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学理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它对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后现代主义理论从崭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人类文化，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下文将从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方法论、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及来源原则三个角度来阐述其影响。
1.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方法论的影响
每一个学科都有着它自己的规范概念和论述范围，有它自己认可的对象和方法。因此，我们都习惯性地认同它是具有某种特定的真理性的。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却对此提出了有力的批判。正如加拿大的T ·库克所言：“后现代主义者清楚地论证了许多学科，包括档案学科理论形成的‘历史相对性’”。在此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后现代主义者是如何论述人文科学的历史相对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理论而言，重要的是其据以为“源”并据以为“系”的系统结构，也就是“知识和理论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成为可能的，是在什么样的知识系统中被构建的，究竟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才会出现……”。由于这样的系统结构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福柯指出，自由的、不受拘束的人文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知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权利形式。那些以自由话语形式出现的人文科学实际上是一系列控制和排斥过程的结果。①而且他还指出，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而建构起基本概念，形成理论构架。这一话语组构中的规则组合，就形成话语的组构系统，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②对以上的论述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首先，知识和理论的产生是受到“系统结构”、“规则”的限制和决定，并且已预先假设了自己的确证性和事实本质，但当时当地的系统结构和规则是特定的、相对的，并非普遍的、永恒的，因此假设的真理性并不一定永远正确；其次，不同的历史阶段，规则是不尽相同的，规则的组合方式也是不同的，反映在理论上，其所指也是变化的；再次，鉴于上述对人文科学历史相对性的认识，档案学的方法论似也应从回顾自身的形成之“源”开始。用库克的话来讲，就是要研究“我们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机构服务……？”③
另外，对于档案而言，福柯认为，档案不是各式话语的统一或不问区别的组合，相反，它是高度差异化的命题的形成和转化的总系统。档案对人来说只能体现为差异。④因为事实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载体的档案均存在着差异。从任何一种档案实践上产生的理论都并不足以涵盖全部的实践。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更应当以发展的观点看待档案方法论问题。档案的方法论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应当不断发展变化，“以便适应文件性质、文件形成结构、文件保管系统和文件利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而这种发展，一则来自自身理论的深化与完善，而另一方面则应来自对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新理论的的借鉴，只要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完善，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与其它学科理论嫁接的方式，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2.后现代主义对于档案原始记录性的质疑
档案一向被认为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它作为直接处理各种社会事物和个人事物的特定社会活动的产物，是同步形成于这项活动的过程中的，不能追记。因此，档案才被视为比其它信息记录更具客观真实性的第一手资料。
后现代主义者对此也表示了怀疑，福柯说：“我们不但没有在历史的神秘的宏篇巨著中看到一行一行以清晰的字体表示出在以前和在它处所构成的思想，我们在话语实践的深度中看到一些把陈述当作事物和看作事件的系统，这些都是陈述系统，我主张把它们称为档案……如果有被说出的事物存在的话……那么，就不该向那些已经说出的事物或者向那些说出它们的人们，而是应该向话语性的系统，向这个系统掌握的陈述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询问这些事物的直接原因。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⑤
由此可以引发这样的思考。其一、档案记录的原始性是就区别于他人记载和事后记载而言的，由此，我们就自然地将档案这种陈述系统视为原始事物和事件本身。但问题在于，不由他人记载和当时记录都并不能保证档案就是纯客观性的，因为这种陈述系统只是历史符号，它的形式有其符号背景。它只能说出有可能说出的那一部分，还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部分。完整意义上的原始记录性应当是陈述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整体。因此，我们所谓的原始记录性是淘汰了“陈述的不可能性”的不完全意义上的原始记录性。其二、虽然档案记录的原始性是相对的，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第一手材料。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找到比档案的不完整的原始性更完整的原始性了。并且要恢复真正意义的原始性，只有通过寻找被档案陈述所排除掉的那部分可能来实现。因此，档案记录的原始性仍然应当得到承认，只是要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认识。
3.后现代主义对认识来源原则的启发
早期来源原则是指档案来源于同一个具体的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北美一些国家档案界提出了新来源原则。在新来源原则中，来源不再局限于一个具体机构，而是指“从以原始文件产生部门为中心的实际来源转变为以多部门、多机构中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活动为重点的概念来源。”⑥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一转变的发生似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找到缘起。
福柯的话语理论也指出话语与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话语是一种压迫的排斥的权利形式。他还注意到社会性制度（指文化、思想、语言、政治等等）同话语实践在历史所形成的关系系统。他关心的是在不考虑话语本身真理性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严肃话语（权威性主体以某种被人们接受的方式进行的写作、绘画等）与其他言语的关系以及这些话语形成所经历的变化。也就是要了解话语的存在形式，它们在某时某地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⑦
理解福柯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新来源原则的发生。因为档案话语形成同样是在一定的社会性制度中，它必然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利形式，并且，档案是社会性制度最突出的体现材料。因为与其它许多人文学科相比较，档案学科有着更为突出的政治性。在阶段社会中，档案工作体现着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为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服务。档案中的一大部分是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产物和反映。虽然福柯的权利并非指狭义的政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阶级社会里，政权、意识形态是整个权利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占据主导性地位。当然，除此之外，还包括更深层次的社会的、语言的、性别的、情感模式等的斗争。在T·库克地报告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他说：“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提到档案记忆的政治功能时指出，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有力地说明，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非洲档案人员目前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管第三世界国家的记忆，因为非洲文明主要是以口述形式记录的。”⑧
以上论述试图证明档案的意义并不在其本身，而在其背后的权利结构，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正是通过来源体现的。因此，分析来源，可以将业已随历史消失的权利关系再现，也才能真正理解其权利结构。而权利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兼以其它各种支配力与控制力的权利体系反映在档案的来源上，就必须会体现为来源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信息革命的蓬勃发展，权利体系拥有了一种更抽象化的载体形式，各种支配力与控制力之间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造成档案的来源更加概念化与抽象化。而要把握这种意义上的来源，便不得不由档案本身转入其背后的创作意图和目的、过程及处理程序和职能等这些权利关系的具体化内容，以此来为更广泛围内的职能活动提供凭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保护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借鉴后现代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档案理论研究的新视角，重新审视档案学理论传统观念，推动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