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剧与传媒新形象：从道德到消费——从重庆卫视的方言剧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重庆论文,卫视论文,新形象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语境中，国内电视台的栏目策划存在着两极化倾向。在“越是地域越世界”的观念中，突出本土方言特色的栏目剧方兴未艾，积极接近地域性俗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惜重金引进、打造超越特定地域的游戏、电视剧以及娱乐节目。这表现出电视台试图兼容农村与都市群体的观众诉求，但是，在多元文化冲突的全球化语境中，此所谓民族特色已不是“愈民族愈世界”的含义，通讯、交通破坏了特定地域的时空壁垒后，本土文化难以回避地深陷在全球的同质化想象中，其精神内质已有相当的改变。而民俗所蕴涵的道德滞后、商业文化膨胀的消费超前，恰恰使电视栏目内容脱离了当地实情，远离了民生百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电视台的现代性定位。相对说来，近来崛起的重庆卫视等地方电视台倚靠商业消费性文化与民俗文化在国内卫视中脱颖而出，它们打造的媒体新形象在现代性中陷入了一定的困惑。
重庆卫视以其浓郁的巴渝文化特色在全国卫视中的地位彰显，已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以“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等方言栏目的电视短剧创立了品牌；但真正被学界关注的却是在当下卫视竞争日趋残酷的新世纪语境中，在其他卫视反复进行定位的情况下，重庆卫视执守地域文化的坚定立场在“全民娱乐”的衬托下引人注目。尽管时尚娱乐性以及时代感弱于湖南卫视，它却以俗民文化赢得了市民的青睐；与浙江卫视徘徊犹豫于以财富捕捉当代社会热点不同，重庆卫视更注重以巴渝俗文化来释读当下的道德文化等社会问题，如果说前者试图以形下的实际的物质财富吸引观众的眼球，那么后者的优点在于以诙谐的俗文化思路提供了社会焦虑的释放渠道，这集中表现在方言剧的明显的比重上；与安徽卫视重金引进电视剧的定位相比，重庆卫视借助本土已有的文化传统，“四两拨千斤”巧劲十足；与同处一个区域文化的四川卫视以“故事”谋发展的频道策略相较，重庆卫视的理念领先，远远走在了它的前面，以其成熟的剧作策划、形象宣传、市场操作成为四川卫视难以逾越的界碑。一言概之，重庆卫视以方言剧为品牌、以俗文化为品位、以喜剧为格调的频道策划已经赢得了国内广大的观众市场。
事实上，重庆卫视的频道定位存在着充满地域性艺术创作的历史传统。有论者认为，“重庆文艺创作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平民化、通俗化的文艺作品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重庆方言电视剧《凌汤圆》、《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重庆方言舞台剧《人与人不同》、《信不信由你》；川剧《井尸案》、《古琴案》、《婚变案》。”[1] 在方言电视剧发展方面，《山城棒棒军》的意义异乎寻常。它是重庆电视台投拍的20集方言电视连续剧，自1996年首播以来，几乎每一年不断地被重播，它“标志着整个方言剧创作从挖掘巴蜀历史人文资源向关注当代都市生活的题材转换。”[2] 从某种程度上说，《山城棒棒军》的成功进一步坚定了重庆卫视主打都市方言剧品牌的决心。目前，《麻辣冤家》、《新街坊邻居》、《憨人何多寿》以及“生活麻辣烫”等方言短剧、连续剧、系列剧形成了重庆卫视的“独家秘制”。应该说，这类方言剧目为重庆卫视奠定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方言剧在带来特殊地域文化的同时，也给叙事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俗文化定位的方言剧文体本身存在着一些文化偏见，这直接影响到了剧作本身现代感的进一步提升。从内容看，方言剧的故事容量较小，用一至两个剧集单位就可完成叙事；叙事较灵活，可以不断地捕捉社会的新问题，寻求观众的诉求点。就形式而言，方言剧的叙事策略又是建立在简单而夸张的小品基础上，尤其是抖包袱方面受益于传统相声和小品。如此，严格说来，注重时代的崭新内容的方言剧又面临着陈旧的艺术形式的束缚。但是，事实上大量方言剧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未能表现出现代感，题材可能触及现代生活的新现象，却隐藏不住传统道德的保守立场与思维方式，尽管有助主流媒体所承担的宣教功能，但很容易形成僵化的“编剧思路”与固定的叙事模式，从而影响到叙事效果。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雾都夜话”不久前播出的《一个保安的心病》与《漂在重庆》两个例子。从内容上说，前者叙述一个“心理勇敢”的成人故事，后者讲述“事业成功”的成人故事都涉及到现代内容，尤其是后者“漂”所意味的边缘性与当下社会多重性质身份相呼应。但是，方言剧所表达的“漂”显然属于在人生底线上的一次沉重的求生与挣扎，它与当下城市中边缘青年追求个性、独立自由的“漂”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有趣的是两部方言剧的主人公都是刚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迫于生计，前者万般无奈当保安（保安也并不成功，后辞职），后者成为药品推销员（同样也难以维持生计）；更有趣的是两人都因为女性在情感、物质等全方面的关照与帮助，获得社会、个体成人的双重权利。如《一个保安的心病》就是在两位女性（阿姨与女友）的刺激、促发、鼓励下，大学生不仅获得了更好的工作，而且也克服了胆怯的缺陷。《漂在重庆》中贫困潦倒的“我”在得到了漂亮女服务员的芳心后，终于走向了属于男人专有的事业。可以看出，栏目方言剧显然把大学生定位在从生理（身体孱弱）、心理（内心怯弱）与事业（物质清贫）都是弱者，他脱离了社会，但想进入社会又被拒绝的零落者。而作为大学生的对立面的是市民群体；方言剧的社会构成是单位／公司、老板／职员、夫妻／子女等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市民观念的表现（正如《新街坊邻居》中的知识分子白医生总是被市民形象的刘正军所遮掩，显得怯弱无能）。这种观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小说以及电影艺术中更为普遍，本质上就是市民阶层在获得经济权力后，对知识分子抽象而模糊的知识权力的蔑视。简单地说，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山城棒棒军》中同样找不到工作的研究生（“工作”意味着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位置）就可以发现，目前重庆卫视播出的方言剧仍然固守90年代初的社会观念，而与现实社会有着较大差异。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大学生就业压力有增无减，但是工作本身已经不再具有浓厚的道德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自由的经济行为。与此同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软件还是硬件，大学生的身份构成、精神面貌以及社会对之的期待，完全不同于《山城棒棒军》的时代，当今注重大众教育、技能教育的高校教育也与以前精英式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客观说来，这种变化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这些弊端完全有别于精英教育面临的难题）。显而易见，方言剧对大学生乃至高校教育的理解仍未有所发展，这表明市民社会对知识分子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智”倾向。可以猜测，时代、社会的变化有目共睹，方言剧主创人员也不例外；方言剧仍然有如此的姿态实际上反映了此类剧作受众群体的诉求理念。在他们的观念中，方言剧主要是给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看的，自然对知识以及知识者存在着一定的排拒心理，以此赢得观众的认同。说到底，这就是俗民文化的保守及其文化暴力导致的结果。然而，正如方言并非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的专利，知识者同样观看方言剧，甚至可能在心态放松的观赏中喜爱方言剧；尤其是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社会背景中，方言剧如此拒绝观照当下知识者的理念诉求自然不合时宜。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并非简单地图解市民人物、讲述油盐酱醋，而是要以亲切的文化姿态、现代的文化眼光来理解社会生活，也包括关注、理解当代知识者敏感的内心。
从艺术的角度看，方言剧的叙事策略无疑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单调的两元对立的模式上。无论是“美人救英雄”还是“英雄救美”都是两元对立互换的叙事思维的体现。它可以说一种类型化叙事，开头迅速形成第一次高潮，引起某个误会、造成某种期待。然后经过大约十分钟左右的过渡，悬念渲染，而在结尾处会达到叙事情绪上的第二次高潮，通过结局与观众预期的心理落差造成喜剧效果。[3] 这种类型化叙事由于叙事时间以及场景的局限，要求剧情简单、情节集中、人物性格清晰，因此，它只能将吸引观众的兴奋点置放在明确而夸张的戏剧性上，有可能不顾现实生活的复杂，造成一种叙事的虚假。如《一个保安的心病》的结尾，自信起来的大学生为送女友匆忙赶往码头，途中却意外地遇见了一直寻找不到的、伤害过女友的小偷，于是小偷逃大学生追；无独有偶，小偷逃的地方也是码头，最后大学生终于在女朋友面前抓住小偷，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重庆男人”。这里，如此巧合的事件是为了完成叙事的要求，但事件如此的巧合恰恰证明了编剧缺乏想象，难以营造真实的叙事效果；再如《漂在重庆》中没钱吃住、极端贫困的大学生居然赢得小店老板的尊重、服务员的芳心，编导有意弱化了现实社会的残酷性，一定程度上以道德美化了现实。事实上，方言剧的价值取向完全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最后解决人物困境的法宝仍然是传统的道德观念。有论者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出现了传统道德的回归，“为了在社会的各种利益和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寻求最大程度的认可，电视剧普遍喜欢选取道德化、伦理化的题材和主题。”[4] 但方言剧与电视剧不同的是，方言在贴近生活的同时，又呈现出传统道德超越生活的理想面貌；而方言的语音差异在不影响语意传达的前提下往往促成喜剧幽默感的产生，这使得绝大多数的方言剧都定位在喜剧上，相当程度上又消解了主流意识的道德伦理，使之出现夸张而虚假的效果。许多方言短剧的叙事逻辑、情节的编织以及人物性格的嬗变都很难经受起推敲，简单的剧情、粗糙的表演大大影响到方言剧的艺术水准。因此，在类似卡拉OK式的“自己演自己的故事”的栏目策划中，现代文化的传达受到极大的影响。
富有意味的是，重庆卫视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定位在地域的俗文化上，在视觉影像方面恰恰现代时尚。与其他地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中西部卫视一样，重庆卫视的现代时尚感主要强调现代商业的消费意识，这与表达俗文化的方言剧相差甚远，它更多体现在电视连续剧、娱乐节目甚至细小的片花、台标等等方面（如简约又醒目的台标以及配合“故事中国，人文天下”、“黄金月中国节”的影像，等等）。如娱乐性质很强的“百事”音乐风云榜，以何炅当家的主持人组合、连线如孙燕姿、那英等华语娱乐界的巨星歌手，追踪年度最热的娱乐明星如李宇春、周笔畅等当红超女等等。这种追求时尚的文化消费积极与商业文化靠齐，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但同时与巴渝文化的地域性相冲突。正如上文所说，本土地域与超地域的现代之间的尴尬并不是重庆卫视所特有的，包括地方台的龙头湖南卫视也同样存在，我们看到一些强调商业性包装的品牌栏目以及重金打造的主持人超前的娱乐时尚，甚至脱离了本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现状，令人难以想象。如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靓女俊男、诸多超女的歌友会，台上的都市时尚与台下参与者呈现出不容忽视的消费差距。湖南和重庆卫视的栏目策划具有理想化色彩，试图以落后现状的方言剧与超越现状的娱乐将传统与现代兼而并之。但是，这种兼容有些简单，忽视了传统与现代的微妙而复杂关系，很难做到观念、风格以及立场的统一，可能会使电视台的定位非常尴尬。最典型的莫过于重庆卫视的谈话类栏目“龙门阵”，这是一个现代与传统混杂的缩影。以方言“龙门阵”命名的栏目在布景、服装等方面表现出相当的地域色彩，现场观众大多以方言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龙门阵”的栏目策划却完全超越了特定的地域性，主持人说着普通话，所涉及的话题带有当下社会热点与焦点，如谈及子女教育的问题，等等，嘉宾更不局限于方言区域。如涉及子女教育的问题时，请来杭州西点学校的校长万国英，并播放曾经做客的嘉宾如张国立父子等的录像参与话题的讨论。在播出的节目里，外来的现代性教育理念与当地较为保守的观念形成冲突，甚至有现场观众强烈质疑现代教育观，让主持人难以控制好场面。从播出效果来看，接受群体广泛存在于现代性程度不一的地区，对这种冲突的理解有着不同反应，但无论怎样，外来的嘉宾势单力薄的现代性观念被现场操持方言的地域文化所包围，多少令人不快。总体说来，现代与传统的复杂而微妙的冲突应该被卫视栏目整体策划注意：传统的地域文化需作更多的真实的当下性观照，引进与人们更密切亲近的社会现实；现代性则须体现在观念与思维方式上，而非简单的豪华奢靡的消费主义。
标签：方言论文; 重庆卫视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山城棒棒军论文; 影视论文; 喜剧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