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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最不可能，也最不应该离开《新周刊》的人离开了。”出走两个月后，封新城在杭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如上感慨。 2015年6月18日，封新城在微博上宣布全面退出《新周刊》，并加盟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人文化”），出任运营合伙人兼首席内容官，主管内容生产及视频发展业务。 于丹这样评论道：“老封，你这（是）跟你的半条性命和全部爱情告别呀！” 网上流传着媒体当时拍到的一张封新城的照片：他低着头，正用纸巾拭着泪。黎叔（黎瑞刚）和怀宇（李怀宇）没猜错，老封离开时一定会哭。 三个完全没有互联网基因的老媒体人凑到了一起。一个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黎瑞刚，一个是上海文广百视通公司前CEO李怀宇，一个是《新周刊》创始人、前执行主编封新域。“叛逆”大叔们扬言要干一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事业——造互联网电视。 他们是在革自己的命。但对于封新城，从头再来的机会或许只有一次了，做什么变得相当关键。更多人好奇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以及他为何选择了华人文化？ 出走《新周刊》 如何离开《新周刊》，是封新城思考了十几年的命题。这一次，他选择了彻底割断，离职后再没回过办公室。临走前，他将每一把钥匙、车、秘书统统留下，用净身出走的“仪式”来表决心。 《新周刊》是封新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那会儿没钱，没资源，一干就是19年。他用了八个字总结：从无到有，自说自话。 《新周刊》曾被媒体评为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之一。当时媒体圈有个说法：北有《三联生活周刊》，南有《新周刊》。而后者又是最早一拨市场化的媒体之一。 “我把这个杂志创建了，也和它共同成长了，可最后也被它束缚了。”封新城说，十几年来，《新周刊》注定只能是一本杂志。“于我而言，我对得起《新周刊》，反而《新周刊》对不起我了。” 他很早就没有把《新周刊》只是当作一本杂志，尝试了很多发展路径，比如办各种活动等，最终还是受制于体制与环境，慢慢又收回来。对于像封新城、黎瑞刚这样很早被市场化的媒体人来说，施展不开拳脚已经很久了。他们都想玩一把颠覆，这之前，他们都必须是“自由”的。 一个52岁老媒体人的出走需要酝酿多久？ 封新城花了半年多来做铺垫。2014年10月11日，他与上级主管达成了共识，不再担任《新周刊》执行主编，以杂志社顾问的身份来做过渡。不过，大家几乎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筹划离开。 封新城想清楚了。2015年6月12日，他向同事们告别，原以为宣布完就能嘻嘻哈哈一块喝大酒去，但说着说着还是哽咽了。“的确伤感，的确不舍，但我还是得走，因为前面的事更吸引我。”这些话，他写在朋友圈里。 杂志社上下从行政到编辑，大多数是广州本地人，大家想跟着封新城一直干下去，没想到跟的那个人要走了，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宣布离职的当晚，他邀大家伙儿一起吃饭，50多个员工个个都绷着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6月18日，封新城在微博上正式宣布出走《新周刊》，加入华人文化。 如果不加入华人文化，临近退休的封新城可能会选择一种“隐居”生活——到大理找个山头，买一块地，做些农产品的买卖，再造个书屋，备齐诗、酒、茶，从此不再疲于奔波。 究竟是什么对封新城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让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媒体人彻底割断了与自己“亲生血脉”——《新周刊》的关系？ 牵手黎瑞刚 外界称黎瑞刚为“黎叔”，比黎叔大6岁的封新城也这么叫他。 在《新周刊》时，封新城做过很多有关电视圈的榜单与封面，大多属于不是“骂”就是“砸”的“粗暴”态度，比如《砸烂电视》、《电视在哪里？》。作为资深电视人，黎瑞刚经常被《新周刊》写进评论文章里，也是他们电视榜上的常客。 2006年，他们有了一面之缘。黎瑞刚来《新周刊》主办的“中国电视榜”活动领取一个“创新电视人”的奖项，之后便再无太多交集。 有一阵，黎瑞刚出差路过广州时，会经常约封新城出来聊天。2013年春节期间，黎瑞刚邀约封新城一同去了趟大理。其间，两人从诗歌、兰州记忆聊到了对彼此的印象。基于相同的兴趣爱好和类似的成长经历，俩人很快成了相熟。 封新城出生于1963年，黎瑞刚出生于1969年，这两个60后却都有着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智趣。“我们在大学时都写诗，80年代我写校园诗就比较知名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居然当过复旦大学某一届诗社的社长，但他写诗倒不是特有名，我比他名气大。”封新城得意地说。 除了兴趣爱好，他们还有类似的生活记忆。封新城小时候从东北到兰州读书，又在兰州工作了4年，前后8年，对兰州有很深的感情。黎瑞刚也是感同身受。“他的爷爷奶奶在上海，父母是支边到兰州的，他的户口就在兰州，考大学也在兰州，他可能比我经历得更苦，所以看起来很早熟。”封新城说。 共同的生活经历为俩人日后的合作埋下了情感伏笔。交心后，黎瑞刚把封新城与杂志上那个老是评论自己的家伙联系了起来，封新城也重新认识了这个总是从自己手中接过奖杯的人。 他们开了红酒，碰了杯，相谈甚欢，但如果注定要合作，有个必须完成的前提，封新城需要先搞清楚华人文化究竟是做什么的。 公开资料显示，华人文化基金于2009年4月成立，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是第一个在国家发改委获得备案通过的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基金，重点关注传媒娱乐、互联网，以及生活方式三个领域，投资了星空传媒、东方梦工厂、财新传媒、联众游戏、寺库、格瓦拉等众多项目。 封新城与黎瑞刚聊起《中国好声音》。“我说还不错，他说是他做的，我说怎么会跟你有关系，后来才知道他投资了这档节目的制作公司——灿星制作。”封新城这才意识到，黎瑞刚是最早在“制播分离”上，以投资的形式引领过变革的人，而眼前这个人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 “他更厉害的是知道产业的变化，并根据下一步的趋势提早布局，所以他提出了‘颠覆’电视，而我只是从外围谈论‘砸烂’电视这个话题。”封新城说。 近一两年来，他们聊得最多的是，新媒体未来的创业方向在哪里？ 聚焦“微鲸一代” 进入华人文化以后，封新城加入了微鲸科技团队。而封新城之于微鲸科技的意义，正如陈彤之于小米。 黎瑞刚一早就有颠覆传统电视的想法。过去，他是最早期制播分离的改革实践者，现在他尝试将终端与生产环节打通，让内容来源于端口，端口会涵盖大量的内容制作公司。而这个端口，就是互联网电视。 目前，进入这片蓝海的玩家们个个来势汹涌，它们包括传统电视台、电视厂商、视频网站，以及电视牌照方等。“微鲸作为一个新的闯入者，最被看好的原因就是团队。”一位文创领域的投资人对记者说。 同样作为内容运营官，小米的陈彤曾表示，做大屏幕的视频内容是一个整合的工作。封新城做的也是这个工作，其中有大量《新周刊》的基因移植痕迹，比如“榜单”、“大盘点”等。“大家关注《新周刊》的盘点是因为它的编排视角、思维方式不同，到了微鲸做内容，我也思考了一套全新的整合、编排逻辑。”封新城说。 除了移植《新周刊》的内容生产经验，封新城还需要激活十几年来积累的媒体人资源。此时，他不再是一个内容的生产者，而是组织生产者，更像是一台IP挖掘机，从身边人开始搜索。封新城随意列举了一个名单，当中包括蒋方舟、于丹、窦文涛、孟非等名人。但难的是，每个名人IP都要按照其个性重新开发。 窦文涛曾对封新城说，他发现自己老了，对自我的开发很有限，就好像只会从右边口袋里掏东西，不知道从左边口袋也能掏出东西。 封新城对窦文涛说，你应该去接触比你年轻的人，了解他们是怎么看你的。“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去华人文化投资的公司里找80、90后团队，让他们为窦文涛定制一个开发方案，我可以去组织这种开发。” 对于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80、90后，封新城主张用“微鲸一代”来定义他们。“他们个体很微小，但力量又是巨大的，大家连在一起就更大，微和鲸看上去很矛盾，但其实又是一体的。” 在颠覆传统电视这件事上，黎瑞刚完成了第一步，给未来的内容预留一个出口——互联网电视。现在，他们要联手进入第二个阶段——如何用内容去颠覆？ 如果将内容服务看成软件，比软件更软的就是内容出品，它同样会形成品牌效应。对应“微鲸一代”，封新城又提出了“微鲸出品”的概念。“它可以是电视剧、小视频、纪录片等等。”他们要做的是具有同类气质的、为下一代准备的内容。封新城认为，要不了5年，好内容会迎来黄金爆发期。他和黎瑞刚都在下注：新媒体未来的爆点在视频领域。 “有能力的人很多，但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封新城说这句话时，距其离开《新周刊》已有两个月。他坦言，“面对的是一次深不见底的悬崖式跳跃”。好在他并非独自一人。“这当中有我对他（黎瑞刚）更深层次的信任，我也跟他讲了，我对他是怎样的一种信任。”封新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