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书”书体及书名的发生和演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书论文,书体论文,书名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正书”，又称“真书”，到元代刘有定、郑杓的《衍极·并注》中始称之为“楷书”，至今随之。
但在唐末以前的文献中，“正书”亦称“隶书”或“今隶”。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关键是：为什么以前把“正书”又称为“隶书”呢？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隶书”又如何区别？这便关系到一个书体发生和演变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正书”与“隶书”的形成的时代问题。
今天，我们都认为“正书”始于汉末，是简化“隶书”而成的。张怀瓘《书断》就说：“汉陈遵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之以为荣，此其开创隶书之始也。嗣后钟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极焉。”《宣和书谱》亦称钟繇为“正书之祖”。张怀瓘还说：“始皇之世，出其数书，小篆古文，犹存其半，八分（指汉隶）已减小篆之半，隶（指正书）又减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隶不能生八分矣。”还说：“八分则篆之捷也，隶亦八分之捷。”这口气颇自信而果断，直至今天我们也都确信无疑。
然而，也是他张怀瓘，而且同时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案隶书者，秦下邦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字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尔后钟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极。程邈即隶书之祖也。”
他在另一篇文章《六体书论》中也说：“隶书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书。”
显然，这是不应忽视的自相矛盾，使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难道正书始于秦时？
这个问题在脑子里产生，连自己也会吓一跳，翻书的手也颤抖起来。然而，用颤抖的手翻一翻史料，问题就不敢不放肆地提出来了。因为前人多有提及。
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
“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程邈所定乃隶字也。”
就是说：程邈是在增减大篆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书体，被称为“隶书”，而特点是：亦方亦圆。也就是说用笔可以转折兼用。而这正是“正书”的特点。据刘有定考证，其特点是：“未有点画附仰之势，以便文书之用。”（《衍极·并注》语）
如此看来这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隶书绝对不是一回事。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隶书在历史文献中则完全是另一种特点及演变过程。
卫恒说：“秦即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书。汉因用之……。隶书者，篆之捷也，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至（汉）灵帝时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
汉魏时的梁鹄就是师宜官的学生，曹操就非常喜欢他的字，因为卫恒还说：
“（曹操）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
据明代的李挚在《李挚疑耀》中引唐代李阳冰的话证明：“唐李阳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当时隶字少波势乃增之，因字方八分，遂以为古。”
萧子良也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因为“古书方广少波势”。（王语）
这就说明：王次仲是在“秦即用篆”（肯定是小篆）后，因“奏事繁多，篆字难成”的情况下，在秦始皇的指示下造了一种书体，用作当时正规字体——小篆的附佐书体，也叫“隶书”，但时间明显晚于增损大篆而创隶书的程邈。而且他是在当时流行的“隶书”的基础上创造的。因当时流行的“隶书”、“少波势”不易规范，王次仲乃增之，使其有一定规律，使方正有波势，笔画像八字分散状。这种书体后来被汉人继承下来，到灵帝时，成为标准化字体，汉人把它叫“八分”。
（二）
这种现象很明白地说明：即秦时虽然“书同文”，把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但实际上，社会上根本就不能应用，连秦始皇自己也不得不让人去创造更适合于手写的字体，以便文书之用。而且作为自己本国体系早已流行的俗写体字体更没有被杜绝。像我们今天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等，不可能被罢黜的了。但在始皇时，所有俗写体字体都是附佐于小篆的，所以都叫“隶书”。这些“隶书”，因为是在大篆的基础上趋易就简的，结字还直承大篆，大小错落，一任自然。且用笔转折、方圆兼备，流畅自如，侧锋、中锋、回锋，各种用笔都已淋漓地体现出来。而这些特点，正是后来“正书”的用笔特点。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正书直承大篆，先秦早期的“隶书”就是“正书”的雏形。
后来，王次仲在此基础上饰方饰整，使其趋于规范化，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书体——汉隶，即八分。因为社会发展到了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的汉代，稳定、繁荣、循规蹈矩的礼仪社会，自然需要一种严饰方整的字体来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映。所以使王次仲的“隶书”更加规范，成了法定字体。
而以程邈为代表的早期“隶书”，由于太自由而被正规的场合、目的所不取，基本限于人们平时的书信往来，手稿记录之用，这在《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也留有极少部分，陶器、纸本墨迹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在文献中更是有迹可寻的。张怀瓘《书断》说：“汉和帝时，贾鲂选《滂喜篇》，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谤喜》为下篇，所谓《三仓》也。皆用隶字写之。”“汉陈遵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之以为荣，此其开创隶书之始也。嗣后钟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极焉。”
大概是因为材料的易损，而造成了我们今天所遗憾的断代现象，但从大量考古发现的汉代简、帛书中，我们还是能看出前后的承继脉络。其特点有着明显的祖、子、孙般的关系。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明显地受到方正的“八分”的影响，使其渐趋方正。因为每一位士大夫，或是一般的文人都不可能不会写他所处的时代的“正书”，那么在手写文书之用的书体中就会自然地融会进去，特别是当时有成就的书家。所以，汉简中就有完全属汉隶特点的，像《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及大量汉简。但既有极少部分的像图片中的汉简存在，也即证明：正书体的发展之脉络是自先秦就一直延续不断的。更有意思的是：宋代《淳化阁帖》中所收程邈的法书竟和东晋时的正书如亲兄弟一般。虽然是极不可靠的材料，但至少说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
历史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社会上无休止的动乱，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彻底崩溃，至高无上的神权也被各路枭雄们拉下了祭坛，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在朝不保夕的恐惧心理压迫下，士人们的自我意识终于觉醒，神学理论也完全破灭，士大夫们不可能再被方整有序、规范统一的模式所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思想不仅使草书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盛行，而且在正规用字方面也逐渐被只流行于士人们书信往来、文稿记录方面的先秦“隶书”体所代替自由多变、方圆兼备，这正适应了当时士人们的思想精神。到了曹魏时，钟繇稍加规范便使这种书体大放光彩，取代汉隶的正统地位而用于写奏章，也就成了时代使然。因为任何一种书体发展成熟的过程，也就是其规范化的过程。与其说钟繇使其完善，到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真正使其完善到一种正统书体流行的，应该说是到了东晋时代的二王父子。这从发现的资料中看，王羲之以前的书迹还是直接两汉，像《平复帖》、《李伯文书》等，包括王羲之自己的一些书迹，像《姨母帖》。
（三）
因为“正书”本来就叫“隶书”，所以汉末“正书”大炽时仍叫“隶书”，而且一直叫到宋代。而后来发展成汉代正规书体的“隶书”，据其外形特点，汉人给它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八分，以区别也叫“隶书”的“正书”。张怀瓘说：“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唯蔡伯喈乃造其极焉。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正书”后来渐趋方正，确实受到了汉隶的很大影响，特别是到了王羲之时，更加完美的规范，和钟繇时的“正书”拉开了距离，于是人们又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今隶”，但仍是父子之差。这在以后的书论中也多有提及。梁时庾肩吾在《书品》中就说：
“寻隶体发源于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造，始皇见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张怀瓘《六体书论》也说：
“隶书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书。大率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
一直到了明代的丰坊也说：
“隶者，作于程邈，今楷书之源也。”（《书诀》）
冯班也说：
“秦权上字，秦之隶书，乃篆之捷也，与今正书不同，然非分（八分）也，盖隶书本如此，后渐变为之正书尔。”（《钝吟书要》）
从这些史料看，可以推断：正书之始不是增减汉隶，而且应该是当隶之兄长，并且比小篆出现还早，是增减大篆而成，是大家在手写时趋易就简的结果。而汉隶却是增饰、规范“古隶”，即“正书”母体的结果。
小篆作为一种书体，却是书体演变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它虽上承秦国体系的大篆，但从它的出现开始，就没有真正地统领过书坛，连当时的诏版、权量上都没有规范地使用，更不用说日常应用，可见影响之一斑，正书上承大篆，下启汉隶，也与它无半点因缘。
诚然，由于资料的贫乏，此说只能算是引玉之砖，还望将来不断出现新的考古资料去证实，也希望各位通人提出新的证据及不同意见。大胆断想，细心考证，这应该是学术界的健康风气吧。许多的科学发现不也是先因想象而后经大量实验去证实才成为现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