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运作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实证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国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运作轨迹
改革开放15年来，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采取了不停剑脯的配合模式，经历了多次模式转换。其轨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0年财政政策与金融的双松配合阶段。在这一阶段上，针对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为此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实行了双松配合，用于支持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扩大职工就业等，导致1979年、1980年连续两年财政出现高额赤字，两年之和共达300亿元，赤字占GNP的比重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增发票子135亿元，增加贷款565亿元，造成1980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在以前长期保持在2%以下的情况下突然上升到6%。
第二阶段：1981年紧财政松金融的配合阶段。一方面是财政上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由上年的558亿元缩减到422亿元，下降20.8%，其中国家直接安排的投资由349亿元缩减到251亿元，下降28%，财政总支出下降 8.1%，财政赤字由上年的127.5亿元减少到25.51亿元，比上年减少了102亿元。这实际上相当于从流通中减少了102亿元的货币。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适当松动，没有“一刀切”地对企业大量压缩贷款规模，而是通过适量的货币投放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轻纺工业的发展，1981年工业贷款增加了79.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0.8%，商业贷款增加22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5.5%。 这种紧财政松金融的搭配方式带来了1982年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增长，国民收入比上年增长8.3%， 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8%， 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成功运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范例。
第三阶段：1982～1984年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双松配合。在这一阶段，财政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以及两步利改税的实施，使财政减税让利过多，财政收入增长大大低于国民经济增长，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由1980年的29.4%下降到1984年的26.6%。与此同时，在打破财政统收局面的情况下，财政统支的局面并未改变，财政补贴不断增加，1993年财政负担的各种补贴高达540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41.8%，财政负担日益加重， 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资金的不断分散，导致重点建设资金得不到保障，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却不断膨胀，货币发行过多，信贷规模日益膨胀（银行信贷突破了只贷流动资金的界限，搞起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后来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到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了投资、消费、信贷和进口严重“失控”现象，并影响到1985年的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一年上涨了8.8%，社会出现了难以承受的迹象。
第四阶段：1985年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双紧配合。针对1983年以来出现的投资、消费、信贷膨胀问题，中央曾多次采取“软着陆”的微调措施，但因调控力度不够、措施不到位，使得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投资、消费、信贷和进口严重“失控”现象。对此，1985年国务院先后四次召开省长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增长过快，外汇库存下降过多和信贷失控等问题。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落实，经济过热现象得到冷却，过快的增长速度得到抑制，工业增长速度由上半年的23.1%下降到第四季度的10.2%，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由上半年的43.5%下降到第四季度的30.8%。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势头也基本上得到控制， 当年贷款规模控制在国家计划之内， 货币投放比上年减少366亿元，财政出现改革以来的第一个盈余年。
第五阶段：1986～1988年财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双松配合。1985年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实行双紧配合虽然使投资、消费、信贷膨胀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由于当时财政经济工作中仍然没有摆脱急于求成思想的干扰，一些人认为，1985年的双紧政策力度太大，并提出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主张，从而又刺激了各地的投资需求。 因此， 尽管中央在1986年后曾又多次采取财政金融松紧搭配的并注意调控力度的宏观调控“软着陆”措施，但在各地加速经济增长和扩张投资需求的压力下，这些宏观调控措施难以落到实处，未能在实践中执行下去。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财政赤字继续扩大，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严重失控，出现投资消费双膨胀。到1988年全年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达到18.5%，导致居民大量挤兑银行存款、抢购商品风潮的发生，“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措施前功尽弃。
第六阶段：1989～1991年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双紧配合阶段。从1989年到1991年，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面对1988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过热和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相继出台了严格贷款发放、实行储蓄保值贴补、提高存贷款利率等一系列紧缩措施。1989年11月，中央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39条决定。主要的调控措施是：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从紧财政信贷政策，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的公司，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等。这些措施的集中出台，较快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扭转了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1990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由1988年的18.5%猛跌到2.1%，1989年、1990年货币发行量分别只有210亿元、300.4亿元，比1988年的679.5亿元明显下降。 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一年下降11%。这次的治理整顿措施具有明显的“急刹车”特点，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下降过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市场销售疲软，财政困难日益加剧。1988年GNP为13853亿元，国民收入为115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1.2%和 11.4%，1989年 GNP为15907亿元，国民收入为1322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一年增长约4%和3.5%；1990年GNP为17695.3亿元，国民收入为1238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4%和5.1%。成为改革开放1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89年第四季度到1990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连续6 个月出现负增，财政赤字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逐年扩大，到1990年财政赤字已达140.6亿元。致使国家不得不在1990年后半年再度注入100多亿元的资金清理“三角债”，启动市场，接着又在1991年后逐步放松了对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控制，调减了紧缩力度。
第七阶段：从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实行双松配合。1992年贷币投放1158亿元，比上年增长36.4%，成为继1988年之后的又一个高速增长的年份。1993年上半年，货币投放超常增长，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多投放282亿元，1～5月份货币投放共达500亿元；银行存款急剧下降，3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2月底净减少44.9亿元，4月份又只增加9.8亿元；财政收入增长缓慢，1～4月份财政预算收入比去年同期仅增长1.7%；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 第一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70.7%，开发区遍地开花，资金供应异常紧张，乱集资、乱拆借、乱提利率现象相当严重，金融秩序混乱，财政信用关系不顺，国债销售出现“低迷”现象。
第八阶段：1993年下半年至今。在这一阶段，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都实行了适度从紧的配合。针对前一时期金融秩序混乱，财政信用关系不顺，财政收入增长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局面，中央抓住有利时机，于6月下旬适时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 主要是：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强化固定资产贷款管理，规范信贷资金拆借行为，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加强税收征管，坚决制止乱收费行为。强调这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结构调整。一方面，对违章拆借、乱收费、乱集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方面的资金，要坚决清理收回；对越权减免税收的，要认真清理。另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重点方面的资金需求要及时予以保证，把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实行宏观调控的“软着陆”。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到位，金融秩序明显好转，重点建设资金得到保障，缓解了国债“低迷”现象，使1994年经济发展基本走上了正轨，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8%，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长19.2%，贷款控制在计划之内，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次宏观调控的最大成就就是保证了1994年宏观经济改革的顺利实施和平稳过渡，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二、改革开放十五年来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运作的简要分析
纵观改革开放15年来的经济发展，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配合运作采取了多种配合模式，经过了多次模式转换，既有双紧、双松配合，也有松紧搭配方式。在配合过程中，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基本认识：
1.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实行松紧搭配比双紧或双松配合要好。从15年来的实践来看，财政金融双紧或双松配合比松紧搭配调控来得要快，但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大，而松紧配合调控往往给后续年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如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措施具有明显的“急刹车”性质，其主要特点是“一刀切”地停建缓建一批投资项目，在一段时间里大规模地压缩贷款增量，以行政渠道和行政行段为主控制投资、贷款和支出总量，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企业生产经营和财政运行困难加剧，宏观调控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大。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双松配合的主要特点是财政减税让利过多，财政支出增长过快，银行信贷控制不严，投资消费膨胀过速。结果是带来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如1980年、1985年、1988年、1994年的通货膨胀都是因为相应前一时期执行财政金融双松政策的结果。财政金融双松政策付出的代价同样是相当大的。而财政金融实行松紧配合的结果往往是给后续年份奠定稳步发展的基础，如1981年实行的紧财政松金融的政策配合带来了1982年经济的全面增长，1986～1988年曾多次实行的以财政金融松紧配合为主要手段并注意掌握调控力度的宏观调控“软着陆”措施，虽然最终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但毕竟维持了几年的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93年出台的财政金融宏观调控措施，也具有明显的松紧配合的“软着陆”性质，把握了时机，掌握了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为1994年宏观经济改革措施的顺利出台和平稳过渡奠定了良好基础。
2.改革开放15年来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总的说来是比较协调的，但还存在着不自觉配合的问题。即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制定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分别根据自己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的认识程度，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依据自己的调控机制制定出来的，而很少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政策制定之前不同部门很少坐到一起协商研究，相互交流。这种不自觉配合方式很难把握政策的松紧程度和调控力度，有时过大，甚至相反，达不到预期效果。为了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发挥调控的合力作用，应该实现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由不自觉配合到自觉配合的转变。
3.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执行宏观调控过程中缺少大致明确的分工，宏观调控手段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主要是调控经济总量，而很少考虑优化经济结构问题。对经济总量的调控主要依靠的也只是“两把刀”的行政力量，一把刀砍财政支出规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批建设项目。一把刀砍银行信用规模，压缩贷款投资规模，冻结单位银行存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把刀”砍下去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国民收入大部分是由国家财政集中掌握的，企业资金也全部是由国家供应的。因此国家完全有能力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国家支配的部分相对缩小，国家、 集体、 个人在GNP中所占的份额由1978年的31.6:17.9:50.5变为1992年的14.0:20.6:65.4。投资主体出现多元化趋势，有国家财政投资、 银行贷款投资、单位自筹投资、外商投资和个人投资等，而且自筹投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目前已上升到60%以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仅依靠这“两把刀”的行政力量已不是那么灵了，依靠行政力量所砍掉的最多只能有40%，而将这40%完全砍掉实际上也是不可能。近年来的实践也逐步证明了这一点，财政透支借款堵住了，货币发行仍然过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控制住了，投资规模依然膨胀过速。经济总量不仅依然控制不住，而且结构矛盾还日益突出。国民经济“轻型化”、经济结构雷同化趋势日益严重。据推算，北京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山东为0.82， 湖北为0.97，青海为0.96，广西为0.92。产业结构雷同化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但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却调而无力。现实要求，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要有大致明确的分工，既要有对经济总量的调控，又要有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调控方式必须从以行政调控方式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为主。
4.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越来越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的特点与趋势。改革开放15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带来了财政银行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财政银行对社会财力的支配上。目前，每年银行新增贷款额不仅大大高于财政收入增加额，而且还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总规模。1992年，国家银行新增贷款额为3572亿元，不含债务的财政收入为3483亿元。相应的数字，1993年的实际为4846亿元对4349亿元，1994年为5200亿元对5182亿元，前者均大于后者。这种格局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如80年代，国内信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美国为15.8%，法国为20.0%，英国为55.7%，日本为81.4%，德国为11.2%，印度为35.4%。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我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宏观调控而忽视财政宏观调控的特点。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金融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这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但不能走过了头。目前我国财政资金与信用资金的这种对比关系，给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已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事实上，产业结构调整迟缓、金融改革的滞后与这种格局无疑是相关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过分依赖财政而忽视金融或过份依赖金融而忽视财政都是不对的。
5.忽视国债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宏观调控功能，不利于增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力。国债不仅具有融资功能，而且还具有经济调节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重要的是国债的调节功能。国债还是协调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关节点。一方面，有利于财政政策的运作，有利于财政集中资金，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金融政策的运作，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操作工具，为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手段。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即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手段。运用国债进行的公开市场货币操作具有许多长处。国债可以随时在公开市场上变现，流动性强，有利于商业银行进行商业性金融业务的经营；运作国债风险小，也可获取利润，分解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中央银行可随时在公开市场上吞吐国债调节货币的供需，实现经常性的小步微调，以减少经济震荡，避免中央银行运用贷款集中调控，产生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公开市场业务的货币政策操作多数国家广为采用。1993年末，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国债占其资产总额的64%，对金融机构贷款几乎为零。同期，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则持国债占其资产总额的62%，对金融机构贷款为12%。我国国债发行量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量更小，到1993年底，国债占其资产总额不足2%。中央银行从商业银行买不到国债，也卖不出国债， 公开市场业务无法开展。所以目前我国的中央银行贷币操作除了管理贷款规模外，主要是调整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1993年末，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占其资产总量的74%，而专业银行资产总量的28%依靠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而且中央银行对再贷款的调节也不灵活，程序复杂，费时较长，从申请到得到贷款所需时间很长，再贷款的发放与回收也不容易，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经济形势。商业银行为了实现业务扩张，往往要保留较多的准备金，不愿意归还中央银行贷款。因此，保持适度的国债发行规模，开辟公开市场业务，有利于增强财政政策与金融的协调运作能力。
6.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共同调控的微观基础——企业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对政策调控反应迟钝，影响调控效果。微观经济主体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对象。如果微观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不发生反应或反应迟钝，再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也无能为力，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目前，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还是迟钝，任凭你提高税率、提高贷款利率，它依然它行它素，拖欠税款不交，拖欠贷款不还，而且还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趋势。长期失衡的产业结构迟迟得不到调整和优化，就是企业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迟钝的结果。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的还是企业制度原因，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企业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并未真正转移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轨道上来。
三、目前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调应重在协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1.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机构，实现由不自觉配合到自觉配合的转变。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局限的、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来制定政策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基本任务是：（1）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由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参加的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研究预测判定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要重点分析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在社会总供求失衡的情况下，要明确是总量失衡还是结构失衡；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要明确是总需求不足，还是总需求膨胀；在总需求膨胀的情况下，要判明是投资膨胀、消费膨胀还投资消费双膨胀；在判定是供求结构失衡的情况下，要明确是农业落后，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薄弱，加工工业过旺，还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等。能否透彻地了解和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是能否正确选择配合模式的关键。因此，这个机构的成员必须是精明强干，学识渊博，对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具有较强的洞察力。（2）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模式：是双松配合、双紧配合，还是松紧搭配。根据过去的实践，松紧搭配比双紧、双松配合要好，鉴于我国投资消费双膨胀且屡屡超过国力可能的客观事实，经济总量的适度控制要加强，所以双松配合模式要慎用或少用。又因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因此，一般应实行松紧搭配的调控模式，并有必要强化财政政策的调控。但并不排除双松或双紧模式的采用，尤其是双紧“急刹车”措施比松紧配合调控来得快，因此，在体制转轨时期，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有时还有必要踩一下“急刹车”。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不同组合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究竟采取何种配合模式，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环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准确地把握政策的松紧程度。过松或过紧的政策都不能很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的运行目标。（3）对政策运行要进行跟踪监测调查，以及时调整政策偏差，保证预期调控目标的实现。
2.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必须要有大致明确的分工，合理调整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配合关系。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对经济总量的调控主要是处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主要属于货币政策的调控范围。而对经济结构的调控主要是调整存量和增量，存量重组，抽多补少；调整增量主要是调整投资结构。因为投资结构决定了未来的生产结构。而无论是存量重组还是增量调整，基本都属于财政政策调整的范围。因此，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扭转过份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的趋势。要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运作。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预算税收等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3.实现调控方式的转变，即由直接的行政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的经济调控为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要改变企业行为，只要利用松紧适度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改变市场信号，而并不需要采取直接的行政手段，相反，过多的行政手段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有时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必须实现调控方式的转变。从财政方面讲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系，合理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健全地方税收体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适当提高财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保持适度的债务规模和合理的债务结构（品种结构、期限结构等），为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完善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机制，防止政策性金融商业化。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财政筹集和运作国家重点建设投资资金，承担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任务。政策性银行应当是财政投融资的主体部分，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预算内拨款、由财政担保发行的重点建设债券、由财政贴息发行的金融债券、期限较长和利率较低的国外借款、邮政储蓄以及社会保险基金中的稳定的积累额。从金融方面讲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从主要依靠贷款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维护金融秩序：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监管；规范与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尽快实现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
4.适当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规范投融资渠道，增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力。针对目前公开市场业务滞后，投融资秩序比较混乱的状况，应适当扩大国债的规模，充分利用国债的融资和调节功能。适当扩大国债规模，提高财政投资比重，防止信贷资金财政化。信货资金的稳定余额可以用来搞期限较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量的则主要是用来搞流动资金贷款；期限较长的风险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则主要由财政、政策性银行承担。应积极创造条件，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国债的主要认购者和持有者，提高国债在其资产中的比重，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提供操作对象。
5.继续完善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建立微观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敏反应机制。重点是改革现行企业制度，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把约束和激励机制引入国家与企业之间、引入企业内部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以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使企业成为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按照市场需要组织与经营的法人实体，就是要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都能从切身利益上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能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敏锐的反应，能自觉按照国家经济政策的要求组织和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使企业、职工的利益能与国家的利益一致起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协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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