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p;D两面性、外资活动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性论文,生产率论文,中国论文,外资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外资大量流入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内资部门是否获得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量外资流入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何洁，2000；潘文卿，2003；张建华、欧阳轶霏，2003；陈涛涛，2003)；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工业的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变量之一（胡祖六，2004）。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资企业凭借在技术、原材料来源、规模经济、销售渠道和产品开发更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抢占了市场份额，在短期对内资部门造成一定的冲击（张海洋、刘海云，2004）；大量外资流入使得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进展缓慢，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中国通过吸引外资推动本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的策略成效不彰（王春法，2004；董书礼，2004）。
对于前一种观点，我们认为上述研究并不能证实外资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理由有四个方面：一是没有考虑内资工业部门（下文简称内资部门）自主R&D（研究与开发）对生产率的影响。R&D和技术扩散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两个基本途径，没有考虑R&D投资对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有可能高估外资溢出效应（外部性）。实际上，R&D投资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而且可以增强企业吸收现有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外溢，R&D投资具有提高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的两面性(Two faces of R&D)(Cohen and Levinthal,1989)；二是没有将外资外部性和外资技术扩散区分开来。上述研究的计量模型建立在Feder(1982)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基础之上，以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强调的是内资和外资的差异性。模型衡量的是外资外部性对内资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将外资技术扩散与其他效应区分开来。实际上，外资除了通过技术扩散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率之外，还可以通过降低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促进竞争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产生竞争效应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没有考虑外资技术扩散发生的条件。事实上，外资技术扩散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成功扩散是有条件的，本地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成功地模仿、吸收和消化外资先进技术。与技术扩散不同，外资活动的外部性则指外资通过各种途径对本地企业生产率的综合影响，既包括有条件的技术扩散，又包括自动发生的其他外部效应比如竞争效应；四是忽略了技术效率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和传统研究一样(Solow,1957)，上述研究假定生产一直在生产前沿上进行，将生产率的增长等同于技术进步，忽略了技术效率的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实际上，生产率增长又可以进一步拆分为技术效率提高（如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如新技术的采用和新产品的采用）。技术进步可以定义为生产函数所代表的生产前沿向产出增加方向上的移动；技术效率的提高定义为对应于在给定要素投入水平下，实际产出向生产前沿的移动。
对于后一种观点，主要依据包括外企市场垄断地位日趋加强，对内资部门造成较大的冲击；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依然薄弱，产业技术主要源自国外，技术依赖情况严重；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缓慢等等。由于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显然缺乏说服力。那么，在控制自主R&D投资的情况下，外资活动的外部性是否显著，是否促进了内资部门的技术效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如果有，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是技术扩散还是竞争？为此，本文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内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并且检验了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内资部门生产率的影响。通过考察R&D的创新和吸收能力，我们将外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与竞争效应，试图分析外资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途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外资技术扩散是指有内含在外资中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扩散程度。外资关键核心技术扩散是有条件的，内资部门必须有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成功地促进技术扩散的发生。竞争效应则指除了技术扩散之外，外资通过降低垄断程度，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其他途径产生的溢出效应。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做了文献拓展：(1)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近年来中国内资部门生产率及其拆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2)考察了在控制自主R&D投资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内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3)检验了R&D投资的两面性——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4)从R&D吸收能力的视角，将外资外部性区分为技术扩散效应与竞争效应，并检验了它们对内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本文将以如下顺序展开，第二部分是经验设定、方法和数据说明，然后是经验结果及解释，最后是结论。
二、经验设定、方法和数据说明
在本文的R&D、外资活动与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框架中，生产率由R&D和其他外部因素决定，而其他外部因素来自于外资活动。首先分析R&D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考虑新古典生产函数，
与物质资本不同，R&D资本折旧是知识存量老化、过时的过程。δ值估计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通过计算专利各期收益贴现值总和与专利更新费用差额，也就是专利的净收益估计出来(Bosworth,1978)；二是简单地设定R&D资本折旧率δ为一固定值，比如10%(Goto and Suzuki,1989)；三是假定δ值是专利产生收益时间长度的反函数，如果专利的生命足够长，那么就可以假定δ值足够小；如果数据时间跨度短，可以假定平均滞后期τ足够小(Griliches and Mairesse,1984;Redding and Reenen,2000)。由于缺乏专利收益和更新费用数据，通常采用后两种简化方法。本文采用最后一种方法，假定δ和τ足够小。这样，(4)式转换为：
由于R&D投资具有两面性，不仅可以提高创新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吸收能力，促进外资技术扩散。我们用R&D支出和外资活动的交互项来衡量R&D投资吸收能力，(10)式转化为：
这里，η衡量了内资部门R&D创新能力对生产率的影响。μ有两方面的经济含义，一是表示R&D吸收能力；二是表示外资活动与R&D投资相结合对内资部门生产率的影响，即外资技术扩散的程度。如果μ不显著，表明内资部门R&D吸收能力较弱，内资部门没能通过R&D途径有效地吸收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外资技术扩散不明显；如果μ显著为正，表明内资部门R&D吸收能力较强，成功地吸收了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促进了生产率增长，外资技术扩散明显；如果μ显著为负，表明内资部门R&D吸收能力很弱，不仅没能有效地吸收外资先进技术，而且产生了逆向技术扩散，抑制了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内资部门人才流失等。和(10)式γ表示外资活动的外部性不同，这里γ表示在控制R&D吸收能力μ的情况下，内资部门通过除了吸收外资先进技术之外的其他途径对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比如通过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等途径的竞争效应。γ如果显著为正，表明外资竞争效应促进了生产率提高；γ显著为负则表明外资通过挤占市场份额，造成内资部门市场缩小，成本上升，生产率下降。为了进一步考察R&D和外资活动对技术效率变化ΔTE和技术进步ΔTG的影响，对应(10)和(11)式，我们建立以下计量方程：
其中，TE是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强处置条件下的相对效率变化指数，它测度了从t到t+1每个观察对象到最佳实践的追赶程度。TG是技术进步指数，它测度了技术边界从t到t+1的移动。该指标大于1表示技术进步，等于1时技术无进步，小于1时技术退步。这样，生产率的变化被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效率的变化，一个是技术进步率。（注：技术效率又可以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要素可处置度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又可以分解为中性技术进步、产出非中性技术进步和投入非中性进步F
re et al(1994a)。本文不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拆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构造要求计算四个混合距离函数
的产出，但由于本文主要考察效率变化的情况，而小型企业比大中型企业的效率要低（姚洋、章奇，2001)，所以使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数据并没有低估整个工业部门的效率。劳动投入L其实应该用劳动时间表示，但由于劳动时间数据无法得到，或者即使得到，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也不能确定，因而通常用劳动力人数替代。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并且由于从业人员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本文假定劳动力总量等于内资部门从业人员数(L)。
资本存量的度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学者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资本存量度量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和资本租赁价格度量法。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中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度量，但是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至今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对全国或省际资本存量进行度量（王小鲁和樊纲，2000；王金营，2001；张军等，2004），而很少对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进行度量。结合已有数据，我们用内资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行业资本存量(K)。
在已有的国内相关文献中，外资活动都用外资部门的资产合计或者固定资产比例来表示。由于外资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对内资部门的扩散主要体现在人员的流动上，外资的固定资产净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外资企业的技术活动。这里，我们用一行业外企就业人数占行业就业人数比例(FOREI)来衡量外资活动外部性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综合影响。（注：我们也用外资部门资产合计比例表示Forei，得到的结论基本不变。限于篇幅，这里不报告资产比例的计量结果。）
R&D支出比例本应该用内资工业部门R&D支出比例表示。由于统计年鉴只提供了大中型企业的有关科技数据，如果简单地用大中型内资企业R&D支出占大中型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表示R&D支出比例，就会高估整个内资部门的R&D支出比例。因为尽管我国小型企业R&D活动近年来日趋活跃，但大中型企业研发能力和力度仍然远远强于小型企业。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本文R&D支出比例(RD)用一行业大中型内资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全部国有以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增加值比例来表示(E/Y)。（注：由于全部国有以及规摸以上的工业企业不包括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非国有企业，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低估我国工业R&D支出比例的程度。）
数据方面，全部数据样本均来自2000-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包括工业部门34个行业（注：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提供其他矿采选业和其他制造业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所以没有包括这两个行业。这里我们排除了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三个政府垄断性行业。）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内资工业部门变量数据可由已知的全部国有以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相应变量数据减去三资企业相应变量数据得到。所有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都使用1999年不变价。增加值缩减指数可以根据工业总产值的当年价和1990年不变价数据计算得到。固定资产净值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为了检验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R&D和外资活动对内资部门效率的影响，我们对整个工业行业进行了分组。根据《2000年全国R&D资源清查工业资料汇编》的有关数据，R&D密集度最高(R&D经费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占产值、增加值和销售收入比重等6项指标都高于工业平均水平）的产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6个机电行业。R&D密集度较高（R&D经费支出比重等6项指标中有5项高于整个工业平均水平）的产业还有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等4个行业。我们将以上10个行业划归为高技术行业，其余24个行业则为一般行业。
三、经验结果和解释
我们用OnFront 2.0软件计算了1999-2002年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各行业逐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变化情况。表1给出了这期间的平均值。从整个内资工业部门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10.58%，技术效率平均增长率为3.18%，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为9.17%，不仅明显高于郑京海和胡鞍钢(2004)基于产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全国省际数据分析的结果，而且也高于同样使用基于投入法的颜鹏飞和王兵(2004)的结果，（注：郑京海和胡鞍钢(2004)用DEA方法测度了1979-2001年中国29个省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发现1995年—2001年中国TFP增长出现了下降，TFP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效率的增长。而颜鹏飞和王兵(2004)的结论相反，认为效率提高是中国TFP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方面表明近年来内资工业生产率增长比较明显，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表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可能高于农业和第三次产业。从行业排序情况来看，无论是生产率，还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排名靠前的不是高科技行业，而是一般行业。从平均水平来看，技术进步是高科技行业和一般行业的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高科技行业TFP和技术效率提高明显高于一般行业，但技术进步提高却低于一般行业。
表1 内资工业平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1999-2002年）
注：限于篇幅，省去每年的结果，读者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2 R&D、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及其分组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注：1)整个工业的样本数为102，高科技部门为30，一般部门为72；2)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值是该系数的t值。3)*、**、***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5%、10%的t检验。※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F检验。#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Hausman检验。4)回归软件是Eviews3.1,Hausman检验W值通过Matlab 6.5计算得到。
根据计量方程(10)-(15)式，表2给出了内资部门及其分组的回归结果。由于所有回归Hausman检验W值都显著，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的结果。回归2.1-2.6给出的是整个工业部门的回归结果。回归2.1衡量R&D和外资外部性对内资部门TFP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外资活动没有显著地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R&D支出比例显著为负，表明R&D支出比例越高的行业，生产率提高反而越少。这可能与近年来高科技行业步入调整期，行业竞争加剧，生产效率下降有关。回归2.2衡量了控制R&D吸收能力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生产率的影响。交互项RDFOR显著为负表明外资不仅没有通过与R&D途径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反而由于R&D吸收能力较低，阻碍了生产率增长。FOREI项显著为正，表明控制R&D吸收能力的情况下，外资活动通过竞争促进了内资部门的生产率提高。RD项不显著表明内资部门R&D创新能力对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明显作用。
回归2.3给出了R&D、外资活动对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影响。RD项显著为负，表明R&D对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作用。FOREI显著为负，表明外资外部性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回归2.4考察了R&D吸收能力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交互项不显著表明内资部门并没有通过R&D投资学习吸收到外资部门先进的管理技术，外资技术扩散对内资部门的管理效率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并没有明显作用。FOREI项显著为负，表明控制R&D吸收能力后，外资活动的负外部性主要是由于外资部门在国内市场份额迅速扩大，使得内资部门市场缩小，成本上升，效率下降，产生的负向竞争效应造成的。回归2.5给出了对技术进步的影响。RD和FOREI项同时显著为正，表明R&D和外资活动都促进了内资部门的技术进步。但在回归2.6中，交互项RDFOR显著为负，FOREI项显著为正，表明外资主要是通过竞争而不是技术扩散促进技术进步。由于R&D吸收能力较低，内资部门不仅没有通过技术扩散获得外资先进技术，反而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扩散。这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不希望核心技术被泄露，会努力保守技术秘密，内资企业难以获得外企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外企的良好工作环境和优厚待遇吸引了内资企业培养的优秀人才，人才流失造成了实际上的内资部门向外资部门的技术扩散。RD项显著为正表明R&D促进内资部门技术进步来自其创新能力而不是吸收能力，R&D自主创新是推动内资工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回归3.1-3.6给出了高科技行业的回归结果。在回归3.1中，FOREI不显著，表明外资外部性对高科技行业生产率提高没有显著影响，RD显著为负，表明R&D支出比例越高的行业，生产率提高越少。回归3.2中，交互项RDFOR显著为负，表明外资不仅没有通过与R&D途径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由于R&D吸收能力较低，阻碍了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控制R&D吸收能力后，FOREI项显著为正，表明与外资竞争效应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RD项显著为正，表明R&D自主创新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回归3.3给出了R&D、外资活动对技术效率的影响。R&D和外资活动都显著为负，说明R&D支出越高的行业，技术效率提高越慢，外资外部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科技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回归3.4考察了交互项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R&D吸收能力对内资部门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RD项和FOREI项都不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R&D吸收能力的情况下，R&D创新能力和外资竞争效应对技术效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回归3.5给出了R&D、外资活动对高科技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RD项和FOREI项显著为正，表明R&D投资和外资活动都积极地推动了技术进步。而回归3.6交互项RDFOR显著为负，FOREI项为正表明外资活动促进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竞争效应而不是技术扩散。由于高科技行业R&D吸收能力较弱，内资部门不仅没能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反而呈现显著的逆向技术扩散的局面。这可能与外资企业吸引大量内资企业培养的优秀人才有关。
回归4.1-4.6给出一般行业的回归结果。在回归4.1中，RD和FOREI对生产率都没有显著影响。而回归4.2中的交互项RDFOR不显著为负，表明外资并没有明显地通过R&D推动行业生产率的提高，R&D吸收能力对生产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回归4.3 RD和FOREI显著为负，表明R&D与技术效率提高呈反向关系，外资活动阻碍了一般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而回归4.4交互项RDFOR不显著表明R&D吸收能力对技术效率的提高的影响不显著，FOREI显著为负表明外资活动产生较大的负向竞争效应，抑制了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和高科技行业一样，回归4.5RD项和FOREI都显著为正，表明R&D自主创新和外资活动都积极地推动了技术进步。但回归4.6交互项不显著，表明一般行业R&D吸收能力虽然比高科技行业强，没有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扩散，但也没有明显地吸收到外资先进技术。而FOREI项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R&D吸收能力的情况下，外资的竞争效应显著地推动了技术进步。与高科技行业相同，RD项显著为正表明R&D投资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来自于R&D创新能力而不是吸收能力。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无论整个内资工业部门还是分组部门，外资活动对生产率提高都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在整个内资工业部门，外资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了行业的技术效率的增长，这在一般行业尤为明显；无论在整个内资工业部门还是在分组部门，R&D和外资活动都显著地推动了技术进步，但它们主要是通过R&D创新能力和外资竞争效应，而不是技术扩散；由于高科技行业R&D吸收能力较弱，内资部门不仅没能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反而呈现显著的逆向技术扩散，一般行业吸收能力比高科技行业强，但外资技术扩散也不显著；R&D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不稳定，主要原因是R&D投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这可能与影响技术效率变化还有其他因素有关，比如市场化程度、规模效应以及R&D投资构成（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R&D支出比例），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上述结论可以给出一些政策含义。首先，外资活动促进了技术进步。中国应该继续引进外资促进竞争和技术进步；其次，有助于正确评价外资作用。外资一方面推动了内资部门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而外资促进技术进步是通过竞争，而不是技术扩散。这说明我国外资政策不宜优惠，政府部门应该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吸引外资的战略重点。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规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竞争的效率。在保留外资企业优惠条件的同时，对非外资企业给予同样的待遇；再次，由于我国自主研发实力有限，难以吸收外资先进技术，所以，加大自主研发投资，增强吸收能力是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关键；最后，实施有差别的行业开放政策。在高科技行业，内资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和人才流失，造成逆向技术扩散。所以，考虑到外资冲击，高科技行业应采用逐步开放的政策。对于吸收能力较强的传统行业，可以采取开放政策，促进外资技术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