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
晚清时期币制改革思想述评
段 艳
（玉林师范学院 商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禁烟失败，货币危机比战前更严重，迫使全国上下继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币制改革。时人纷纷主张“重钱贱银”，推行大钱制度，恢复制钱，发行纸币，自铸银元，改铸铜元等。这些币制改革思想是近代中国币制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晚清货币的近代化进程，也加剧了晚清币制的紊乱程度。
关键词： 币制改革；制钱；大钱；纸币；银元；铜元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禁烟失败，“银荒”危机比战前更严重，迫使全国上下继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币制改革，这是近代币制改革思想的发端。现有研究成果尚未对晚清时期的货币改革思想作专门的论述，所以，笔者从币制改革的角度对晚清货币思想进行述评。
一、鸦片战争前后“重钱贱银”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江西巡抚吴文镕上《设法贵钱贱银疏》。根据“银贵并非由于钱多”的论证，时人纷纷主张“重钱贱银”，即扩大钱的流通范围，增加钱的流通数量，逐渐以钱的行使来代替银的行使。殊不知由用钱到用银是货币史上的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人力所能强制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吴文镕再次奏请“重钱贱银”。可见吴文镕并没有认清形势，更不清楚“银荒”之成因，以为通过将各省岁支二千余万两“改折收钱放钱”，就可使“钱之势少价贵”“银之势多价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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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御史刘良驹上《请饬定银钱划一章程疏》，主张重视制钱，规定银钱的法定比价，依一定的比率，用钱作官府的收支。[1](P105)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们知道要勉强抑低银的地位，提高钱的地位，结果只是徒然，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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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7—8月），湖广总督官文上奏，请规复制钱。[1](P511)同治六年（1867年），太平军已完全失败，捻军亦接近尾声，军费支出略见减少，财政状况略有转机，清政府于是考虑改革大钱，恢复制钱。这在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办法，因为在大钱行使以后，制钱的价格变动较小，而且只见提高不见降低，制钱的信用算是相当巩固，这时以恢复制钱来补救大钱弊病似乎是适当的办法。不过，因铜价在当时已涨至每斤价值银十三四两，这一方面使政府铸钱亏本，另一方面，使私毁、自铸盛行，因而小钱充斥市面。事实上，清政府当时所铸一部分新制钱已减至每文重一钱，且铜铅各半，但仍不能禁止私铸和小钱，所以一般人多主张恢复分量较轻的制钱。
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一（1851年11月13日），礼部侍郎曾国藩建议银钱并用[1](P115)。殊不知，“今日之患，不特银荒，而钱亦荒”“既以钱供赋，则钱用不可不充，钱法不可不饬，而铜禁亦不可不严”[1](P122)。
清政府制定银钱比价以钱代银的企图以失败告终。正如黄恩彤所言：“银价日昂，固由于银少，而不关乎钱多……言者但知钱可抵银，而欲有所低昂操纵于其间，初不思官局铸钱之弊，滇省运铜之艰，及铜课日形短缩之可虑，略无所区画变通。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诚未见其有济也。”[1](P123)
二、道光咸丰年间大钱制度说
自道光年间，“忧银少而思胜之以钱，始有铸大钱之议”。道光十七年（1837年），王瑬著《钞币刍言》，提倡“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的通货膨胀政策。[2](P87)
道光十八年（1838年），邱嘉穗著《铜钞议》反对发行纸币而主张铸造铜钞，即大钱。但他并未提倡通货膨胀政策。同年八月（1838年9月），广西巡抚梁章钜奏请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及当千共五品大钱。在梁章钜看来，货币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交换的一种计算单位或符号，“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1](P143)。这是一种名目主义的观点。同年十一月初八（1838年12月24日），户部议奏驳梁章钜铸大钱议，大钱“需铜较少，获利转多，即多其品种，重其工本，私铸者亦能肆其巧诈”“而私铸之难防，莫此为甚”，故“殊难准行，应毋庸议”。[1](P144)同日，内阁奉上谕：“现在京外各局，铜铅均属赢余。钱法通行已久，并无窒碍。梁章钜所请改铸之处，着毋庸议。”[2](P87)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1842年12月），御史雷以諴上《变通钱法摺》，以钱与钱比率相差悬殊，主张增铸一两大钱，当作百钱之用，和制钱相辅而行，既可以平银价，又可以济财政的穷困。[1](P146)同年十二月初十（1843年1月10日），户部议驳雷以諴铸当百钱之建议。[1](P150)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1844年1月），御史张修育建议仿普尔当十钱例铸大钱。张修育与梁章钜的观点颇为相似，片面地“以为银钱之贵贱操之自上，偏于用银则银贵，偏于用钱则钱贵”[1](P151)。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1844年2月26日），军机大臣字寄陕甘总督富呢扬阿、陕西巡抚李星沅，奉上谕：“回疆所用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因思陕西、甘肃二省相距非远，地方情形大略相同，当可仿照铸行，疏通圜法。著富呢扬阿、李星沅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1](P153)同年三月二十一（1844年5月8日），陕西巡抚李星沅上奏，称“陕省仿铸普尔钱不便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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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1851年）建议行钞的有陕西道御史王茂荫、翰林院检讨沈大谟、福建巡抚王懿德、江苏巡抚杨文定、署镶红旗蒙古都统花沙纳等。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然兴起，咸丰帝正为财政问题所困扰，遂命王茂荫主持钱法堂发钞计划。然于发钞办法，朝廷上下纷纷然莫衷一是。咸丰二年（1852年）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发行不兑现纸币，户部祁隽藻等反对。翰林院检讨沈大谟、江苏巡抚杨文定，各有行钞之奏，均被户部议驳。同年九月（1852年10月），左都御史花沙纳奏请行钞法。到了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又被户部议驳，“与其用久未举行之法而收效稽迟，不如就从前本有之财力图周转”。[1](P337)即反对用钞票，主张行用银票期票。定郡王载铨（1852年）也反对行钞，并请发行银票和期票。这在户部侍郎王茂荫看来期票“自属可行”，惟所称用银票之法则不能行也。[1](P330)咸丰三年正月初八（1853年2月15日），王茂荫奏《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因战争已持续两年之久，于是作为解决战时财政有效手段的纸币政策便开始实行。同年（1853年），御史章嗣衡、给事中英绶、惠王绵愉、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克勤郡王庆惠、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刑部尚书德兴等先后为推行钞法，向咸丰帝奏报官票宝钞发行后的混乱情况。但是他们提出的各种改善办法都比较片面，于事无补。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吴嘉宾也主张铸造大钱，但以铜的市价为准，照成本铸造。此法将铸钱余利归零，可减少私铸，并不能救“钱少之病”。[2](P88)
收集的资料既要涵盖高中低水、丰平枯年范围，又要反映现状年测站水文特性情况。根据以上原则，我们确定以下资料范围及内容：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1846年9—10月），安徽巡抚王植请变通钱法，改铸大钱，自当三至当五十为五等，旋为户部驳斥。[1](P155)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1848年11—12月），给事中江鸿升奏请铸工本相当之当五十、当百大钱。[1](P157)江鸿升的建议与吴嘉宾的主张相似。殊不知，“工本相当之当五十、当百大钱”，虽可防止私铸，但无法保证其实际购买力与面值相等。
光绪二年十月（1876年11—12月），通政使于凌辰上奏，称“当十大钱价贱银昂，请复制钱”。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1—12月），给事中周鹤上陈北京钱市紊乱情况，请规复制钱。[1](P516)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方面对于恢复制钱也积极起来，是年六月（1886年7月），醇亲王会同军机大臣户部工部筹议恢复制钱，议定“以三年为期，徐图规复，先令直隶、江省各督抚添购机器制造制钱，并饬例应鼓铸制钱各省，一体赶紧开炉铸造，当经照所请行”[1](P524)。可是在半年之后，即光绪十三年正月（1887年1—2月），户部根据实际考察及各省督抚咨复，认为“机器制造，工本过巨，京局开炉，恐滋市井疑虑”。乃改请“饬令湖北等省搭解制钱运京备用”。这在各省因为铸制钱无利可图，所以藉口机器制造工本过巨；在中央则因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财政一直困窘，停铸大钱改铸制钱增加了一笔很大的负担；同时对于恢复制钱后可能发生的金融纷扰也不能不顾忌，虽然政府郑重宣布当十大钱仍与制钱并行。恢复制钱之议所给予货币金融的影响，特别是给予大钱行使的影响，在光绪十三四年之间极为严重，则属事实。[3](P82)
咸丰元年建议铸大钱的有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巡防王大臣绵愉等。咸丰二年（1852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奏请“铸用大钱，以复古救时”，被批“交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发展，晚清财政日益困窘，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户部尚书孙瑞珍都主张铸大钱，清廷君臣的态度趋于一致，皆以铸大钱以裕度支为可。于是，咸丰三年三月（1853年4月），户部议定《铸大钱章程》，同年三月十八日（1853年4月25日）即行开铸。[3](P74)
2.拓展乡（镇、街道）、村（社区）统战工作范围。将“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两级责任制”拓展为“统战工作三级网络和两级责任制”，对村（社区）辖区统战对象的服务工作按照“责权利对等、人事物一致”的原则，明确村（社区）承担必要统战事务的职责，赋予村（社区）统战工作任务，坚持属地管理、费随事转；参照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和标准，充实工作人员，匹配工作经费，确保有人做事、有钱做事。
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3—4月），福建巡抚吕佺孙建议仿铸外国银元。同年四月（1855年5—6月），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奉旨议奏，称“吕佺孙仿铸外国银元之议窒碍难行”“与其为此创制徒乖政体，而法有难行，何如讲求铜政，精铸大钱而民便于用”。[1](P194)同年（1855年），周腾虎作《铸银钱说》，“为今之计，宜准洋银分两，铸造银钱。”[1](P195)这更紧迫地发出了币制改革的呼声。周腾虎也主张自铸银元，他的理由主要是为解决外国银元流通中的弊端，尚未提到收回货币流通的利权问题。[6](P203)
大钱制度说实质上就是想为晚清统治当局增加财政收入。大钱制度则是清廷为应付军费开支而采取的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事实上，大钱制度的实行不仅没有解决“银荒”危机，反而造成币制更加混乱，并且导致新的通货膨胀的危机发生。[4]
当时反对铸大钱的议论也不少。咸丰三年（1853年）开铸大钱以前，包世臣在《再答王亮生书》指出，铸发法定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铜钱，必会导致私铸泛滥成灾。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侍郎王茂荫、左庶子庞钟璐、御史蔡征藩等奏陈大钱利弊，极力反对。[1](P208)王茂荫一针见血，直指要害：尽管国家有权铸发“大钱”，有权规定货币的面值，但国家却无法规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权力确能保证价值符号按其名义价值正常流通，则是王茂荫所没有认识的。然而，当此内忧外患之际，腐朽的晚清政府无法限制“大钱”数量，更不能保持“大钱”回笼渠道畅通，日益贬值的“大钱”则无法获得人民的信任，大钱制度改革必然以失败告终。
三、恢复制钱议
同治元年九月（1862年10—11月），廪贡生黎庶昌上呈《条陈行钞》。同年十一月（1862年12月—1863年1月），御史周恒祺上奏，建议发行兑现钞票。他说：“臣维钞法之行，必先示民以信，而示民以信必使持钞者可以取银，以钞取银必先立钞本，收发一律。”[1](P630)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侍读学士朱嶟建议贵钱济银。[1](P109)同年三月三十日（1846年4月25日），军机大臣穆彰阿等指出，朱嶟条奏“不知现在银贵钱贱，实由银少，非由钱多”“若中外鼓铸同时减停，设银与钱并绌，小民将何以为用？……惟是重钱以平银价，实为今日切要之务”[1](P114)。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社会史(即外史)因素之外，还有思想史(即内史)的因素。其中包括：我国古代没有发展出严格的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古代数学的表述形式较落后，数学应用于自然科学中的程度较低；实验理性不够发达等。
清政府的官员大多认为私毁、私铸是造成这一时期“钱荒”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他们大多建议收回当十大钱，改铸制钱。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1887年2月5日），上谕：限户部一年内将开铸制钱事宜办理就绪。“规复制钱，仍准搭用当十大钱”[1](P524)，然而，因“铜斤”筹集困难，铸造一钱二分标准制钱过于亏本，京局及各省局减铸停铸的现象依旧盛行。于是，有钟大焜等拟请改铸机制轻钱，他们认为“铸库平八分之钱，方可以塞私铸私毁之源”[1](P560)。1886年闽浙总督杨昌濬等率先在福建开始以机器铸造八分五厘重的制钱之后[1](P557)，1887年清政府规定：“嗣后每钱一文，均以重一钱为率。京局及各省一律照办，不得稍有参差”[1](P530)。实际上，在这之后因铸钱成本过巨，各省纷纷效法福建，铸造不足一钱重的小制钱，于是相继出现了一钱、八分五厘、八分、七分四厘、七分、六分、五分等不同大小不同样式的小制钱。即使这样，铸钱还是多有亏本。各省钱币局依旧由于铜价高昂，工本倍增，亏损过甚，纷纷关机停炉。而各省“钱荒之弊”丝毫没有任何改善，至1897年钱价仍“未尽平减”[1](P551)。
加强林业资源保护力度和完善森林防火管理措施是实现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之一，通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提高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机制的全面性、强化林业管理人员的防火意识等来提高林业资源保护效果。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奏《请用机器试铸制钱折》（1888年）。1890年，两广总督李瀚章等奏称，机铸制钱亏折，请准改铸每文重八分之新钱。[1](P575)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又奏《请购机建厂广造制钱以济民用折》，将原拟制造枪炮的机器改作铸钱之用。1898年，清廷为“推广鼓铸”，再令各省铸八分制钱，[1](P577)然直隶等省因铸钱亏损仍旧奏请缓铸。[1](P578)由此可见，规复制钱的举措，非但对于解决“钱荒”危机不起作用，反而严重地扰乱了制钱制度。
四、发行纸币论
在鸦片战争前夜，即有王瑬、张履、包世臣等人议论发行纸币。
综合业务应用系统包括：防汛防旱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河道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排灌泵站信息管理系统、圩区排涝泵站集群管理系统、闸站自动控制管理系统、农业园区精准灌溉管理系统、局电子政务办公及移动政务系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缪梓指出“可以胜银之弊者惟钱，而钱苦其重滞而难行，可以疏通钱法者惟钞”，也主张发行纸币。他反对滥发纸币，主张纸币可以兑钱，“钞轻则放钱而纳钞，钞重则给钞而贮钱”，做到“轻重相资，虚实相用”。但他对行钞的作用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6](P187)
在某些“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员中，不乏见钱眼开的贪赃之徒。他们在捣弄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同时，大搞权钱交易，疯狂攫敛钱财。此类案例不少，且说个陈旧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置全市60多万下岗工人、60多万离退休人员的艰难处境于不顾，上任伊始便大搞“形象工程”建设，修百里环城公路，造百里环城水上带状公园，以及交通主干道、立交桥、广场、草坪等等一大批项目。“急功近利”的“大手笔”，不仅使他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还荣获了联合国“人居奖”。与此同时，他通过给房地产商违规批准项目、违规减免税费，进行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金，数额特别巨大，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综合新华网）
咸丰四年三月初五（1854年4月2日），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条陈宝钞停滞情形，建议改善发行办法。然而，军机户部议驳王茂荫意见，说：“所奏均不可行。”[1](P394)同年（1854年），通政使崇实、克勤郡王庆惠、郑王端华、闽浙总督王懿德、御史吴艾生等先后上奏，建议改变行钞办法，均未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1850—1887年，大量白银回流中国，中国白银通货因而有所增加，1857年以后，银钱比价回落至1 500文/两上下，长达 30余年（1827—1857年）的“银贵钱贱”时期结束。铜钱价格的回升满足了大众的交易与储藏的需要，铜钱需求随着铜钱价格的上升而增加。[5](P96)由于铜对银的价格上涨，制钱的重量不得不减轻。
洋务运动时期，黄遵宪提出以银行为纸币的发行和调节机构，这比中国原有的行钞主张有所进步，但他还没有划分国家和发行银行的界限。[6](P209)郑观应主张开设银行，发行银行纸币。[6](P219)唐才常作《中国钞币如何定制综论》，主张由各省藩司拨款设立官银行，每年由藩司检查银行所存资本数和发出钞票数。钞票虽分省发行，但随处通用。唐才常深知中国政治的极端腐败，任何好事都会办坏，因此提出严肃法纪的主张。[6](P221)
由于网络与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世界已经俨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由于网络的无处不在，又使得人们的私生活越来越透明化，因此使得网络信息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网络的普及率也大幅提高。随着国民经济的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有关的大量情报和商务信息都高度集中地存放在计算机中，随着网络应用范围的扩大，信息的泄露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因此，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问题就越来越重要。
清末纸质理论可以说是纯粹的财政观点。他们鼓励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解决财政赤字。但他们片面强调印造钞票可救财政之急，并且错误地认为，发行纸币既可减轻税赋，又能使国家达到富强。殊不知，过分增加没有物资保证的货币发行，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致使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并进一步加深清末币制的紊乱程度。
虽然清末的纸币理论有片面和幼稚的地方，但这些都为清末的纸币制度作了初步的理论准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奏请设立湖北官钱局并发行钱票银元票。[2](P165)就在上述“舆论”督促之下，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成立并发行兑换券。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张之洞在武昌发行官钱票及银元票。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银行成立，正式由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光绪三十一年二月（1905年3月），给事中彭述奏称理财之道。[7](P103)同年三月（1905年4月），户部奏议覆给事中彭述请行钞票片。[7](P104)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7月），财政处户部会奏《请分建造纸印刷局厂以资预备摺》。[7](P106)
宣统元年六月（1909年7—8月），度支部奏《谨拟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摺》。宣统二年五月（1910年6月），度支部奏《厘定兑换纸币则例摺》。1910年，《兑换纸币则例（19条）》等有关纸币发行制度的规定，已渐臻完善，只因执行既不可能彻底，且一年多之后清政权即告毁灭，所以仍不过纸上文章而已。
五、自铸银元说
晚清时期，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助长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经济侵略，不仅使中国币制益趋复杂与混乱，也使现银外流银价高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币制改革。林则徐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请自铸银元，以资抵制，但为部议所驳，未能实行。其所自行仿铸的，又因“其制渺小，全无法度，后又无法以行之”，终至“不用”。[1](P15)林则徐是第一个主张自铸银元的，可算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运动的先觉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魏源作《圣武记》，提出解决货币危机的基本对策是“开矿以浚银之源，更币以佐银之穷”；“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洋钱）”。[6](P171)
当然，由于文字狱的盛行，管世铭无法在诗歌中直接表露对权倾朝堂的弄臣及最高统治者的批判，故而这类讽世之作大多意旨隐晦。其诗《善类》云：
光绪时期，侍讲龙湛霖等建议仿铸藏式银币；给事中方汝绍等则建议“仿照番钱样式，每元或一两、或八钱、或五钱、或三钱、或一钱，分铸银钱五种，周流通用”；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则主张仿照洋钱，用机器压铸重量为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三分六厘等不同重量的银币。[1](P632)他们都极力敦促清政府尽快改革币制。
光绪六年（1880年），郑观应在中国香港出版的《易言》中有《论铸银》一篇，提出自铸银钱的主张。光绪九年（1883年）钟天纬（1840—1900）作《扩充商务十条》，其第四条即为铸银币。他这种主张比周腾虎的铸银钱说更彻底。钟天纬认为当时的币制已极端混乱，必须予以革新，外国银元较之中国的元宝纹银，确有许多优点，与其欲“设法禁止，而人情所趋，卒亦无可如何”，不如“奏明设局，购置机器，自行鼓铸”，以收回利权而绝种种积弊，兼以发展商务。这就当时的财政金融的情形来说，模仿英制铸银钱和铜钱是非常正确的。他显然是针对那些顽固主张“设法禁止”银元之流而立论的。[3](P114)但铸金钱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实行。钟天纬把统一币制设想得很容易，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这样简单。
光绪九年（1883年），御史陈启泰建议朝廷铸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和一两银钱。他主张铸银钱的理由有二：一是铸制钱困难，用银钱取代制钱的部分流通，使“民间行使，不必专恃铜钱”；二是抵制洋钱，堵塞漏卮。光绪十三年（1887年1-2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依据国家财政与国际贸易的理由，主张自铸银元，强调“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关于银元的重量，张之洞不懂得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以为分量重的容易通行，因此主张铸得比外国银元重。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铸成了重库平7钱3分、3钱6分5厘、1钱4分6厘、7分3厘、3分6厘5毫五等银元。他将五等银元样品“恭呈御览”，并再次提出铸造银元的请求。这次请求得到了朝廷批准。中国从此进入了用机器自铸银元的时期。[6](P214)
中国自铸银元挽回利权抵制外国货币的初衷是很好的，但“尔时国人于货币之原理，未能洞悉，究不著若何之效果”，主要如下：“第一，其成色重量未能精确划一，与外货相形之下，已有逊色。第二，无一定之法价，龙元与制钱间亦无一定之关系。第三，铸币本所以求流通及授受之便利也，而各省所造者皆冠以该省之字样，此不能行于彼，彼不能行于此；不特此也，各省所铸者各有重量成色，一出省界便须贴水，与生银殆无二致。”[8](P36)
六、清末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
19世纪末年，因铜铅价值逐年增涨，铸钱亏折过巨，京局及各省铸钱局纷纷减炉停产，大量制钱又被私毁或运出国外，市场上钱价持续增昂，流通中的铜钱严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钱荒”危机日益严重。[5](P167)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应运而生。
1897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率先提出改铸铜元问题。他认为机制铜元与制钱相比具有许多优点，不仅“需铜少而值钱多”“毁熔无可图利”“不禁自绝”，而且“花纹精工，伪造难以摹仿”；不仅“工省价廉”“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而且“成式定而抵值准”“兑换无可抵昂”“往来商贾便于取携”“分作三品，市廛实用”“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行用既广则物价亦平”。[1](P652)1898年，总理衙门章京刘庆汾也呈请改铸铜元，强调铸造铜元“成本极轻，获利增倍”“制造甚精，分两无几，可杜作伪而免私熔”“钱价划一，小民厚沾其惠”“饬官收用，中饱可除，漏厄可杜”。[1](P659)这项建议尽管受到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御史熙麟等人的强烈反对，总理衙门经过几番讨论和研究，最后决定奏请皇帝批准改铸铜元。清廷对此亦相当重视，并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1899年6月5日）著奕劻等试制银元铜钱并酌定章程。[1](P663)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三（1903年7月26日），御史徐堉奏《变通钱法改铸铜元摺》，指出“凡铸造铜元”，必先作预算决算之法。[9](P109)同年七月（1903年8—9月），户部奏《铜元宜安定章程专铸红铜元片》，指出钱法有三大弊端，又“拟凡铸造铜元省份行驶章程”，并“请旨饬下各该省将军督抚，详定章程，预防流弊，以维圜法而保利权。”[9](P112)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财政处、户部会奏《筹拟整顿圜法改归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摺（附章程）》，奏为筹拟整顿圜法，改归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9](P114)同年九月（1905年10月），礼科给事中王金镕奏《铜元宜流通行用摺》，曰“铜元宜不分省分，不论官民一律通用，以坚民信而保利源”。[9](P133)同年十月（1905年11月），户部议覆给事中王金镕奏铜元宜流通行用摺，称：“国家鼓铸铜元，原期画一币制，以便流通，非仅为一时权宜之计。……即著从严参办，以昭信用而维圜法。”[9](P135)财政处、户部会奏《各省铸造铜元日益增多圜法紊乱拟请酌定限制摺》，以图补救而归划一。[9](P122)翌年（1906年），财政处、户部会奏《整顿圜法以防流弊摺》。[9](P136)
尽管清朝官吏纷纷为变通钱法改铸铜元出谋划策，但是清政府改铸铜元的举措不仅没有使中国摆脱“钱荒”危机，反而导致新的铜元危机爆发了。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1908年3月29日），度支部奏《拟令各省铜元局厂暂行停铸摺》。内阁奉上谕：“著照所请，京外各厂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俟铜元价值稍平，察看市面情形，再行复铸，余著照所议办理。”[9](P174)
宣统元年（1909年），翰林院侍讲学士周爰诹奏曰：“铜元流弊日滋，宜化畛域以利民用，杜外私以保国权”。同年腊月末（1910年1月），度支部内设之币制调查局颁出《币制调查研究问题》，着重讨论铜元之事。[9](P230)宣统二年（1910年），梁启超著《各省滥铸铜元小史》，深刻批评滥铸铜元问题。[10](P285)同年（1910年），汤叡著《读币制调查局调查研究问题书后》，直言处置铜元之法。[10](P202)
陈士林等针对人参、三七、西洋参等药用植物土壤微生态环境失衡机制，基于大量田间试验筛选，建立了“土壤消毒+绿肥回田+菌剂调控”的综合策略，无公害中药材的土壤消毒剂采用低毒、安全的化学药剂，并配合土壤还原剂对根际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利用绿肥(如玉米、小麦、苏子等)回田改善土壤微生物区系，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群落及有机质的含量，进而改善土壤微生态环境。同时结合菌剂单独或与基肥搭配使用，有助于直接或问接改良土壤微生态环境、修复根际微生物区系平衡，降解有毒、有害物质，进而促进植物生长，在中药材无公害栽培中有着较为持续的参考价值[28]。
清末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是在旧式制钱无法满足货币需求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辅币制度的合理因素而提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币制改革主张。然而腐朽的清末政府无法建立近代主辅币制度，新式铜元的铸造不仅未能解决“钱荒”危机，反而徒添铜元贬值危机。变通钱法改铸铜元说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方略，无法整治清末货币流通极其混乱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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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Thoughts of Currency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an Yan
（Business School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Yulin 537000，China ）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China's defeat declared the ban on smoke，and the currency crisis was more serious than before the war，forcing the whole nation continue to seek new solutions-the currency reform.At that time，people advocated the decline of status of silver money，improved the status of copper money，implemented the large copper coins system，restorated the copper money，issued paper money，self cast the silver coins，converted the copper coins and so on.These currency reform ideas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Chinese currency reform thinking，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money，and also aggravated the disorder of the currency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onetary reform，standard copper coins，large copper coins，paper money，silver coin，copper coin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73（2019）02-0041-06
收稿日期： 2018-11-08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研究”（14BJL016）
作者简介： 段艳（1978-），女，湖南冷水江人，玉林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国货币思想史。
责任编辑：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