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橙黄橘绿论文,好景论文,君须记最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99年电影创作生产
回顾1999年的电影创作，应该说是成绩优异，特点突出。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也可以说是献礼年，各行各业都向国庆50年献礼。从电影来讲，目的有三：一是为献礼；二是活跃节日气氛；第三是实现“9550”工程的奋斗目标。1996年的“长沙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中央明确提出在“九五”期间推出50部精品影片，实现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这既是要求也是鞭策，电影人特受鼓舞，精神振奋，“多出精品，促进繁荣”，这几年一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这正好是一个契机，加上1996年以来的几年的基础，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1999年集中产生这么多优秀影片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电影创作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不一样，在年度上区分不是特别清晰，有些影片是上一年度的作品，到本年度才能上市。因此在市场的年度统计上，不是那么严格。献礼片在1998年就开始规划，逐步落实，部分影片1998年就已经完成了。如被列入献礼片的18部影片中，有3 部就是1998年的影片。这些影片与1999年的献礼片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
在献礼片的创作生产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资金投入和剧本选题规划上。首先是对选题规划做得比较早也比较认真，先在各厂报来的200个选题中筛选出60部，再从中筛选出30部重点给予扶持， 成熟一个上一个，扶持比例为200：30。其次，由于选题抓得比较早， 剧本阶段就比较从容、扎实，反复组织论证，精雕细刻，为电影摄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三，各级领导重视献礼片的创作，从中央到广电总局、到电影局，从各省的省委宣传部到广电厅、制片厂，上上下下各级领导都给予很大的重视和支持，包括资金方面的支持。此外，艺术家们也想在这个年头留下自己的好作品，心劲儿都比较高。 这些都是1999年出这么多好影片的重要条件。1999年的电影创作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整体质量提高，制作精良成为突出特点
从全年出品的影片来看，整体质量提高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表现在许多方面。这个趋势在前两年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而今年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制作上的精良。不论是高投资还是小制作，在制作方面都比较讲究。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如《国歌》、《大战宁沪杭》、《横空出世》、《紧急迫降》、《我的1919》，包括近期完成的《女帅男兵》、《赛龙夺锦》等。江总书记曾对电影界提出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我认为，制作精良正是1999年电影创作上整体质量提高的最突出而又有别于其他年份的特点。
题材明显拓宽，现实生活成为热点
在新中国电影的前两次高潮中，主要是历史题材唱主角。如五六十年代第一次高潮的特点，一是根据名著改编，二是革命战争题材和历史题材；八九十年代第二次高潮的特点，前半期即80年代，主要是反思题材，接下来就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填补了一个空白，领袖人物首次成为影片中的主角。
1999年的创作中，仍有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影片，但只占一小部分，更多是现实题材。这说明电影创作的视野拓宽了。首先，现实题材触及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过去被认为不能涉及的题材，伸展到一些新的领域，描绘塑造了一批时代新人，比较全面广泛地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例如《世纪之梦》、《横空出世》、《冲天飞豹》、《紧急迫降》、《女帅男兵》、《赛龙夺锦》等。其次，一些影片揭示、触及了人的生命主题，从人的角度、从生命的本体出发，表现了当代人超越生命、生存意义的精神升华。像《冰与火》、《一个都不能少》、《那山那人那狗》，人物从简单的需求或愿望出发，随着剧情发展，有意无意地转变为崇高的行为，从而从更高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的生命意义，完成了这一命题。第三，许多影片表现了新的艺术视角，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有创新，如《大战宁沪杭》、《我的1919》等，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
风格更趋多样，高科技手段丰富了电影语言
与题材广泛相一致的是风格的丰富多样，多种类型多种风格相互辉映，构成第三次高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而其中，高科技手段在电影中的运用尤为突出。《紧急迫降》、《冲天飞豹》、《横空出世》等使用了高科技手段的影片，那些电脑制作的画面，既强调了视觉的冲击和观赏的愉悦，又与全片形成了一种总体的艺术风格。高科技丰富了我们的电脑语言，把它用于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制造情景，渲染气氛，这就是一种电影手段的更新。这在过去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特点，也是第三次高潮与前两次高潮最突出的不同。
导演阵容整齐，中青年导演成为主力
这一年在第一线拍片的导演阵容整齐，最突出的就是中青年导演已经成为主力，能够进入前十几名的影片的导演大多是中青年导演，如张艺谋、吴子牛、陈国星、冯小宁、张建亚、何群、戚建、霍建起、胡雪杨、王瑞，这些加起来就有10个人，是清一色的中青年导演。还有几部是属于第四代的韦廉、黄健中、王亨里等导演的。中青年导演成为当前中国电影创作的主力，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资金投入充足，千万元以上投资创历史记录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增强，给电影带来前所未有的制作条件上的优势。1999年投资在千万元以上的影片有《国歌》、《横空出世》、《大战宁沪杭》、《我的1919》、《紧急迫降》、《冲天飞豹》和动画片《宝莲灯》等七八部之多。不是一部两部，而是一批影片。有这样足够的实力来拍献礼影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有了这些投资，影片就能拍得大气，拍得气势恢弘。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不可能拍出一批这样的影片。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政府对电影创作的支持力度。
市场意识增强，呈现类型化特点
从这一年的创作中可以看出，无论各级领导还是创作者的市场意识都有明显增强，不仅“贺岁片”，“献礼片”创作中也注意了市场的操作方式，影片创作中类型片的意识也愈加明确。没有类型意识就没有市场意识。过去我们对影片一直是按题材划分，只注意到了影片的思想性、文化品位、审美观念，而没有从掌握市场规律、满足观众市场需求方面去要求创作。近几年来我们比较强调电影创作应该注重面对观众、类型、档期等市场因素，这种意识逐步形成。当然，目前我们的类型片还带有一定的模仿性，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特色的类型样式，但毕竟已经有了这种意识，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例如《宝莲灯》、《黄河绝恋》就既有模仿的成分也有自己民族的东西，《紧急迫降》也不同于国外的“灾难片”，而是一种“救援片”、“互助片”、“救灾片”，这也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说明我们中国电影的类型片正在形成。
1999年的创作特点还有一些，但最突出的还是以上六个方面。
二、关于第三次电影创作高潮
第三次电影高潮是“长沙会议”提出来的。 它的具体内容就是“9550”，也就是在国家“九五计划”期，平均每年生产10部优秀影片，从1996年到2000年5年共生产50部优秀影片。1999年是我们实施“9550”工程的第四年。
“长沙会议”后，国产电影创作基本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但很艰难。大家都感觉难度很大，面临的问题比较多，除了要扭转下滑的趋势，还要努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比较吃力，所以形容1996年后的创作形势时我用了“爬坡”来比喻。几年来每年都在“爬坡”，在上升，四年中每年一个台阶，积小胜为大胜，今年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高度。从以“献礼片”为主的一批优秀影片看，应该讲我们的创作达到了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我们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与时代发展同步，电影人是无愧于心的。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超前或超越时代，因为认识达不到，还有条件和手段等的限制都决定了不可能超前。在今天这个时代，跟其他行业比，我们没有拖后腿，反映了时代变化，反映了时代的新的面貌。同时，借时代发展提供的条件，电影创作和制作上也具备过去所没有的优势。按照“长沙会议”制定的目标，应该讲中国电影的第三次创作高潮已经形成。
关于第三次创作高潮，我认为比较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自“长沙会议”以后，经过几年的积累，借向国庆50周年献礼的氛围和契机， 1999年集中推出了一批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标志着中国电影的第三次创作高潮已经形成。
创作上的这种势头还会持续下去。优秀作品在今年是比较集中，应该说达到了一个高度，但并不是到顶点之后就要下滑，而是应该会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也不是说今年有了十多部大制作，明年就一定还有十多部大制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影片来讲，明年不会再有这么多大制作，不会再投入这么多资金，但是已经形成的创作经验、对质量的追求、良好的创作心态和敬业精神，可以保证好的创作势头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三、关于政府对电影创作的支持
目前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单位均属全民所有，有企业，也有事业单位。因此政府的管理和资金投入都是理所当然的。
电影事业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机构，除了按照国家赋予的政府职能，负责制定政策，对电影生产和市场进行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协助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对作品进行审查、把关外，还要对全国的创作负责，肩负着电影繁荣的重任。因此，虽说是政府机关，但又相当于统管全国的一个大制片单位。这些本不属于政府职能，但是由历史上沿革下来，是我们的国情，有利有弊。而在当前这种非常时期，这种作法还是利大于弊。
1999年，电影局从题材规划、剧本策划、剧本论证，到资金运作、发行宣传等方面都下了很大气力。现在在没有形成成熟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各个电影制片厂拍片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作为厂长并没有一定要拍出多少片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局只好承担很多具体的工作，对创作起了积极的扶持作用。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进行献礼片的题材规划，从各厂提供的200多个选题中筛选出60个，最后到30个， 一个一个地“抠”，并对剧本进行反复论证，成熟一个，投拍一个，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可以说每一个剧本都凝聚着电影局这些创作管理人员的心血，所以，有人说是无私奉献。这里如果没有统一指挥、规划是不行的。因此，电影局是起了一个对全国电影生产创作的总的调度、协调作用。
这几年工作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题材规划好了，剧本选好之后再委托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请专家们对每一个剧本论证。这些专家包括编剧、导演，以及历史、军事、法律、市场营销等各方面的顾问。通过抓题材规划，抓剧本策划，抓剧本论证，使电影创作质量得到提高。抓好剧本后，还要抓创作队伍的配备。我们对影片投入资金的条件就是本子不行不给，导演不行不给。各方面条件具备了电影局才给投入资金。在资金投入方面，前面讲了，1999年的资金投入比任何一年都大。“长沙会议”之后中央给了电影五项经济政策。这五项经济政策对中国电影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强心剂，不仅是“输血保命”，而是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增强了电影的造血机制，起了很大作用。每年中央政府包括各地方政策，对电影拍摄投入的总资金至少有一个亿，约占全年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如果按350万元一部影片计算，就是近30部。1999 年，单是八九部重点影片的投资就达一个亿，另外还有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投入。没有这样的支持，创作繁荣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剧本的策划和创作，几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前些年不少厂曾经撤销文学部，电影文学队伍有些溃散。有的改为策划部，本意是好的，但没有发挥作用。1996年在深圳开文学部主任会议时，我提出了三句话：一是“修好庙，稳住神”。庙就是机构，神就是创作人员、编辑。各厂要恢复文学部，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部，取什么名字都可以，但要有这样一个机构，不一定还要养文学编剧，但专业编辑、策划人员还是必需的，要有鉴赏、发现、组织之人才。二是在题材上要“远抓大，近抓实”。近就是主要针对1996、1997年的创作，远是指建国50周年，当时就考虑到献礼片的需要。三是创作上、艺术上“调要准，招要鲜”。1997年又成立了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这个专门机构，做到对全国的剧本规划心中有数。剧本中心的成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是负责协调全国题材，二是承担了对所有重点影片的剧本组织专家论证的工作，三是承担了三届的夏衍电影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同时还策划了几个重点剧本，如《詹天佑》、《马兰草》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1919》。剧本中心除了做一些具体工作，实际它已经成为一面旗帜，标志着政府对电影剧本的重视。而夏衍电影文学奖则是电影文学的最高奖项，也是标志政府重视电影文学创作的旗帜，是对文学编剧的一种承认和鼓励。
当然，上述政府对电影创作的这些具体的扶持，是目前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手段，从长远看这样做肯定不行。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除了市场原因外，也有制片企业的原因。过去总提“制、发、放”一条龙，是把制片当做龙头，而我认为“制片是源头，市场是龙头”。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多数影片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同时，作为制片企业也缺乏自觉的创作精神，怎样面对市场，自身的改革也不够。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是，无论发行业还是制片业，都缺乏竞争机制。电影的繁荣发展，需要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只靠政府的积极性不行，靠政府机关几个人的积极性更不行，需要调动全行业的积极性。这个行业也不能一成不变，要优胜劣汰，拍不好片子、不拍片子的，让别人去拍；发行不好、放映不好的，让别人去发行、去放映，这样民族电影业才会得到良性的健康的发展。
四、关于电影市场问题
创作高潮形成了，但是市场情况却不好，这的确是1999年的一个突出现象。这里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现在整个文化环境、氛围已经改变，人们的文化生活和休闲方式丰富多样，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把看电影当做是一种时尚行为。但这些并非都是电影质量本身的问题。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看电影的人还会多起来，好电影不会没有人看。
二是对传统的电影市场概念应该突破。现在实际上电影市场是比以前更大了，因为电影可以通过各个途径传播，电影的观众更多了。所不同的是还没有形成我们一直希望的“制发放”一条龙、“影视录”一体化，没有形成产业化，没有形成共同的利益机制，电影给别人做了嫁衣。经济利益有许多被盗版者拿走了，被低价播映影片的人拿走了。在好莱坞，影院放映直接的票房收入只占20%，其余80%全都是后电影开发的收入。《狮子王》在全球的各种收入高达45亿美金，绝大部分都是影院票房外的收入。而我们的后电影产业几乎还没有开发，更多的是靠影院的票房。电影是大工业，要产业化，要面向全国，面向全球，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市场的潜力还大得很。
三是现有的发行体制确实有很多问题。多年来我们的国产电影没能从市场上获取应有的利益，主要原因就是发行体制不顺，还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许多发行公司利用国家给予的发行垄断权，靠发行进口影片和克扣票款混日子，没有竞争意识，不努力去把蛋糕做大，这样下去对整个电影事业的发展都是没好处的。从国家政策上讲，《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国产影片在市场上的放映时段和场次应保证占三分之二，但实际上多数发行公司和影院没有做到。国产影片的票房还不足三分之一。国产影片市场小的原因，就是许多发行放映部门没有认真运作国产影片，他们把精力都投入到发行进口影片上了。我认为如果市场做好了，我们不怕多10部、20部进口影片，因为观众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民族电影肯定有相当大的市场，问题在于是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了积极的商业运作。市场需要竞争，需要炒作，需要有一种喧闹和活力。正常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全城都放一部影片未必比几部影片打擂放得好，市场会冷清，没有叫卖声，观众不会有消费情绪。所有影院都在放映同一部影片，人们会觉得只有这一部影片，市场十分萧条。如果五条院线同时炒作5部影片，那效果会很不一样。 国外成功的经验就是这样。关键是要营造一种氛围。所以，发行体制的不规范操作、垄断机制的确在阻碍着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的文化、 经济往来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改革开放必然要经历的，是不能抗拒也不能简单地限制、拒绝的。现在实际上每年已经有上千部外国影片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市场（尤其盗版VCD），再引进10部、20 部影片应该说不算什么威胁，决不会给中国电影带来致命打击。“入世”对民族制片业没有直接影响，但间接的影响是有的，因为要分割我们的市场。因此，如果制定不好对策，应对招数不对的话，确实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有人讲我们电影现在所面临的所有困难都来自于市场。那么，市场当中遇到的问题，还要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既然是市场的问题，就不应该用行政的手段去解决问题，靠行政手段是解决不好市场问题的。
“入世”后，外国影片将会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市场，他们是以市场竞争姿态进入我们的市场，那么，我们怎么应对？怎么保护我们的民族电影业？还是应该以市场手段应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扶持我们民族电影的创作之外，就是要面对市场形成竞争、有序、统一、有活力的市场机制。这个电影市场不是垄断的状态，不是现在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来分配利益范围的发行体制，这种局面必须打破，必须跨地区发行，必须形成自上而下的行业行为，建立多条院线。如果有面向全国的院线，电影就活了。外国影片的引进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能用来挣钱，来发展壮大我们的电影事业。从这种意义上说，多引进几部外国影片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对发行、放映体制要加大改革力度。只要市场理顺了，民族电影业就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我对这一点比较有信心。
五、关于电影创作规律
我到电影局工作了四年，主要负责电影创作生产的管理工作。每年百八十部影片，剧本都是要看的。特别是前30名片子的剧本，每一部都要参与讨论。最后，还要参与对所有完成影片的审查。因此，对这几年的创作情况也比较了解。这四年中，电影创作是持续发展，一步一个台阶。从这几年的工作来看，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为了保持电影创作的持续发展，的确需要总结出一些规律，但不一定只限于创作环节。根据几年来的工作积累，我认为电影事业的发展主要有四条基本的规律。
（一）人才是根本
有一支优秀的队伍，这是创作繁荣事业发展的根本，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想法都要靠人去落实，方针政策再对路，最终也要由人去落实。要发展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团结人才，最大限度地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长沙会议”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人才的作用，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共同为出精品出力。从理论上说，中国电影有很好的人才库，优秀人才很多，但与实际需要相比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断补充。现有人才的知识结构也需要不断更新，艺术贵在创新。
我们有一些很优秀的导演具有不断开拓的素质，如张艺谋。他有想法，总在求新求变，不管成与不成，总能表现人人心中有，但人人口中无的东西。创作上最怕老说一些已知真理。单从艺术角度说，张艺谋的多数影片是不错的，他很会讲故事，构置矛盾。但电影创作者必须考虑社会效果，考虑多数观众看片的习惯和接受心理。这是他过去不少影片所缺少的。1999年，他的创作在这方面有所调整，艺术上又有新意。他的两部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近似白描、洗尽铅华，在观察人生、表现感情上非常从容，并表现了时代的东西，在艺术上没有重复过去，达到了新的高度。
创作队伍中还有一种现象需要改变。我们有一些年轻导演也很优秀，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影片总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始终还徘徊在边缘？就是跟生活有距离，对生活的判断有误区，他们的作品往往不能给人一个正确的是非判断和美丑判断。这就需要向生活学习，改变观念，因为电影毕竟是一种给广大观众欣赏的艺术，不可能老去搞一些脱离生活、脱离大众而孤芳自赏的东西，那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
（二）观念是关键
这几年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凡是最后成功的都是因为观念上的认识到位了。无论创作还是市场，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要想跟上时代发展，就要不断地更新观念。过去有一种把“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人为地分开的倾向，似乎“三性”水火不容，这种观念不仅是非常有害的，也是十分陈旧的。观念转变不仅是管理部门的事，思想解放也不仅是一项政治标准，艺术上同样需要。艺术家进行创作应从生活出发，从艺术出发，解放思想也包括了对艺术和生活的观念认识。如果说肯定一切是歪曲生活，那么否定一切不也是歪曲生活吗？为什么对1999年的《紧急迫降》、《黄河绝恋》、《女帅男兵》、《赛龙夺锦》等影片给予肯定，关键是观念比较新，创作上有新意，看着过瘾。电影创作队伍中的多数还是能够与时代同步的，但不少人落伍了，还抱着过时的电影观念和手法，而根本不研究怎么样拍得更有市场，更为观众所接纳……因此必须不断更新观念。
（三）市场是出路
我们的电影创作必须瞄准市场，强调市场效益或经济效益。一部影片看的人多了，“两个效益”才能统一。如果是探索电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种小制作探索片只能是极个别的。电影创作要考虑观众，要尽可能吸引多一些观众来看，但也要考虑一部片子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要有针对性，有特点。原来拍电影时编剧和其他创作人员不需要考虑市场因素，影片摄制过程中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割裂开来，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各自为战，这种脱离市场的操作局面必须改变，应该形成市场策划先行、市场意识统一的创作观念和运作方式。要将电影作为一个大的产业来看，投入、产出必须考虑市场回报。这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包括选择人才，优胜劣汰，不考虑市场不行。
（四）改革是动力
电影体制改革起步并不晚，但改革不到位，措施不配套，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电影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改革不到位所遗留的问题。所以说，不成功的改革、半途而废的改革还不如不改。要解决中国电影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改革。无论制片业还是发行放映业，都要加大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当然，改革必须稳妥地有序地进行，循序渐进，不能草率行事，不能幻想一蹴即就。这方面的工作将是我们今后的重点。
当然，规律不止这些，最主要最基本的是这四条。既然是规律，就不可拒绝，必须重视和遵循。
六、展望2000年
2000年，是国家“九五计划”的第5年，也是电影“9550 ”工程的最后一年。如果说1999年电影创作高潮已经形成，那么，下一个年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股创作的势头保持下去。虽然面对很多困难，尤其发行市场亟待完善，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我们也不可能等着改革完善了以后才工作，必须一边干一边改。从创作角度来讲不会松劲，2000年的影片正在规划当中，还会有一批重点片将要推出，有的已经在拍摄当中了，像《毛泽东和斯诺》、《詹天佑》、《走出硝烟的女神》等；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是一个机会，《邓小平》的剧本创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创作上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力争在新的一年里拿出一批优秀作品。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改革要深化，要加大力度，市场问题的确阻碍了整个事业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上述问题不解决，也会抑制创作的积极性。同时，我们要迎接“入世”挑战，必须把“入世”的压力变成一种动力，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有这么大的市场，有这么多爱好电影的观众，有一支有经验的优秀的队伍，有丰富的创作题材，我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同时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支持一如既往，这些都是我们电影事业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中国电影在新的世纪的发展前景应该是美好的。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诗《赠刘禀文》，其诗意用来形容1999年的国产电影创作态势以及为之奋斗的电影人的心境还是很吻合的，其中后两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就作为本篇访谈的题目吧。
标签：我的1919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大战宁沪杭论文; 紧急迫降论文; 冲天飞豹论文; 横空出世论文; 女帅男兵论文; 赛龙夺锦论文; 剧情片论文; 武打片论文; 传记电影论文; 恐怖电影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