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信仰的嬗变及构建——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信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中国人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6)01-0044-06 我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历史剧变和最广泛社会转轨的时期。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中国人在政治信念、理论观念、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甚至出现了“文化困惑”“精神荒芜”和“信仰危机”等严重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任务，并引起人们对包括信仰信念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重视。精神和信仰层面嬗变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呈现动态性的问题，笔者这里仅就国人信仰危机的缘由、嬗变和信仰重建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有着近五千年历史，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和十三亿多人口的巨型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极具特殊性的文明类型，中华文明在哲学、伦理、政治、秩序、文化、文字、思维、审美、价值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特定的东西，在人类文明的百花园里独具特色。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经历缓慢的自身发展过程后，现在正经历从封闭到开放、从贫穷到富裕、从传统农耕社会到信息化引领的工业化社会，从社会大一统思想到社会多元聚合变迁的文化多维度的历史大转变之中。在这一历史剧变的特定时空中，在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出现信仰与信念的焦虑、困惑是不可避免的。 回顾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近现代史，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已经不止一次地遭遇历史转折的“信仰危机”。五四运动时期，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民族觉醒”中，出现了否定一切传统的倾向，作为传统信仰资源的儒家文化被各种新的时尚文化思潮所替代，包括所谓的基马尔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人的思想出现巨大的混乱和困惑。信仰和精神危机最大、信仰危机最严重的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并最终引发“文化大革命”，导致人的精神信仰出现极端的宗教性狂热。极端的精神信念进而演化为狂热的个人迷信崇拜，科学的信仰变成了宗教式的精神膜拜。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这种落后不仅是经济上的一穷二白，而且是思想文化方面的贫瘠荒芜。经济文化的落后引发党和政府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现状，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缺乏，国际冷战格局和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主线不断加剧了我国社会发展陷入自我封闭、僵化的孤立状态，国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运动又加剧了对信仰和信念的伤害。由此引发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明确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堪称历史奇迹，也为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社会发展中物质中心主义逐渐蔓延，其带来的结果是对人的自身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建设的轻视。当下，我国的精神建设和经济发展严重不同步、不协调，盛行物欲横流的价值观，所谓的“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这种扭曲价值观的反映。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的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没有出现精神道德的同步进步，反而人的信仰和信念却不断滑坡？为什么悠久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精神被现代功利主义膨胀弄得支离破碎？为什么科技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弘扬不能同步进行，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不能融合偕行，对功利性的追逐把人的信念和信仰推到了“灵魂幻灭”和“信仰危机”的严重程度？这些焦虑和困惑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嬗变所引发的精神断裂现象，是西方政治学家提出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问题。 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都程度不同地面临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宗教与世俗、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诸多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人们对民族历史传统道德和精神的坚守变得十分困难。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带来的是动荡，现代性造就的是稳定，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历史的现象甚至规律。[1](P215) 当今中国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处于新旧体制转换和观念巨大转变的过程之中，在多元和包容、嬗变和稳定、继承和创新的系统文化体系形成之前，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特别是信仰和信念层面的缺失、错位和荒芜状态实难以避免。亨廷顿所讲的现代化发展的某些规律和现象有其科学的道理，但显然不能完全涵盖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地域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自然环境极不平衡的国家的情况。中国的国情在世界范围内是极其特殊的，其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任何问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和透视都是比较单薄和粗疏的。世界多数国家包括少数发达国家在步入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都曾面临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变迁、困惑和断裂的“危机”阶段，虽然其表现形式各异，路径不一，但在一定程度上均面临许多共同的倾向性矛盾和问题，诸如在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空间维度上的世界文明与民族情感的碰撞；在价值判断维度上面临着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在人生追求层面上面临着物欲至上和道德失衡的矛盾纠葛等。 早在1922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先生就曾讲过，“信仰是神圣的，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病根是没有信仰，因而，改革“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2](P790)。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也曾对大学学子们讲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3]有信仰信念的民族和世界是有希望和未来的民族和世界。考古史上被毁灭和忘却的民族和部落，并不是仅仅因为物质的匮乏和生活的贫困所致，而是因为精神、文化的断裂和道德的堕落而不能修复整合的结果。 如同一切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要经历思想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困惑和焦虑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的变迁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持久的、深刻的、具有恒定影响的多重矛盾关系。这里仅就现代化文化变迁中几个比较主要的矛盾关系作必要的分析。 1.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冲突 现代化的含义之一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其中包括从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乡村化分散向城市化的集中等转变。这些转变使得所有步入现代化的国家，都要经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碰撞和冲击，尽管这种冲击的广度、深度和裂度在不同国家和民族有很大的差异。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充分证明，国际社会著名的思想家如亨廷顿、哈贝马斯、哈耶克、吉登斯等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就出版了《变革时代的政治秩序》，在书中作者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风险和社会裂变危机等，提醒人们必须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其中包括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困惑和焦虑危机。 研究历史剧变引发的危机，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世界的历史演变。在古代社会，古埃及、巴比伦、希腊、拜占庭等文明古国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上构成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支撑、融合并影响了当代的世界文明发展。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古老的文明古国，有的已经消失，如巴比伦；有的则正处于艰难、曲折漫长的现代化蜕变过程中，如埃及；有的民族与国家正经历经济和社会的磨难，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如希腊；有的民族间长期面临部落族际间的深刻矛盾，冲突和内战造成失业、疾病、贫困等问题，如古希伯来地区的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影响对任何国家都是巨大的，但对悠久历史的国家的冲击会更加剧烈和复杂。笔者认为，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工业化、市场化、世俗化、信息化)引发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社会等，但对精神的信念和信仰方面的冲击最为剧烈和深刻。在走向现代化特别是进入全球化舞台过程中，必将发生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动乱、分裂和战争，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伊朗、新世纪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均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历史选择，时至今日都在亨廷顿等政治学家所预言的现代化过程的危机陷阱中挣扎。毫无疑问，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国家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一问题，我们将长期面临传统与现实的矛盾纠缠，无论是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中，还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都面临这个矛盾的冲击。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和把握好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民族时代精神的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守和世界文明的汲取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个国家和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物质家园，更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个家园是不可能一下子跨越传统与现代矛盾关系的，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和对人的思想精神的冲击是长期的、深刻的和剧烈的，精神家园建设的任务也是艰巨复杂的。 2.世界视阈与民族意识的矛盾冲突 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今日的现代化与以往现代化最大的不同是，它与全球化、信息化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思想信仰和文化价值观建设上，必须直面多元观念的交锋和多样信仰的选择。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问藉以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迫和有意义；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必要。无论是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传承还是创新，都必须在世界文明与民族特色的和谐包容中寻求双赢。 于1500年后展开的现代化的发展，体现了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向维度，二者不是截然分离的，是相互依赖和包含的关系。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衍生出民族情感、民族信仰、民族认同、民族和国家利益等，从跨国主义的维度出发，则可衍生出民族融合、国家合作、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等。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合一的当今世界，这种民族性与世界性并行交融更加明显。任何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地坚守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都是不行的，只要求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不管别国利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国家文化和民族信仰方面，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现实是构建民族信仰需要考虑的基本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中国民众从这些交往中学到了很多优秀的东西，例如经济领域的合作、竞争；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人本、公正；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价值标准、信誉理念、职业精神、文化审美、行为规范等，这些丰富了中国人不断提升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新的文化运动。概括地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不仅是构建民族信仰和信念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维度，还是一个伟大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永远岿然屹立的必要因素，封闭和简化是与现代化绝不相容的东西。 3.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 科学与人文互相依赖，是人类生存的两翼，缺一不可。从人类轴心文明的起源看，中华文明更侧重人文精神，西方文明则更重视科学理性。因此，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面临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过分地强调科学与人文的任何一个方面，陷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情况不仅违背现代化发展规律，而且会导致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严重失衡，会出现对马克思讲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破坏(科学主义会陷入工具主义泥潭，人文主义会导致对科学理性的忽视)。毋庸置疑，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随之而来的是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的张扬，日益处于“物化”和“物欲需求”的世界，人类需要精神维度的超越和追求，信仰就是这种对人的现实关怀的终极需求。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的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表面上看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联系十分紧密。叶秀山、赵鑫珊等许多学者秉持这样的观点。叶先生在《科学、宗教、哲学》一书中把科学与宗教并列作为人的思维来看待，把唯心与唯物两种思维并列来研究。思想、认识、思维、想象、心理等都是比物质的东西更能给予人终极关怀的东西，即所谓的心比天大，明心见性的效果。信仰，无论是持何种形式的，宗教的与世俗的、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都是属于人文精神关怀的东西，都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4.宗教信仰观念与世俗社会理念的矛盾冲突 现代化本身就是世俗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历史的宗教要接受世俗现代化的洗礼，接受现代化的检验和更新，例如北美大陆的新教伦理，就是受到世俗改变的新的宗教形式和观念体系。正确处理好宗教信仰与世俗社会信仰二者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十分紧迫和重要。历史上，我国汉族聚居区的宗教信仰基础比较薄弱，沿海和中原地区的汉族群众到庙宇烧香拜佛的较多，但真正具有宗教性的终极信仰的人并不多；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其宗教信仰有悠久的历史。应该看到，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等现代化因素的发展和扩展，城市化规模的急速推进和提升，人口流动和民族杂居的情况比较普遍，这样也就在客观上面临着宗教与世俗观念的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和宗教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积淀、外部势力渗透和经济利益分化等原因，我们还面临着科学的民族和宗教观的繁重的教育和普及任务。从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看，外部分裂势力和内部极端势力的交织会使宗教信仰与世俗信念的矛盾复杂化，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甚至是国家的顷覆。一个民族在进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处理好宗教与世俗社会的矛盾关系，谈信仰也必须正视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矛盾关系。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其中出现复杂的矛盾和危机是必然的。所谓的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危机”具有双重性，既是文化发展和继承的时代挑战，也是文化繁荣创新的历史契机。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和媒体就盛传青年一代的“信仰危机”，所谓面临的“信仰危机”，既是一种对传统信仰的荡涤，更是对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信仰的构建，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大潮中，旧有的信仰趋于消弭，而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精神家园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会的信仰还处于一种嬗变和分化的动态状态。如何在变动时代的现代社会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构筑新的社会信仰原则，目前尤显紧迫。 就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需要立足现代化、全球化以及政治社会化的视野，将信仰和核心价值研究置于社会巨大变迁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在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稳定与变迁、理性与非理性、此岸现实与彼岸未来的矛盾环境中考量。具体地说，在人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基础上确立和坚定实践的自我超越活动和终极精神关切，在其现实性上应体现为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永恒追求”之未来社会理想图景的整体性把握和确证。 重建国人的精神信仰，寻求摆脱人的信仰危机的突破与超越，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坚持、发展与创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包容开放的思想体系，具备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科学成果生动展示了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 2.开展宽容开放与务实有效的信仰教育 加强信仰教育，不是唯一种信仰独尊，而是要以宽容开放的态度，拓展信仰选择的自由空间，使人们在剧变的历史转轨中找到自身的精神文化定位，尊重个人的终极价值关怀。信仰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其目标不是简单地教会人如何去适应生活，而是要教会人为何“应当”去生活，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塑造人，使人成为信仰中的理想的人。同时，发挥信仰仪式的教育功能，赋予信仰的主观认知。通过仪式教育，有效唤起人们对自己的身份、价值、信念、信仰和精神期待追求的自觉构建。自觉体验责任和使命的神圣意义，积极感悟信仰的力量并且奠定追求的目标。 3.推动自下而上的信仰实践，丰富信仰价值的生活体验 有了终极信仰目标，信仰教育还需要对信仰对象自下而上的实践追求。终极价值关怀使人有一种信仰的信心，而实践则能使人获得通往信仰至境的修养之径。信仰者在自己的信仰实践中分享了精神家园，会产生一种主观上的神圣体验，而这一神圣体验即是让信仰者有了生活上的意义体验，会从内部强化进一步践行信仰的动机。 4.适时的制度变革与社会环境改造是根本途径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仍然存在着许多复杂的消极的政治经济因素。因此，必须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资本；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正，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消除腐败现象。 坚守和坚定国人正确的信念信仰，还应该在人的精神意境、社会环境、传导语境和国人心境等方面做好持续有效的工作。 第一，要营造政治信仰构建的和谐社会环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把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社会、个人和国家层面的统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阶段目标的统一。不断加强政治改革与社会建设的力度，调整社会的阶层利益关系和结构，努力建构信仰信念的健康的社会环境。 第二，要提供政治信仰构建的历史和时代文化意境。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千年历史积淀的文脉需要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从而为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信仰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根基。通过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来提高集体主义的精神和文化品位，增强政治信仰的说服力。 第三，要构建政治信仰教育在科学化与大众化结合上的传导语境。信仰既是广大群众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转轨阶段的人们在认知方式方面还不够完善，可塑性较大，通过了解现代人的思想、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以及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思想需求和变化规律，找到思想和政治信仰教育的切入点和契合点。要紧贴国家和社会的实际状况，针对不同阶层群体的特点和认知能力，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开展信仰教育。 第四，要提升政治信仰的时代感和责任意识的理性心境。坚持政治信仰的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时代感、针对性和说服力。针对国际、国内发展的新形势，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切实提高我国政治信仰教育的解释力，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现代化的塑造提供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的支撑。 [收稿日期]2015-10-09标签：政治论文; 信仰危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