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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卫灵公篇第二十九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言简而意深，历来都是注家的关注点所在，而其主要分歧点也集中在“人”、“弘”、“道”三字意义的阐说上，由此来推知“人”与“道”的关系。因此，对此章训诂历史的考察，或将成为我们诠释孔子真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论语；人能弘道；旧注述评
引言
《论语》卫灵公篇第二十九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言简而意深。郑皓曾评论“此章最不烦解而最可疑”；被使用最广泛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本也表明此章真意“很难体会”，只能就字面意思将其翻译为：“人能够把道廓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实际上，历代注家对此章就争论不休，主要分歧点集中在“人”、“弘”、“道”三字意义的阐说上，而对此章训诂历史的考察，或将成为我们诠释孔子真意的重要途径。
旧注评解
纵观旧注对本章的训诂阐释，“人”、“弘”、“道”三字是重点，尤以“道”字为先。
早自皇侃起，注家大多关注到“道”的含义的重要性并对它进行阐释：
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于可通，不通于不可通。
——皇侃《论语义疏》
道者，通物之名，虚无妙用，不可须臾离。
——邢昺《论语注疏》
张子曰：“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
——朱熹《论语集注》
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为人之理，不可殊观。
——朱熹《四书或问》
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曰：“‘天下之达者，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须是知知，仁守，勇決。”
——朱熹《朱子语类》
道者何？命之源、性之本、心之神、情之动、仁义礼智信之常、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曰中、曰一、曰极、曰诚，皆道也，人所以载，是道也。道所以为人之理，道非人则何所附丽，人非道则不过血肉之躯耳。
——黄仲元《四如讲稿》
皇侃的《义疏》中引用张载语，其意在将孔子所说的“道”沟通张载学说中的“性”这一概念，而张载在《正蒙·太和篇第一》中提出了他的“性”的概念——“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性”乃合“虚”与“气”生，本身又无“知觉”，实际就是孔子所说的最普遍的“道”了。此时对“道”的解释尚有一定客观性，其解释也一直较为稳定。
然而，自《论语注疏》后，注书文本中对“弘”字基本上统一为“大”或“廓大”之意。黄仲元却提出“弘有二义”：
弘，大也。
——邢昺《论语注疏》
弘有二义，人之得是道于心也，方其寂然，无一理之不备，亦无一物之不该，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无一事而非是理之用，亦无一物而非是理之推，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揽之若不盈掬，而万物皆备于我，此弘之体。其廓大也，四端虽微，火然泉逹，充之足保四海，此弘之用。
——黄仲元《四如讲稿》
黄仲元把“弘”的含义归纳为两个，一是“容受之弘”，二是“廓大之弘”，并在叙述“廓大之弘”的含义时强调了“人”的含义是需要有偏向性的。
但到明代时，周宗建在《论语商》中则明显针对黄仲元的看法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人字莫认作太高，弘道莫只看得迂阔了。试想吾人随时随地那一处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实是合智愚贤不肖之人而点动之也。若以人字专归圣贤，以弘字只说位育参赞等话，则圣人此语死煞无味，此题亦无生活日子亦。
——周宗建《论语商》
结合周宗建的注解可以看到，论证“弘”的含义其实终究会牵涉到“人”的含义，由此可前溯至更早的旧注中就已经隐约对“人”的概念阐释产生了分歧。
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
——何晏《论语集解》
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于可通，不通于不可通。若人才大，则道随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则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之也。
——皇侃《论语义疏》
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虚无妙用，不可须臾离。但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随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则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随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邢昺《论语注疏》
到黄仲元时，对“人”的讨论更为清晰：
人是一个人，方能廓大其道，道只托于人，安能使其大哉？……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至于为兆，人之人者，然后位乎天地之间，立万物之上，始得谓人之人，其人之至乎。故曰：圣人，人伦之至，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到得至处、践处其弘多矣，人同是。
——黄仲元《四如讲稿》
显然，比起之前几位注家将“弘道”之“人”模糊定义为普遍意义上的“人”，黄仲元则认为，“能弘道”的“人”是有一定要求和限定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弘道”。他认为，一个普通人只能廓大自己的“道”，只有能教化天下的圣人才能廓大具有普世价值的真正的“道”。
于是，“弘”与“人”意指范围的缩小和偏向进一步导致了“道”字义在旧注中的发展，到清代时，在《论语正义》中，这一字义已经明显与先前的“道”有了差别：
道随才为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极仁圣之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习矣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则仍不免为众。中庸记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汉书董仲舒传：“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下引此文。又礼乐志载平当说衰微之学，兴废在人，亦引此文，义皆可证。
——刘宝楠《论语正义》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对“道”的解释已经明显偏向“圣贤”之“道”。
至此不难看出“弘” “人”字义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此二字对“道”字训诂的重要影响：因为如果“弘”的含义具有偏向性，那么就如何晏所说的，“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到刘宝楠也说“故行之不著，习矣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则仍不免为众。中庸记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综合上面的论述，在此章的串讲中，“道”字始终是训释重点，而“弘”与“人”的讨论终点也是为了对“道”有更进一步的明确阐释。注家大多选择从“人”与“弘”入手，一步步对本章含义进行解构，直到刘宝楠时才开始出现“道”的明显倾向。
近现代注家中，钱穆与南怀瑾也直面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弘，廓大之义。道，指人道。道由人兴，亦由人行。自有人类，始则浑浑噩噩，久而智德日成，文物日备，斯即人能弘道。人由始生，渐至长大，学思益积益进，才大则道随而大，才小则道随而小。《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此言非有大德之人，大道亦不在其身凝聚，此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若道能弘人，则人人尽成君子，世世尽是治平，学不必讲，德不必修，坐待道弘矣。
——钱穆《论语新解》
这是上面这几段的主干思想——人的问题。一切人事、一切历史，都是人的问题。人才能够弘扬道。所谓道，就是真理，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呆板的，它不能弘扬人，须要人培养真理。这就是重点。所以孔子始终讲的是人文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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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论语别裁》
在这里，钱穆先生把“人”论为一种“弘道”的普遍主体，把“弘”解为纯粹的廓大而没有任何一方面倾向，“道”则阐释为没有圣贤好坏之分，只与“人”有关的“人道”，颇显返璞归——这一论述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对前人的注解进行了“人”个体和群体两种“弘道”的举例，把“人”的含义返回到何晏《集解》中的最初内涵，更在于他明确了从邢昺起提出的“弘”的“廓而大之”的含义，批驳了刘宝楠在《正义》中引用《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一句把“人”的范围缩小的看法，也不带倾向性地将“道”缩小了范围。南怀瑾先生则主要强调了“人”的作用，把“道”归结为一切人事、历史的真理——而这些都是需要“人”来培养的。
从字义分析转入“人”与“道”的关系
1.比较互证
对于此三字的训释，笔者试以“人”字入手进行分析。
经过统计，“人”在《论语》中，包括本章，按句段计，一共出现161次。
其中，一般用法的“人”或广义的“人”一共出现了153次，如：
其为人也孝弟（1·2）——一般用法。
舜有臣五人（8·20）
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6）——代词，别人，人家。
而狭义的“人”字用法，又分为几种情况：
其一，表不包括老百姓的“民”在内，指士大夫以上之人，或置于地名之下，表示某地的大夫的，一共6次，如：
节用而爱人（1·5）——指士大夫以上之人。
修己以安人（14·42）——指士大夫以上之人。
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3·15）——表示某地的大夫的.
其二，特指人才的，一共2次：
女得人焉耳乎（6·14）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4·9）
因此《论语》中把“人”作为一个普遍意义的名词的出现次数最多，即使把“人”作为狭义范围使用也仅是出现在涉及阶级等级和人才两个角度，涉及圣贤之义用“人”的并没有前例。因此，笔者认为黄仲元所说把“弘道”主体“人”限定在“圣贤”一层是证据不足的。同时，可以看到，《论语》中两次出现的“特指人才”含义的人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出现的，第一次是在子游担任武城县长时，孔子问他是否在当地得到人才，于是子游推荐了澹台灭明；第二次是在有人希望孔子评价管仲时，孔子毫不犹豫使用“人”给出了“人才”的评价。通过文献的比较互证，“人”的“人才”这一含义在《论语》里的出现他通常有具体语境，不应该像本章这样直接出现。所以，与其根据何晏、皇侃、邢昺等忠于“才大者”弘道的说法，判断 “人”字就应该是“人才”的含义，不如说这种注解其实也只是一个举例——为了指出“人能弘道”的其中一种表现，并不是将“弘道”的“人”限定于“人才”方面。
“道”在《论语》中的含义就更加宽泛了，更多的时候，“道”更像是孔子的一个术语，有时指道德，有时指学术，有时指方法：
本立而道生（1·2）
吾道一以贯之（4·15）
不以其道得之（4·5）
由“人”的分析进一步推论，笔者以为本章中所谈到的“道”应只与“本立而道生”中的“本”有关，而不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
2.人与道的关系
分析人与道的关系将有助于字义的更准确训释。纵观前文所举旧注，“人”的“等级”越来越高，是与历史时期有紧密关系的：认为“道”高于“人”的论述大多集中于唐代及唐代以前，如皇侃、邢昺、刘宝楠，大多对“道”的含义有所阐释，而且在这一阶段，“道”的含义与道家的“道”极为相似；认为“道”与“人”的关系是平衡的论述，大多集中于宋代，如朱熹、黄仲元，他们认为“道”和“人”的关系是平衡的，“道”依托在“人”的身上，“人”也需要“道”才能免于仅“血肉之躯”的凡体。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人”有主动性（“人有知思，则可以大其所有之理”、“能与不能，存乎人耳”），“道”无主动性（“道无方体，则岂能大其所讬之人”）；认为“人”高于“道”的论述，更在近现代时期，如钱钟书和南怀瑾——这或许与人文意识在中国历史中的逐渐增强有关。
南怀瑾说，“孔子始终讲的是人文的文化”，这一点在《论语》中是有所体现的：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道”的是“本”，而不是“人本身”，而在这段话里，这个“本”指的是一些基本品格和性格，是“人”的一种能动性的体现；所以，从《论语》重视“人”的思想来看，“道”高于“人”这样的说法理据是不够充分的，也很可能是受到早期儒道思想交融的影响；但是，如果要因此句就说“人”高于“道”，也是证据不充足的。
对于一些“道”的形式，比如孔子最重视的“仁”，“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7·30）
“斯仁至”是否可以代表“人”凌驾于“道”之上呢？从这一章内容来看，“仁”这种“道”不是被“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在就有，与“人”同时存在，接受“人”的召唤，附和于“人”的身上，彰显出来。
因此，笔者认为，朱熹、黄仲元的说法更为准确，钱穆先生和南怀瑾先生则发现了本章的重点所在，可以借鉴。
既然已由比较互证和人与道的关系对字义进行了探讨，我们必须承认，执着于纠缠或考察“人”、“弘”、“道”其中任何一字在此章中是否具有特别的狭义含义，其实都是无意义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惜乎后之学者，不能于此章真切体悟，歧说滋兴，而人之弘道之力因亦未能大有所发挥，洵可憾也。”邢昺也很早就指出了本章的重点所在即“此章论道也”。
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章中，重点阐述的是“人”和“道”的关系，无论“人”是什么样的人，具有主体性和能动作用的都是“人”而不是“道”；此章中对立统一的双方是“人”和“道”，而不是某一种人或某一种道。而“弘”也只是客观上的内容的“廓大”的意思，只是指可以“廓大”其内容范围，而不是具有某一方面倾向的“廓大”。在探讨此章时，过度纠缠于“人”的含义并将之区分，不仅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甚至会导致我们失去“弘道”的自信，总是自我怀疑自己是否是可以“弘道”的“那种人”，也就像钱穆先生所说的“人之弘道之力因亦未能大有所发挥”了。
结语
“人能弘道”章的训诂发展是围绕“道”字展开的，后对“人”与“弘”的探讨又反作用于“道”的训释。但是笔者从本章原文最终的意义指向方面，认为讨论狭义的字义是无意义的，甚至会导致“人”不再有“弘道”的自信，以至于“人不能弘道”，因此更倾向于钱穆先生的解释；在“人”与“道”的关系方面，笔者通过《论语》中其他章节的论述，认为“人”与“道”的关系应是平衡的，相生相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因为“人”是有知觉、有智慧、有知思，是能动的，如果要用《论语》中的其他章节来更深刻地阐释本章的内容，笔者认为可以用为政篇的这一章来为此作结：
子曰：“君子不器。”（2·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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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南怀瑾,论语别裁[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
论文作者:李昕容
论文发表刊物:《语言文字学》2018年第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7/30
标签：论语论文; 之人论文; 孔子论文; 人能论文; 含义论文; 字义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语言文字学》2018年第7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