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中国与东南亚问题的有创见性力作——评《中国——东南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中国论文,创见论文,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一书，是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刘宏博士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该书分四部分，由15篇论文集成。在这些学术论文中，作者以独特的视点探讨了20世纪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基本模式、海外华人社会商业网络的建构与运作，以及当代东南亚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等重要问题。
第一部分“导论：理论与分析构架”是对主流学术界民族国家视野进行反思的同时，也试图阐释一种不同的分析构架。作者从建构中国—东南亚学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现存亚洲研究的结构性局限，指出该研究范式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由于对历史持续性的忽视，无法看到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互动因素，并人为地将族群同国家分裂开来，从而导致东南亚华人问题孤立于地区历史的倾向。造成这种研究状况存在的原因，是由于西方学者不谙中文和不占有中文资料，而中国国内学者又无法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国际学术界之中。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作者提出了“中国—东南亚学”的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东南亚学”呢？作者认为，“中国—东南亚学”是一种内在逻辑性的分析框架，用于系统地和科学地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互动的动力、进程与后果。它不仅注重货物、资本、信息和人口的双向交流，也注重这些互动关系如何产生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对国内、区域和全球的影响。
第二部分“中国与东南亚：多维互动模式”。首先，作者以印尼政治领导人苏加诺和知识分子代表普拉穆迪亚的中国观为据，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成为印尼、乃至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论说对象。作者着重分析了苏加诺的中国观，认为苏加诺对中国经验的诠释以及随之产生观念上的变化成为他努力推动“有领导的民主制”和影响印尼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剖析印尼知识分子普拉穆迪亚的中国观时，作者认为中国文学方针的重要内容由边缘而被带进印尼文化的争论中心。这些文化准则与印尼社会政治论争的广泛结合，构成了1963-1965年期间推动文化激进主义趋势的关键驱动力。它也成为“有领导的民主”时代关键时期中影响印尼历史进程中的显著因素之一。其次，作者通过有关印尼和美国中国观察家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探讨了印尼和美国有关中国形象出现异同的原因。作者认为，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经常地被理想化，为何对中国的描述被转化为中国隐喻。这些隐喻不仅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与苏加诺时代印尼国内的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联，并成为当地政治策略社会设计和文化论说的一部分。再次，作者从中美对东南亚的看法及其政策目标，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及其与东盟国家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及其政策重心转移方面，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中美与东南亚的互动关系。
第三部分“当代海外华人跨国网络：机构基础与社会特征”。作者从当代跨国主义现象入手，综合研究了华裔网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对华人社团与华商网络进行了分析。作者突破了过去大多数研究过多地将焦点放在商业网络中那些非正式的和非制度化的因素，指出华人社团不仅扮演着华商网络正式制度化组织的角色，而且也继续起着双向桥梁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着华商的多边网络。同时，作者深入分析了华人实业家唐裕先生对“社会资本”的看法及其实践活动，指出华人社会和商业组织的制度化补充和巩固了个人地位的特殊联系，为华商网络建立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基础，而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比较工具来描述华商网络的社会文化基础。
面对全球化浪潮日益加剧，作者探讨了海外化人社团全球化的问题，指出海外华人社团的全球化的发生在多元化的环球世界中的一种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对传统的海外华人社团组织而言，它不仅是一种历史性的再生与社会重建，而且是一种经济扩展和文化认同的策略。全球性集会，是海外华人社会全球化的明显表现，海外华人社团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在于社团内部的灵活性和弹性，以及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海外华人社团全球化的前景，作者认为尽管海外华人社团的未来进程将会遇到一些障碍，但海外华人社团的全球化潮流将会持续下去，其理由在于海外华人社团的全球化主要动力是建立在地方性认同的基础上，而全球化的进程又反过来是在民族国家和东南亚区域范围内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不同模式。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后殖民时期菲律宾政治的转型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建》一文中，作者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社会变化及其对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在寻求国家新方向上所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菲律宾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主导趋势是寻求新的政治理念和模式，然而军管法的宣布意味着该时期政治模式与目标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政治模式本身的局限和缺乏实现理念的丰富资源，而根源产生于该时期社会与政治转型过程中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此外，在《印尼军队官僚阶层的形成及其特征：兼论第三世界国家军人干预政治的社会背景》一文里，作者对印尼20世纪50年代末期军人官僚阶层形成的客观条件、途径及其政治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指出，军人干预政治是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普遍现象，但从发展观点来看，军人政治只是一种过渡形态。第三世界国家只有努力消除各类不利于政治建设的因素，发展生产力，以经济独立来巩固已取得的政治独立，并致力于民主化进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军人干预政治的现象。
纵观全书，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资料丰富而充实。作者在该书各论文中所运用的材料有中文、印尼—马来文、英文、荷兰文及日文的档案、政治文献、游记、报刊等原始资料，并辅以亲身的野外考察和口述历史记载。从学术研究来讲，材料的原始真实性，是任何严肃学术研究的起点，而野外调查更是接近社会本来面目，通往认识世界客观规律的桥梁。正因为如此，该书便与那些只是根据片言只语或纯理论论著区别开来。作者长期从事中国—东南亚问题研究，在写作过程中广泛参考既有研究成果，又深入进行社会调查，所以提问论事，大都言之有据，非泛论遐想所可及，其结论不但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而且是历史的和现实的。
二、勇于开拓和创新。作者充分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又不囿于旧说，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相得益彰。对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加以借鉴和吸纳，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对于同行学者的不足之处，如对菲律宾军管法及其后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之来源和影响，有些学者强调的是精英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试图推动菲律宾朝外向型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愿望及民主政治失败的反映，未关注到政治转变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对海外华人社团的研究，只关注社团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所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忽视了海外华人社团在跨国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华人网络与东亚经济增长，仅专注于分析民族国家内华人网络的商业层面，缺乏比较的观点和可靠的数据，甚少关注华商与非华商之间的广泛互动关系以及华人跨国企业家的运作方式等等。对这些问题，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而且把这些遗留下来的学术难题作为专攻方向。
三、注重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任何科学研究要有创新，有不同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在该书中大量采用了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使其论证和分析更加客观透彻，读者视野更加开阔。在比较研究文章中，如《中国情结、异国理想：印尼人与美国人之中国观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在印尼人和美国人对中国观察的异同比较分析后，认为东西方不应被视为截然相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恰恰相反，对外部世界的形象塑造及其内在化趋势，应该被视作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文化交流演化的过程，而相互之间的论说和映射性隐喻都是全互动的部分，它最终加强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更全面的了解。作者的这种见地颇有启发意义。在个案研究文章中，如《足遍区域，心系本土：新加坡中华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制度化》一文中，通过对新加坡中华商会的个案研究，论证了海外华人商会在内外商业网络中的显著地位，证明了海外华人的社会和贸易组织已经被融入华商网络之中，并成为它的制度化基础。随着海外华人在经济成长中的重要角色的加强，总商会已经坚实地建构了本土化、区域化、全球化之间长期而多姿多彩的互动关系。
四、引进新理论，研究新视角。作者不局限于现有的研究理论，而是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视野，大胆地引进新的研究理论，尝试以新的方法来重振亚洲研究或为之重新定位。作者引入了“接触区”理论、“网络论”和跨国主义等理论。作者指出，现存的亚洲研究是将地理作为一成不变的地域界线，而“接触区”理论却将地理视为“进程”，而区域“并非一个孤立的岛屿”。从这个角度看，辽阔的南中国海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将中国与东南亚割裂开来的地理障碍，相反的，它更像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通过它，人口与货物不停地流动并形成新形态。作者运用“网络论”从内部结构和纵式联系、社会机制、层次及互动等层面来研究华人商会，即通过对纵式联络和横向交往的集中研究，探讨了总商会在亚洲商业网络制度化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中的关键角色。作者还运用跨国主义理论对华人社团全球化进程中所伴生的主要机构化特征和新兴的跨国的功能，建于地缘、血缘和方言基础上的联络是如何用于建构维持跨国商业网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所引入的这些新理论，为中国—东南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五、建构中国—东南亚学的大胆尝试。为了深入进行中国与东南亚互动关系问题的研究，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建构中国—东南亚学的设想，并阐释了有关该学科的概念。作者认为，中国—东南亚学是一个灵活的研究领域，其精髓在于发掘两个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由此产生的新的文化社会表征。作者建构中国—东南亚学这一尝试，对于重新审视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亚洲研究模式，弥补现有理论框架中的缺陷，开展跨区域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王赓武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的，中国—东南亚学的建构能够有助于我们看到通常忽视的领域和观点。
综上所述，刘宏博士的研究既不是空泛抽象的概念思辩，也不是从资料到资料的简单堆砌和推理，而是对中国与东南亚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深刻的剖析，其观点自成一体。当然，该书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由于该书是以论文集合而成，因此其结构显得有点松散。此外，中国—东南亚学的理论建构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使之更臻完善。
总之，该书是目前研究中国与东南亚问题的一部力作，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一定启迪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