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一种教育文化人类学的检视与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沉思论文,学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学校？学校是什么？我们并不能说清道明。这说明，学校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存在和国家设置。从教育文化人类学视野切入对学校的检视与沉思旨在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学校，并试图对学校进行深刻的反思，为达成教育公正做出努力。
一、学校为何（目的论）：规训·教化
学校首先是作为一种强制性规训机构而存在的。由于人性里面原始冲动的存在和其不可剔除性，于是社会为了正常运转和高效运作就产生了一种以强制性规范和训导为己任的机构的客观需要。这种需要，尤其是当其与统治的需要相联系起来时，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就促成了学校的出现。自然，学校首先必须要满足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不会仅满足这样，学校还必须为统治者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因为只有后者才能最终维护统治，为统治提供强劲的力量。尽管由于学校所处的社会或国家的意识形态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学校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摆脱被利用的境地，即使是私立学校也要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力量的牵涉。因此，学校在整个社会和国家中肩负起了对未成年一代儿童进行规训和教化的双重重任。
1.学校作为一个有效的强制性规训机构
社会或国家进行规训的机构有学校和监狱。与监狱比较起来，学校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学校规训的对象是即将担当未来社会和国家建设大任的年幼的儿童，而监狱规训的对象则重在那些顽固不化的社会悖逆之民。前者昭示着光明的未来和美好的希望，后者却暗含着社会的痼疾和堕落。惟有学校才能代表着社会或国家的前途。学校的规训是一种有别于其他规训的规训，特别是监狱规训。学校通过课程，通过道德教育，通过礼仪规范等强调着共同的价值标准，并同时强化着这一普遍价值准则。
规训(discipline)，作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将其运用到教育中，特别是学校，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了。规训，从最浅显的字面意思上来讲，是指行为上的规范和训导；深层次的意思是指思想和意识上的规劝和规约，使被规训者规避违犯规章和违反规则，从而规复为一个社会价值或国家制度所认可的正常的人。人不是自由的，人没有自由。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看来，必然王国是永恒的，自由王国只不过是感性的人所建造的真实的乌托邦而已。因此，人无法逃脱规矩的束缚。在《爱弥尔》(Emile)中，卢梭没有让爱弥尔上学校就是为了防止他在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能独立思想的个体之前被外在的规定所型塑化了。
学校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事实。恰恰相反，学校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存在。在学校里，到处都是冲突与争斗。社会各阶层（阶级）的利益充斥着学校。学校成为一个社会冲突的角斗场，因而争夺学校控制权一直是历史决斗的终极核心，一个战胜者必须终归要将学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而，作为胜利复制的政治化的文本的变革始终是在改朝换代或政治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惟有学校才能最终将统治在民众中合法化，并将延续的统治落实为潜移默化的实践。学校里的教科书是由教师来解读的，因此，对教师的严格筛选和控制就成为学校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任何统治集团／阶层／阶级（独裁者）都不可忽视之。
统治通过《宪法》规制出“compulsory eduction”即“强迫教育”（我们常说的“义务教育”）并用与之配套的国家机器，如法院和监狱来对违法者执行制裁与惩罚。通过接受学校教育，未开化的儿童被教导成一群忠于现行统治的顺民，从而达成了最大地减少统治风险的效果，这又为服务统治集团／阶层／阶级（独裁者）攫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按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学校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社会建制巧妙地实现了使其永保统治的目的。其有效性绝非监狱所能相比。监狱不过是通过限制与控制入狱者的自由，以迫使他们放弃旧行为改过自新。但是监狱所奉行的这种规训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因为入狱者常在出狱后即放弃了监狱内违心的忏悔而再次走上旧路。而学校的规训是非常令统治集团／阶层／阶级（独裁者）兴奋的——走进学校的是懵懂的孩童，而走出去的却绝大多数都是对现行统治表示深刻认同和极度赞美的受过教育的社会建设者和统治继承人。学校的规训效果之理想，已经超过了预期。于是，统治力量紧紧抓住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学校主宰权的斗争已经演变为一场社会上层和下层维护各自利益的战争。学校成为战场。围绕课程设置、入学升学、考试评价等关键的控制，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明争暗斗，旨在防止下层向上层的越级流动和促进下层向上层的自然流动。
那么，学校究竟如何规训人呢？18世纪出现新的教育技术，考试、评分与书写，改变着学生的学习与教师的教学，考试让学习者变成懂得自我规训的人。教育者与学校本身被处理成“一堆可以被描述、计算并相互比较的数据”，受到无形的规训权力的监控与审判。以考试为例，是开放的结论与封闭的答案对学生的思想的规训。在学校中，学生受外在机制的规训——无所不在的监督之眼，进而将监督之眼内化——纪律与观念的肉身化，从而成为自觉的自我规训者。这就是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石。学校已经成为现代无产者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一个成功的学校体系会驱使家长和学生不断企求更高阶段的学校教育，它许诺要拯救技术时代的穷人，但是最终绝大多数的穷人还是复制着自身，无法摆脱命运和社会的重重限制[1]。
2.学校作为一种强力的综合性教化建制
学校所肩负的另一重要的使命是作为一种力图通过有效的强制规训以实现教化的综合性强力社会建制。教化，始终是一个社会或国家顺利实现长久有效统治的第一要务。自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世界上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的典章文献《学记》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即特别强调了学校对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和学校在政统中的首要位置。至于国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进步，开化的国家都认识到学校作为一种能有效实现教化平民的社会建制的重要性。于是，学校被各国历朝历代历届政府所高度厚遇，统治者牢固把持住学校的控制权，从课程编制、教师选聘、考试评价等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都良苦用心，以求学校完全为其长久的统治建设牢固的基础。
教化(peideia)，意在使无知的民众变得完全依顺统治。为了实现教化，统治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惟独发现学校作为教化的工具，不仅有效可靠，而且还能很好地掩饰其愚民的意图。统治者对民众实施教化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于使其臣民变得更加有知，而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严厉的钳制，使他们不可能、也不能僭越统治，任何出其右者皆会被视为无视至高无上的君主／最高统治者统治的犯罪行为而受到严酷的镇压和惩罚。即使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这也只不过是换了一层皇帝的新衣而已，实质依旧且更为强化。学校，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学校教师——执行统治者意图的教化者——同时也被冠以圣师的尊称，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圈中，孔夫子即被历朝历代封为先师，至今仍然延续。于是，学校被神化，教师被圣化，统治者与民众皆对之进行狂热的顶礼膜拜，以期成为重视教化的国家和希望通过受教化而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与医院的肉体救治与身体训练和教堂的灵魂救赎与精神导引不同，学校不仅兼具二者而且更为成熟系统，效果更为明显而手段更加隐蔽，学校事务被统治者所青睐就顺理成章了。学校有制定好的法定课程，有严格依据统治要求筛选的教师，有严厉的不可逾越的惩罚机制，有按部就班的作息时间表，有严格制定出的钢铁般的纪律，有放大的意识形态符号等，这些都无形地左右着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学校对其学生所进行的教化无非就是锻炼身体和改造思想。进入学校之前，学生各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活生生的个体，但是当他们经过若干年的学校教育之后出来时，他们的差异消失殆尽，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样的，即被学校所“齐常化”(normalizinz)。社会因而就是一个被学校所塑造的社会，学校作为社会的规划者的角色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且其功能越来越被强化着。
学校通过对受教育者的身体训练和精神导引而使其灵魂发生转向，将蒙昧无知之人包装为冠冕堂皇之有教养之民。一般平民在感恩于统治者为其提供升迁之绝好机会的同时，殊不知统治者所玩弄的把戏只不过是借助于糖衣的迷惑暗中进行旨在宁息反抗统治的潜伏着的危险。学校通过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在教师苦口婆心的说教之下，受教育者耳濡目染，身心俱受到统治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熏陶，等毕业后这些受教育者即以良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的各种层面和国家的各个机构中，依次复制着统治秩序和政制政统。根据法国大思想家布迪厄的学术观点，公立学校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技巧以实现其统治永葆的目的。所谓教化，只不过是一种华丽的伪装罢了。学校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一个教化执事的社会建制。在其表面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不可告人的托以善意的教化之伪饰。
每建设一座学校，就意味着社会将少一座监狱，这即是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教化机构的直观表达。学校具有防范社会犯罪和反对现行政权的双重教化作用，而这些都是通过学校教师孜孜不倦的教导而实现的。评判一个社会是否具有长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学校。学校兴则国兴。足见学校之于社会永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当然，学校作为一个强力的综合性教化建制，另一个重要的机能是多元文化整合。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社会文化的多元性逐见端倪。学校通过在课程中设置有各种文化综合的教程，让学生受到异域文化的感染、理解，并从中形成一种统合的或能够包容各种异文化的文化。社会文化的和谐与统合能使整个社会秩序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这对社会与国家的持久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
学校的教化作用力是强大的，尽管它显得较为微弱，但是它的持久力之强劲已被周知。学校的教化作用力是综合性的，它不仅使学生养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头脑，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品性德行、严明的法制观念、民主的政治意识、多元的文化理念。学校这个强力的综合性教化建制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代替的。
二、学校何能（功能论）：个体·社会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种双重性的功能：其一，为个体提供生存、发展的知识和思想启蒙与人性解放；其二，为社会的永续发展进行文化的传承与政统的维系。从社会或国家的角度检视，学校首要的功能是后者；从个人的角度审视，学校的第一要务则是前者。尽管所站的个人出发点或价值立场不同，我们对学校功能的强调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学校始终兼具这两种互相交叉重合的功能。很显然，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个人，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共存、共生、共融及共荣是人类进步的坚实基石。学校，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做出了很好的粘联，使二者在学校这一十分重要的社会建制中达成协力共进。
1.知识授受
知识的授受是学校最基本的功能。学校将人类积累下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认识转化成教学内容，通过教师的讲解使学生掌握之。依此，人类的知识不会因为人自然生命的短暂和知识记录载体的缺乏而流失。正是有了学校，人类知识的传递与创新才源源不断地进发出来，因而人类社会的进步速度不断加快。假若没有学校，人类社会的面貌恐不是现在这么繁荣发达。因此，学校对人类知识授受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最基础的功能，学校很好地完成着其历史使命，在使教育者获得必要的生存与发展知识的同时，人类的世代延续和文化的赓续也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在知识授受的过程中，新知识的生发也同时伴随着，知识创新应运而生。循此，人类就避免了知识失传与故步自封的危险。学校，因而不仅仅是知识堆积的场所，同时也是知识生产的场所。
2.文化传承
文化，是一个极难穷究其真正的本质内涵的概念。根据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一致共识，著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在其《初民社会》(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化”概念是目前为止最为精准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2]。文化是维系社会存亡的命脉，任何一所学校都脱离不了文化传承的干系，学校肩负着人类文化赓续的重要使命。在学校中，文化通过课程、道德教育、校园环境、校纪校规、礼仪节庆、行为规范、学生评价等等将民族与社会的文化先灌输进学生的头脑，然后通过各种教学程序使他们理解、领悟并认同自己的文化。文化，因此而深深地根植于社会成员的心田这一其赖以滋生的沃土中，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毋庸置疑，文化传承作为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每所学校所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
3.政统维系
学校固然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政治功用——国家通过学校维系政统，但是我们之前对之的认识并没有全究。学校的政治作用并不仅是在书本中大量设置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内容，事实上，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学校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 of School)。学校并非外在于政治体系，其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的政治机构——围绕学校课程设置的利益争夺、学校具体政策制定的政治角逐、学校环境布置的统一政治要求（注：这尤为表现在领袖崇拜意识极其严重的非民主化国家中的学校教室内部最前边悬挂领导人的画像上。）。学校俨然就是一个各方的政治前沿阵地，参战各方为的只是夺得并牢固把持住学校的意识形态控制权。学校貌似平静，但是在这种表象之后，却是你争我夺与殊死肉搏的惨烈战斗。每每触及学校的改革都必然要在社会上和政治中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日渐加快，由传统的同一利益的裂散所导致的现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就成为一种必然。这反映在学校中就是新改革的出台、执行与修订都必然伴随着各方的激烈争议与强烈抵抗。学校再也不是一个平静之地，学校深陷政治泥沼而永不能逃脱。至于“学校独立说”，由于现代社会中学校与政治的紧密牵涉与瓜葛而变为完全是无稽之谈。
4.个人启蒙
“启蒙”在英文中写作“enlightenment”，其最基本的意思是照亮，所照亮的对象是人的心灵。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说：“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性，而是由于缺乏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注：［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北京：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178.亦可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之“启蒙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或参见叶秀山.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学[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5).）。换言之，所谓启蒙，就是指使个人自觉运用自己的理性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并将理性付诸于实践。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中的囚徒”隐语所暗含的就是指“心灵的转向”这一重要的启蒙历史转折。自柏拉图以来，人类从“前启蒙时期”迈进了“后启蒙时期”。学校，作为后启蒙时期的个人启蒙之重要场所，始终坚信接受学校教育能够使个体变得更为理智化，不为本能、欲望、激情等感性所左右。学校启蒙的作用还体现在使个人牢固确立对启蒙的信念。启蒙之于人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人本身，使人从各种内在与外在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达到真正的自由。从蒙昧混沌无知状态到洞悉明察万物，学校对于个人启蒙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5.人性解放
“解放者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之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3]。人性解放，概依知识和启蒙而获得。从本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需要很大的果敢勇气。使人摆脱物欲、情欲、杂念等的束缚达到自由意志，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诠释自我的过程。人之为人，就要超越动物式的原初生命形态，竭尽全力升华为高级的人的生命形态。学校所不懈追求的“为幸福人生奠基，为自由社会培养人——为民主社会培养好公民”[4]的初衷，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最终实现人性解放。使受教育者获得精神的滋养和学术的熏陶，让他们具有独立自主自由的人格，使他们成为有思想的人，这是学校的重任。学校若仅仅停留在向学生传授无生命的知识之上，那么学校就会成为学校的终结者。学校之所以会备受人类的青睐，与学校对人性的释放和解救是分不开的。学校通过使学生内化知识和获得思想启蒙，从而使他们具备反思意识和能力，进而不倚赖于别人的主见或思想独立自主地省思一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学校犹如一个人性解放的生发器，促使受教育者成为人，然后这些受教育者再将其他人培养成人，依次循环，人性之星火以燎原之势弥漫开来，整个人类的内在解放就不再是乌托邦了。
6.社会变革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历来都是教育家们所殚精竭虑试图回答的问题。学校在社会中，学校发展受到社会制度的牵制与意识形态的钳制。与此同时，学校的悖论之一就是它也是一种在系统的知识灌输中维护政治统治的反统制性思想文化机构。学校并不只培育那些依顺现实的人，它不可避免地也能造就出那些对现实极为不满的所谓叛逆者。于是，学校遭到正统的诘难。学校在维护社会与变革社会之夹缝中步履艰难地潜行。学校之于社会，尽管民主社会的现存政治格局要求学校保持中立，但是学校始终并没有游离于政治之外，相反不时不由自主地介入。学校无法掌控自身。学校的历史性尴尬就在于其与社会的矛盾关系上。这更体现在学校教师身上，他们作为如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所说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有道义上的责任将学生培养成对社会的不合理具有深刻反思性的人，但是在政治与社会的双重挟制——劳动报酬——之下，教师每越过雷池一步都要惊心动魄。学校成为一个矛盾的交织体，学校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授受场所。学校介于感恩与道义之间进退维谷。然而学校始终并没有放弃对现有社会的变革之责任，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学校坚守着自己的道义与操守，一直对社会变革起着思想发动机的先锋作用。
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学校兼顾着双方的共同利益。恰恰，学校的困惑就在于如何在兼顾个体与社会之间做出更富有道义责任性的历史抉择。它不甘于丢弃自己的历史道义和职业操守。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学校所扮演的注定是一个悲剧式的角色，但是其所成全的则是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说，学校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建制。
三、学校何为（手段论）：课程·考试
学校要实现规训与教化的根本目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功能就得有相应的配套教育措施。在学校中，通过课程与考试强化规训与教化和将个人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国家始终依靠学校的课程系统与考试机制筛选符合统治利益的人才。学校作为国家利益的忠实维护者，迫于统治力量的强悍不得不执行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学校，在作为候考者的学生、作为执行者的教师和作为判别者的国家这三个层面上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诚然学校具有一定的专业自主性，但是学校无论如何也逃离不了政治的管束，因此学校困于渴望自由与严格控制的无奈境地。尽管如此，但学校力图通过使受教育者获得必要的启蒙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1.课程作为政治学
在学校中，课程是作为政治文本出现和存在的。课程在教育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绝非只是一种学校主要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载体，从根本上来讲，它负荷着政治，是政治在学校中的延伸和隐形化。课程固然承载着知识和文本，但对于什么样的知识能够进入学校，则是课程本身所无能为力的，惟有政治力量所能掌控。从学校产生开始，政治就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校中开设哪些课程，哪些课程是必修的，哪些课程是辅助的，皆由政治所操控。纵观人类学校史，政治操纵着课程的编制，课程的内容和课程的实践。尽管知识和文本具有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属性，但是同时他们也具有主观性和建构性。因此，一旦政治介入，课程即为意识形态化了的课程。课程不仅只是教育学家们所独制的，对它的审核则是政治家们的事情。在课程中，政治家的话语权至高无上，所谓的教育学出身的课程学专家们只能是惟命是从。对课程编制权的牢牢控制是确保绝对贯彻统治阶层意志的最有效的保障。课程已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学校即是政治场所。通过课程，政治实现了对受教育者的思想禁锢和意识控制。学校坚定地贯彻落实着政治的指示，将学生型塑成一个个完全合乎统治需要的器具。依据课程，学校践行着政治意图，将宏观的政治转化成微观的政治，实现着政治。
2.学生作为候考者
“候考者”(examination candidate)[5]，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看来是指学生成为国家机器的牺牲品，成天疲于奔命以期达到接受层层种种考试的检验的目的。我们的孩子浸泡在那样繁多的学校课业中无暇率性玩耍与自由成长，考试多得极为不可思议。就他的学校生活的本义来说，他们已变成彻底的候考生。这是因为考试文凭是获得作为官僚制下官职入场券的惟一依据。学生从一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他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事实上就是一个不断接受各种各样考试的机器。学校正如工厂一样，将成批的各具个性的学生加工成符合社会规范和国家利益需要的成品——合格的毕业生。国家通过设置名目繁多的考试，为的是逐级选拔出符合统治需要的优异者并使他们充任国家机器的零部件。这无论是形成性评价还是终结性评价，都离不开考试作为检测的一个主要手段。学校，始终围绕着考试展开教育教学工作。以考试为学校的中心工作，这既是学校的本职工作，也是学校存在价值的外显。学校之所以乐意采用考试作为测量评价学生优异与否的重要手段，首先是源于考试能够较好地体现出大家一致认可的公正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庸俗的学生评价准则，其次是它操作起来简便易行，利于技术与工具理性左控着的科层制(bureaucracy)。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学生的个性都淹没在考试的淫威中。这在工业化社会中的现代学校中尤为明显。由此观之，学校就是一种通过严格的层级考试进行隐秘的思想控制和筛选的教育场域。
3.教师作为执行者
教师就是驾驭国家机器的代表统治阶层（阶级）整体利益的教育代言人。由于统治的推崇，于是教师被神圣化。这样一来，符号化了的教师(symbolized teachers)已经绝非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了，而是一种政治。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教师就是政治家。教师的实践是作为国家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着的。国家政治只有通过教师的日常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实践才能转化为事实。因为教师首先是经过政治审核的，然后再赋予一定的教育教学权力，再者对教师工作的认可是通过国家工资机制来制约的。因而教师必须得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忠诚于国家是每个教师的政治伦理。任何与国家背道而驰的教师都必然要遭到政治与经济的严厉惩处。教师首要的政治责任就是必须要依照国家所颁布教育法律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通过给教师赋权(empower)，让教师拥有对学生的教育与惩戒权力以利于其政治实践。教师则通过日常的教育教学规训并教化学生，使他们朝着国家预定好了的方向发展。所以，教师事实上就是政治家，只不过教师作为政治家是不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并且其政治实践是隐蔽性极强的。就是这样毫不起眼的学校政治实践，教师却能够决定社会的变迁、政治的变革、政权的易帜和国家的命运。因此，教师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的执行者，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
检验学校课程贯彻的程度、教育教学的质量和学生是否符合要求，全由国家进行最终判别。教育行政部门定期不定期地检查学校、政治家不定期地视察学校、国家更是设立学校督导机构由督学负责随时监督学校、国家通过设置考试和指定录取标准逐级刷掉不合乎要求的学生，以期确保学校与政治同步和为统治肌体注入新鲜活力。学校的政治化程度愈加高，学校就更加世俗化。综观学校，学校即为完完全全的政治机构。
学校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政治建构，一种社会建制，一套统治机制。学校的所有任务归根结底就在于在维护政统的同时进行个人启蒙，在二者的兼顾中谋求平衡与和谐，以期达成社会赋予学校的历史使命。学校，在其背后隐藏着太多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发现和研究的秘密性事实。
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就像一团团“小小的火焰”，它给予每个孩子关于人生的自尊、信誉、态度、责任、公平、宽容、诚实、同情心、公民意识、领导力等的最初理解。因此，学校在更高意义上不仅只要传承知识与文本，还要竭尽所能培养学生形成人类普遍的美德和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学校的真正含意类似于诗篇。
这就是学校——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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