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德育政策的历史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洪 婕
我国德育政策需要寻找“关键节点”，由政府主导来突破路径依赖。同时，应积极发挥大中小学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在实施德育政策过程中发现已有问题，促使德育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与实施，从而推动政策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台了诸多德育政策。这些政策对于我国德育的有序推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也要看到，德育政策中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德育实效性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德育政策进行有序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以便更好地对德育政策进行定位，提高德育政策的实效。
历史制度主义是建立在理性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基础上的学说，对分析政策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发展变迁不是孤立地受社会背景或个人权力的影响，所以要基于特定的社会宏观背景与权力关系来整体分析制度的构建、变化与发展。其分析要素主要包括权力结构、历史变迁、路径依赖。由于现实社会因素和权力所需，制度开始形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受到权力的制衡或“关键节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循着惯性实施而造成路径依赖，或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实现制度渐进性的变迁。丹麦的新制度主义提倡者尼尔森（KlausNielsen）教授为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给予了一个分析框架，即历史时段、关键节点、路径依赖以及制度断裂。
下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视角，根据尼尔森的分析框架，来讨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政策的历史变迁过程，剖析德育政策的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探究德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一、70年德育政策的变迁轨迹
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变迁分为四类：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制度转换和制度断裂。制度微调是指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制度（含内容）做一些较小的调适；制度置换指制度（含内容）序列的变化，即制度重要性的变化；制度转换指制度（含内容）所服务的目标发生变化；制度断裂指完全不同的新制度（含内容）出现使得旧制度失去效力。[1]
针对目前的市场形势，国内出现了两种CDM开发模式。一是先签订减排量购买协议，由买家承担前期开发成本和风险的双边模式。二是由业主承担前期开发成本和风险、待项目注册成功后再寻找买家的单边模式。
结合社会背景与制度变迁，本研究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政策变迁分成了四个阶段。
（一）渐进性制度转换阶段（1949—1965）：德育性质由新民主主义转换为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社会性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德育性质也随之进行渐进性转换。当时，确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纲领，其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部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主张“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五项基本公德。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中国教育应是“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2]。在三大改造后期，1954年6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提出：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用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培养儿童》社论。这表明新中国的教育已经逐渐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新中国教育从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1956年5月，高等教育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身体健康、忠实于国家、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准备着随时保卫祖国的高级专门人材”。1957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召开，会议认为中小学教育的总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品质，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才。
进入21世纪后，德育开始强调以人为本，将“人”看作充满活力的生命体，基于人的发展进行建构。
以绿色建筑评价为核心的集成软件系统正在形成，目前已开发完成的10个软件是该集成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摆脱了用户只能使用国外软件才能设计计算的困境，我们直接面对市场，面对我国用户，达到了用户使用成本低，价格便宜。
从学段来看，德育政策是从最初对高等学校的规定延伸到对中小学德育课程的规定。从对高等学校的规定来看：1949年，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把“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列为文学院、法学院的公共必修课[4]；1951年9月，教育部就政治课问题向华北各高校发出指示，要求各系在拟订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目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课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等课同列为独立课目；1953年，高等教育部提出，各高校一年级开设的“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一律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从对中小学的规定来看：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提出取消党义、公民和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明确规定在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每周各开2节政治课，总学时均为240学时；1951年6月，教育部颁发《关于改定中学政治课名称、教学时数及教材的通知》，明确指出，为了系统地通过各科教学进行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从1951年秋季开始，取消中学教学计划所列“政治”一科名称，并在初三、高二、高三分别设置“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共同纲领”课程；1951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政治课”略有变更的通知》，里面提到，从初一到高三，分别增设“时事政策”课；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分别提出，幼儿园要根据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教养幼儿，小学教育的宗旨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给儿童以全面的基础教育，中学教育的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青年一代。
（二）激进性制度断裂阶段（1966—1977）：德育为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全方面复苏，德育政策重新进行了定位，开始转向。1978年4月，邓小平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文革”中的错误方向进行澄清，并将“文革”中断裂的德育政策重新与“文革”前相接轨。对于德育，他特别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邓小平讲话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1979年8月，教育部重新制定和颁布了《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的试行草案，并于1981年正式施行。这两个文件制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三好”原则，贯彻“五爱”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使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准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都表明德育政策从政治定向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德育政策也随之进行了探索性的调适，从政治定向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地扩展，初步形成了大德育体系。
（三）探索性制度置换阶段（1978—2000）：开启现代化德育建设
“文革”不仅造成教育质量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贻误了青少年的成长。“文革”后，我国开始对“文革”时期教育进行整顿，进行了一系列德育政策的探索。
潜供电流是影响较高电压等级输电网重合闸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9-11]。对于10 kV配电网同杆并架线路可能会因为潜供电流存在影响重合闸动作。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也日益凸显。过去行之有效的德育政策被全盘否定，造成德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断裂。
2.3师资力量雄厚。为做好巡讲课件,内容及方式的准备工作,依托区医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就面对农村群众讲什么,怎么讲以及课件制作、内容选择、表达方式作了讨论示范,要求宣讲员务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知识和喜欢的语言、故事普及合理膳食知识。通过言传身教、以身示范,培训了雄厚的师资队伍。
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德育内容从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外延伸，形成了包括品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等在内的大德育体系。1979年4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印发的《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要加强中小学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此，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课程和教学的政策。在课程方面，1980年9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进一步规定中学政治课是中学教学计划中的主要课程之一，确定了中学政治课的课程设置。1981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提出将小学的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1985年7月，国家教委与司法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小学法制教育座谈会，并下发了《关于加强小学法制教育的意见》《小学法制教育基本要求》，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都是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组成部分。1998年，国家教委颁发了《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明确指出，德育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程教师课前需要调研教学班学生实际水平设计相应研讨课题，做到因材施教，以调动学生的研讨积极性作为目标。课堂项目按项目组形式进行研讨，根据自由组合原则，每5位同学组成项目小组。课堂研讨采用项目组演示讲解和学生问答相结合的方式，项目组成员接受听众的提问讨论，授课教师负责现场讨论的过程引导和总结，并在课堂中记录小组成员的研讨成绩[4]。研讨课题应当是实际应用场景案例，课题问题源于课程项目，能够引导学生针对课程项目案例提出自己的优化措施或者设计出新的实现方案。
“文革”期间，德育被窄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德育政策与之前的有所脱节，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泛政治化倾向。德育内容形成了绝对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结构，毛泽东思想与理论成为政治文化学习的唯一来源。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规定各级学校师生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与进行军政训练。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197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纪要中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教育工作，作出了“两个估计”：这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此，系统的德育政策在此处于一定的断裂状态，只靠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维系德育政策。
在德育内容上，大德育体系继续扩充。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2001年11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联合发布《全国青少年网络公民公约》，强调网络文明建设。之后，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目标与任务、主要内容、途径和方法、组织实施等进行指导和规范。2003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中小学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大纲》《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决定从2003年春季开学起，在中小学开设预防艾滋病、毒品预防和环境教育专题教育课。2014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小学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环境下的德育工作。2017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明确指出，德育内容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从以上可以看出，21世纪的德育内容体系充分体现了时代特征。
（四）建构性制度微调阶段（2001—2018）：建构以“人”为本的德育体系
从内容来看，新中国成立伊始，德育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后期逐渐加上了劳动教育。1951年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指出，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实行革命的政治教育。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灵魂。”[3]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
10月29日，到达长安益阳电厂，与该公司煤检主任李超军详细交流、了解其采制样概况；实地考察该公司在用SDPS1000智能制样系统(三德科技提供)并现场试验。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方针，从原来的“一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转变为“二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教育方针调整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教育方针调整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中可以发现，21世纪以来的教育方针没有进行根本意义上的变动，但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德育从单一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定位到同时强调人的发展，从单一关注社会需求转向同时强调人的道德发展。
为何？首先，假人盛行，就听不到真话。因为假，所以真就成了另类。在假人盛行的环境和语境中，谎话和鬼话，就如同迷魂药，怎样快活，就怎样挠你，让你在云山雾罩里，分不清什么是正直、什么是龌龊。你喜欢听好话，就一筐一筐送给你。你喜欢恭维，他就随时马屁伺候，让你意淫不能自拔。你吹我，我捧你。彼此都知道虚情假意，却不点破。假话就成了糖，真话就成了刺。
21世纪的德育还强调建构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体系，要求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科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要科学规划不同年龄学生及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2005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规划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德育目标及内容。
二、70年德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
在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政策变迁轨迹进行初步阐释后，需要深入分析德育政策轨迹演变的基本逻辑与特点，即政策一直在延续发展的原因，并对其中变化较大的“关键节点”和“历史否决点”进行剖析，为未来德育政策发展提供参考。
（一）德育政策的路径依赖分析
路径依赖分析是指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前期重要的制度、结构、社会力量、重大事件或其他关系出现自我强化机制，对当前制度产生方向、内容及模式方面的同质性的依赖性影响”[5]。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德育政策的变迁一直在发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政策的变迁过程主要分为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断裂的“关键节点”。
在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德育政策的延续可以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之所以形成路径依赖，主要是因为回报递增的存在。在政治领域内，之所以容易形成回报递增的过程，是因为在政治领域存在四个明显可见而且紧密相连的特征[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的立足点，解决好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求实现公共决策机制的现代化，通过政策产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实现民主正当性与治理能力的有效转换，同时在公共决策机制的运行和发展过程，又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之中。
第一个是制度的高密度。德育一直是我国政策上非常重视的领域，一旦社会上出现相关的问题，或者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往往会立马出台相关的德育政策及其贯彻执行通知。通常一个政策还未完全落地执行，又会接着出台新的政策。这就使得德育政策制定过密。其实，德育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动，仅是对特定突出问题的具体规定和强调。第二个是集体行动的主导作用。从德育政策制定的主体来看，主要是由国务院、教育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制定，有时还会牵涉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政策制定牵涉利益群体众多，各方的利益很难协调一致，使得德育政策倾向于小幅更改，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第三个是政治权威提高权利的非对称性。德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容易受到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影响。不过，德育政策制定总体是追求稳健的。第四个是内在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一方面，德育与人的主观意识联系紧密，并且德育政策变迁涉及政府、社会、学校多个主体，其内容制定需要考虑到德育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以及不同主体的复杂需求。另一方面，德育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德育政策的权力主要是集中在以教育部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机关手中，政策制定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透明性。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避免政策制定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往往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德育政策，降低德育政策修改力度。
以上四个特征导致了德育政策路径依赖，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使得德育政策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二）德育政策的“关键节点”及“历史否决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德育政策在演进历程中，存在两个“关键节点”，以此分界，可以划分德育政策发展的各阶段。第一个“关键节点”是“文革”，将德育中的政治意识发挥到了极端；第二个“关键节点”是改革开放，中国德育政策走上了适应社会时代发展的路途，形成了大德育局面。形成“关键节点”的关键因素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从政治方面来看，“文革”时期政治直接影响德育政策的制定。“文革”时期相关政策要求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只能学习毛主席语录。“文革”后强调学校要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时提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经济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力求破除“文革”的影响，强调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德育政策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而制定，考虑了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等多方面，力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从文化方面来看，“文革”时期高扬的是政治文化，教育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初期将教育主要分为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主要纳入智育，智、体、美育以外的教育都纳入德育，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法律、心理健康等。这使得德育从单一的道德教育扩展为大德育体系。
德育政策的“历史否决点”，即政策变迁中的断裂之处。新中国70年来德育政策的断裂之处在“文革”时期。作为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一时期外在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变化导致德育政策完全颠覆，德育窄化为单一的政治教育。但德育有其特殊性，因为通过德育政策手段能够传递意识形态，所以即使在“文革”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遭受破坏，德育政策内容明显断裂，但德育也不像智育、体育、美育等能够完全被取消掉。这就使得改革开放后，我国德育政策能够在“文革”时期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整顿与重构，以使德育政策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三）德育政策的变迁方式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诱致性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演变方式，下层组织、单位或个人受新政策获利引诱而成为政策演进的推动力。强制性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政策演变的推动力在上层机构，最常见的是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推进政策演变。[7]从我国德育政策的变迁中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德育政策变迁方式属于后者。
德育政策的变迁主要是受政府与社会影响。一方面是政府的理性抉择。德育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德育政策是国家政治意志的体现，出于回报递增的理性考虑，政府会强化自身在德育中的地位，即重点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政府在进行抉择时，主要会采用权威工具来指导德育政策的制定。[8]权威工具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制定相关的德育政策，从德育目标、内容、方法等层面来把握德育政策。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德育政策变迁来看，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理性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变化开始对德育政策的改革施以重要的影响。比较明显的就是社会重要事件对于德育政策制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政府需要根据一定的社会实际情况来制定德育政策，如进入21世纪后德育内容的增加就是基于时代需求做出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德育政策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变迁，德育政策的发展存在“关键节点”。因此，我国德育政策需要寻找“关键节点”，由政府主导来突破路径依赖。同时，应积极发挥大中小学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在实施德育政策过程中发现已有问题，促使德育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与实施，从而推动政策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7]刘磊.民办高等教育属性界定演变路径依赖与突破的博弈研究—基于1978年以来国家政策法规文本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7)：67-73.
[2][3][4]冯刚，沈壮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德育编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116，78.
[5]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6.
[6]皮尔逊.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M]//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03.
[8]吴东姣，包艳华，马永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逻辑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8(6)：37-43.
【洪婕，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烨
标签：新中国成立以来论文; 德育政策论文; 历史制度主义论文; 历史变迁论文; 政府主导论文; 自主性论文; 中小学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