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宗教心理发展的模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宗教论文,青年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6)02-0038-06 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Erik Hombuxger Erikson，1902-1994年)，祖籍丹麦，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是新精神分析学派中自我心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范围超越了古典的精神分析，认为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个体内在本能能量在一个封闭系统内传递、移置和改变固定的能量，已不足以帮助我们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观察人的心理发展[1]。因此，社会意象(环境)与有机体力量(本我、自我、超我)的关系被提上日程。他以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等的自我适应性理论，创立了以强调自我的适应和发展的新精神分析心理学；并自称在弗洛伊德理论的磐石上，创立了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的将人的生命周期分为8阶段的人格发展渐成说。笔者根据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在皮亚杰平衡概念的基础上，最终构建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并据此模型分析了人类生命周期中“自我与本我、超我”和“自我与社会环境”两组关系中，个体生命周期与宗教之间呈现的关系。 一、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埃里克森在1963年第一次用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描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在返乡生活中呈现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缺失障碍：“这些士兵缺乏的是同一感。他们知道他们是谁，有个人的同一性，但似乎他们的生活不再联结，有一个核心的障碍，称为自我同一性的缺失”，“他们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中失去了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之感……就精神分析的图式而言，这种控制只有自我(ego)的‘内部结构’能为之负责”[2]。战争中的士兵失去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开始认为是失去了“自我同一性”[3]，后来发现，在具有严重冲突的年轻人身上，其混乱感主要是由于他们内心冲突引起；而在混乱的反抗者和具有破坏性的青少年犯罪者身上，则是与社会的冲突有关[4]。士兵的自我同一性缺失，主要是指生命周期时间序列上的不一致，其产生原因是个体“内部结构”中的自我与本我、超我的不平衡；而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危机除了时间序列上的不连续，还主要源于其内在结构中的“自我与本我、超我”以及“自我与环境”的不平衡。从本质上讲，这种同一性的发展，或者说人格的发展，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最基本的层面，即自我同一性；第二，个体同一性；第三，社会同一性。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的概念是很丰富的，却又具有模糊性。有时同一性指结构，有时指过程；有时指主观经验，有时指功能；有时指个体独特的意识感，有时指经验连续的潜意识追求；一个时期指集体理想的一致性，另一时期指比较的差异性。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在动力特征上是符合皮亚杰的平衡概念的。在皮亚杰看来，人类在发展中的智慧就是适应，个体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以同化的方式将客体纳入主体的图式之中，引起主体图式的量变；以顺应的方式将主体自身图式适应客体引起质的变化[5]。本文中的平衡是指同化、顺应两种作用引起的ψ模型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的平衡。ψ模型的这种变化是不稳定的平衡过渡到逐渐稳定的平衡，且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平衡状态，这构成了个体整个心理的发展过程。个体生命周期中同一性的渐进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同一性危机的过程。 笔者根据以上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的三个层面，基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御机制、哈特曼的自我适应性和皮亚杰平衡概念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种模型来描述人类个体生命周期和群体历史周期演化过程，最开始构建了个体与群体社会的两组自我同一性理论模型(见图1、图2)，图1、图2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是一个运动变化的动态过程，在模型寻求平衡的旋转过程中，形似国际心理学符号ψ，故名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普西)模型。但是在后期论文撰写中，笔者发现图1、图2除了能更好地体现自我同一性的平衡结构和运动特征外，却不能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意识结构相契合。于是，笔者将图1、图2描述个体与历史同一性的模型，完整地调整并融合为图3，虽然图3不再形似ψ，而形似运动中的水车，或者倒立的ψ形状，但是它是图1、图2的完全整合，并揭示了“本我、自我、超我以及社会环境”在“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应区域。所以，笔者仍然将图3命名为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它是与自我、人格和人群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心理学概念模型，本文侧重对个体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图3)的含义、特征及其调试做出论证。
图1 个体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图2 群体社会意识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图3 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图3)的含义：在个体生命历程中，自我位于个人的核心之中，同时又是位于他的社会文化核心之中[6]，自我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方式[7]，调节内在的本我、超我以及外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产生不平衡到平衡的周而复始的持续运动，形成ψ模型平衡结构。这个运动倾向如果是积极向上的，个人愈能回答“我是谁、我将走向何方？”反之则自我惶惑迷失。 结合以上对ψ模型含义的解读，ψ模型在个体生命周期的动态运行中，还主要涵盖以下要素：第一，自我同一性概念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ψ模型为我们把握同一性的本质提供了结构模型：同一性是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不断平衡的结果。即ψ模型是内在自我与本我超我之间、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是现实自我、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三个结构之间呈现一致性的一种状态；自我是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ψ模型中自我与其他三要素(本我、超我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格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原动力。ψ模型的平衡发展是人格完善的标志，也是个体心理成熟的体现。第二，ψ模型作为个体内部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心理结构，自我是处于调节系统的核心地位。这也是个体描述、关联和解释相关客体世界的理论、原则和基础，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主体感受。事实上，ψ模型平衡结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对人类自身的重大意义，在于个体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发展方面和时间序列方面的交互作用，只有作为一种心理社会的相对性运动[8]，ψ模型才能加以概念化，因为存在是运动着的存在。第三，ψ模型使个体的内在结构在主观上表现为同一感，换句话说，同一感是ψ模型的功能表现。对埃里克森的理论而言，正是这一框架最终提供了自我的一致感和连续感，使个人知觉和经验深刻地统一成为可能，这也证明同一性是确实可证的实体。这种同一感具体表现为互为关联的存在感(明确我是谁以及我的位置)、一致感和连续感(人格跨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心理成熟感、生活的意义感、方向感(自我导向的目标意识)。总之，只有将ψ模型理解为一种多方平衡的动态发展结构，才能将自我同一性时间序列连续的动态性与个体此刻的静态研究联系起来，才能将个体内在心理机制和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因素结合起来，进而对自我同一性ψ模型有整体、本质的理解。 二、青年宗教心理发展中的ψ模型应用 依据皮亚杰儿童宗教意识发生认识论，儿童个体生命成长到青春期阶段，随着主客体的分裂和抽象思维的发展，一方面，儿童ψ模型内部系统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果观念等减弱，另一方面，来自ψ模型外部的社会环境的科学教育，使得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加趋于理性、科学，进而促使儿童早期形成的“泛灵论、目的论、人工论”减弱或消失，到青春期阶段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变得淡漠。但根据现实调研来看，青春期以后的青年信教人数却在大幅增加，这与皮亚杰的儿童宗教心理思想似乎相矛盾，其实不然。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儿童期的宗教信仰局限于ψ模型内部，这种个体内在自发的宗教观念，属于ψ模型内部“本我、自我、超我”的小我层面。而到了成年阶段，即青年、中年时期，社会环境的大我层面(或者精神性层面)开始成为青年宗教信仰原因的主要方面。 (一)青年宗教心理相关文献研究 斯塔伯克认为，青年期是理性觉醒，内部与外在环境冲击碰撞时期。斯塔伯克将青少年定位在生命周期中的“10或11岁至24或25岁之间”。在这个年龄阶段，无论从宗教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任意其他角度来看，青少年期无疑是最重要的成型时期。这是因为，青年内部心理(ψ模型内部的自我、本我、超我，或者是皮亚杰的儿童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ψ模型外部的家庭、学校、社会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区域等)的冲击碰撞，导致了最多变和最矛盾的现象[9]，这也推动了ψ模型的生命周期更迭渐进。此阶段青少年人格系统ψ模型内外部组成要素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该阶段是最复杂、最难研究的时期。 麦美德提出，青年期用宗教训练平衡个体内在情绪，促使健康人格形成。麦美德认为儿童后期的青少年发生的社交性是更深的，他对于真理的喜好是更深的，他的宗教性也是由浅入深的，各种情绪更深沉而更热烈[10]。麦美德著作中除印证了ψ模型中环境对自我的重要影响外，还对个体ψ模型内在的自我对本我、超我中的道德良心责任、社会中的自我理想也进行了平衡调节：以宗教来训练之，形成自我的完美人格。 郭淑云认为，萨满病是青春期危机的表现，萨满领神仪式是缓解和解除危机的方式。萨满病的发病年龄多在青春期，为解决这种个体危机(萨满病)而举行的领神仪式也多在青春期[11]。她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在北方的萨满教信仰中，如果患者病的时间特别久且一直医治无效，最后将请萨满“确诊”病因是否属于已故萨满灵魂附体，如果是，则必须拜萨满为师修炼萨满通神方术才能获得身体的健康。所以，多发生于青少年阶段的患者最后走向了萨满之路，萨满的领神仪式对个体而言，具有缓解危机(ψ模型四大要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意义。可见，从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来看，萨满领神仪式其实是一种调节自我与本我、超我和环境的危机，使自我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 (二)ψ模型在青年宗教心理研究中的运用 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研究了少年马丁成长为青年路德的宗教心理历程，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创伤，一切他属于的，以及一切他拥有的，都被毁灭或重生。这是ψ模型整合与同一的过程。这既是ψ模型渐进运动中，生命周期在时间序列上前一生命阶段与当下生命阶段的质变痛苦，也是自我在处理当下内在与外在环境而呈现的危机，并寻找好的方式来调节过去、现在、未来和本我、超我、环境，促使ψ模型保持平衡。 1.ψ模型的不平衡与平衡：危机与重生 ψ模型的不平衡问题既包括时间序列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生命各阶段的不平衡，也包括某一时期自我与本我、超我和环境的不协调而呈现同一性危机。马丁的问题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宗教的人”，他不能很快地去相信、接受人间社会环境中的一切，他们追求内在的价值和规范，拥有一种道德的敏感性。就静态的此刻的ψ模型而言，他会呈现出自我与内在本我、超我和外在环境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中世纪神学的信仰与他自己追寻的自我理想上的矛盾；从动态的ψ模型来看，他会因为儿童、青少年早期向青年生命阶段的变化而出现时间序列上的不平衡。这就是马丁遇到的双重问题。 2.马丁的危机源于对上一生命周期的失衡 ψ模型的不平衡性除了内部结构具有的矛盾外，还有来自时间序列上的不平衡。埃里克森对马丁在唱诗班的发狂做出三点结论。第一，马丁去做僧侣，是对父亲的反抗。他父亲要他去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大人物”，而马丁却选择做一个僧侣。这种反抗是ψ模型内在冲突的表现。第二，马丁选择否定性的身份认同，这种否定的动力使ψ模型生命周期递进方向发生改变：马丁成为了他父亲告诫他绝不能成为的人。同时，这是对他父亲信仰圣安娜的背叛。第三，马丁发愿去了修道院，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心理延缓期，为他对ψ模型生命周期渐进结构调整，确定自我身份认同，给出了时间上的空当。马丁在修道院期间，宗教体制中的价值和规范，对马丁的自我认同危机有所减缓，这就缓和了ψ模型的不平衡性。但是不久，马丁与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困扰他。他对上帝的谨小慎微与他自己良心和灵魂出现危机。他开始怀疑并疏远上帝，并不能再信任上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与父亲之间的问题“投射”到了上帝身上。 3.马丁的超我冲突 从ψ模型构成系统来看，超我属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内在系统。马丁的问题源于他是道德敏感性较强的“宗教的人”，道德超我的强化，更加剧了ψ模型内在结构中自我与本我、超我的不平衡性。这使他认为宗教行为中的弥撒失去了神学意义，而变成一种空洞的仪式。严格地讲，这属于心灵(精神性)上的疾病，会导致个体失去生命意义，陷入绝望之中。但是埃里克森的概念中没有引入心灵哲学，我们暂且将信仰冲突归因为超我冲突。埃里克森认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中世纪教会的主要仪式弥撒已不具有感恩的作用，它失去了稳固的与可信赖的“最高的身份认同”的联系[12]。正因如此，弥撒变成一种僵死的仪式。可见，马丁在第一次弥撒中的焦虑症发作是ψ模型中个体自我与社会文化的冲突，心理的和生存的冲突。 4.从马丁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 从ψ模型的外部环境来看，埃里克森对马丁生活的中世纪环境——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童年生活环境、马丁小学和大学的校园文化进行了细致研究。ψ模型的外在环境处于将来临的全面的文艺复兴时代，各种危机和不平衡的动力蠢蠢欲动，个体积蓄了不可限量的自主性和推动ψ模型渐进的动力。埃里克森认为，大环境的德国中世纪晚期政治、经济和社会，与马丁的心理冲突有着共同的特征：一种宗教性的人所反映出来的忧虑苦闷情调。这就意味着ψ模型中马丁的内在痛苦，与社会环境中的痛苦，都源于中世纪晚期宗教与个体和群体的不协调。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宗教环境不能引起人的心理平衡发展，不能促进个体健康心理的发展，它与“人杀死父亲，而又怀念父亲”的本我情结不相符。中世纪晚期宗教神学的强大社会压力，成为一种强大防御机制检察官的控制力，人们只能选择以“魔鬼”的方式来伪装真实意图(如前述马丁的疯狂)。 5.从马丁成长为路德，稳定人格的形成 从埃里克森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观点，ψ模型都会由不平衡向平衡方向动态发展，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来自信仰的力量；青年必须选择一种“人生哲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形成一种信仰的力量和价值导向来缓解危机并维持ψ模型的平衡性。青年如果不能在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选择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调适个体内在冲突，就会导致ψ模型的认同危机。ψ模型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可能是短暂的，但大多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些多次平衡ψ模型的人，或者叫“出生两次的人”，都需要时间上的缓和，即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13]。马丁在身份转变成路德后(ψ模型的质的渐进)，以一种新的人格身份展现了出来，最后变成了一个宗教改革者。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在修道院的这段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里，其生存和心理社会的方面紧密相连，找到了与上帝联通的新方式，使得ψ模型的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环境方面的矛盾运动达到平衡。埃里克森认为，路德的认同感是从社会环境中的新的宗教那里获得，这种认同契合了变化中的社会文化环境，新的宗教也促使集体心理社会的康复[14]。 三、对ψ模型的评价及启示 ψ模型是基于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进行的模型构建，在实践中还会有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与埃里克森理论上的缺陷是一致的。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包括他的著名的人格发展渐成说和同一性概念，正如西方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阐述往往含混不清。但是埃里克森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将人格结构的重心由精神分析经典理论的本能驱动扩展至自我领域，把对人行为动机的研究从潜意识领域迁移到了意识领域，并将人的发展过程置于生物、心理、社会的三位一体之中，积极主张重视家庭和社会对儿童青年的教育作用，这成为其构建的心理传记学的基本理论驱动，也成为精神分析学说向存在主义和心灵哲学扩展的重要理论。 青年阶段ψ模型的研究重点是在模型的外部结构上，即自我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同时，ψ模型内在的优秀道德品质和信仰等超我因素也被纳入研究的范畴。这也是埃里克森新精神分析学说与经典精神分析不一样的地方：兼顾心理与社会的双重性。他认为，只有把心理社会和环境分开来看，宗教才能以自在的方式存在。另外，他还认为，宗教与个体心理发展相关联，在人格成长的每一个生命周期中都可以找到宗教的影子。在埃里克森的后期作品中，有关宗教及宗教人物的作品较多。在ψ模型的渐进过程中，马丁·路德由青年身份认同危机阶段发展到中年生殖危机阶段，又经历了严重的心理问题[15]，ψ模型的新不平衡又开始出现。但这只是点到为止，因为《青年路德》研究的重点是青年身份认同危机及其解决。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才重点研究了中年生殖危机阶段的ψ模型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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