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东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虢国论文,东迁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虢国是周代重要的诸侯国，自周文王时虢仲虢叔为王朝卿士，其后虢君世任王职，到东周时期，虢君仍为周王卿士，常奉王命征伐，故虢国史的研究，是两周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然关于虢国的史迹，历来纠缠不清，文献记载多有歧异，仅凭传世典籍难以在虢国重大史实的研究上有所突破。所幸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三门峡发现了大型的虢国墓地，90年代在该墓地又陆续有重大发现，为虢国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材料。目前，以考古材料为重要依据，已有可能对虢国的一些重要史实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本文即利用这批材料，并广泛参照传世文献记载，对学术界意见分歧较大的虢国东迁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考察，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一 虢国东迁诸说
虢国的东迁，古书记载是在平王东迁时。由于在三门峡地区发现了虢国墓地，其年代自然会关涉到东迁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有不同看法，大致可归纳为西周晚期和东周初年两种说法。
主张西周晚期东迁说者主要如下。
1.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上村岭虢国墓地》一书，在“结语”中根据发掘所获铜器和陶器，认为“这个虢国的建立应在平王东迁以前”，① 后来林寿晋先生又进一步论证了虢国墓地的一些墓葬年代当属宣王前后。②
2.李丰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将上村岭虢墓分为三期，认为其中第一期“可能属西周晚期，大约在宣王和幽王时期”，并结合传世文献和关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认为“虢国的东迁有可能是在虢文公在位的周宣王时期”。③
3.蔡运章先生认为M2009的墓主“虢仲”是厉王时的虢公长父，M2001的墓主是宣王时的虢文公，从而认为西虢的东迁在厉宣之际。④
4.王龙正等先生认为虢国的东迁当以灭焦为其上限，即周幽王七年(前775年)。⑤ 持相同或相似看法的还有马承源、张长寿等先生。⑥
持虢国随平王东迁说者主要如下。
1.俞伟超先生认为上村岭墓地所出遗物“形态变化不大，可见时代是很接近的”，其南的李家窑遗址基本上可推定为虢国的上阳故址，文化层堆积不厚，可见延续的时间也不长，墓地和遗址所出器物和陶片“皆属一般所推定的两周之际的东西”，这些都与古籍所载西虢随平王东迁的史实相符。⑦
2.李学勤先生认为M2001的器物具有东周初年的特点，故其墓主虢季也应生活于东周初，指出“如果不能在上村岭墓地中找到确切属于西周的墓葬，还是要承认西虢随平王东迁的记载”。⑧
3.于豪亮先生认为三门峡地区的虢国是“虢叔的后代随平王东迁以后建立的国家”。⑨
上举不同看法，认为虢国在西周晚期东迁或平王东迁以前陕县之虢就业已存在的，主要依据有两点：其一即《国语·郑语》所说“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而记事年代在幽王八年；其二即根据虢国墓的发掘材料，认为该墓地有西周晚期的墓葬，包括M2001、M2009等高规格的大墓。
认为虢国随平王东迁的观点，主要依据也是两点。文献方面主要是《水经注》所引《太康地记》“平王东迁，叔自此之上阳为南虢矣”的记载；考古学方面，则认为三门峡的虢国大墓出土器物大都当两周之际或东周初，年代都不会早到西周。
由于典籍所载虢国史迹混淆不清，相互间多有歧异，故本文在讨论虢国东迁问题之前，先对虢国的相关史实作一简要的梳理，以作为讨论其东迁问题的基础。
二 典籍中所见诸虢国
据古书所载，姬姓虢国有四：西虢、东虢、北虢、南虢，分别考察如下。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韦注：“贾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昭谓：虢叔之后，西虢也。宣王都镐，在畿内。”⑩
《水经注》卷18《渭水中》：“(雍)县故秦德公所居也。《晋书·地道记》以为西虢地也。《汉书·地理志》以为西虢县。《太康地记》曰：‘虢叔之国矣，有虢宫。平王东迁，叔自此之上阳为南虢矣。’”(11)
《史记·周本纪》：“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正义》：“《括地志》云：‘虢故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12)
《史记·秦本纪》：“灭小虢。”《集解》：“骃案：班固曰：‘西虢在雍州。’”《正义》：“《括地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十余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舆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
《元和郡县图志》卷2“凤翔府”：“(凤翔府)虢县。古虢国，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13)
《太平寰宇记》卷30“凤翔府”：“(凤翔府)虢县……古虢国之地，即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14)
《左传》隐公元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杜注：“虢叔，东虢君也……虢国，今荥阳县。”(15)
《国语·郑语》：“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韦注：“虢，东虢，虢仲之后，姬姓也。”
《水经注》卷5《河水五》：“《春秋传》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即东虢也。”
《水经注》卷7《济水一》：“索水又东径虢亭南。应劭曰：‘荥阳，故虢国也，今虢亭是矣。’”
《太平寰宇记》卷52《河北道一·孟州·风俗》：“《汉书》云：‘子男之国，虢为大。’虢国即今汜水县也。”
南虢、北虢
《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杜注：“下阳，虢邑，在河东大阳县。”
《汉书·地理志上》弘农郡陕县下自注云：“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16)
据以上记载，知大阳之虢即北虢。
《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围上阳。”杜注：“上阳，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
《水经注·河水》卷4：“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
据以上记载，知上阳之虢即南虢。
王夫之《春秋稗疏》卷1“隐公”云：“下阳在平陆县大阳之南，滨河之北，北虢也。陕州之上阳，南虢也。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17)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28上《地理志上》：“陕县大阳夹河对岸，故有上阳、下阳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称，实一虢也。”(18)
由此可知，所谓南虢、北虢其实只是一个虢国，只是南虢为虢国之都，因其在黄河上游之南岸，故称上阳或南虢。北虢为虢国之邑，因其在黄河下游之北岸，故称下阳或北虢。故《左传》所载，春秋时晋先于鲁僖公二年灭虢之下阳，其时虢并未灭亡，虢公尚于是年秋败戎于桑田，至僖公五年晋灭上阳，虢公丑始奔京师而虢国灭亡。
据上引典籍，姬姓虢国实有三：1.西虢，在陕西宝鸡东不远；2.东虢，在河南荥阳附近；3.南、北虢，在河南三门峡地区。此外尚有小虢，文献记载其或为羌之别种，(19) 故姑置不论。
在文献而外，西周金文中尚有城虢、郑虢，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由于金文记载简略，又无相关文献可资考证，终归无法弄清其来龙去脉，但其地望都在关中，所以应是西虢的分支。
虢虽有三，但文献所载，西周时期只有二虢。如《左传》僖公五年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国语·晋语四》也说文王“孝友二虢”、“咨于二虢”。可知西周时期只有两个虢国，而分别是虢仲和虢叔之后。又据上举《水经注》所引《太康地记》，上阳之虢乃西虢东迁所建，则西周时期只有东、西二虢。至于孰为虢仲后，孰为虢叔后，历来颇有异说。
上引隐公元年《左传》及《国语·郑语》均谓东虢君为虢叔，则东虢当为虢叔之后。西汉古文经学家贾逵谓西虢为虢仲之后，与《左传》、《国语》相合。然汉晋以来学者又多谓西虢为虢叔之后，东虢为虢仲之后，如上引《国语·周语上》及《郑语》韦注、《水经注》卷18《渭水中》引《太康地记》、《史记·秦本纪·正义》引《舆地志》等。《左传》、《国语》成书较早，且其说可与地下出土材料相印证，当是比较可靠的。
1.从族氏来看，三门峡虢国墓地所见族氏，20世纪50年代M1631出有虢季氏子乍鬲，(20) 90年代的发掘，发现了九鼎八簋的M2009虢仲墓和七鼎六簋的M2001虢季墓，(21) 此外，M2013也出有虢仲簠，(22) 可知这里的虢国是虢仲氏和虢季氏，不是虢叔氏。(23)
而在陕西关中一带，也出有虢仲和虢季氏的铜器多件。
传世器虢仲盨，“器出陕右，乃西虢之物”，(24) 城虢仲簋、(25) 虢季氏子组簋、盘，均出陕西凤翔古西虢之地，(26) 著名的虢季子白盘，其出土地点也在宝鸡附近。(27) 1949年后，陕西岐山京当出有虢仲鬲，(28) 1974年，陕西扶风强家村发现青铜器窖藏，(29) 出土铜器七件，据四件有铭器，知其为虢季氏遗物。此外，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公臣簋，(30) 铭文记载虢仲对公臣的锡命，此虢仲也当是西虢之君。总之，关中出土的西虢器族氏，也是虢仲氏和虢季氏，与三门峡虢国的族氏相同。
2.以政治地位而论，三门峡虢国墓地不仅有规格很高的九鼎八簋大墓，且据《左传》等文献，此处之虢为公爵，其君称虢公，且为王卿士，地位甚高。
《左传》隐公三年：“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左传》隐公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左传》桓公五年：“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注：“虢公林父，王卿士。”
在古籍和西周金文中，西周时期也都有担任王朝官职的虢公或虢仲。
《后汉书·西羌传》：“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31)
《后汉书·东夷列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吕氏春秋·当染》：“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32)
《国语·郑语》：“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
《史记·周本纪》：“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
虢仲盨：“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
何簋：“王呼虢仲入右何。”
虢石父，据《国语·郑语》下文所说“王心怒矣，虢公从矣”，知其为虢公。
西周都镐京，在关中，所以上举材料的虢公当然是西虢之君，虢仲也应是虢君的尊称。《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所以“虢仲”应是虢君上了年纪的尊称。古籍和金文所载西虢的地位都与三门峡虢墓的情况相合。至于东虢，据《国语·郑语》，仅仅是一个子男之国，与三门峡虢国墓地的情况相去甚远。
总之，各方面的情况都说明，西虢为虢仲之后，东虢为虢叔之后。西虢后来东迁至现在的三门峡地区，国土据黄河两岸，故又称为南虢、北虢。《左传》僖公五年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尚书·君奭》也提到虢叔为文王时重臣，可知二虢地位原本都是很高的，可能是虢叔后人后来未在王朝任职，故地位有所下降，为子男之国，继承卿士之位的主要是虢仲之后。
三 虢国的东迁
关于虢国的东迁，前面所举西周晚期与东周初年两说，笔者以为，由考古发掘和其它相关情况来看，应以后者为是，虢国应是随平王而东迁的。兹举以下三点予以讨论。
(一)虢国墓地高规格大墓的年代
以常理而论，虢国东迁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是突然就举国迁到一个没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必然是先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就像郑国的东迁一样。
据《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先寄孥贿于虢、郐，然后再随平王东迁而占有虢、郐之地以立国。虢国的东迁也可能大致相同，很可能是先有一部分虢国人到达今三门峡市一带，有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再把整个国家迁到此地。但先行迁徙的必不是虢国的高层人物，只有高层人物迁至此地，才能证明整个国家迁至此地了。所以上村岭虢国墓地有没有西周晚期的墓葬或遗迹，并不能证明虢国是否西周晚期就已迁至此地，一般墓葬不能说明问题，这里重要的是高规格大墓的年代，这才是直接关系到虢国东迁年代的，以下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的高规格大墓，20世纪50年代有著名的M1052太子墓，(33) 90年代的发掘有M2009虢仲墓、(34) M2001虢季墓、M2011太子墓。(35) 高规格大墓中M2009虢仲墓尚未正式发表，只能作些有限的推论，M1052太子墓学者已指出属东周早期，(36) 故本文重点讨论M2001、M2011两墓。
M2001为七鼎六簋八鬲大墓，面积约19平方米，据器铭，知墓主为虢季。关于该墓年代，目前看法尚不一致，大致有西周晚期、(37) 两周之际、(38) 东周初年，(39) 三种说法。笔者近来对这座重要墓葬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觉得该墓年代当属春秋早期。
虢季墓出土铜器较多，对这些器物作详细的分析，是推断该墓年代的主要依据。我们可以将虢季器群与其它年代明确或较为明确的器群进行比较，以推定其年代。本文选取陕西眉县杨家村器群和北赵晋侯墓地M93、M102、M63等器群来作比较。
眉县杨家村器群出自窖藏，(40) 共出铜器27件，除一件盂而外，其余都是同一时期之物。这群器物中能提供准确年代依据的有逨鼎和逨盘。逨盘铭文从文王、武王一直数到厉王，厉王以后是“天子”和“王”，所以这个“天子”或“王”一定是宣王。逨鼎有两种纪年，分别为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西周晚期在位能达到四十多年，且仍在“周康穆宫”册命臣下的，也只有宣王，(41) 故以逨器为主的杨家村器群是宣王晚年的标准器。
北赵晋侯M93、M102、M63三墓年代近同，学者认为M93为晋侯墓，M63和M102可能是M93的夫人墓和妾墓，年代均属春秋早期。(42)
将虢季器群与逨器群和晋侯M93等器群进行比较，可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逨鼎的器形属笔者划分的CaⅦ式，(43) 该式鼎流行于西周晚期厉宣时，而尤以宣王时多见，如克鼎、史颂鼎、无惠鼎、伯吉父鼎、散伯车父鼎、王伯姜鼎等，是西周晚期最为流行的形制。
虢季鼎七件，与逨鼎器形不同，均为附耳，浅球形腹，上下腹均有纹饰，这种器形和纹饰布局与晋侯M93：37鼎近同，也与传世的春秋早期晋姜鼎近同，而与西周晚期常见的球腹鼎明显不类。后者多为半球腹，立耳，花纹简略，一般只在口沿下有一周纹饰。另外，虢季鼎虽与逨鼎不属同一型式，不好直接比较，但铭文字体却是虢季鼎明显晚于宣王末年的逨鼎。
杨家村器群有单五父方壶两件，下腹垂鼓，圈足底折较高，腹饰绞龙纹，纹饰精细，器形纹饰均近同宣王时的颂壶、伯克壶等。虢季方壶与之相比，下腹外鼓不如单五父壶，圈足底折较矮，花纹较粗浅，其器形纹饰整体与晋侯M93的晋叔家父壶和M102壶近同。
虢季墓又出圆壶两件，束颈，垂鼓腹，器形近同晋侯M63杨姞壶。
逨盘器形厚重，宽平沿外折，腹壁呈弧形内收，圈足较大，有底折，圈足下附四个象鼻形足，是西周晚期流行的形制。虢季盘窄平沿，腹很浅，平底，圈足小，底折不显，圈足下附三个兽足，双附耳紧靠盘身。除下附的兽足外，其器形接近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属春秋早期的上村岭虢国M1705、M1706、M1721的盘，明显是一种较晚的形制。(44)
以上情况说明，虢季器群整体与晋侯M93、M102、M63器群比较接近，而与眉县杨家村逨器有较明显的区别。
此外，虢季器群还有如下一些晚期特征。
虢季墓的分体式方甗，也是春秋早期常见的，如湖北京山、(45) 湖北随县、(46) 陕西户县宋村秦墓、(47) 湖北应山M1、(48) 湖北随县何店、(49) 河南新野墓，(50) 等等，均有出土。
虢季墓的明器“素面簋”和“重环纹盉”，器形近同山西芮城坛道村一号墓出的明器Ⅱ式簋和盉，(51) 后者出有铜器多件，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当在春秋早、中期。明器“重环纹簋”近同河南新郑县唐户M9的明器簋(Ⅰ式)，(52) 后者发掘简报也认为时属春秋。
虢季墓出虢季编钟八件，铭中有“用旗万寿”的句子。徐先生曾指出，“万寿”是较晚的说法：“金文称万寿者三器：康叔盨云‘其万寿永宝用’；伯百父簋云‘用夙夕享，用旗万寿’；其次句
云‘用旗万寿’；皆春秋时晚出之器。”(53)
铭文字体，虢季器群明显晚于宣王末年的逨器群，而与一些春秋早期器，如陈侯壶、陈公子甗、番伯享匜、单盘、单匜、(54) 戴叔朕鼎等近同。
器物组合，虢季墓的组合方式与晋侯M93等相同，都是一组实用器，外加一组明器。
地层关系，M2001的祔葬车马坑CHMK1打破M2012墓，(55) 下葬年代晚于后者，而后者所出铜器也多有春秋早期特征，如素面附耳鼎(M2012：81)，与之近同的鼎见于50年代发掘的M1762、1651等墓，(56) 都属春秋早期偏晚。(57) 地层关系也说明，M2001不能到西周晚期。
综上所论，虢季墓年代应属东周早期。
虢季，有学者以为是虢君，但以下面几点观之，当是在虢国很有地位且与公室关系密切的同姓贵族，而不是虢君。由于其年长，“五十以伯仲”，故尊称虢季。
1.出土器物。虢季墓虽器物较多，有五十多件，但其核心器物是虢季鼎七件，虢季簋六件，是七鼎六簋的配置。以目前发现的一般情况而论，诸侯都是九鼎八簋，七鼎六簋只相当于卿一级的身份。
2.墓室规模。虢季墓面积仅约19平方米，而上面提到的两座太子墓M1052和M2011，面积都有近25平方米，国君墓不当小于太子墓。
3.器铭内容。虢季编钟铭云：“用义其家，用与其邦”，义，宜也。“家”为卿大夫或贵族所有，国君所有则为国。“用宜其家”，说明编钟的主人不是国君。与，古书中多有辅助之意，《战国策·齐一》：“君不与胜者而与不胜者，何故也？”高注：“与，犹助也。”《老子》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与”也是辅助之意。“用与其邦”，犹言“用辅其邦”。这也透露出虢季不当是虢国之君。
M2011为七鼎八簋八鬲大墓，面积约24.5平方米，出铜器多件，其中有带“太子”铭的车斧，故发掘者认为当是虢太子墓。该墓年代，发掘者认为属宣幽时，但其铜器群整体风格晚于宣王末年的逨器，而与M2001虢季墓及晋侯M93等略同，且尚有更多较晚的特征。
该墓器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龙纹鼎”，该器饰双实线吐舌蟠螭纹，这种纹饰的特征是“从螭口吐出小舌，垂于颈部”，(58) 近同的纹饰见于春秋早期偏晚的河南新野曾国铜盘、(59) 河南商水原仲墓的Ⅱ式簋、(60) 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墓的Ⅰ式鼎，(61) 以及春秋早中际的河南信阳平桥M1铜盆上腹部等。(62) 学者指出，这种“吐舌蟠螭纹”的产生可能在春秋早期之末或春秋中期偏早。(63) 但该墓的“龙纹鼎”纹饰线条粗犷，结构简略，应是较早的形式。
圆壶近同春秋早期的杨姞壶、(64) 河南新野墓铜壶。(65)
方甗甑腹浅，接近50年代发掘的虢太子墓M1052铜甗。
铜盆鋬耳浅腹，器形近同春秋早期常见的铜盆，如郏县铜盆、(66) 河南新野墓铜盆、(67) 河南信阳平桥M1的樊君夔盆等，(68) 纹饰也与樊君夔盆比较相近。铜盆西周少见，是春秋早期新流行的器类，且西周铜盆深腹小底，纹饰简略，如西周晚期厉王前后的微
盆，(69) 深腹环耳，仅口沿下有一周凸弦纹，与该墓的铜盆器形纹饰均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该墓簋、鬲等器纹饰粗陋而浅，与西周晚期流行的样式已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总之，以出土器物观之，M2011应属春秋早期，且应略晚于M2001。
以上正式发表的三座高规格大墓，从出土器物来看年代都应在春秋早期，此外的M2009是一座九鼎八簋的规格最高的大墓，其墓主虢仲应为一代虢君，但该墓的材料尚未发表，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当在西周晚期宣王时，其主要依据是众多铜器和玉质“遣册”上的“南仲”。由于发掘者将上述M2001等几墓均定在西周晚期宣幽时，所以据铜器定虢仲墓为宣世尚有商榷的余地，这里最重要的是“南仲”，此人自古以来一般都认为是宣王时的大臣，所以本文着重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至于该墓的铜器，由于材料尚未发表，笔者只能据非常有限的资料作些推测。
人名为南仲或名中有“南仲”二字的，见于以下材料。
驹父盨盖“南仲邦父”，《大雅·常武》“南仲太祖”，《小雅·出车》“南仲”。驹父盨作于宣王十八年，《大雅·常武》也作于宣王时，(70) 故二者的南仲有可能是一人。但《小雅·出车》的情况就不同了，该诗在措辞上与春秋时的《国风》极为类同。如“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与《召南·草虫》第一章基本相同；“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与《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相似，而宣王时的《江汉》、《常武》等诗却不见这种情况。因此，《出车》可能作于东周初年，该诗的南仲应与《常武》的南仲同族而非一人。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将该诗与《六月》等伐猃狁的诗均系于周襄王时，也认为是东周时诗。此外，笔者还曾在一篇小文中论到，(71)《诗·小雅》中本多东周之作，《出车》、《六月》、《采薇》等几首伐猃狁的诗都应作于东周初年。所以，仅凭“南仲”，不足以定该墓年代为四周晚期。
关于该墓所出铜器，目前所见照片只有两件圆壶，(72) 鋬耳衔环，颈部饰波曲纹，腹上部饰两周单鳞片的鳞纹，下部饰垂鳞纹，器形纹饰均与M2001的两件圆壶相同，应是东周时器物。
由以上两点推测，M2009虢仲墓的年代可能也在春秋早期。
在以上四座大墓之外，规格较高的墓还有M2010、(73) M2012等，都是五鼎四簋的配置。M2012发掘者认为是虢季夫人之墓，上面讨论虢季墓时已指出，该墓年代当属东周早期。M2010除鼎簋外，还出有甗、方壶、盘、匜等，其器形纹饰总体近同M2011、2012等，也应属春秋早期。
总之，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高规格的虢国大墓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属于西周晚期的。此外，也有学者以考古材料为依据，论证了虢国墓地和相关的李家窑遗迹要晚于当地的西周晚期墓葬，(74) 与本文对虢国大墓年代的看法是一致的。
(二)西周晚期关中的政治形势
认为虢国东迁在西周晚期的学者多以为宣王时关中猃狁势力强大，逼迫虢国在王室东迁前就迁到三门峡地区，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猃狁本居陇以西瓜州之地，周穆王时一支迁往泾水上游的太原，在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古书称其为太原戎。古本《竹书纪年》记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戎，《国语·周语》又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宣王料民乃三十九年败于姜氏戎以后的事，此时既能在太原料民，说明宣王晚年周王朝势力仍能到达太原地区，该地区仍有一部分在周王朝控制之下，所以此时猃狁仍居于太原是不言而喻的。
至幽王末，申侯乃启之以攻杀幽王，猃狁遂沿泾水谷地而下，占领了焦获、泾阳，进而攻夺周岐丰一带地区。猃狁所占据的焦获、泾阳和岐丰一带距镐京甚近，严重威胁着周王朝的安全，故《史记·周本纪》曰：“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关于这段史实，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讨论，此不详述。所以，西周晚期，关中地区还是周王朝的势力，就是在东周早期，周王室尚能保有关中丰镐一带，所以虢国在西周晚期并没有因戎患而必须东迁的紧急情况存在。
并且，当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虢国在王室之前东迁。《左传》昭公九年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坠是为”，封建诸侯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周王室，据上举文献和西周金文的记载，虢国在西周时期深得周王重用，经常受王命征伐，为王室坚强的守护者，就是在幽王时，也仍以虢君石父为卿，虢与周的亲密关系可想而知，很难想像虢国在已东迁的情况下，其君还能为王室卿士而受到周王如此的宠信。所以，就算是虢国受到了西戎的侵扰，也不可能置王室于不顾而独自东迁。关于此，已有学者作过一些讨论，(75) 可资参考。并且就地理位置来看，虢国西周时在雍，离镐京不远，东周时在三门峡，离成周不远，总是依随王室，故能世为王朝卿士而得宠信。如王室尚在镐京而虢国先行东迁，不仅显得不忠，就是在路途上三门峡也远离镐京，虢君也不方便到王朝任职。
(三)关于文献记载的问题
由上所论，虢国在西周晚期东迁的说法不能成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文献上的有关记载了。
主张虢国西周晚期东迁的学者主要有两条文献证据。《国语·郑语》：“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七年，虢人灭焦。”以上两条，今本《纪年》的可信度较低，其记载又与《左传》有出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则焦乃为晋所灭，如焦为虢所灭，晋何必代人受过呢？所以今本纪年的这条记载不足为据。
《郑语》从行文来看，虢与虞、晋等豫北晋南诸国连言，所指应该就是三门峡的虢国，而不应远到宝鸡附近的西虢。《郑语》记事的时间是在周幽王八年，这似乎就是说虢国至迟在幽王八年就已迁至此地。(76) 但笔者以为，孤证不立，仅此一条，并不能证明虢国在幽王八年以前就已迁至此地了，理由主要有二。
1.《国语》也与《左传》一样，有许多预言。这些预言实际上都是事后才写出来的，并非预言者当时真的就说得这么准，徐先生在论述《左传》成书年代的时候就曾指出，《左传》一书中，凡是应验了的预言，都是《左传》的作者看到的事，凡是没有应验的预言，都是作者没来得及看到的，仅仅只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推断，但往后的演变却超出了作者的预料，所以预言也就不应验了。(77)《郑语》这一段也是预言颇多，且都是应验了的。如申侯将与西戎攻杀幽王，西周将在三年后灭亡，东周时期晋、楚、秦、齐将兴等等，应该都是作者亲自看到的实际情况，而绝不可能是史伯在幽王八年就能说得出来的。《国语》的作者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虢国早已迁至三门峡地区，所以通过史伯口中说出来的话，不能视为信史。
2.如前所说，国家的迁徙不是小事，虢国不大可能在平王东迁时一举就迁到一个无人居住的荒野，必然在其前就应有所准备，就像前面所述郑国的东迁一样，在桓公时就已在东部的虢、郐等地打下了基础，然后其子武公才得以在平王东迁时迁到新郑。由此推测，西周晚末很可能已有一部分虢国人先行到了三门峡地区，但这一部分人不是虢国的高层人物。虢国的高层人物仍在雍地的西虢，所以才能在宣幽之世仍为王室卿士，并经常奉王命出征。史伯所谓的当成周者“西有虞虢”，应理解为幽王晚年今三门峡之地已有虢人居住，并不是说整个虢国在幽王八年以前就已迁至此地了。
上述考察，结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文献记载的东、西、南、北四虢，其地望，西虢在陕西宝鸡附近的雍，东虢在河南荥阳附近，南、北二虢实为一国，在河南三门峡地区。西周时期只有西虢和东虢，三门峡的虢国是西虢东迁来的。其族氏，西虢为虢仲之后，东虢为虢叔之后。
2.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三门峡虢国墓地中的高规格大墓如M2001，M1052，M2011等，年代都应属东周早年，目前该墓地尚未发现年代确切的西周晚期的大墓，故虢国墓地主要是东周早年的遗迹。
3.从西周晚期关中的政治形势来看，并不存在虢国必须东迁的紧急情况，并且在王室尚未东迁的情况下，虢国也不可能独自先行东迁。因此，虢国的东迁当在平王东迁时。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0页。
②林寿晋：《〈上村岭虢国墓地〉补记》，《考古》1961年第9期。
③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88年第11期。
④蔡运章：《论虢仲其人》，《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虢文公墓考》，《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西虢史迹及相关问题》，《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⑤王龙正等：《季嬴铜鬲与虢石父及虢国墓地年代》，《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4日。
⑥马承源：《虢国大墓参观记》，《中国文物报》1991年3月3日；张长寿：《虢国墓地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1年3月17日。
⑦俞伟超：《上村岭虢国墓地新发现所揭示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3日。
⑧李学勤：《三门峡虢墓新发现与虢国史》，《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3日。
⑨于豪亮：《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铜器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⑩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11)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册，第1531页。
(12)《史记·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页。
(1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凤翔府”，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页。
(1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0“凤翔府”，四库全书本。
(15)《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15页。
(16)《汉书·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9页。
(17)王夫之：《春秋稗疏》卷1“隐公”，四库全书本。
(18)王先谦：《汉书补注》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4页。
(19)参见《史记》卷5《秦本纪·正义》，第183页。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第32页。
(21)侯俊杰等：《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号墓获重大考古成果》，《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日(又见王斌主编：《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4—25页。
(2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3的发掘清理》，《文物》2000年第12期。
(23)《左传》庄公二十年称虢公为虢叔，历来注家均谓虢叔为虢公之字，与族氏无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5页)笔者以为当是虢君上了年纪的尊称，《礼记·檀弓上》所谓“五十以伯仲”。(陈澔：《礼记集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24)王国维：《观堂别集》卷2《虢仲簋跋》，《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9页。
(25)城虢仲氏盖即班簋提到的虢城公之后。
(26)王国维：《观堂别集》卷2《虢仲簋跋》；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图版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6页；白川静：《金文通释》卷4，神户：白鹤美术馆，1973年，第64页。
(27)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图版说明》，第109页。
(28)王光永：《介绍新出土的两件虢器》，《古文字研究》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5—111页。
(30)庞怀清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2—195页。
(31)《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71页。
(3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第50页。
(34)王龙正等：《出土器物最多的西周国君墓》，《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3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M2001、M2011。
(36)参见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3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225页；李久昌：《虢国墓地墓葬制度述论》，《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蔡运章：《虢文公墓考》。
(38)杜乃松：《谈虢国墓地新出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10日。
(39)李学勤：《三门峡虢墓新发现与虢国史》；俞伟超：《上村岭虢国墓地新发现所揭示的几个问题》。
(4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
(41)厉王在位年代尚有争论，就算三十七年奔彘，奔彘以后也不可能再在“周康穆宫”册命臣下。
(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43)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15页。
(44)李丰先生将M1706划入虢墓二期，年代当东周早期偏早；将M1705、M1721划入虢墓三期，年代当春秋早期偏晚。详见《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45)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图8，《文物》1972年第2期。
(46)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图版4：2。
(47)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48)应山县文化馆文物组：《湖北应山吴店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
(49)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
(50)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5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芮城东周墓》图3、图4，《文物》1987年第12期。
(52)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
(53)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54)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发现春秋早期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5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313页。
(5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15：6，图版16：1。
(57)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58)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59)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60)秦永军等：《河南商水县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4期。
(6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等：《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6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图10，《文物》1981年第1期。
(63)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6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图24：3，《文物》1994年第8期。
(65)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
(66)《河南郏县发现的古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
(67)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简报称为“
”)，《文物资料丛刊》2。
(68)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6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9—50页。
(70)该诗同时又提到程伯休父，此人也是宣王时人。《国语·楚语下》：“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第516页)
(71)参见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72)王龙正等：《出土器物最多的西周国君墓》，《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
(7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的清理》，《文物》2000年第12期。
(74)宁会振：《上村岭虢国墓地时代争议》，《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75)参见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
(76)参见宁会振：《上村岭虢国墓地时代争议》，《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
(77)徐中舒：《左传选·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