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动向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日本论文,动向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日本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步伐，政治明显出现右倾。日本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对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竞争的主战场——亚太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围绕日本政治动向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
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下降，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动摇，对许多国际事物的影响减弱。而日本在日美两国关系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同时由于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与追赶欧美目标的实现使得日本国民中“大国主义”心理剧烈膨胀，在世界上谋求体面的大国地位已经成为国民的一致认识。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
中曾根在位时提出了“政治大国”的口号。他说：“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1990年海部俊树在给布什的信中说：“必须形成以日美欧三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把自民党的国家发展目标由“政治大国”提高到要建立以“日美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上来，即日本不仅要做“政治大国”，而且要做世界新格局中“三极”之一。
1993年日本政界发生变化，自民党被多党联合执政所打破，然而日本的外交方针仍由自民党主宰。今后日本的态势将以1989—1991年世界两极格局的巨大变化为契机，在探索形成“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演进发展。
1996年，自民党重新恢复在政坛上的主导地位，政治右倾化进一步加剧，日美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声明，加强了两国政治军事同盟关系。
不难看出，日本今后的政治目标即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参与构筑世界新秩序。
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政策和外交活动，日本要达到的政治大国目标，一是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另一个是取得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
二
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要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至少有两种途径：一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争取政治大国地位；一是加紧增强军备，走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道路。从日本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特别是从日本统治阶级所做的努力来看，日本走的是第一条道路。
由科技推进经济发展，进而由经济而政治，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靠贸易立国发家的日本，即使在追求其政治利益时也是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以经济实惠为手段，以经济行动为先导的”。日本为维持和提高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壮大本国经济实力，进而谋求成为“政治大国”，急需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集团，以适应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在同美欧争夺亚洲的经济主导权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回归亚洲”“脱美入亚”是当务之急。日本早在60年代就开始提出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从80年代中期起日本加紧了这一步伐。1988年日本抛出“东亚经济圈”的构想，据透露，这一“经济圈”的对象包括：日本、亚洲“四小”和东盟（除新加坡以外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一共是十个国家和地区。日本的战略意图是挟经济技术优势，把亚洲“四小”和东盟纳入其经济轨道，在亚太地区建立以其为中心的“新太平洋体系”。
然“东亚经济圈”的实施谈何容易！“东亚经济圈”的设想实质上是以日元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力图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固定在几个经济发展层次上。其结果只能使亚太经济发展作茧自缚，失去原有的经济活力，而这是违背世界经济“自由竞争”和不平衡发展的规律的。
日本已意识到在亚太地区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与澳大利亚共同致力于亚太经济合作，并于1989年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未来的亚太区域合作中， 日本的长远战略目标十分明确， 即在APEC开放性合作框架内，在亚太地区实行贸易、投资、经济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战略，以此来密切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为“脱美入亚”新战略的尽快推行奠定经济基础。日本的这种战略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贸易上看，1986—1992年，日本对东亚的出口额从474.1 亿美元增加到1121.6亿美元，增长1.37倍，平均每年增长15.4%。1992年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8.8%，从亚洲地区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1 〕1994年日本与亚洲“四小”之间的贸易共达1320亿美元，较1993年增长16.3%。〔2 〕亚洲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区域内贸易的活跃，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并有效减少了由于西方经济不景气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从投资上看：1987—1990年日本对亚洲“四小”和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达268亿美元，是美国的3.6倍，跃居世界经济强国对亚洲投资的第一位。〔3〕1992年—1993年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额从23.3 亿美元增加到64.3亿美元，增长1.7倍，年均增长18.1%，到1992 年日本对亚洲投资额累计达600亿美元之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50 %以上都集中在亚洲地区。〔4〕而日本在东亚投资又影响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它们也把主要投资对象定在东亚。这种东亚区域内的资本流动就改变了过去以区域外投入为主的局面，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日趋成熟创造了条件。未来东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将更加地依靠内部力量来驱动，而非过多地依靠外部力量来刺激。
从对外经援上看，1991年日本开发援助金额为110亿美元， 而美国只有94亿美元。日本开发援助金额60%以上用在亚洲地区， 是美国的5倍多。〔5〕
日本正是通过以上做法，密切了同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建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它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获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日本的这种做法客观上有效地推动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为亚太经济合作注入了活力。
三
日本在亚太的积极经营诚然是受亚太本身经济发展趋势所吸引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所迫。但更多地是为了自己政治目标服务，即获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为登上“政治大国”宝座添上举足轻重的一码。因为这个目的，日本在亚太的活动又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一）美日冲突对亚太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利益的冲突，日本的亚太战略受到美国方面的制约。众所周知，战后至今，对日本最重要的国家莫过于美国。日本外交也一向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强调是西方阵营一员。然而随着日本对美外贸盈余的雪球越滚越大，随着美国科技产品的绝对优势正为日本所取代，日美两国矛盾呈现一种多层次、全方位展开的复杂状态。美国国内“敲打日本”、“遏制日本”呼声高涨，日本反唇相讥，甩出一书《日本可以说“不”》，令美国大吃一惊。这种情绪上的敌对很快又反映在各自的亚太政策上。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动向日益加强，随着亚太地区合作势头的增强，不堪忍受美国贸易政策压力的日本，在亚洲经济增长和日元不断升值等等因素的刺激下，“回归亚洲”倾向愈趋明显，其贸易结构也开始从依赖美国转向重视亚洲。目前，日本对亚洲的经济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91年起，亚洲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1993年日本对亚洲的贸易顺差首次超过了对美国的顺差；1994年上半年，日本对亚洲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对美国的增长速度。从直接投资来看，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已从1986年23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73亿美元，大约占日本全球投资的1／5〔6〕照此速度发展下去， 到本世纪末，亚洲会成为日本最大的投资地区，超过美国。因此，日本目前希望当亚太地区“领头雁”的意图十分明显，而美国绝不愿意接受一个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日本。用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的话说，防止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敌视美国利益的强国或强国集团，是美国坚持不渝的长期战略目标。因此与日本争夺主导权对美国来说是必然而且必须的。克林顿上台后，开始把“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对布什时期的亚太地区战略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正式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这个构想基本的内容和战略意图就是借助亚太地区经济的活力来带动美国经济的振兴，同时防止东亚的经济发展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美国希望立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同时力图掌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导权，促使它走向组织化和机制化，并且进一步把它的职能逐步扩展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同时，美国开始对亚洲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攻势。到1993年，亚太地区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上升到31%。〔7〕美国担心的是， 日本在亚洲影响的加强会促使亚洲国家把本国货币同日本挂勾，从而走向“日元集团”。因此，日美两国同时向亚洲倾斜，可能导致日本围绕亚太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激化。但就日本来说，从目前来看，在一定时期之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日本还不可能超过并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以至世界“霸主”，它最多只能同美国及其他国际力量分享主导权，它对美国仍存在比较深的依赖。
总的来说，9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激化，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已使亚太地区经济格局产生新变化。日本投资与贸易重心将趋于向东亚西太平洋倾斜，从而相对削弱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并促进东亚内部经贸关系的扩大。这种趋势的发展有可能促成事实上的“东亚经济圈”。
（二）一些右倾化思潮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在政治大国目标的驱使下，日本政府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形象，这本是一件好事，可这中间出现的一些思潮对亚太地区造成了不良影响，抑制了亚太经济的交流。二战时间，东亚普遍遭到日本的侵略，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能否认真地诚实地对待这段历史，是检验它以何种态度面对亚洲各国及其人民的一块试金石。如果日本要真正重视亚洲，“返回亚洲”，就不能不对它同亚洲各国之间的这段历史纠葛采取认真的、负责的态度，至少是应该承认进行过侵略并表示认错和道歉。但日本却错误地认为，承认侵略并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会影响日本的“形象”，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长期以来，日本一方面在教育等方面掩饰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给各国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更有一些势力包括政界要人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对亚洲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这些行为严重地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使东亚各国对日本抱有不信任感和戒心。虽然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经济利益，但日本如果在侵略战争问题上继续持暖昧态度，就难以取得各国的信任，最终将会影响到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去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就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建交以来最低点。
（三）中日关系对亚太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日关系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过建交后25年的共同努力，无论在投资、贸易、还是高层互访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诚然，日本有些顾虑，主要担心中国会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现在是亚太地区的政治大国，今后如经济实力也强大后，不利于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使得日本对华经济战略自然而然地带有许多消极因素。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有了新的进展，日本力图借助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稳固周边环境乃至造成东西互为犄角，以加重日本与美欧、俄罗斯捭阖折冲的力量，谋取大国角逐中最有利的地位，因此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宫泽内阁将中日关系提高到了“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的位置。 1994年中日贸易总额已相当于1990年的2.9倍， 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首次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 〔8 〕。 1996年初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表示“要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在“各领域加深合作关系”。“建立面向未来的日中合作时代”。在下个世纪，日本将进一步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加强对华经贸关系，加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这将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日能否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关系到整个亚洲能否摆脱几百年来的落后面貌走向复兴。现在，“落后的亚洲”正在成为历史，亚洲复兴的曙光已经展现在世界的面前。中国应认真分析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运筹帷幄，开展有力经济外交，把经济搞上去，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使我国在21世纪中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为亚太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
四
日本为取得亚太事务主导权，实现它成为“政治大国”的步骤之一，在亚太地区积极经营，取得了一些成效，客观上推动了亚太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是靠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自封”得来的，同样，“政治大国”的地位，也应靠自己的言行去取得。日本虽还不是政治大国，但人们却希望日本能用政治大国标准来要求自己，承担起政治大国的道义责任。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不应屈从任何人的压力，也不应强迫别人，东亚成员并不需要日本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它们会独立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它们也不要求日本充当它们的“庇护神”，它们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尊严而奋斗。日本应该认清这一点，作为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继续发挥它应有的“领头雁”作用，加速增长，再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这样就会给东亚经济以巨大推动力量，带动亚太各国和地区经济进一步飞跃。同时，日本要正视历史，既然在经济上同亚洲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在政治上就不能不顺应这种变化，对它在战后以来推行的过于偏重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又必然与端正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如日本能做到这些，就能在东亚消除不信任感赢得尊敬，成为“政治大国”也不再是难事。
那么亚洲各国又该怎么样呢？它们应该积极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有效地充分地利用日本这个转型时期，大量引进外资，并且要善于学习、借鉴日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快发展，使自己在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应与日本一起稳定亚太地区形势，保持稳定是亚太经济合作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提。20多年来，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维护了稳定。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总的趋势是进一步缓和，经济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但是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亚太地区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对亚太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1996年日本年度军费开支达500亿美元，〔9〕居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应引起亚洲各国普遍的关注。
注释：
〔1〕〔3〕〔4〕〔5〕贾广葆：《日本“脱美入亚”新战略的产生及对我国的影响》，载《现代日本经济》（长春）1995年第5期。
〔2〕贺晓琴：《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与前景》， 载《世界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6〕〔7〕宋有成等：《战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86页。
〔8〕〔9〕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32页。
* 该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亚太地区现代化和一体化研究》（批准号：96CSS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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