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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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3)05-0004-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的根本成就。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三个自信”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的坚定决心,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深刻认识“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提出

“三个自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它既是对党在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演进中形成的高度革命自信的历史传承,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是理性应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

第一,“三个自信”是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高度革命自信优良传统的继承。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保持高度的自信,是党的优良传统,始终与党的发展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正是凭借这份自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建了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而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凭借这份自信,通过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2]尽管在探索适合本国情况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党也曾发生过失误,经历过曲折,但是这份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确立起来的坚定革命自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并以文化基因的形式深深嵌入到党和人民的血液中,成为中国新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三个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理论升华。自信源自于成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走过的道路、形成的理论、确立的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始终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通过长期接力探索取得的最根本的成就,就是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前,成功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这项事业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旗帜,“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3]这一根本性的伟大成就,以及由这一伟大成就而产生的“三个自信”,既是对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在治国理政中所积累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三个自信”是理性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迫切需要。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国内改革发展也进入攻坚阶段,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合作向着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方向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制约战争的因素在不断增多,更加有利于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是,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这些都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化解世界危机的智慧和胆量。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全民网络时代的到来对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更加繁重、更为紧迫。重任在肩的中国共产党只有稳住阵脚、冷静分析局势,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坚定“三个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刻内涵

“自信”即“自己相信自己”。[4]党的十八大报告将“自信”分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力量的确信无疑和对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积极评价,又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决心。

所谓“道路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选择发展道路的充分肯定。近代以来中国各阶级仁人志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曲折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阶级先进分子的探索之所以遭致失败,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在道路问题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百多年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认识。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又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纳入其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这一概括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历史方位、基本路线、历史任务、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是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践和认识的科学总结。这条道路,既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注重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协调发展;既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和政治基石,又揭示了改革开放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和动力源泉;既明确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指明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既注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又突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定道路自信,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所谓“理论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理论创新价值的充分肯定。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原理组成的观点体系。列宁曾经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6]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但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努力使之与不同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明确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7]党的十八大又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在保持党的十七大的概括表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省略了在科学发展观之后的“等重大战略思想”,同时增加了这一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就把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整体性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展开,内涵十分丰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行动指南。坚定理论自信,就是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所谓“制度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设计及其优越性的充分肯定。制度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的总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根本经济制度,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又在新时期通过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科学概念,并对其地位、内容、意义等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8]这些不同层面的制度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根本层面的制度,就是在制度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反映了制度体系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特征,是一种制度体系区别于其他制度体系的主要标志;基本层面的制度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内容,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规定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具体层面的制度则是由根本层面、基本层面的制度派生出来,是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律形式确立制度,并通过各种法律规范为不同层面制度的贯彻落实提供良好法制环境。这些不同层面的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自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9]与之相对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者也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三个方面归根到底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高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三个自信”的内核。中国共产党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离开中国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没有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提供了思想方法论的基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特殊发展道路相结合的自信。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10]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发展道路,但没有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的具体答案,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更不可能加以具体描绘。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的正确道路,又不能完全照搬书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而必须也只能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思想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发展道路,又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正是因为有了对这一“道路结合”原则的坚守,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实现的根本途径。离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失去了实践基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理论原则相结合的自信。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分析工具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实际,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并创立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经受住了社会主义曲折历史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运行的体制机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基本的理论原则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本质特征,是经过历史检验并得到锤炼和丰富的理论珍品。在坚持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将这些基本原则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诸如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等,构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就失去了灵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制度规定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制度规定相结合的自信。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11]制度的确立既要以一定的实践为基础,又要以一定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整个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于欧洲各国工人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的高度关注,并着力总结这些运动和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科学分析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探讨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规律,逐渐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主要关注点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说。在这一学说指导下,他们又根据现实资本主义的弊病对未来社会的运行秩序作了一般意义上的制度设计。列宁将其与俄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和特点相结合,直接把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停留在理论上的制度设计变成了现实,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又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载体,也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大大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价值和理论张力。这一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党和国家的活力,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了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脱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自信就没有了可靠的保证。

“三个自信”统一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高度自信。能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二者之间的结合,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会有很多的风险、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是,只要始终坚定“三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干好自己的事业,我们就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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