理解，那么又如何使这一理论流派具有生命力呢？但是，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界定为中国经济学家在继承某一被广泛认同的经济学流派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拓宽某些假定条件，并通过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来检验该学派的理论前提和结论，进而使这种经过修正和发展的经济学原理打上明显的中国烙印，那么，这样的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着令人激动的发展前景。因为，中国的国情及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您这种对中国经济学的独特看法是否与您所倡导的“直面现象”式的研究方法相关？
●是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这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有意义的，但同时出现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尤其是有些学者甚至用西方经济学的命题来检验现实，凡是出现偏差的都是实践出了问题。事实上，受特定制度环境和转轨过程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时用在严格假定下的西方经济学逻辑来梳理纷繁的经济线索是困难的，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学家为了揭示问题的实质，需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展开研究。这种直面现象式的研究不是不要理论，而是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和发展现有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回答现象所隐含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反思理论本身。经济理论的进步不完全是新观点的涌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发现那些用于观察旧理论和旧事实的新方式。如果我们仅仅追求现象背后的新观点，是很难真正提高我国的经济研究水平的。所以，我们主张采取直面现象的研究。
○您能否举例说明运用直面现象式研究方法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直面现象式研究的常用方法就是案例研究。我以江苏省昆山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先做不说、做了再说、领导批示从地下转入地上到先上车后买票的成长过程为案例，研究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三阶段转换假说。我通过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过程的长期调研发现，全盘照搬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会存在困难。原因在于新制度经济学毕竟源于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制度演进的解释，从而它更注重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我国的体制改革则是在缺乏市场主体的条件下由政府来组织和推进改革的。正是根据这一现象，我认为应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揭示我国的制度变迁特征，并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推论，由于产权规则与等级规则之间的冲突，这种政府主导的改革是无法最终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的。然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在不断加快。经过剖析昆山案例，我们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目标一致性假设下的国家理论难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经济学。根据我国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事实，我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假说，并判断随着市场主体的确立，将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从而用昆山案例验证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假说。
○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已经辛勤耕耘多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您能否谈一谈未来的打算，您特别希望在哪些研究领域有所突破？
●俗话说学海无涯，我现在对这一名言有了更深的理解。随着自己对经济学认识的逐步加深，我越来越觉得若要跟上经济学发展的节拍，就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若要有所作为，就不仅应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必须熟知以现代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应熟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不仅要善于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应及时进行理论创新；不仅应博览群书，而且应直面现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已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我除了继续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外，在理论上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力图创建和发展一个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有特色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后的研究将围绕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制度变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追踪国外理论发展的最新动向，如演进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结合我国的改革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转轨中出现的问题给出解释；二是现代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直面现实是我们倡导的研究方法，在继续关注国有企业改革、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的共同治理、企业家在企业中的功能、合约理论等问题外，我将研究网络化条件下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等问题。我将充分利用人民大学的有利环境，把构建新制度经济学派与推出新人及博士生的培养结合起来，通过参与课题的研究让博士生分工攻克构建该学派所要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使博士论文构成学派系列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沿着学派的主脉络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而既培养和推出新人，又推进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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