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马政的整顿与变革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马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166-06
“夫国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马”，[1]史276-407因而有“马上得天下”一说，道出了马政在传统社会形态里的重要地位。
统一战争对马匹的强劲需求、血液里流淌着的骑射基因决定了马政在清王朝也同样备受重视。在迎来康乾盛世之际，马政也渐入佳境：北部中国牧场（马厂）林立，各项制度也日趋完备。《清朝文献通考》对此有一番生动的描述，“太宗文皇帝既平察哈尔，谓地宜畜牧，遂分置各牧场。逮定鼎以来，又增设总管各官为之经理。其掌于太仆寺者，则有左翼四旗、右翼四旗牧厂；其掌于上驷院者，则有大凌河及张家口、独石口外诸处牧厂。草肥土衍，云锦成群，岁之藩衍孳息者，以千万计”[2]6561。康熙也夸口说，“自古马政之善，无如本朝者。”[3]346
不过清代马政也无法挣脱承平日久之后百弊丛生的怪圈。嘉、道以后日益走向没落，陷入了“今之马非马，尚安问政乎”的窘境[4]9803。而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严重地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出于自我挽救，清对马政先后进行了传统的整顿和近代的变革。
一、传统框架下的马政整顿
太平天国的狂飙似乎让清廷突然意识到马政已是积弊深重，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的一道上谕中透露出当政者对马政现状的忧虑和不安，“其京外各营、各直省驿站，额设马匹支应差操及接递公文，均关紧要”，而“军营马队最为得力，然必须膘壮精良方能制胜。近来马政废弛，积弊日深，以致调赴军营马匹时多疲瘦”。为此，朝廷痛下决心，“若不认真整顿，何以搜军实而挽颓风？”要求各相关部门大臣务必实心任事，“不得视为具文，致干重咎！”[5]1089-1090在朝廷的推动下内外要求厉行整顿马政的呼声不绝于耳，“发难起，内外争以整顿马政请”[4]9803。翁同书疾呼，“马匹为武备之要需，牧场为边防之重务。承平日久百弊丛生，马政之废弛未有甚于今日者”。他催促大力整顿营马、牧马之弊，期待着“成周教駣攻驹之政，唐代设牧置监之规，复振兴于今日，而牧场不等于虚设矣！”[6]2088
同治元年（1862年），在一番争论之后整顿马政的帷幕正式拉开。兵部分析马政废弛的缘由，“推原其故，总由监牧官视为具文。该管官漫无觉察，积习既深，滋弊亦甚”。所以有针对性地拟定整顿章程六条：(1)牧官宜严考核，“拟请责成该厂大臣认真查察，岁终具奏，将各群膘分实在情形于折内声明”。(2)责成以宜杜推诿。(3)沿途善喂养。(4)报倒宜按定例。(5)孳生宜备册案，“拟请每年终仍将孳生数目咨报，并将历届均齐年份令该都统以递核算，造具四柱清汉细册报部，以备查核”。(6)营驿马匹应一律整顿，“拟请嗣后，京外各营及各直省驿站应令该管大臣确切查核，每年岁终具奏”。最终欲达到“蒐军实而挽颓风”的美好图景。①
朝廷当然希望通过整顿马政为军营驿站提供更多合格马匹以便为早日剿灭肘腋之患增砖添瓦，对于兵部的整顿章程即刻表示同意，也明确提出了期望，“各该管大臣等务当力求整顿，俾马政日有起色，以利军需”[71]11995。
立国以来首次马政大整肃看来清廷是下了很大决心，不似从前那样找几个玩忽职守的官员革职了事，而是切切实实地制定了章程，提出了要求。然而细细揣摩整顿马政六条章程却发现了无新意：不但毫无生气的马政机构未见有任何触动，百弊丛生的马政管理制度也不曾有任何革新之处。林林总总的条款中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实处的只有年终奏报一项。尽管朝廷不惜以“严办”“重咎”相威胁，在官僚系统已呈现出“体制性”崩坏的情况下，这种不伤筋动骨的整顿，其结果与朝廷的期望必定相去甚远，真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且不说年终奏报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各该场（厂）的实际状况，但就能否做到按年奏报就已经大成问题。以光绪朝为例，三十四年间，只有大凌河、科布多官厂、太仆寺两翼牧群等七个场（厂）断断续续年终具奏过，而且没有一个场（厂）能年年具奏。科布多官厂算是比较按规矩办事的了，但还是有十个年头没有具奏，其它场（厂）就更等而下之。营、驿方面，光绪朝，全国有23直省，省省有驿，又有17处将军、都统，他们情况又怎样呢？《光绪朝朱批奏折》里详细记载的各直省军营驿站年终奏报情况同样令人沮丧，只有广州、福州、宁夏等13处有过具奏纪录，不及40处应奏直省、将军及都统的三分之一。而已经具奏的要么是隔三差五地应付，要么就是一成不变地虚应故事。②以广州为例：
资料来源：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五十五辑军务·马政，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有关数据绘制。
光绪朝，广州将军一职先后由长善、继格等一批皇亲宗室担任。长善任内还有所忌惮，在买补马匹的月份上玩点花样，继任者则连这点都懒得粉饰一下。从上表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到三十四年（1908年）二十余年间，广州八旗驻防马匹每年的倒毙数量及买补月份都丝毫不差惊人地一致，晚清官僚对政务的敷衍确实让人叹为观止，难怪朝廷看多了这种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具奏后，对广州驻防马区“有计划按要求倒闭”的情况甚为不满，多次朱批了“兵部知道”之后，终于忍无可忍：“骑射为我朝良法，广州旗营宜令练习不可荒废。例倒马匹甫经买补足额，何以续倒者仍如前数？岂必合一成五之例而后已耶？此等旗营风气不可不除！”[8]387对朝廷的斥骂似乎臣下早已经有了“抗体”，根本就无动于衷。如此臣子，指望他们实现“搜军实而挽颓风”，不啻是白日梦。
这次整顿略能带给皇帝些许安慰的要算是大凌河牧场了，可以看做是此次整顿中的“大手笔”：署锦州副都统恩合将年已七十以上之牧长、副牧长嘎尔炳等七人勒令休致。“衰老之员恋栈充数，若不严行惩办，不足以资整顿。”其次将锦州牧群衙门六品翼领向与副都统联衔画稿的权力剥夺，“以示区别而杜僭妄”[8]387。
这次貌似轰轰烈烈的马政整顿仅此而已，并无机构和制度上的任何变动。同治三年（1864年），在要求察哈尔都统等力加整顿所属牧场（厂）的谕旨中，又明确要求“其攒扣兵饷、马驹变价及挑缺令兵丁出银添补马群，一切积弊务须全行革除。各衙门陋规及馈送查群大臣程仪等项名目并著永远裁革，毋得再蹈从前积习”[4]9807。朝廷革除积弊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而谕旨中对此反复重申，只能说明种种马政痼疾依然故我。
整顿成效几何呢？几例事实足以说明一切。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大凌河牧场具奏有大骟马一千五百九十匹[8]450，当年八月，神机营“请由大凌河牧群调备口轻膘壮战马一千匹，听候调用”[8]453。不料主管大凌河牧务的锦州副都统维庆声称仅能挑选出膘壮堪骑骟马五百二十匹，其余要么“口老疲瘦”，要么“齿性未定”，总之是“不堪充选”，并建议挑选部分骒马充数[8]455。
张家口外两翼牧场乃清朝军马繁育基地中的佼佼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察哈尔都统诚勋查核计亏短计三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匹之巨[4]9810。
《清史稿》中的记载也印证了此次马政整顿的效果不彰。光绪九年（1883年）穆图善练兵用马孔亟却遍地寻求良马不得，甚至远赴黑龙江求马无果，不由慨叹：“地气其尽乎！”[9]4174
传统框架下的马政整顿成效不过尔尔。
二、晚清马政的近代变革
甲午一战，大清帝国陆海军惨败于脱亚入欧的日军。黄海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尽，以西洋军事制度为蓝本的变革大幕就徐徐拉开。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变革大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马政的舞姿。
（一）中央马政机构的整合
1905年，主管马政的兵部车驾清吏司改组为军牧司，太仆寺并入。曾赴欧美考察军事，深知军马重要性的徐致善任司长；曾赴日本观摩马政，力主马政改良的陈诜任司长上行走兼繁殖科科长。军牧司设均调及繁殖两科。均调科掌军牧人员的任免，军牧兽医教育，军马卫生材料购买分配，及牧场有关事宜；繁殖科掌军马采购，马匹繁殖，及马政计划与规章的厘订等事项[10]250-251。宣统二年（1910年），陆军部再次改革马政机构：设立军马总监，并分设南北军马分监七处。先设北分监，即以两翼牧场改组而成。南分监拟设于广西。总监下设四科，仍驻张家口，辖陆军部所属各牧场[10]254-255。
马政机构整合重组，是清朝马政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在于换了新招牌，而在于由有近代马政思想的人士出掌马政事务，给暮气沉重的清朝马政带来了一丝曙光。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晚清马政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二）与国际接轨的军马采购标准的出台
马政机构改革确乎带来一番新气象。宣统二年（1910年），陆军部制定了《采购军马资格年限规则》，这也是清朝二百多年马政史上一项有转折意义的大变革。此前营、驿挑补马匹实际上没有一个明晰的可操作性标准，仅“口轻膘壮”四字而已，完全依赖于挑选人员的经验。挑选人员的漫不经心或损公肥私，往往不免有解送到军营驿站的马匹“矮小，不堪骑用”或“疲瘦，不能耐久”等弊病。
《采购军马资格年限规则》仿照西洋章程，不但规定了一般军马的采购标准，而且更进一步细化了不同用途军马的采购标准，骑马、驾炮马、辎重马等因为功用各异，所以选取标准也各不相同。另外马匹的颜色、年龄等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③
这样就使得各地在选取军马时有了一个可以统一参照的坐标。选马标准的制定为晚清编练新军的标准化统一化做出了一点贡献。
（三）马种的改良
马种的改良也是晚清马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
1903年，《农学报》发表有《俄罗斯马之种类》一文，详细介绍了俄罗斯马的优良品种。这是清政府预备改良马匹的先声。二年之后，军牧司为推进军马改良，在张家口外的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拟订马匹改良方案，引进德国、俄国纯种马及新疆伊犁马。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近代马种改良的先声。
1909年陆军部以两翼牧场为基地正式开始了马匹改良实验。当年引进英国种马一匹；又挑选伊犁儿骡马二百匹。为增加种马来源的多样化，6月间，采购到俄罗斯产黑儿骡马三匹，黄枣骝骡马一匹，此外还得到德国青岛提督所赠德国产纯血种牡马一匹，“此马六岁，体高五尺一寸，体格优良，特设马厩，由兽医官保育，产有杂种驹数头”[10]255。
这次马匹改良实验，规模不大，但毕竟是政府出面有组织有计划的近代马匹改良的开始，意义非同寻常，且开端不错。1910年总管昆源报告里按捺不住的是欣喜之情，“现查验英种息驹九匹，伊犁息驹五十七匹，俄种息驹三十二匹。该息驹骨格躯干并皆高大壮实，已觉成效可睹。水土气候均甚合宜，俄马产自寒带，尤为相习”[4]9817。
（四）从中兽医到北洋马医学堂
考求史料，我们看不出清代有对马匹疾病的医疗特别重视的迹象。中央马政机构之一太仆寺所属司牧官役的设置上，并无马医名目。上驷院是皇家御用马政机构，总该有所不同吧，实际上其所属口外牧场司牧官役的设置也并无二致，更不消说远处西北的绿营各牧场（厂）。唯独储养于京师，皇帝会随时调用的内外厩马匹，“设医长蒙古二人，医师蒙古十八人，癞医六人，兽医汉十六人”[2]6563。
由于马医的缺乏及医术的落后，马匹的倒毙及患病率极高。商都、达布逊诺尔两处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至二十二年(1757年)短短五年间，就倒毙马匹6400匹有余。[7]3409嘉庆十八年(1813年)，大凌河牧群马区“生癞者一千六百四十余匹，倒毙者一千三百二十余匹”[7]6127。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利于马匹的生产。进入新世纪之后，筹练新军的领军人物袁世凯对此有着长远的思考，提出“亟须考求各国卫生之术，并储马医之选”，“因材施教，为学择人，迟之数年，明医药解剖之术胜搜讨军实之任者，当不乏人”[11]677-679。1905年由袁世凯奏准于保定开办北洋马医学堂，这是一所专门培养陆军兽医人才及军马卫生管理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马医学堂的设立是晚清马政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具备近代马医知识的毕业生充实到马政第一线，部分缓解了马医紧缺且医术落后的局面，对于马政事业的良性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五）开辟新牧场（马厂）
我国西南山区也曾有丰富的马匹资源。面对马匹的不敷使用，1908年京畿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建议于西南大兴马政，“我西南马政，全未讲求。……是今日就西南辟大牧场，讲求马政，实为要图”，“倘可兴马政”，可以“豫备西南各省陆军之用，于戎政大有裨益”[12]95。建议是不错，但从此没有了下文。不过到了抗战时期，军政部句容种马厂几经辗转，迁至贵州，建有清镇种马厂，也算没有枉费赵御史当年一片苦心。
对于新设牧场之事，直隶总督端方感同身受，“查东西各国育马之所，官私林立，其不惜重资以经营牧场者，类因产马事业必以争竞力剧始能进步改良。是欲整顿马政，不得不多设埛牧，以为考验改良地步”[4]9815。
1902年袁世凯筹练北洋常备军，一向赴张家口外草地一带采购军马，马匹长途跋涉，解到时往往疲瘦不堪。1905年7月袁世凯上折《请将黑峰河等处留作牧场片》，提出就近新建马厂，即北洋马厂[13]1167。不过短短三四年光景便已经小有成效，1909年直隶总督端方派员查验该厂，“共计七群，实存儿、骒、骟马二千六百五十七匹。所有新生幼马，光绪三十三年不过三十五匹，三十四年不过四十五匹，本年六月已至三百二十二匹。从此认真整顿，三四年间生息日繁即无须购自口外，足敷二、四两镇战马之用，兼可节省经费以裕军储”[4]9815。
（六）两翼牧场的改革
讨论晚清的马政改革便不能不提一直以来就是清代最重要的军马繁殖基地的张家口外两翼牧场。清中叶以后该场也是江河日下，不仅马匹亏额巨大，牧地被垦噬也很严重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委任所倚重的副都统昆源出任两翼牧群总管，“以期牧政日有起色”[12]52。
崑源上任后立即推出整顿章程六款：归并群牧、整饬牧养、添设属官、开办两翼牧群学堂、设立模范群、酌加总管以下各官弁兵丁津贴[4]9814-9815。
改革方案中最有新意的是开办两翼牧群学堂和设立模范群两款，要培养具有专门牧养学识的人才，使马匹牧养正规化、科学化，以期摆脱全凭经验牧放的传统；而模范群的设立则开启了有组织有计划改良马种的实验之门。仅此而言，崑源的眼光和见解较之任何前任都更长远、深刻和独到，已经触碰到了近代马政的门槛。
此时陆军部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正在逐步实施中，军马的需求既多且急，对崑源拟订的两翼牧场改革计划态度鲜明地支持。其改革计划各种费用共计约43万余两，为避免朝廷因库贮支绌而否决马政整顿计划，陆军部强调“详核该牧群总管所称各项经费无可再减，请仍照原请数目拨给”，[4]9815对崑源整顿计划之倾心可见一斑。
不管马政整顿计划如何适合整个军事改革需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财政上能否给予有力支撑。崑源的计划实在算不上庞大，费用更谈不上巨额，即便如此，度支部已经觉得无法吃消，“无如臣部财力异常支绌，虽系分年支付，仍属无可腾挪”。经过与陆军部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最后，“核议拟拨给开办经费银六万两，常年经费银六万两”[4]9815。
（七）改革成效
确实，此番马政改革举措翻新还真让人有点目不暇接：马政机构整合了，且由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物统领；选马标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马种的改良也小有成果；马匹医疗牧养趋于与世界接轨，这不免让人对晚清的马政充满遐想。可惜此时大清王朝气数已尽，不数年间，革命军起，马政改革也随之成为过眼云烟。时人的评论是本次马政改革成效的最好注解，“限于财力，掣于群议，以致筹备计划，未尽实行。学堂不能多立，将校无所取材；枪炮不能划一，子弹无法补充；粮饷一无储存；马匹无从征发；交通不便，运输维艰”[12]636。
三、结语
晚清马政的整顿与改革可以看做是中国近代化浪潮在马政领域里的缩影，同样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艰难历程。
同治年间开始的马政整顿，成效确实乏善可陈。究其根源，从大环境来说，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是祸首。大批官员尸禄保位、昏聩无能，“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14]226。严重腐蚀马政系统效能的“规礼贺银”、“程仪银两”等各种名目的陋规“历久相沿”，[7]11997由这些庸劣而又贪婪的官吏来执行马政整顿，出现牧场马匹亏短累累，驿站马匹倒毙不已，军营里虚拴空头，但递到皇帝案头的奏折里依然一派歌舞升平的奇妙景象就不足为奇了。另外马政本身过于苛刻的责罚制度也无法激起马政官役积极参与整顿的积极性。只要马匹出现亏短，不问缘由，官员重罚，兵丁责打。原巴里坤总兵张拱辰在任内所辖诸马厂亏马7800余匹之多，道光三年(1823)被革职拿问，“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应赔亏马价银一万五千六百七十四两，著张拱辰赔缴十分之六”，“勒限一年完缴”[15]卷62。次年六月，张拱辰即因“虑赔缴无资，遽尔轻生”，自缢身亡[15]卷69，张拱辰位居总兵官之高位尚且因无力赔补巨额亏欠而走上绝路，此也足见清代马政对官员兵丁处罚力度之烈之剧。最后，这次马政整顿章程也丝毫不涉及事关整顿成败的重要环节如机构、制度等的变革，只一味强调事实上有名无实的年终具奏，无异于隔靴搔痒，这种表面文章其劳而无功的结局从开始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新旧世纪之交，作为晚清庞大军事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政改革走向纵深：从机构到制度都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理念和模式。我们不怀疑清政府改革马政的诚意，马政改革成功可以为他们集权于中央，找回“乾纲独断”的感觉助上一臂之力。然而财政的拮据是马政改革的致命伤，两翼牧场区区40余万的预算费用都能让偌大的度支部左右为难。用一位候补道员的话来描述这种窘境是再精当不过了，“出一策则以筹款无着而中止，办一事则以经费过巨而缩小，因陋就简，挖肉补疮，但以敷衍目前而已”[16]182。
晚清帝国官僚整体性的麻木不仁也绝非马政改革的福音。“朝廷颁布一令，政府则恭录谕旨寄之督抚，督抚下之司道以施行于各府厅州县，而政府之能事毕矣。其行之有效与否，政府不复过问也。部臣议上一事，则钞录奏稿，刷印章程，咨行京外各衙门下所司施行，而部臣之能事毕矣。其行之果无滞碍与否，部臣不暇深求也。前者既未实行，后者又复踵至，积重难返，虽以奉旨交办之件，延搁数载，亦遂久而若忘，因循废弛，遂以不振。”[16]331
另一方面，从“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夺则取”[7]67到“所习硬功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17]总4697的变化，是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印证的是骑射的渐趋式微，更是马政在当政者视域里由中央而边缘化的历程，这也注定了在晚清庞大的新政计划中马政的改革不是关怀重心。
经济的困顿加上并不很有利的大环境，决定了晚清的马政近代改革不会走得太远。
收稿日期：2010-05-10
注释：
①这里只是择引其要者，兵部整顿马政章程的具体内容详见盛康辑：《清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七十九兵政五马政），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089-2092页。
②具体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五十五辑军务·马政），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8月版，275-977页中有关记载。
③具体的选马标准详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六·兵三十五·马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考9816页。
④具体废弛情形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六兵三十五马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814页有详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