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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5—0005—04
近代以来，西方人在启蒙运动中高扬科学理性的同时，失落了宗教信仰，导致了人的意义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伦理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从全新的形而上学生态学视角出发解读自然，赋予自然万物以内在价值和权利，将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为人类描绘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个终极境界中没有神，只有天道和人道的和谐共存。所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不是宗教信仰，但却可以成为生命信仰、道德信仰，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成为哲学信仰。重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能够帮助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同时，也走出精神危机。
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1]。信仰既包括宗教信仰，又包括非宗教信仰，如哲学信仰、道德信仰等。
对西方人而言，信仰一般指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本质是一种终极关怀，它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和全部人生意义所在。但是，启蒙运动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失落，这对西方人而言，不啻为“一次灾难性的转变”。它使道德失去了支撑力量，使人的精神无家可归，而且，“西方人之失去终极关怀还是现代人类正面临着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文化根源”[2]。
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对自然有一种朴素的信仰。人类“将世界万物均视作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将人看作自然、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并由此出发要求人们将自身行为纳入到自然或社会整体的秩序之中。”[3] 所以，古希腊人将静观、领悟宇宙奥秘视作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不是去将自己的欲望加于自然。
到了中世纪，希腊人充满神性令人敬畏的自然成为上帝的造物。上帝“令人感到畏惧和惶恐，但却是永存的、博爱的、慷慨的、怜悯的，[是]造化各种安全、欢乐、宁静和正义的源泉”[4]。因为对上帝的畏惧，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小心谨慎，惟恐受到神秘力量的惩罚；因为上帝的博爱与怜悯，人们将精神超越和灵魂救赎视作人生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事情，物欲则是洪水猛兽，只有禁欲，才能在死后升入天堂。这种对天国的终极关怀，能够“使人超越动物式的本能生活，超越个人的孤立无助，超越人生的空虚和恐惧，将肉与灵的冲突，将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的解决，与更高的理想境界联系在一起。”[4]
近代以来，启蒙运动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摧毁了神权对人性的统治，对科学的信仰取代了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失落，使人们找不到切实可行的终极超越之路，再加上市场机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建制的影响，人们只能转而追求现实关怀，竭尽全力地谋求物质利益。于是，经济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等成了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实质上，经济活动、金钱、物质等都是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手段，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目的价值。然而，离开了上帝神圣之光的普照，人误把手段当作目的，从而沦为物质的奴隶，陷入了意义危机之中。
对科学的信仰使人们相信，只有人类自己是惟一的价值意义主体，自然只是机械的客体、被动的存在，是仅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人类可以利用科技去征服、改造自然，从而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增进人类的幸福。在无尽的贪欲的支配下，人类疯狂地虐杀动物，掠夺资源……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西方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地球生态系统已濒临失衡，人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实际上，人是生活于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而科学信仰用有限的人的理性取代了无限的上帝，将人提高到类似于上帝的高度，人就成了自然的主宰，而且，科学理性不过是人的工具理性，只有接受道德的指引，才能更好地造福于人类。但是，科学理性只释放了人的“最强的动力”——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却忽视了“最好的动力”——追求精神境界提升的动力，如基督徒追求德性的努力，中国古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结果，人就在物欲的疯狂中向自然开战。人类日益向着动物一端沉沦，却再也找不到通达无限和意义之路。他们忘记了，作为有限的存在，只能以精神超越的方式去追求无限，物质的方式不仅不可能通达无限，而且，会使人类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对自然开战的同时，近代西方还对许多民族和国家进行了野蛮的掠夺，破坏了他们珍贵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今，西方还在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政策。为了生存和尊严，这些民族和国家又不得不效仿西方，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努力实现现代化。“如果他们还以自己的方式保有自己的终极关怀的话，那么严酷的现代化竞争现实将迫使着他们放弃自己的终极关怀，因为，只有放弃了终极关怀，才能专心致志地谋求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全球化的现代化，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便是今日之全球化的实质。这样的全球化，也便是全人类以最强的动力向自然开战……全人类都放弃终极关怀之际，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达到最激烈之时。”[5] 所以，如果全人类都失去了终极关怀，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分析表明，终极关怀的失落是西方人、甚至是人类的不幸，它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更多的民族陷入现代性危机——生活意义的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危机)之中。这两种危机纠结在一起，困扰着人类。意义危机会使生态危机更加深重，因为，当个人、社会、甚至更多的民族都把物欲的追逐与经济增长视为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自然是否还能承受这不堪承受之重呢？而对自然的机械理解，也会使人类的精神世界愈加贫乏，使人类失去终极追求。所以，人类必须找回信仰、找回终极关怀，才能走出生态危机和意义危机。然而，对已经充分理性化了的现代西方人来说，已经很难再返回“上帝”的怀抱，在这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我们要重建的精神信仰，是非宗教的信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
面对生态危机、精神危机的严峻现实，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它用不同于宗教的方式，承载起宗教曾经肩负的使命——重新解读自然，重塑人的信仰，找回人类的终极关怀。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解读不是从上帝入手，而是继承了启蒙之后的科学精神，到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中去寻找答案，并以形而上学的生态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20世纪以来，生态学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生态系统，揭示了自然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生态伦理学对生态学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思考，提出了与传统的机械唯物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并由此推出了与传统的只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际伦理不同的道德要求——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人以外的所有存在。因为不仅仅人，所有有生命的存在和无生命的存在都是自然生态之网上的一个结，人的生命依赖于万物，人与万物都源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所以，人与自然万物都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应敬畏生命、尊重大自然，与其他生命共生共荣，达到“一个旨在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生存而非支配自然的社会”[6]。
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像基督教一样，认为生命万物是上帝的造物因而需要人类的托管，也不像佛教一样认为万物均有佛性而不应被伤害，它首先赋予生命万物以内在价值，并进而要求人类对生命万物的关怀。这种关怀，不仅仅蕴涵着爱的情愫，更蕴涵着道德上的要求；这种关怀，不是诉求于外在的强制，而是诉求于人的内在心灵之“善”，它要求人类用心去体验、去感悟生命的神圣、自然的奥秘，达到与生命、与自然的灵性的沟通。所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包含崇拜生命的信仰。它的对生命的赞美，对生命本质力量的信赖，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真、善、美的赞歌。”[7]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不仅对生命，而且对无生命的万物讲道德，这是对人的更高的道德期盼，是对人的“最好的动力”的回归。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将担负起科学信仰未能完成的使命，像宗教信仰一样，引导人类积极主动地向善，达到超越的理想境界。但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又不同于宗教信仰，它不是以天国为价值目标，而是以人的内在德性作为终极追求，它要使人超越“自然之我”和“功利之我”，向着“生态之我”、“精神之我”攀升，成为一个道德的人、真正的人。所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是一种道德信仰。
“道德信仰的一个特点是，它主要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对这种关系之外的世界作出解释，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构成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所以，道德信仰往往需要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基。”[8] 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信仰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生态学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生态学提供了对世界的整体性的认识和终极的解释，使人类认识到我们与万物休戚与共，自然是我们生存的家园，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所以，我们必须尊重、敬畏生命和自然，这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也是对自然的终极关怀。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哲学信仰。“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9]，它使我们了解“自然、社会和人之事”以及三者间的关系，最终达到天地境界①。处于天地境界的人不仅觉解了人在社会中的责任，自主地尽“人伦”、“人职”，而且觉解了宇宙中的天理，乐于尽“天伦”、“天职”。天地境界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人生的“伊甸园”。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从一个比社会更高的观点看人生，将人放在形而上的自然之中，以道德的态度对待自然，以审美的情怀观察自然，做自然的道德代理人，为自然的利益做事，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具有“超社会”的意义，其本身就是一种天地境界、哲学境界。
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依赖鬼神的宗教。替代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10]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是一种哲学信仰，也许它不能完全取代宗教，但是，它将发挥宗教信仰的功能，使人类朝着精神超越的方向发展，达至天地境界，与自然万物协同进化。
非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信仰的超越性、优位性特点，它将改变人的精神世界，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活方式和工业文明的增长模式，帮助人类走出生态危机。
信仰的本质属性是超越性。它要对有限的现实生活进行评判、反思，并力图超越现实的“实然”，达到“应然”的理想状态；它能使人超越有限而达无限，获得精神的充实与宁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本身就具有信仰的超越性特点。它从生态危机的现实出发，但并不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仅仅关注现存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认为把原有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加以推广，凭借市场经济机制和科技进步就可以摆脱环境危机的阴影，其目标不是为现实提供伦理学的辩护或构造道德手段，而是通过对现实的纯粹理性批判，超越和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政治的、经济的惯性，力图从相对独立的学术立场出发，在社会主流精神、传统的人际伦理之外建构另一种精神话语，建构一种可能的良善而朴素的生活。这种伦理所追求的不是世俗的功利，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中的利益，因而也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实用、功利的色彩，它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的尊重、对非人类存在物的责任和义务，是对自身物欲的主动约束，其实质是对人的德性的无限追求，是人的尊严和人格的挺立，是生命的超越性意义。
信仰还具有“优位性”的特点，即“无论何时、何地，按信仰的要求去做，在任何行为抉择中把信仰的因素放在第一位”[11]。非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十分明确的优位性。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架构，而且重在行动和实践，重在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主要方向将不是改造和征服外界，使自然适应于人类，而是改造人类自身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生活方式，使人类适应于自然界，与之保持和谐。”[12]。而主动改造人类自身的精神动力就在于对自然的超验、形上之维的体悟，就在于对非人类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的认可。所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也许不需要上帝，但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自身必须是信仰。只有信仰，人类才会在任何情境中都坚定地信守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要求，才会愿意割舍目前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主动地追求精神的充实、德性的完满；反观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伦理缺少对终极实在的关注，缺少形而上的价值基础，而没有形上精神支持的道德规范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当外在的监督缺乏、利益的诱惑加大时，这样的道德规范很难稳固持久地作用于人们的生活，很难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扎下根来。所以，仅仅靠“浅绿”的环保行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只有有了对自然形上之维的理解，人类才能“像山一样思考”，才能自觉地将物欲约束在合理的限度内，才能走出生态危机。
人类中心主义批判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事实等同于价值，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实际上，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张扬科学理性的结果，事实和价值并不是二分的。事实判断或真理性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客观基础，“如果不包含对事物的真理性的认识，那就没什么价值性可言，价值评价建立在真理性评价的基础上，但是这种真理性的认识要落实在社会价值上才会有意义的。”[13] 单纯的科学理性只是工具理性，不能给人们以目的和价值，所以科学理性眼中只有事实，没有价值。启蒙后的历史已经证明：科学理性既不能保证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又不能帮助人类实现道德的自律，对科学理性的盲目崇拜只能导致前文所分析的现代性危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具有求真、实证、有效的优点，正是在科学理性的帮助下，人类才逐渐强大起来。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必须有科学理性的支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位于(科学的)真理评价和价值评价的结合点上……它是在真理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基础上的‘实践评价’，它着重人类实践(行为)的正义性。”[14] 所以，我们不能光靠科学理性，还要运用哲学理性②，因为，哲学理性有穷根究底的精神和高度综合的能力，能够将我们的知识、信念整合成一个体系，能够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真理评价，价值评价和实践评价统一起来，让我们体验无限自然对人生的意义。但是，单纯的哲学理性往往过于理智，缺少情感，缺少投入、献身的精神，所以，要实现从“事实”到“价值”再到“道德”的转换，我们还需要情感，而情感需要意志的支持，意志的坚持性能保证道德实践的始终如一。只有将科学理性、哲学理性、情感和意志合一，人类才能以敬畏之情去面对化生万物、包容万有的自然，建立起非人类中心主义信仰，才能为环境保护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具有信仰的特点，只要人类将科学理性、哲学理性、情感和意志合一，它就“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终生和彻底的信仰，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终极关切。”[15]。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伟大的先哲们如梭罗、史怀泽、利奥波德等，都是将自己的学说作为信仰来践行的，但是，要想让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成为普遍信仰，我们还需要普及生态科学知识、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等等，在我们面前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按照本性和社会习俗做事；功利境界的人为利益做事；道德境界的人为社会的利益做事；天地境界的人为宇宙的利益做事，他超越了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成为宇宙的人。
②参见卢风的《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第448页。卢风先生认为：理性和信仰不是根本对立的，理性所追求的便是最可靠的信念，即信仰。信仰既是理性的前提；也是理性运用的目的。科学理性和哲学理性的分离是理性的不幸，二者应该统一。哲学理性的特色在于：(1)追求信念体系的最大程度的最大综合性，即循着逻辑原则尽可能把人的信念整合成一个博大圆融的体系；(2)对世界的存在和人生意义进行穷根究底的追问。哲学要努力与经验相协调，但它不像科学那样严格遵循实证原则。哲学和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