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扭曲对经济结构的影响_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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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汇率是开放经济体中重要的相对价格。真实汇率不仅反映了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反映了经济体内部贸易品部门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价格。真实汇率变化关系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竞争力,影响资源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进而也影响产业结构、收入分配、贸易余额等。

      从巴拉萨(Balassa,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发端的研究至今,理论模型中的真实汇率变化大多保持充分弹性。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以下简称巴—萨模型)中,假定资本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劳动只能在国内使用,给定技术、偏好、贸易条件或者是其他外生经济环境变量的变化,真实汇率会对这些模型外生变量的冲击做出充分调整,这是确保模型中各个市场出清的均衡条件。巴—萨模型没有考虑需求方,只是局部均衡模型。新一代巴—萨模型(Aesa & Mendoze,1994)综合考虑了供给方和需求方,并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内讨论真实汇率决定,主要结论与巴—萨模型类似。新旧巴—萨模型都突出分析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生产率进步对真实汇率的影响,模型中的真实汇率变化可以直接表示为两部门相对生产率的变化。当贸易品部门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进步更快时,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个过程还伴随了工资的上涨。

      但是在现实当中,面临诸如技术、贸易条件变化等冲击,真实汇率可能由于政策的干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真实价格粘性。对真实价格粘性的讨论在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且已经非常普遍(Mankiw & Romer,1991),但是鲜有真实汇率价格粘性的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决策研究非常重要。真实汇率保持充分弹性或者真实汇率粘性两种不同假定下,外部冲击带来的模型中其他内生经济变量(比如工资、资本边际回报、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的变化方向可能会显著不同。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假设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如果通过政策干预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真实汇率变化对于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调节作用,外部冲击会对其他经济变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没有政策干预下真实汇率保持充分弹性的情景有什么区别?这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把货币政策与诸如利率、工资、收入分配、就业,以及一些经济结构变量等更多的问题联系起来,从更广义的角度认识当前货币政策选择的得与失。

      我们在下文主要做了两种情形的比较。不可能三角(Obstfeld et al.,2005;Krugman,1999)依然成立,但是选择有很多种。一种是通过名义汇率浮动或者通货膨胀的充分调整,真实汇率可以保持完全弹性,同时资本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宏观当局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的三难选择中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组合,或者是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的组合;另一种是名义汇率和通货膨胀都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宏观当局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组合,真实汇率在这种组合下难以充分调整,保持粘性。这两种不同的情景下,同样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正向冲击,但是带来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与第一种真实汇率充分调整与资本自由流动的情景相比,第二种情景下,首先,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都较低,产业升级更慢;其次,工资水平更低,资本边际回报更高,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更不利于劳动者;最后,贸易品部门在经济中规模更大,国内市场贸易品供求失衡,对外需依赖性更强。通过对模型的进一步扩展,还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衍生出更多的比较和结论。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结合中国情况分析人民币真实汇率的价格粘性;第三部分讨论在真实汇率完全弹性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组合假设下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会带来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在真实汇率保持粘性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组合假设下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会带来的影响;第五部分指出文章的政策含义。

      二、真实汇率的价格粘性

      出于分析的需要,真实汇率有很多分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表示的内部真实汇率,或者用本国一篮子商品与国外一篮子商品相对价格表示的外部真实汇率。不同类型真实汇率之间保持一定的联动关系(张斌,2005)。这部分提到的真实汇率是最经常使用的外部真实汇率,也叫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简称REER),即本国一篮子商品与国外一篮子商品的相对价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都定期发布各国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根据实际有效汇率的计算公式,我们知道实际有效汇率调整的决定公式中主要包含了三个因素: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假定国外价格不能被本国经济状况所决定,一个经济体实现实际有效汇率调整主要通过名义汇率调整和国内价格调整两种方式。浮动汇率体制下,主要是通过名义汇率变化实现实际有效汇率调整,无碍于低通货膨胀目标;固定汇率体制下,主要是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紧缩)实现实际有效汇率调整。无论名义汇率升值(贬值)还是国内通货膨胀(贬值),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结果都是本国一篮子商品与国外一篮子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下降),即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贬值)。

      给定国内外一篮子商品的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经济体同时成功保持了固定名义汇率制度和与国外相同的物价水平,实际有效汇率就有没有对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做出充分调整,即实际有效汇率呈现粘性。

      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货币当局希望同时保持汇率稳定和保持国内物价稳定,这个组合恰恰阻断了实际有效汇率调整的机制。中国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收购既定名义汇率价格下的所有超额外汇供给,保持了名义汇率稳定;为了防止外汇市场购汇所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和通货膨胀,同时发行了大量央行票据,冲销了外汇市场干预带来的基础货币增长,让货币供应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上。

      在外汇市场持续供求失衡的状况下,能否同时实现汇率稳定与物价稳定,关键在于对外汇市场上的冲销性干预是否有效(Sarno & Taylor,2001)。冲销干预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增加了本国资产供应和对国外资产需求,会让本国资产价格下降,国外资产价格上升。在资产替代弹性很高且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景下,冲销带来的国内资产价格相对国外资产价格下降会比较明显,并吸引大量资本流入(国内外投资者都倾向于把外币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这给冲销干预带来了新的巨大压力,货币当局面临的情况可能是冲销规模的无限上涨,难以持续。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资产之间的替代弹性很有限,货币当局发行的央行票据与国内其他资产的替代性很弱,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影响也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中国对短期资本流动还保持了相当严格的管制。这些条件都增加了冲销干预的有效性,政府通过政策干预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粘性的持续时间更长。

      除了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发行票据冲销干预,货币当局在面临显著通胀压力的时候,还频繁采取了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行政性窗口指导等措施遏制物价的进一步上涨。在名义汇率不变的前提下,这些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也遏制了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增加了实际有效汇率粘性。

      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元有效汇率的变动。除非中美两国的经济基本面高度一致,否则我们很难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是对国内外一篮子商品的供求关系变化做出的反应。我们有理由认为保持人民币与美元稳定和低通货膨胀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运动难以对市场供求基本面做出充分反应。

      三、真实汇率弹性下的生产率冲击

      为了理解真实汇率充分弹性和保持粘性两种情形下生产率冲击带来的不同影响,我们首先考虑真实汇率充分弹性与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生产率冲击对经济系统中其他变量的影响。以此为参照,我们再观察真实汇率保持粘性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假设下生产率冲击对经济系统中其他变量的影响。

      真实汇率充分弹性与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外部冲击对经济系统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在以往的汇率文献中已经有了充分讨论(Osbtfeld & Rogoff,1996),这里仅简单说明其结论和背后的机制。

      贸易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会带来真实汇率升值,以贸易品衡量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以贸易品衡量的工资增加。这些变化可以理解为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状态时所必需的真实汇率和工资水平调整。图1中,资本要素市场的均衡条件是一条自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由于我们保持了资本自由流动假定,资本边际收益率外生给定,这意味着无限的资本供给,国内通过调节其资本需求将资本边际收益率维持在外生的利率水平上。真实汇率上升,会提高非贸易品部门资本边际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入。当资本流入到一定规模,足以使非贸易品资本边际收益下降抵消真实汇率q的上升,资本边际收益率继续保持在外生给定的利率r上,资本市场才能保持均衡。在更高的真实汇率和非贸易品部门人均资本水平上,工资水平也更高。因此,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真实汇率与利率呈正相关,是一条自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均衡条件是一条自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不同,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只能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真实汇率上升,会提高非贸易品部门劳动边际产品价值,提高劳动力需求,在给定的劳动力供给下,只有通过工资下降,才能降低劳动力需求,让劳动力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真实汇率与利率呈负相关,是一条自左上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在上述联立市场均衡的基础上,考虑贸易品部门全部要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冲击。在资本边际收益外生给定的前提下,这个冲击只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价格调整机制影响新的均衡水平。贸易品部门全部要生产率提高带来贸易品部门资本边际产出增加,为了让资本边际产出恢复到外生的全球资本边际产出水平上,需要贸易品部门人均资本的提高。贸易品部门人均资本提高同时也会提高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水平。在给定的非贸易品人均资本水平上,只有通过非贸易品相对价格q上升,才能让劳动力边际产品价值提高,劳动力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图1中,贸易品部门全部要生产率提高带动劳动力市场均衡从L上移至L’。

      贸易品部门全部要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新均衡水平上,我们在图1中直接看到了更高的真实汇率水平,以及非贸易品部门人均资本深化。除此以外,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资本流入贸易品部门以及贸易品部门人均资本深化、工资水平提高、国际资本流入和真实产出增加。

      四、真实汇率粘性下的生产率冲击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在固定名义汇率与低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组合下,真实汇率自发调整的机制受阻,真实汇率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价格粘性。我们在前文讨论的真实汇率是外部真实汇率,在模型中讨论的是内部真实汇率,现实中外部与内部真实汇率的运动轨迹会有不同,但是外部真实汇率调整是内部真实汇率调整的重要手段,如果外部真实汇率调整受阻,内部真实汇率调整也会受到影响。本文分析的要点主要在于认清机制,这里我们不再对内部与外部真实汇率的联系展开进一步的分析,而是假定如果外部真实汇率保持粘性,内部真实汇率也会受其影响,保持真实价格粘性。

      在保持真实汇率粘性与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下,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则正向冲击下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的资本密集度都下降;第二,资本边际报酬增加;第三,劳动边际报酬下降。

      这些变化同样可以理解为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所必需的利率和工资水平调整。图2中,资本要素市场的均衡条件是一条自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工资水平上升,对应于人均资本水平提高,对资本需求提高,在给定的资本供给下,需要通过较高的利率,才能遏制资本需求,让资本市场保持均衡。因此,资本要素市场均衡条件下,真实汇率与利率呈正相关,是一条自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劳动要素市场的均衡条件是一条自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利率水平上升,对应于更低的人均资本存量和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为了提高劳动力需求,工资就必须下降,这样才能让劳动力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因此,劳动市场均衡条件下,真实工资与利率呈负相关,是一条自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接下来,在上述联立市场均衡的基础上,考虑贸易品部门全部要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冲击。资本市场上,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会提高贸易品部门资本边际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入贸易品部门。但是在给定真实汇率的条件下,给定工资就等于给定了非贸易品部门的人均资本,资本不会流入贸易品部门。因此,给定工资条件下,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会带来资本流入和资本边际报酬的下降,而是资本边际收益率上升,表现为资本市场均衡线沿着劳动力市场均衡线向左上方移动。

      

      劳动力市场上,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会提高贸易品部门劳动边际产品,吸引劳动进入贸易品部门。但是在给定真实汇率的条件下,给定利率就等于给定非贸易品部门人均资本存量,劳动不会流入贸易品部门。因此,给定利率条件下,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没有带来劳动流入和人均资本下降,而是劳动边际收益率上升,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均衡线沿着资本市场均衡线向右上方移动。

      在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下,尽管真实汇率不能参与调整让劳动和资本要素市场恢复均衡,但利率和工资做出调整以实现两个市场重新均衡。与利率和工资价格调整相一致的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间资本和劳动再配置。给定资本和劳动,为什么在新均衡点上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个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都会下降?资本和劳动从资本密集度较低的非贸易品部门流向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贸易品部门,结果两部门的资本密集度都下降。例如,贸易品部门100个资本,10个劳动,资本劳动比为10比1;非贸易品部门50个资本,25个劳动,资本劳动比为2比1;从非贸易品相贸易品流出的资本劳动比介于两个部门资本劳动比之间,比如20个资本,5个劳动,最终结果是贸易品部门资本劳动比为8比1,非贸易品部门1.5比1,两部门资本密集度都下降。只有这样的资本和劳动流动格局,才能让真实汇率粘性下的资本和劳动市场重新恢复均衡。与资本密集度下降相对应的,一方面是资本边际报酬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工资的下降。

      真实汇率粘性下的生产率冲击还会带来贸易余额在总产出中的占比提高。利用图3,可以给这个推论做出更加直观的解释。初始位置上,生产可能性边界为图中内侧曲线;由原点向右上方的直线代表了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支出比例,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外生的情况下,该曲线斜率保持固定;经济中的贸易品生产=贸易品支出=OT;非贸易品生产=非贸易品支出=ONT;贸易余额为0。由于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转移到了外侧曲线,在贸易品生产上出现了不对称的扩张。如果继续保持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不变,在新的生产性可能边界上贸易品生产为OT’,非贸易品生产为ONT’;但是在需求方,国内贸易品支出并没有因为贸易品生产的扩大而扩大,相反地,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支出比率在两种产品相对价格外生的条件下保持不变,非贸易品支出(由于非贸易品生产的减少)减少同时也带来了贸易品国内支出的减少。最终,贸易品生产大于贸易品支出,出现了ET’T的贸易余额。

      

      同样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正向冲击,但是在两种不同环境假设下,带来了显著不同的结果。以真实汇率完全弹性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下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正向冲击带来的影响作为评价基准,我们在真实汇率完全粘性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情景下看到了只有通过更低的工资水平,更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以及更低的人均资本密集度,才能让劳动和资本要素市场重新达到均衡。更低的人均资本密集度,意味着更低的产业发展水平。对这个问题更直观理解是:贸易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会导致贸易品部门增加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贸易品部门企业究竟会提高还是降低资本密集度呢(这个问题类似于企业主要通过增加机械设备投资实现产业升级,还是主要通过增加劳动提高产量)?企业会选择后者,因为在资本总额和真实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后者,才能让单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足够高,吸引资本进入贸易品部门。而在资本自由流动和真实汇率弹性的情况下,贸易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同时也带来了真实汇率升值,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本边际收益率会因为真实汇率升值而提高,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的竞争优势并不凸现,贸易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带来对资本的需求主要是通过吸引国外资本进入让资本和劳动市场重新恢复均衡。这个过程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资本深化的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更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和更低的工资水平,在资本和劳动所有者并非一体的条件下,意味着初次分配环节中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更低。通过对模型的扩展,我们还看到在真实汇率完全粘性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情景下,由于真实汇率不能作为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平衡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会导致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的扩张,以及贸易品在GDP比重的不断攀升,后者会进一步导致一国经济对外贸易余额占GDP比重的上升和对外需依赖的增加。

      五、政策含义

      以往对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不可能三角问题的讨论中,大多停留在宏观经济稳定意义上,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两个作为政策目标。但是,不同的两两组合下外部冲击对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经济变量的影响会显著不同。选择不同的两两组合,带来的影响并非是无差异的,有些组合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构持续扭曲的,在增长意义上难以持续。

      选择较低的通货膨胀与固定名义汇率作为政策目标,也就是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三角中选择了后两者。后两者的组合下,由市场供求变化所要求的真实汇率变动受到干预,难以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作用。而在另外两种两两组合下,真实汇率保持弹性,能够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作用,这是我们在基准情形中描述的情况。

      由于缺少对其他组合更全面的分析,我们这里还不能回答究竟哪种组合更适合于中国。但至少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于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这在模型当中意味着其他内生经济变量所遭受的外部冲击很突出。在这样的显著外部冲击下,同时选择通货膨胀与固定名义汇率作为政策目标,阻碍了真实汇率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作用,对经济结构带来的影响会很突出,这些影响包括资本深化程度减弱和产业升级放慢、初次分配中资本边际报酬提高和劳动边际报酬下降、贸易品部门和贸易余额占GDP比重提高等等。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是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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