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会谈：“朝核问题”还是“朝鲜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六方会谈论文,朝核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2月10日朝鲜发表声明， 宣布正式拥有核武器和无限期地停止参加六方会谈。这一举动不仅让国际社会期盼政治与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行动受挫，同时，也使得围绕着朝核问题而进行的东亚多边区域安全努力面临崩溃的危险。自 2005年2月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推动朝鲜软化立场、尽早回归六方会谈，坚持认为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惟一的、也是最佳的外交和政治途径。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5年6月上旬，平壤做出了愿意重开六方会谈的表示。2005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从目前来看，尽管第四轮六方会谈无论是在各方会晤的方式还是在表达会谈取得进展的决心上都比前几轮有了明显进展，但在8月31 日恢复的会谈中是否能出现实质性的突破，依然存在着疑问。倘若有关方面对朝核问题背后的朝鲜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无法形成协调性的意见，会谈的前景尚难以乐观。在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多边会谈之后，解决朝核问题的同时如何解决朝鲜问题的现实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严峻挑战。
什么是“朝核问题”背后的“朝鲜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安全格局中就始终存在着难以解决的“朝鲜问题”。当学者和分析家们都着眼于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中变化的大国政治，认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大体的战略力量均势，因而地区安全形成了大致稳定的建立在大国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基础上的安全结构时，（注：关于东亚后冷战时代建立在权力均势基础上安全结构再造过程的代表性论述，请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Spring 1999)， pp.29—80; 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Spring 1999)， pp.81—118。）恰恰忽视了在大国安全架构中没有能够得到重新定位和包容的区域其他成员的安全诉求。换句话说，在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重新整合与发展的过程中，部分次区域成员的安全利益并没有跟随大国安全利益的调整而出现制度性的变化。
究其原因，冷战后东亚安全结构最主要的变化是建立在大国关系迅速和全面缓和、意识形态对抗突然崩溃以及大国的内在政策调整和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大国重新划分和确认“势力范围”、并通过大国政治直接影响和保障“势力范围”中次区域国家的安全利益来更新安全取向的。（注：虽然学者们认为东亚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必然要走回到由权力扩张而导致的新的势力范围瓜分的历史进程，但至少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并没有出现势力范围基础上的均衡体制。有关这方面的消极观点，请参见：Aaron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Winter 1993/94)， pp.5—33; Richard K.Betts，“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Winter 1993/94)， pp.34—77。）在这个过程中，次区域国家自身的应对能力以及战略调整事实上对这些区域成员安全利益的重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朝鲜在冷战时代的安全利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苏联基于在东亚同美国进行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一致而对朝鲜提供的安全援助。与此同时，中国基于与朝鲜传统的友好关系、自身的战略利益和与前苏联竞争在朝鲜的影响，也向平壤提供相关的援助和支持。但从1990年开始，冷战体制在东亚崩溃了，传统区域安全结构再建的历史经验在冷战后的东亚并没有得到重演。我们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都可以看到大国在巨变后的地区安全结构中重新对小国的安全利益承担义务的那样一种历史经验。但1991年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格局。中国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内政治的革新，与韩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转而因为朝鲜拒绝追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和朝鲜的关系；而俄罗斯由于制度的变迁和战略力量收缩在90年代几乎“抛弃”了朝鲜。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由于民主攻势和防扩散政策在冷战后安全战略中地位的上升，并没有降低对朝鲜的敌意。结果是，像朝鲜这样的区域成员如何在大国关系转型的同时建构自己新的安全认同，并能否随着这种安全观念新的建构进程决定自己的安全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安全处境以及安全反应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有关基于“规范”基础上的认同建构对一个国家安全利益的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重要性，请参见：Peter J.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91年以后的东亚大国不再需要通过确认其“势力范围”而在大国政治中包容小国安全利益。这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大国政治已经深受打破地缘政治的传统羁绊而寻求力量发展的新的历史事实的影响；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本身就是力量结构出现巨大的不平衡发展的产物，美国的霸权地位客观上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改变高成本、高风险的基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战略思维。结果冷战后的东亚地区安全努力中具有主导性的趋势是，各主要国家都致力于相互间的开放和活跃的区域合作进程，来追求提高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和形成利益互补结构基础上的安全目标。（注：Koro Bessho，“Identities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Adelphi Paper， 325， 1999， pp.53—77.）即便东亚大国关系中依然存在着严峻的地缘战略利益的竞争，但并没有遏制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的成长。然而，在地区安全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安全认同建构成功的国家，也出现了安全建构失败的国家。其中，朝鲜始终游离于地区安全潮流之外，也必然孤立于冷战后东亚以合作为主流的地区安全体系之外。（注：对于朝鲜安全认同重建异化于东亚区域主流的原因分析，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朝鲜的体制缺乏必要的内在更新能力，二是认为地缘和历史特点导致朝鲜过强的民族主义，三是认为外在环境的敌意，例如曾给朝鲜造成巨大殖民伤痛和日本始终对朝鲜采取的歧视和压制政策，四是美国的朝鲜政策总是立足于增强韩国对朝鲜的“吞并”能力，五是安全观念上的“自闭心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参见：Selig S.Harrison， Korean Endgame:A Strategy for Reunification and U.S.Disengagement，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2002; Kongdan Oh and Ralph C.Hassig， North Korea: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000; leon U.Sigal， Disarming Nuclear Strangers: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 Princeton， 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thony Lake，“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Foreign Affairs， Vol.73， No.2 (1994)，pp.45—46。）
在东亚，冷战结束已经15年了。但对平壤来说，冷战并没有结束。朝鲜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都没有能够真正融入冷战后的东亚区域发展进程，因而在变化了的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中，朝鲜的“不安全感”从来没有真正改善过。朝鲜也曾尝试要改变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环境。1991—1992年的朝鲜北南双方联合宣言以及2001年的首次韩朝首脑会晤都代表了朝鲜重大的自主努力，但缺乏一个连续而又执著的目标。即便是近年来朝鲜开始实行一些改革措施，但这些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为了暂时性地克服现有的困难，还是为了能让平壤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发展进程，国际学术界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此外，美国冷战后加强了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义务，并开始将反扩散视为重要的战略安全利益。不扩散问题使得美朝之间的安全紧张关系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注：有关美国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长期关注和后冷战时代的相关政策，参见：Michael J.Mazarr，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5; Michael Klare， Rogue States and Nuclear Outlaws:American Search for A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99。）但巨大的变化却已经出现了：朝鲜从冷战时代可以在阵营对抗中共同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变成了冷战后朝鲜自认为不得不独自面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美国冷战后对所谓“流氓国家”的政策就是彻底的“遏制政策”。（注：Robert S.Litwak， Rogue States and U.S.Foreign Policy:Contai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0，pp.198—255.）为此，朝鲜希望通过“自助”性质的安全努力增强自己的安全感，以谋求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最重要的目标——生存。朝鲜发展核计划以及扩充导弹能力，既是为了抵御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平衡来自美国超强常规武力的威胁，也是为自己增加与美日等国进行政治对话时的筹码。
朝鲜进行自助性的安全努力本无可厚非。冷战后的东亚，朝鲜有许多的理由认为自己变得更“不安全”了，（注：这些理由包括俄罗斯对朝鲜援助的急剧下降、南北韩军费开支差距的拉大、中韩关系的改善和迅速发展以及美国所提出的“流氓国家”定义等等。学术界普遍认为，谋求生存是朝鲜发展核计划的最重要的原因。参见：Victor Cha， “The Rational for Enhanced Engagement of North Korea:After the Perry Policy Review，”Asian Survey， Vol.39， No.6 (November/December 1999)， pp.845—866; Roberto Suro，“Ex-Defense Officials Decry Missile Plan，”Washington Post， May 17， 2000; David Kang，“Acute Conflicts in Asia After the Cold War:Kashmir， Taiwan， and Korea，”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49—379。）“安全困境”对朝鲜的作用非常消极。然而，通过追求核武器来进行“自助”的方式不仅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性对抗，遭受了来自美国更严厉的制裁和孤立打击，同时又反过来促使朝鲜争取核能力，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了“遏制—反遏制”的循环。另外，朝鲜的某些行动确实违背了冷战后国际社会强调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全球安全规制（global security regimes），在东亚区域政治中进一步陷入孤立。这是东亚其余国家认同并多次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重要原因。
朝鲜希望维护自身政治与社会制度选择和追求安全保障的愿望当然需要得到尊重，朝鲜发展核计划背后的生存意志也应该得到理解。但是，平壤必须意识到，朝鲜的个体努力不能妨碍和阻挡东亚区域安全建设的需要。朝鲜能够与东亚整体的安全趋势保持协调和一致，就能为朝鲜赢得真正的安全。朝鲜也只有融入开放、合作与稳定的东亚集体安全努力进程中，才能真正缓解面对美日等国的孤立与压力，才能更好地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制度选择寻找可靠的途径。
因此，今天东亚地区安全中的“朝鲜问题”，说到底是平壤无法及时追随东亚地区安全在冷战后的变化趋势问题，是朝鲜迄今还无法适应地区已经改变的新的安全结构的问题，更是朝鲜在新的地区安全环境下未能及时改革与开放的问题。朝鲜半岛迄今还存在着冷战局势是半岛事务的悲哀。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冷战后的东亚地区结构中顽固地坚持和发展军事同盟的战略态势，坚持美国对地区安全所承担的霸权性质的军事义务，更是美国自90年代以来长期不愿意正视朝鲜核努力背后的安全顾虑，而一贯采取对朝鲜孤立与遏制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朝鲜自身对新的安全环境缺乏应有的信心和相应的变革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朝鲜在2002年10月朝核危机爆发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战争边缘行动和“超强硬”措施不可谓不“妙”，但朝鲜的这些极端行动使用得越多，让朝鲜游离于与东亚安全合作结构之外的时间就越长，平壤满足安全需要的必要手段就越匮乏，朝核危机恶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挑衅行动以及无视对方感受而单纯固执己见的做法，都有损于解决朝核问题而必须培植的信心和信任。
布什政府的政策：眼睛盯着“朝核问题”，心里想着“朝鲜问题”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的朝核政策与其第一任期时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进一步来说，自2002年10月朝核危机爆发以来，布什政府的朝核政策就始终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实质性调整。布什政府处理朝核问题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例如“不会奖励朝鲜的错误行为”，不再使用克林顿政府时期所采用过的通过妥协来换取朝鲜停止核计划这样的“换取时间”（buy time）的解决方式，不信任朝鲜会恪守条约义务，不认为朝鲜会走上一个中国式的改革开放道路等等，都没有任何变化。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布什政府在上述原则的主导下，认为不解决或者推动解决美国战略视野中想要看到的朝鲜问题的解决，美国就不相信朝核问题会得到真正的解决。（注：美国国内虽然对如何进行朝核谈判有不同的争论，但在这个关键点上没有争议，参见：Michael O'Hanlon and Mike Mochizuki，“Economic Reform and Military Downsizing:A Key to 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Brookings Review， Vol.21， No.4， Fall 2003， pp.12 — 17; Michael O'Hanlon and Mike Mochizuki，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How to Deal With A Nuclear North Korea，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003。）
在布什政府看来，朝鲜问题就是平壤政权的性质、朝鲜威胁的形式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导致的威胁程度这“三位一体”的问题。（注：Victor Cha and David Kang， Nuclear North Korea: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Yoel Sano，“Talks aside， North Korea won't Give up Nukes，”Asian Times， March 2， 2004;朱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前途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期，第26—33页。）布什政府坚信，没有平壤政权的改革开放，不结束朝鲜强调军事力量发展的“先军”路线，任何具体问题上的妥协都不足以降低美国所关注的“朝鲜威胁”。白宫的逻辑是朝鲜问题决定了朝核问题，不解决朝鲜问题，就不能解决朝核问题。或者说，美国单纯从解决朝核问题出发所做的妥协性的外交努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真正想要解决的“朝鲜威胁”。在美国看来，“朝鲜威胁”的本质是朝鲜问题，而非朝核问题。
布什政府战略视野中朝鲜问题的定位，首先表现在2001年3 月上台伊始就实施的朝鲜政策重新评估行动。这次评估的出发点，就是批评克林顿政府的朝鲜政策，否定韩国实施的“阳光政策”的意义，转而寻求所谓更加彻底和有效地解决“朝鲜威胁”问题的手段。（注：布什上台之前，美国的朝鲜政策重在强调美朝高层对话以及由美国直接出面说服朝鲜停止核计划和暂停导弹发展，克林顿政府并不认为朝鲜的政权性质是妨碍美国以有限接触的方式关注朝鲜“威胁”的根本障碍。参见：Joseph De Thomas，“The Perry Report and US Policy towards the DPRK，”LNCV-Korea Peninsula:Enhancing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Dialogue， Roma， 1—2 June 2000; Joel S.Wit， Daniel B.Poneman， and Robert L.Gallucci， Going Critical:The First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004.）政策评估的结果，虽然布什政府仍维持和朝鲜继续进行对话以解决问题的政策主张，但基本否定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所实行的“有限接触”政策，而转为实施不让朝鲜拖延解决美国安全关注的“鹰派接触”（Hawk Engagement）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对话只是取得美国要求朝鲜停止“威胁”的手段。（注：有关“鹰派接触”政策的内容，请参见Victor D.Cha and David C.Kang， Nuclear North Korea: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2002年2月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朝鲜、伊朗并称为“邪恶轴心”国家，反映了共和党政府朝鲜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寻求并依靠“政府更替”（regime change）来实现解决问题目的的战略性抉择正式浮出水面。只不过， 伊拉克问题和朝鲜问题在布什政府全球安全战略中的优先秩序不同，解决这两个国家“威胁”时美国所面对的战略环境不同，因而布什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2003年1月，布什总统即强调美国对萨达姆领导下伊拉克的政策是“军事摊牌”，而对朝鲜的政策是“外交摊牌”。（注：“Powell Says Bush Committed to Multilateral Diplomacy on North Korea，”Interview with John King of CNN， October 19， 2003; Disarmament Documentation， at http:// www.acronym.org.uk/docs/ 0310/doc11.htm/.）但美国对伊拉克和朝鲜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国认为外交妥协和谈判都不能解决美国所担心的安全威胁，而只有转而通过改变政权性质，才是美国政策需要坚持的可靠途径。这也就是布什总统在指责萨达姆政府时曾使用过的“复合威胁”的概念，即美国认为“邪恶轴心”国家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它们产生的威胁形式既包括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内系统侵害人权，又包括对外军事挑衅、甚至和恐怖势力的勾结。（注：有关美国基于政权性质以及以往政策经验所得出的朝鲜同样也是“复合型威胁”的评论，参见：Jasper Becker，“Don't Repeat Mistakes in N.Korea，”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30， 2002; Daniel A.Pinkston and Philip C.Saunders，“Seeing North Korea Clearly，”Survival， Vol.45， No.3， Autumn 2003， pp.79—102; Bill Gertz，“N.Korea， Al Qaeda Union a Threat，”Washington Times， April 1， 2004.）
2003年美国开始陷入伊拉克战争与重建，美国战略重心被限制在了大中东地区。然而，2003年12月利比亚卡扎菲宣布放弃核武器的声明，使得布什政府在缺乏快速而又有效地解决朝核问题的困境中，有了继续通过坚持“政府更替”原则、但又可以暂时避免直接进行政府更替以达到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法。这就是美国所强调的“利比亚模式”（Libya Model），即政权虽然没有马上改变，但美国至少应该让这些国家的政权从以往追求挑战美国的能力而转向彻底放弃这样的“能力”。因此，利比亚模式是在政权更替暂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布什政府所追求的在朝核问题上的政权更替原则的补充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始终拒绝与朝鲜进行朝核问题的双边会谈，也拒绝接受朝鲜的“补偿换冻结”建议，并拒绝在朝鲜开始实质性弃核进程之前就对朝鲜提供直接援助。虽然2004年6月第三轮六方会谈之前美国曾同意在朝鲜弃核的前提下给予好处，但布什政府的这一让步是非常有限的，不仅要求“冻核”与“弃核”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只同意在只有三个月的“冻核”期间内由六方会谈中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各方向朝鲜提供能源援助。在2004年11月布什再度当选总统之后，解决朝核问题被视为布什政府第二任期需要解决的优先议题，但布什政府根本没有打算改变其朝核政策，更不准备在目前所坚持的利比亚模式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立场上做出任何松动。虽然布什总统在2005年2月2日的国情咨文中特意对朝鲜采取了措辞上的低调处理，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不需要进一步刺激朝鲜，（注：Glenn Kessler，“N.Korea Talks May Hinge on Bush:Lawmaker Advises President to Choose His Words Carefully，”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8， 2005.）但这并不能改变布什政府坚持不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妥协性姿态的既定方针。美国新任六方会谈首席谈判代表希尔强调的仍然是美国以前的立场：只要朝鲜弃核，就能保证得到美国的援助；但不开始弃核，则美国不会有任何表示。（注：“Text:Nuclear-Free North Korea Can Receive Aid， State's Hill Says，”Washington File， June 15， 2005.）
目前来说，布什政府总的朝核对策可以概括为“要么彻底解决，要么继续等待”（All or nothing）这样一种基本的战略。也就是说，要么在整个朝鲜问题——其核心是平壤的制度变迁或者至少制度转型——开始得到显著改变或者解决的基础上带动和保障朝核问题的全面、可靠与不可逆转的解决，要么就是美国拒绝单纯就朝核问题做出让步，即便朝核问题拖下去，只要朝鲜的做法不突破美国所设定的红线，美国也愿意继续等待。这样一种政策并不等于美国愿意或者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的事实，而是美国在不愿意单独就核问题达成妥协的前提下又缺乏必要的压力与军事解决方案，因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种选择对布什政府来说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一是白宫必须忍受国内对其朝核政策失败的批评；二是美国并不能确认朝鲜的核能力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三是美国的这种强硬立场也会让六方会谈的其他国家增加对美国的不满，转而采取在朝核问题上疏远美国的立场。
然而，布什政府认为这样一项政策才能真正地长远解决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关注和利益。因为布什政府本身对平壤现政权缺乏信任，1993—1994年的第一次朝核危机以及随后签署的《框架协议》一直遭到共和党右翼的批评，2002年的第二次朝核危机似乎证明了共和党强硬派的朝鲜政策主张，那就是即便和平壤达成新的协议，朝鲜也不会真正遵守。此外，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立场也使得他们从心理到政治理念都不准备同平壤政府妥协。虽然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的朝核政策依然面对来自美国国内的批评，（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两位重量级议员公开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布什政府的朝核政策。参见：Carl Levin and Hillary Clinton，“North Korea's Rising Urgency，”Washington Post， July 5， 2005。）但白宫认为它依然可以主控美国国内政治在朝核问题上的主流意见，目前的朝核政策可以得到美国社会多数的支持。例如，2004年10月推动众议院通过《朝鲜人权法案》，朝鲜的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布什政府朝核政策的一部分。这进一步说明了白宫要竭力先解决朝鲜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朝核问题的立场。但布什政府的朝核立场仅仅只能代表共和党右翼势力的主张。（注：Brian Knowlton，“2 Key Senators Assail U.S.Policy on Kore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5， 2005.）
对于六方会谈中其他各方对美国朝核政策的批评，华盛顿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局面而避免出现美国被孤立的状况。首先，美日政策协调对美国来说是坚持强硬的朝核政策的主要政治支持。其次，即便韩国继续奉行“和平繁荣政策”与朝鲜保持接触与对话的势头，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韩国也不会在没有解决朝核问题之前就开放对朝鲜的大规模援助。韩国2005年6月向朝提供化肥等行动依然还是保持在美国同样也采取的人道主义范围内的援助措施。布什政府认为，美国有能力协调与韩国的朝鲜政策。（注：David E.Sanger，“U.S.and Seoul Try to Ease Rift on Talks with the North，”New York Times， June 11， 2005.）第三，美国屡屡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采取压力政策迫使朝鲜回归六方会谈，但遭到了中国的拒绝。华盛顿并不认为这种将中国推到前台的政策就注定失败。（注：Dafna Linzer，“U.S.Says China Should Prod N.Korea on Talks， ”Washington Post， June 24， 2005.）美国还在继续要求中国向朝鲜施压，并相信美中两国在朝核问题上分道扬镳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只要坚持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惟一机制，即便朝鲜回归六方会谈是缓慢的，朝核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还需要时间，但至少外交解决进程中美国的立场不会被边缘化，朝鲜仍在继续被孤立，目前整个区域的外交态势客观上仍有利于按照美国的战略意图解决朝核问题。
因此，美国目前似乎愿意等下去的做法，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在相当长时间内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而是美国在缺乏有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迅速解决问题、而又不愿意改变立场的两难处境下，不得不采取的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无论是从布什政府强调反扩散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是从其对朝鲜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式的傲慢，目前的朝核僵局对布什政府来说是一个困境，但却是白宫认为继续通过“比耐心、比实力”可以忍受的困境。布什政府现有的朝核政策，说到底就是不“等到”朝鲜的政府更替，或者政府转型，或者朝鲜自动缴械，美国绝不接受任何其他解决方案的政策。
“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哪一个更容易解决？
目前，六方会谈停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方在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上所采取的迥然不同的立场。正是因为这些立场的对立和相互间的实质性排斥，才使得彼此的信任度几乎荡然无存。
作为朝核问题最重要当事国之一的朝鲜，并不认为存在着阻碍朝核问题解决的朝鲜问题，相反，平壤将核计划的努力视为防止和抵御美日等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制度敌意、政策孤立以及军事威胁的重要手段，是朝鲜保障自身制度选择、生存以及增加朝鲜为争取结束孤立与制裁的外交努力时提高谈判要价的筹码。迄今为止，平壤方面的立场是只承认有需要谈判解决、反映朝鲜安全与生存需要的朝核问题，而没有美日等国所谈到的朝鲜问题。自2005年2月以来，朝鲜表示了愿意“有条件”继续恢复参加六方会谈的设想，而朝鲜所提出的条件就是要美国结束对朝鲜的敌意、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摘除朝鲜，以及要求美国国务卿赖斯为指责朝鲜是“暴政前哨”国家而向朝鲜公开道歉。显然，朝鲜这么做的理由，就是要否定和改变美国等国对朝鲜问题的极为消极的认识和判断，争取解决朝核问题的会谈能成为打开朝鲜想要的结束孤立状态、开启与美日等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得到国际援助的途径。在中国、韩国等国的积极推动下，朝鲜的政策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2005年6月17日，金正日在会见到访的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时表示，如果朝鲜能够确定美国将朝鲜视为“伙伴”，朝鲜将肯定回归六方会谈。金正日还重申了朝鲜不想拥有核武器以及愿意开放核查的立场。（注：Joohee Cho，“N.Korea's Kim Says He'll Talk if U.S.Gives Respect，”Washington Post， June 18， 2005.更为详细的有关金正日和郑东泳会见的成果，请参见：ROK's Ministry of Reunification，“Results and Significance of Presidential Special Envoy Chung Dong-young's Visit to North Korea，”Issues in Focus， June 19， 2005。）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朝鲜也一再强调：即便弃核也不能剥夺朝鲜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朝鲜“不是战败方”，朝鲜所能承诺的不是“无条件的弃核”，而是在得到安全保障和相关补偿的情况下朝鲜“自动放弃”自己的核计划。（注：Editorial，“Time out for North Korea，”Asia Times， August 8， 2005; Joel Brinkley，“North Korea Says US alone is Holding up 6-Nation Nuclear Talks，”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05.）
美国和日本则是另外一种典型代表，坚持认为不解决朝鲜问题就不能解决朝核问题，而美国的立场比日本更加极端。在布什政府目前的朝核政策中，只有解决、至少实质性地开始解决朝鲜问题，才能有望在相互尊重和双边妥协的基础上认真地开始解决朝核问题。而日本的立场比美国相对要灵活一些。日本目前总的态度是，朝核问题可以与朝鲜问题在多边谈判架构中一起解决。在没有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之前，日本对于朝鲜即使准备冻结核计划的努力所给予的支持与认可仍将是非常有限的。华盛顿和东京甚至相信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注：Steven R.Weisman，“Bush Aids Report Increased Doubts North Korea will Give up Nuclear Arms Program，”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05; Editorial，“More of the Same with the Koreas，”The Japan Times， July 2， 2005.）美日在这一立场的前提下，对朝鲜半岛北南双方2005年6月17日的会谈采取了相当冷淡的反应， 并继续称朝鲜为“暴政前哨”。（注：“North Korea to Negotiate if US Acknowledges Our System”， Seoul， Yonhap News Agency， June 5， 2005.）2005年7月26日开始的第四轮六方会谈之所以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美国确实希望会谈能够有所进展，以便打破僵局。当然，这也同赖斯国务卿目前能够主控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有关。能谈这么长的时间，并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美朝双方能反复进行直接接触而不至于受到美国国内鹰派的强烈反对，本身就是美方谈判代表得到了赖斯的充分授权、而赖斯又能在白宫层面上说服鹰派不要强烈反对的结果。二是赖斯主政的美国外交团队由于有了和前鲍威尔国务卿时代相比更大的“政治空间”，因此在六方会谈中表现出的灵活性有了相应提升，也在第四轮会谈中增加了美方立场的弹性。（注：“Q & A:Were the Six-Party Talks with North Korea a Success?”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05.）但这并不意味着布什政府的朝核政策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国、俄罗斯与韩国的立场则是具有建设性的。三国的基本政策并不是完全否认和抹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朝鲜问题，但对整个朝鲜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并不像美日等国那么消极。其策略是：朝核问题应该与朝鲜问题分开来解决，朝鲜正当的安全关注以及生存利益应该得到必要的重视与保障。在它们看来，朝鲜问题本身就存在着两个面：除了朝鲜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要求和行动必须得到阻止和纠正之外，朝鲜这么做部分是针对美日军事打击威胁和制裁压力的反应性举动，这种反应性举动具有防御的性质，而不在根本意义上具有攻击性。为此，三国主张，正视朝鲜问题的另外一面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同时，三国也都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谈判的继续和不断取得进展，是真正解决各方关注的朝鲜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至少也是带动朝鲜问题开始解决的重要起点。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架构中首先解决朝鲜问题，不但为多边会谈人为地设置障碍，事实上也降低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政治意愿，并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关系紧张和政策冲突。因此，中、俄、韩三国在该问题上的主张不仅全面、客观，也是在六方会谈中鼓励朝鲜勇于做出弃核等决定性举措的正面因素。
未来朝核问题的多边谈判机制想要取得显著突破，关键在于六方会谈有关各方必须重新调整在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多边外交谈判进程，除非平壤自己同意接受利比亚模式，否则要在朝核问题得到实质性进展之前首先明确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多边谈判的过程更多地是一个利益的交换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实施强制或者一味施压的过程。争取多边谈判成功的要素是“鼓励”、“诱惑”和制度性安排所能提供的利益补偿。当然，成功的多边机制需要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但只是多边协议或者共识达成之后的保障性机制，而不是多边协议形成之前的充分条件。（注：Judith Goldstein，“Creating the GATT Rules: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Policy，”in John G.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01—232.）因此，目前的六方会谈存在着结构与议程之间的尖锐冲突：一方面，多边会谈架构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提供压力机制，促使朝鲜或者美国的立场发生实质性的松动从而取得会谈的突破；另一方面，参与六方会谈的各方在先解决朝核问题还是先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上客观存在的不同政策诉求，在争取朝鲜去核问题上各自想要实现的关键性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结果是，2003年以来的三轮六方会谈不仅各方难以建立共识，而且也难以聚合推动会谈进展的必要动力。（注：Zhu Feng，“Why China and the U.S.Diverge over Disarming Nuclear N.Korea?”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16， 2004.）未来六方会谈的任何进展都必须建立在“合作建设”（collaboration building）与“动势建设”（momentum building）的基础上。如果继续纠缠于先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先解决朝核问题的不同议程争论中，即便六方会谈能够迅速复会，这样的多边机制可能仍无法就朝鲜“去核”这样的重大议题形成快速而又有效的谈判共识。截至2005年8月7日，第四轮六方会谈虽然有所进展，但未来前景仍不明朗，美朝仍然在相互攻击。（注：“US-North Korea Deal Uncertain:Impasse over Pyongyang's Demand for Peaceful Nuclear Activities，” CNN.com， August 11， 2005， http:// cnn.worldnews.printthis.clickability.com/pt/cpt? action=cpt&t.）
目前摆在会谈各方面前的问题不是朝核问题还是朝鲜问题哪一个更容易解决的选择性问题，而是不得不将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同时考虑并争取有所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朝鲜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的合理要求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例如朝鲜弃核后的安全保障，各国应该帮助朝鲜进行经济建设和缓解朝鲜的能源短缺。但另一方面，朝鲜必须停止单方面在对待六方会谈问题上的随意性，真正树立六方会谈是今天政治与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惟一途径的严肃认识，消除核武器能帮助朝鲜解决安全与生存问题的幻想，在自身安全努力的发展中，结束冷战以来一直游离于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大潮之外的孤立状况，通过开放与合作来谋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与此同时，美日等国必须修正其不恰当地将解决朝鲜问题视为解决朝核问题惟一前提的极端判断，而应该建设性地从解决朝核问题必然带动和促进朝鲜问题解决的更高视野入手，转而寻求将解决朝核问题与解决朝鲜问题相结合的外交新进程。令人鼓舞的是，在六方会谈结束后，有关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比以往提高了。态度最为强硬的美国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乐观看法。（注：Brian Knowlton，“U.S.Envoy to North Korean Talks Sounds Note of Optimism，”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05.）
在推进这个新进程的过程中，施压是一个辅助性措施，通过援助、支持等手段帮助鲜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结束对朝鲜的孤立、制裁和威胁，更是引导朝鲜做出重大选择的必要措施。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目前提议的针对朝鲜的“马歇尔计划”值得关注。（注：Reuben Staines，“US Backs Seoul's NK Aid Plan，”The Korea Times， July 1， 2005.）如果国际社会真心想要帮助朝鲜结束孤立、发展经济而朝鲜依然想要保持核力量，当然施压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步骤。布什政府真心期望在其第二任期内成功解决朝核问题，就必须与参加六方会谈的其他各国协调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敦促其他国家向朝鲜施压的方式来换取平壤单方面的屈服。布什政府近来强调朝鲜核能力的增强，强调解决“朝鲜威胁”要有新的危机意识；如果华盛顿真有解决朝核问题的危机感，就必须放弃只是一味压服朝鲜的态度。而平壤必须真正拿出弃核的决心和勇气，真正显示摆脱孤立的正确的政策选择。朝鲜目前的政策，不足以让国际社会消除其究竟是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武器国家，还是通过核计划简单地换取国家安全与生存环境改善这两者之间的疑虑与担忧。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之前，朝鲜取消了以往所坚持的美国一定要收回“暴政前哨”的说法才能同意继续六方会谈的立场，（注：朝鲜官员7月1日在纽约重申，“美国不收回暴政前哨的言论朝鲜不会重回六方会谈，”中国新闻网2005年7月2日纽约报道。参见http://news.sina.com.cn/w/2005—07—02/09266330087s.shtml。）表明平壤确实愿意重回国际核不扩散规制。但如何能够从一些技术性的争执中摆脱出来，需要有关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结论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要打破僵局，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摆正究竟是要处理和解决朝鲜问题还是朝核问题的关系。如果布什政府坚持认为不解决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那么，这样的看法和主张只能使得90年代以来美朝之间的安全对立继续深化，六方会谈即便复会，谈判本身仍将是冲突持续的过程。即便各方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这些方案背后相互排斥的安全利益冲突以及缺乏让步的政治决心，都无法真正带动谈判的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在六方会谈中完全否定朝鲜问题，将朝鲜发展核计划的责任完全归结于美国的敌视与孤立政策，也太过简单化。自90年代结束以来，防扩散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注：Janne E.Nolan， An Elusive Consensus: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9.）不可否认，朝鲜未能充分顺应和参与东亚地区安全的合作性进程，是造成当前“朝鲜问题”长期化的重要原因。朝核六方会谈的发展应该建立起解决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合而为一的机制：在技术层面上以朝核问题的进展促进朝鲜安全关注的逐步解决，帮助朝鲜真正解决受制裁和经济长期贫困的状况；同时，以在朝鲜问题上的新姿态保障朝核问题的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真正能够早日成行。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重视和珍惜中朝友谊，也一贯尊重朝鲜党和人民所做出的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精力斡旋朝核危机，主持六方会谈，并力尽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就是希望半岛局势稳定，希望看到朝鲜繁荣和富强。但是，中国不能、也不会背离东亚地区安全架构整体性的合作与发展而采取任何行动，更不愿意看到朝鲜在背离地区安全合作进程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在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之后，朝鲜的任何合理要求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六方会谈来得到反映。朝鲜与美国之间的任何对立，更应该通过六方会谈来协调和化解。目前六方会谈需要解决的已不是单纯的朝核问题，同时也必须涉及解决朝鲜问题。只有真正摆正朝鲜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关系，六方会谈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