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当代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结晶，它不仅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科学地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的哲学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毛泽东的《实践论》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一，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水平。《实践论》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和价值，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科学总结的理论结晶
毛泽东的《实践论》首次发表于1937年7月，时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开始，可以说，《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科学总结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实践论》的写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一方面，从世界历史的根本性转变来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不仅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现实的道路，而且也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成为实践中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旧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世所罕见，社会革命的发展异常艰巨和曲折，经历了变技术、变政体、变政治和变科学文化等多次变革，直到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也不同于俄国革命，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正如列宁对东方共产党人所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1] 79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但又特别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的书本里都找不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实践论》正是适应这种时代需要的理论产物。
中国共产党人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加以概括、提炼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状况、特点和发展规律认识不多，对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根本依据和基本途径都缺乏清醒的认识，以致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的干扰与冲击，使革命几经曲折和失败。具体地说，中国革命不仅受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干扰，也受到了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危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危害的时间长，危害性的程度大。这错误的实质都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都是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在作祟。正如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说：“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2] 91“左”倾冒险主义奉行教条主义，一切照搬马列的书本和第三国际的指示，他们认为，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而“右”倾机会主义则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否认中国革命的现实性和力量。无论是“左”还是右的错误，都既不能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理论本质，也不能科学分析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它们要么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要么就会不顾客观实际，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根本不可能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因此，“左”和右的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为其思想特征的，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原则。
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从思想根源上清算“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对主观主义错误进行批判，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则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 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 115。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左”倾错误，指出这些人总是以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2] 154，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2] 179。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已经触及到“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但是，深入地系统地阐述其理论错误及其思想根源这个任务则是在《实践论》中完成的。
《实践论》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泽东指出，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一切真知都来源于直接的实践经验，认识的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发展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 296-297。革命实践中出现的“左”和右的错误都不懂得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2] 295。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发展，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或把幻想看作真理，或把将来的现实可能性放到现时来做。因此，《实践论》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斗争的实践经验，不仅以其对认识的辩证过程和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的深刻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以其鲜明的理论针对性和战斗精神把党从“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我们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
二 《实践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
《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和斗争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同时《实践论》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实践论》以其对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和对认识、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首先，《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实践论》写于1937年，而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实践论》的理论逻辑的展开和必然结果，《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基本政治历史语境来看，它主要是反对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变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式”为“中国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 534，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者只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脱离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对立起来，只讲“国际性”不讲“民族性”。毛泽东把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称之为“假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即根据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认为应“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毛泽东甚至提议“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是好教员，要多给津贴”[4] 374。
其次，《实践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事求是哲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实事求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实事求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性的突出特征和核心概念，而这个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践论》的理论支撑。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践论》是沟通欧洲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即强调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桥梁。毛泽东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5] 801在这里，所谓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事求是所反对的就是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不仅同教条主义相对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而且还同经验主义相对立，也是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内在要求。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和词句，经验主义者只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一时一地的经验绝对化和普遍化，二者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内在的、具体的和历史的联系。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呢？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5] 820正是依据这种认识的逻辑，毛泽东曾经十分简明地把实事求是归结为“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6] 237。我们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中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实事求是作了这样的概括，决议明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7] 833因此，“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出，是《实践论》理论主题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成果。
最后，《实践论》之所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本著作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还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实践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所具有的基础性的理论地位，同样也不能否认《实践论》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所取得的成就。因为重要的不在于“标志性语言”的使用，而在于哲学思想的实质和内涵。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8] 155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高超的吸收、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能力，在这方面是他的同时代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两千多年来都没有讲清楚的“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实践论》重新发表时，毛泽东亲自加上了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很多学者以此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实践论》主要是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两千多年来的知行学说。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对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是有很大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实践论》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只不过“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辩证性结合在一起”[9] 389，而这种“结合”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交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践论》则是其生动的体现。
三 《实践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典范
《实践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作斗争的历史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所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实践论》不仅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践第一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实践论》的理论价值已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并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发展，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伴随着利益多元化和国际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各种社会思想也纷然杂陈，一些错误思潮也通过实践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实践的理论成为各种思潮思想相互斗争的一个焦点。因此，准确把握《实践论》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认清各种非科学的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原则界线，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实践论》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产物。从这个观点来看，《实践论》只不过是一本僵化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因而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创造和发展。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之前，曾经认真阅读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西洛可夫等撰写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并做了大量的类似列宁《哲学笔记》式的批注。应当承认，苏联哲学教科书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客观地说，它们仍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过自己的理论贡献，对中国哲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所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实践论》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那种把《实践论》等同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然后借否定苏联教科书来间接贬低或否定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做法，其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前苏联哲学教科书只不过是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理论的中介和桥梁。《实践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标志性著作之一，以其显著的理论特色和独特的思想创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首先，《实践论》并不是教科书体系，它没有像前苏联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广泛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问题，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出发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所面临的理论任务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世界观所面对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面对的是马赫主义，毛泽东所面对的不是精致的、系统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所解决的任务是为什么以及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实践论》并没有简单重复前苏联教科书的理论观念，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出发，突出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其次，《实践论》不仅在内容上丰富和深化了苏联教科书的某些概念和原理，而且以其思想的深邃性、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区别于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唯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像毛泽东这样善于思考和总结的革命家才能写出《实践论》这样的宏伟著作。毛泽东并不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教科书式的表达，而是注重其所具有的批判性、战斗性和革命性，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甚至认为“《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10] 406。因为他感到《矛盾论》“太像教科书”；他甚至认为把《矛盾论》与《实践论》放在一起，“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11] 155。第三，《实践论》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著作。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实践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思维的方式和风格，论著立场鲜明，言简意赅，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典故、格言和谚语，以及中国人民日常的生活经验，形象生动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刻内涵，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中国话”，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因此《实践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那些教科书体系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实践论》并不是一部僵化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物。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而达到具有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进一步达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高度，正如近藤邦康所指出的那样：“与同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相比，他更接近于‘为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受到了锤炼推敲自己的认识论的必要性’、从而精读了黑格尔的《大逻辑学》的列宁。”[12] 107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诺曼·莱文也指出：“毛泽东通过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最重要部分，直接接触了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对毛泽东有重大影响。”[13] 418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阅读了大量其他哲学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著作。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践论》批判的矛头所向正是那些从苏联回国、深受苏联僵化的正统思想影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的《实践论》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用诺曼·莱文的话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再创造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他必得为中国而重新创造的活动。”[13] 422实际上，《实践论》不仅在根本的哲学世界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通过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实践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从理论上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坚持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且在于它也是坚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它昭示我们：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起来，既要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化的倾向，也要反对实践脱离理论、使马克思主义虚化、边缘化的倾向。唯有使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生活，大胆探索和解答时代所提出的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始终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且成为引领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注释：
①参见延安《解放》杂志，第57期，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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