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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外交在日本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中一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历任首相都非常重视能源安全保障，身体力行地推行能源外交。这固然与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围绕资源供需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密切相关，但也反映了日本在走向“正常国家”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运用多种手段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新一轮能源外交是观察其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
一、日本新一轮能源外交的主要特点
能源外交的提法只是近几年才出现在日本政府的出版物上，但是，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尝试过通过外交运筹，渡过给其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石油危机。1973年12月，正值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巅峰，日本副首相三木武夫率团访问中东8国。三木向东道国承诺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表态支持阿拉伯国家，以此赢得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好感，打开了解决石油危机的通道。1978年9月，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时任首相的福田赳夫率团访问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并在与沙特的《联合公报》中呼吁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撤军。这一未雨绸缪的外交努力增进了日本与中东产油国的关系，使其顺利渡过了同年12月开始的第二次石油危机。
进入新世纪以后，小泉内阁和安倍内阁都将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明显加大了能源外交的力度。外务省在2002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能源安全保障外交”的概念。翌年1月，小泉首相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提出了由日方协助兴建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的输油管、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计划。这是日本谋求能源来源多元化的一个引人瞩目的大动作。此后，日本在能源领域的外交攻势便一波接一波，令人眼花缭乱。
与以往相比，新世纪日本的能源外交呈现出如下一些特征：首先，综合运用提供经济援助、开展技术合作等多种手段，确保石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以往，日本主要依靠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进口石油、天然气。近年来，日本政府为确保石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综合运用提供经援、培训人才和建立融资渠道等多种手段，与资源供应国建立战略关系。安倍晋三首相在2007年4月底至5月初访问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和科威特等中东5国时就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新举措。例如，安倍在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会谈时建议由日本向沙特提供部分位于冲绳的国家储油设施的使用权。作为交换，希望沙特给予日本在紧急状况下的石油优先购买权；安倍在访问阿联酋期间，与东道主就建立部长级联合经济委员会、加强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能源合作达成协议。同时，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与阿联酋国营石油公司签署了抵押融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日方将在2007年内为阿联酋国营石油公司融资约1200亿日元（约合10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日本石油企业获准与该公司签署长期供应石油的合同。①
在争取石油、天然气稳定供应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提高由本国公司自主开发、开采的所谓“日之丸”石油在石油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按照2006年5月出台的《新国家能源战略》规定，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从目前的15%提高到40%。②鉴于日本在海外的能源开发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缺乏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决定通过政府系统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JOGMEC)向它们提供金融、财政支持。据《2007能源白皮书》披露，JOGMEC从2006年起对石油开采等能源开发行业风险贷款的上限已由总投资的50%提高到75%。③
其次，积极开辟石油、天然气进口的新渠道，摆脱能源进口严重依赖中东地区的局面。日本能源进口来源相当集中，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总进口的88%，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25%、英国4%、德国7%、法国41%、意大利36%。④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动荡，为避免来自这一地区的石油进口被人为阻断，日本在新一轮能源外交攻势中，把开辟能源进口新渠道，规避能源供应风险列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俄罗斯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自然是日本拓展能源外交的首选目标。从20世纪末以来，日本先后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萨哈林—1和萨哈林—2等大型油气项目的建设，总投资已超过10亿美元。2003年底，日本首次从俄进口了200万桶石油。小泉首相在2003年1月的莫斯科之行中，亲自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兜售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输油管方案。小泉在与普京的会谈中许诺日本将提供100亿美元用于修建输油管和油田开发；输油管接通后，日本每天向俄罗斯购买100万桶原油——这差不多是东西伯利亚油田产量的上限。⑤
中亚地区尤其是里海附近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中东。苏联解体后，日本虽然在1992年便与中亚各国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2004年日本外相才第一次出访中亚。当年8月26-31日，川口顺子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4国，并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了第一次“中亚加日本”外长会议。会议发表的《联合宣言》声称日本将与中亚各国发展能源领域的全面合作。2006年6月初，“中亚加日本”第二次外长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就兴建由中亚经阿富汗、通往印度洋的公路和油气管道计划进行磋商。为此，日本特意邀请阿富汗与会。在日本政府能源外交的示范效应下，日本能源企业纷纷进入中亚地区。例如，伊藤忠石油勘探公司和国际石油开发公司已分别拥有里海南部3个油田3.92%和10%的股份。国际石油开发公司还拥有哈萨克斯坦卡沙甘油田8.33%的股份。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为兴建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提供了高达5.8亿美元的贷款。⑥
第三，努力寻求扩大核燃料铀矿的进口，为实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日本总共拥有55座核电站，总功率4958万千瓦，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31%，仅次于美国和法国。长期以来，日本核电站所需燃料主要依靠加拿大、澳大利亚提供。2006年8月8日，日本的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原子能部会通过的《原子能立国计划》指出，必须通过与海外共同开发铀矿、建设新型高速增殖炉以及加快核燃料回收再加工等，把日本的核能利用提高到新水平。就在这份计划出台的8月28日，小泉首相开始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出访中亚。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在哈萨克斯坦逗留期间，日哈两国政府就合作开发哈萨克斯坦的铀矿交换了合作备忘录。2007年4月30日，安倍内阁的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率领29个与核能相关的企业、共20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哈方签署了包括合作兴建轻水反应堆核电站、研发核能技术以及共同开采哈境内哈拉桑1号、哈拉桑2号铀矿等20多份核能合作协议。日方还承诺向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提供5亿美元贸易投资保险、帮助哈萨克斯坦培训核电站所需技术人才，等等。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的铀矿储藏量达90万吨，仅次于澳大利亚而居世界第二位。日本通过提供旨在提高其附加值的铀矿加工技术，换取哈萨克斯坦向日大量出口核燃料。据甘利明透露，随着日哈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哈萨克斯坦在日本铀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有望从目前的约1%猛增到30%-40%。⑦
第四，凭借日本在开发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方面的优势，大力推进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通过努力，在推广节能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30年来，日本的能源效率提高了35%（每1日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折合1.62克石油降低到1.05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3年的238万亿日元增至2003年的506万亿日元，30年间差不多翻了一番，但其原油进口数量反而从1973年的28861万公升降为2003年的24485万公升。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日本的亚洲邻国普遍希望能学到日本的节能技术，这（而该节能技术也）是日本在大力推进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一张“王牌”。
日本在其新一轮能源外交中也致力于推进双边和多边国际能源合作，尤其是在亚洲建立能源协调合作机制。一方面，日本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如在2006年5月出台的《新国家能源战略》中提出：(1)制定《亚洲能源保护计划》，利用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加三”等国际框架，制定能源效率标准，建立和实施亚洲国家的能源保护系统；(2)推进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支持亚洲国家建立采用新能源的系统，通过培训人员和派遣专家，支持该系统的建设；(3)推广煤炭的洁净利用、生产和安全技术；(4)促进亚洲核电的区域合作；(5)推进亚洲的能源库存计划。另一方面，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2001年3月日本主持召开了“亚洲能源安全会议，并始终坚持将能源安全问题纳入国际能源机构(IEA)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能源工作组会议的议程；2006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日、印、韩5国能源部长会议上，日本代表建议将这一会议变成常设性能源论坛，并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2006年12月，国际能源机构(IEA)理事会选举日本前经济产业省官员田中伸男出任该机构第五任秘书长。这是亚洲人第一次担任这一职务。
第五，将节能与环保问题紧密挂钩，最大限度地掌握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地球温暖化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它规定，工业化国家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中，从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欧盟国家应减少8%，美国减7%，日本减6%。美国曾于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又在2001年3月单方面退出。然而，日本与欧盟仍坚持执行《京都议定书》的决定。日本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积极，不仅是因为《京都议定书》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用日本城市命名的环境项目，而且，减排温室气体涉及到提高能源效率，力争用最低的能源消耗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它也与推广使用零污染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有关，而日本无论是在节能技术和发展新能源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握话语权、主导权的领域之一。
鉴于《京都议定书》将从2013年起进入下一回合的磋商，日本于2007年5月又推出一项计划，这就是安倍晋三首相在2007年5月24日提出的“美丽星球50”计划。该计划呼吁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50%。为实现这一目标，安倍提出了三项原则：美国、中国和印度都要参加；建立兼顾各国国情的灵活多样的框架；运用节能技术同时加强环保并推进经济发展。安倍希望通过此举显示日本政府积极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姿态，以期在2013年以后的新国际框架制订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6月8-11日，在德国海滨小镇海利根达姆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日本成功地说服东道主德国及其他与会国，在会议公报中正式提出至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50%的目标。首次参会的安倍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他对记者表示：“日本的主张得到了承认。特别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及构筑主要排放国都能参加的、具有实效的框架这两条写进联合公报，真是太好了。”⑨日本媒体还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安倍发言表示肯定的谈话，并借潘基文的话语赞颂安倍提出的“美丽星球50”为八国首脑会议的讨论作出了贡献。⑩
二、日本新一轮能源外交的背景
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能源外交是在能源形势日趋严峻、国际社会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高涨，以及日本掌权的新生代政治家加快走向“正常国家”步伐、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背景下出台的。
首先，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需失衡的加剧以及“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导致能源安全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近20年来，石油价格除在海湾战争期间出现过短暂上扬外，基本上稳定在每桶一二十美元的水平上。但是，从2003年初开始，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的价格出现了新一波的上涨。例如，阿拉伯轻油价格在2002年7月每桶只有25美元，此后便扶摇直上，2003年底涨到每桶30美元；2005年2月跨过40美元大关；3个月后涨为50美元；2006年4月创下60美元的记录，同年7月即突破每桶70美元大关。(11)
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相比，新一波石油涨价有三大特点：一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持续上升，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近20年来油价相对稳定时期忽视了新油气田的开发，其增产能力受到一定制约，从而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出现阶段性的供需失衡；二是美英等发达国家开发的北海、阿拉斯加等油田的生产巅峰期已经过去，世界范围内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越来越偏重于中东和中亚地区，而这些地区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持续动荡，难以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三是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以及委内瑞拉扬言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来看，一些石油、天然气供应大国越来越倾向于将能源作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政治商品”，出现了所谓“资源民族主义”现象，使得能源消费国单靠市场运作已经不能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
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目前，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生产总额已与日本出口总额持平，每年汇回国内的海外利润使日本的经常收支长年保持盈余状态。但是，由于制造业高端产品仍在国内生产，加之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能源消耗中民生和运输部门需求已超过产业需求，确保能源稳定供应仍然是日本领导人面临的严峻课题。这次石油价格暴涨从2002年7月起已持续5年，至今还看不到回落和趋向稳定的迹象，而鉴于国际市场上能源供需失衡的矛盾短期内难以缓解，石油主要来源地中东的局势又充满变数，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日本不能不将能源安全保障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按照《产经新闻》的说法，“能源安全保障”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中与日美安保体制并列的又一根“支柱”。(12)
其次，这一轮石油价格的暴涨牵动了世界各国的神经，国际社会对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空前上升。前两次石油危机虽然也造成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激烈动荡，但相对来说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数以10亿计的人口卷入到国际分工的潮流中来，使能源供应紧缺的问题越来越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同时，由于能源消费的规模持续扩大，地球温室效应也日益突出。能源问题不仅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各国普遍关注，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与环境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1993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次尝试。截至2004年5月，公约已拥有189个缔约方。从近3年的八国首脑会议议程来看，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几乎成了每次会议必谈的中心议题。应该说，日本对这一动向把握得比较准。日本政府早在1998年10月就批准了《关于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的法律》，并于1999年4月起付诸实施。2001年日本又制定了《关于确保实施特定制品中氟利昂类的回收以及破坏的法律》，2002年制定了《电器事业者利用新能源等的特别措施法》。
第三，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致力于实现“正常国家”的总体战略过程中，越来越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增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2001年以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先后出任首相，这标志着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已开始掌控日本的权力中枢。他们有着强烈的“超越战后”意识，希望日本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成为与美国等大国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小泉、安倍等日本的当权者一反历届内阁在外交问题上的低姿态，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日本大国地位的富有进取性的举措。例如，强化日美安保体制，与美国构筑所谓“全球范围的同盟关系”；加大军费投入力度，降低自卫队派兵出国的“门槛”；与德国、印度、巴西组织“四国联盟”，急欲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通过加快与东盟国家以及墨西哥、智利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确立日本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等等。
目前，日本在后冷战时代的大国角逐中拥有为数众多的经济筹码，但相比之下，“能源牌”的分量越来越重。例如，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曾长期雄踞世界第一，是其经援外交的主要后盾，但由于财政窘迫而从2001起跌到第二位，2006年更降为第三位，只及美国的一半；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颇有吸引力，但近年来总体上呈稳定增长态势，难以大幅度增长；日本国内市场虽然每年都吸纳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但它相对于美国来说还是比较封闭的，并没有象美国市场那样的吸引力。比较下来，日本最有优势的还是在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领域的成就和研发能力。按照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十市勉的分析，这是“日本推进能源外交的宝贵资产”。(13)
三、日本新一轮能源外交的前景
日本推行新一轮能源外交既有其主观上的需要，也有实际可能。第一，日本在节能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发展替代能源有一定基础。如前所述，30年来日本的能源效率提高了35%。如果以每单位的GDP投入的一次能源作比较，欧盟27国、韩国、印尼、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是日本的1.9倍、3.2倍、8.1倍、8.7倍和18倍。(14)在新能源开发方面，2005年日本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占全世界的54.9%，太阳能发电量142万千瓦，占全世界的38.4%，仅比德国少0.2%。同年底，日本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107.8万千瓦，装置量在过去5年内增加了8倍。(15)此外，日本的燃料电池开发也日趋实用化。2002年底，丰田公司和本田公司分别推出了由高分子膜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
第二，日本在节能和环保问题上已形成官民一致，协调攻关的机制。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政府明显加大了能源领域的战略筹划。从2003年以来，日本每年都发表《能源白皮书》，迄今已连续出台4份。近5年来先后问世的法律、法规和中长期规划有《能源政策基本法》（2002年6月）、《能源基本计划》（2003年10月）、《新国家能源战略》（2006年5月），《能源基本计划修改案》（2007年3月）等等。其中，《新国家能源战略》规定，到2030年日本能源效率还要提高30%，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将从目前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0%下降为40%。(16)这已成为日本朝野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标。日本经济从2002年初开始的景气已经延续5年多，日本企业有能力在开发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方面进行新的投资。综合看，在能源和环保领域，日本有望取得新的进展，足以保持在这些领域的话语权。
第三，国际社会在节能和环保合作问题上已初步形成共识。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零和”思维逐渐为双赢、多赢的观念所替代。一些主要国际组织如八国首脑会议、亚洲经合组织和“东盟加三”机制都注重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这就为日本新一轮能源外交中有关推进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的构想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使其能源外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能聚集到足够的舆论支持。
当然，日本在推行新一轮能源外交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牵制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是日本当权者对美国唯命是从，亦步亦趋，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日本的手脚。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为争取阿拉伯产油国的同情，有意识地与美国、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拉开了距离，这是它的能源外交能够奏效的重要原因。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上对美国“一边倒”的趋向越来越严重。这势必导致日本难以放开手脚推行新一轮能源外交。例如，为确保“日之丸”石油的供应，日本在几经周折后于2004年2月与伊朗就开发阿扎德甘油田达成协议。该油田储量达260亿桶，开发总投资约2000亿日元，日本在其中拥有75%的权益，投产后可满足日本6%的石油进口需求，是迄今为止日本在海外开发的最大油田。(17)然而，随着美伊间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对立日趋白热化，美国带头对伊朗实行制裁，一再压日本放弃这一项目。日本政府在“确保资源”和“对美外交”孰先孰后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最终在麻生外务大臣的坚持下，忍痛将阿扎德甘油田65%的权益转让给伊朗国营石油公司。(18)同样，日本在中亚、非洲寻找新的能源来源时也不得不遵循美国的旨意，很难有大的动作。
就内部因素而言，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多少给日本开展双边和多边国际能源合作投下阴影。在能源领域，各国间有一些竞争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过分追求自身的利益，甚至沿用冷战时代的“零和”思维，与邻争利，以邻为壑，势必会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日本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恰恰是这样做的。例如，从2004年夏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东海油气资源开发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其始作俑者就是日本负责能源问题的前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他在中日间尚未划定东海专属经济区分界线的情况下，一口咬定中方在所谓“中间线”西侧开发天然气损害日本的所谓经济利益，荒谬地要求中方停止开发，交出勘探数据。同样，由于日本的“搅局”，中国一直抱以厚望的俄罗斯原油进口一波三折，险些夭折。目前，中日两国政府虽然就加强双边能源合作达成协议，在东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也一致同意按照共同开发的方针克服彼此间的对立。然而，许多迹象表明，只要日本国内持“鹰”派强硬立场的政治家不改变那种妄自尊大、狭隘利己的立场，日本不要说通过能源外交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就是要避免在亚洲大家庭中陷入孤立的境地也会是很困难的。
日本新一轮能源外交的出发点是规避能源风险，谋求能源安全保障，其最终目的是要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实现走向“正常国家”的国家战略。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个拥有世界领先的节能技术的发达国家，如果能在履行自身提高能源效率，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基础上，积极促进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贡献，无疑是值得欢迎的。问题是日本能不能摆脱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能不能摆脱“零和”思维，在推进国际能源合作方面展现出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手笔？
注释：
①“日本政府大力开展能源外交”，http://finance.sina.com.cn/j/20070502/18353563538.shtml.
②［日］《新国家能源战略》，转引自《Imidas 2007》，集英社出版，第278页。
③［日］《2007能源白皮书》，第161页，http://www.enecho.meti.go.jp/index_topics.htm.
④数据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网站，http://www.enecho.meti.go.jp.
⑤“小泉要走日俄‘新路线’撇开领土争端先谈经济”，《新闻晨报》，2003年1月14日。
⑥“日本加入能源竞争”，http://newsl.jrj.com.cn/news/2006-07-31/000001565037.html.
⑦“日本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采铀”，《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5月16日。
⑧［日］《2007能源白皮书》，第12页、第17页。
⑨“G8达成协议，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日］《朝日新闻》，2007年6月8日
⑩“‘美丽星球50’联合国秘书长也予以赞赏”，［日］《读卖新闻》，2007年6月9日。
(11)［日］《2007能源白皮书》，第4页。
(12)“日本的资源外交：活用技术力量，确立相互依存关系”，［日］《产经新闻》社论，2007年5月9日。
(13)“思考日本的能源安全保障外交和政策”，［日］《外交论坛》，2007年3月号，第16页。
(14)［日］《2007能源白皮书》，第129页。
(15)［日］《2007能源白皮书》，第203至205页。
(16)［日］《新国家能源战略》，转引自《Imidas 2007》，第278页。
(17)“开发伊朗的阿扎德甘油田日本达成协议”，［日］《日本经济新闻》，2004年2月19日。
(18)“在核问题上配合美国，日本放弃开发主导权”，［日］《朝日新闻》，200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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