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研究
章太炎之尚书学
马 勇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二十世纪初期出土的石经《尚书》等文献，与敦煌文献、甲骨文、大内档案，被誉为现代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历史发现，为古史研究开了无数法门。章太炎是儒家经学研究的大家，对儒家经典有极为细致的分疏与研究，对于新发现的《尚书》石经，章太炎给予极大关注，拿出相当精力致力于《尚书》的疏通、校理、考订，对于平息经今古文之争，做了极富启发意义的工作。
关键词 ：章太炎；古文尚书；三体石经；古文尚书拾遗
章太炎是乾嘉汉学殿军，是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章太炎对儒家传世经典都有精深研究和独到心得，然而对今古文之争中最为关键的《尚书》，却只是到了晚年方才有系统的研究。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是二十世纪新史料不断发现留给章太炎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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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流与学术突破
《尚书》是传世儒家重要经典，汇集上古时期大量档案文献史料，但由于历史传承原因，由于秦火，由于地下发掘，《尚书》在历史上不仅形成诸多版本，而且因文字差异、理解不同，成为儒学史上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以来学者为此作了大量文章，《尚书》学为经学史上显学之一。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章太炎青少年时代得以饱览诗书，《尚书》及历代关于《尚书》研究著作，章太炎都曾寓目，有些内容也曾下过一番功夫。从章太炎留存至今的青少年时代读书笔记《膏蘭室札记》《诂经精舍札记》，以及那部规模宏大的《春秋左传读》中，都可以辑出章太炎关于《尚书》的阅读心得，得以窥见青年章太炎“精研故训，博考事实”的情形，但他并没有拿出更大的精力去研究这部经典：“六经之道同归，独《尚书》最残缺难理。旧传古文读应尔雅，解者牵于一端，其说犹踬。后之说者，独高邮王氏以由裕为道。瑞安孙仲容以棐谌棐彝为匪字。持之有故，言之足以成理，其余皆皮傅耳。余始以为《尚书》必不可通，未甚研精也。”[1]
章太炎觉得在没有新资料出现前提下，依据千百年来大家讨论很充分的旧史料继续讨论，固然可就《尚书》许多问题得出新解，但毕竟无法获得根本性突破，因而他不愿意在这样的题目上耗费精力。1924年，章太炎致信吴承仕，“两接手书，云将唐本《尧典》释文补正吴阙。此事仆先亦有志为之，以伪古文不足邵，故未著笔。吴之疏漏，如匸字明见贾昌朝《群经音辨》而不知引，此类甚多。补苴成就，非难事也。以《三体石经》相校，伪古文相类者多。盖其书本出于郑冲，冲于文帝初已仕，则石经之立，其所亲见，因是作伪亦多取于石经。是以东晋献书时，人不疑其妄。段若膺未见《三体石经》，乃谓当时马郑古文尚在，安能故作奇诡，以启人疑。由今观之，马郑皆称古文而文字多异，盖皆其训读之字。若原本，则尽依壁经，断无奇异之理。恐当时说经，与宋人钟鼎款识相近。首列摹本，次则真书，后则释文，行款虽不必同，而三者必皆完备。摹本者，即移写壁经也；真书者，即以己意训读之本也；释文者，即几所作传注也。是故马郑见于《经典释文》者，皆其训读之本，而非其移写壁经之本也。东晋之时，马郑所移写者已亡，然尚知训读之本非真壁经。而梅氏所献，多与石经相会，是以信之不疑尔。”章太炎原本有意对《尚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希望做出一个可以传世的善本，无奈历来传本疑点太多，“以伪古文不足邵，故未著笔。”[2](P.443)
与张钫通信，时在民国十二年(1923)十二月四日，章太炎的《新出三体石经考》已大致写定，“宏先来，得手书并莽布六品、秦汉印十六事、汉瓦当四事、石经拓本五道。天球大训，陈于蓬荜之门，照耀几案，光景为新。感谢感谢。石经之出，不知者以为碑版常玩；吾辈读之，觉其裨益经义，在西汉传注以上。盖传注传本，已将文字辗转变异，石经则真本也。”[10](P.104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章太炎获得这些石经残片之后迅速研读，并在很快的时间里完成《新出三体石经考》。[注] 章太炎对《新出三体石经考》相当自负，“年来著述颇稀，唯《三体石经考》《清建国别记》自觉精当，各不过万余言耳。”见《章太炎全集》卷十二，第428页。 这是章太炎在古文经学上的一部重要著述。
新材料是学术进步的关键，而二十世纪初期由于特殊机遇，中国古史在新材料发现上享有空前绝后的收获，殷墟卜辞、敦煌文书，久已为学界所熟知，其实在这两大发现外，还有一个发现在学术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即历代石经出土。
或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机遇，章太炎对年轻的顾廷龙给予极高期望，他期望顾廷龙南来，期望顾廷龙集中力量致力于汇刻《古文尚书》，章太炎认为，尚书石经的出现，将之与《古文尚书》可信传本汇刻汇校，一定可以解决经学史上持久无解的《古文尚书》问题，“此事核实，断非难行，但恐今人粗心者多，不能比勘耳。顾君如已南来，即欲与之一叙，望足下为之介绍也。”[4](P.1187)
洛阳三体石经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迅速唤醒了章太炎的历史记忆、学术兴致。据章太炎致潘景郑信，“北京大学受东人胁迫，令姊丈顾君想已南来。汇刻《古文尚书》之举，究竟有端绪否？仆自得三体残石及《释文》残卷后，亦颇欲穷问斯事。《古文尚书》见引于颜氏《匡谬正俗》，其事不诬。至宋次道所得者，晁公武以之刻石，薛士龙以之作训，虽未必枚氏原本，然《经典释文》至开宝始易新本，其未经改窜者，北宋人当见之，如贾昌朝即其一也。宋次道等盖采摭《释文》原本而为此，虽非枚氏原本，而字体固无异也。如汉简所录，则在《释文》未改之先，尤可信任。东方所谓足利本者，盖亦采摭《释文》原本所成，非必真自唐时携至也。今以莫高窟《释文》残卷与薛氏古文本校，颇有《释文》所引《说文》异字而薛本即据为真者。若足利本果自唐时携至，当一一同于《释文》(残卷)大字，不以所引《说文》乱之，若犹取《说文》异字，则与宋次道本异苔同岑耳。此中源流之辨，一勘即可知也。枚氏书本采石经古文，故当时为人所信，然亦有异同可见也。如《尧典》昧谷，据虞仲翔驳郑四事，谓本作‘戼谷’，郑始读昧。”[4](P.1187)
章太炎相信，三体石经的发现，是学术史上一件大事，妥善使用，一定能够解决过去一直争论的今古文问题。“自三体石经发出后，古文之疑当可尽释；后来作者，必又有以过段、孙诸儒矣。”[12](P.428)
北美刺龙葵是一种多年生杂草，直立，高 0.3～1.2 m，分枝松散，茎上有近5 mm长的淡黄色的刺，且具星状短绒毛；根有水平和垂直之分，且根上能产生新芽。叶卵形至长圆形，具不规则波状齿，长4～14 cm，宽2～6 cm，叶两面均具有微黄色的星状短毛，叶柄长2 cm。开放式圆锥花序，花梗有刺，萼裂片长6～7 mm，无刺；花冠紫色，偶有白色，5裂，直径约3 cm；雄蕊5枚，花药6～9 mm 长；花粉具3孔沟，直径约26 μm(图1-A、图1-B)；成熟时呈浆果球状，直径10～20 mm，淡橙色或黄色，光滑无毛(图1-C)；种子倒卵形，扁平，浅橙色或黄色，长约2 mm(图1-D)[8]。
顾颉刚是顾廷龙的本家，因而以《尚书文字合编》属顾廷龙相助，顾廷龙“欣然应命，旋伯希和君来访，顾先生即以敦煌本《尚书》摄景事面托之。未几，向达、王重民两君有分赴英法搜集敦煌写本之命，先生又请两君将《尚书》部分代为摄还。不久，即荷两君先后寄回。”[7](P.14)这才是顾廷龙从事《尚书》文字整理的起因，也是章太炎致潘景郑信中所说顾廷龙《古文尚书》文字汇刻的大背景。
1895年，洛阳白马寺村南龙虎滩发现《尚书·君奭》篇残石一百余字。1922年底，洛阳城东南约三十里处朱圪塔村又发现《尚书》“君奭”、“无逸”篇残石。这些残石以古文、篆、隶三体书写，一部分属于《尚书》，一部分属于《春秋》。而属于《尚书》的那些，又恰好与二十多年前南龙虎滩发现的那一百多字相关联，属于一个系列。
是年(1932)暑假，顾廷龙南归，因潘景郑介绍，晋谒章太炎于苏州锦帆路寓邸，“娓娓讲述，半日而不倦。”[5](P.228)因顾廷龙正在研究“隶古定《尚书》之学，章氏为言薛季宣隶古定《尚书》大致与《经典释文》旧本相应，盖开宝后儒者辑录释文未改本为之，亦有采《说文》诸书者，不尽依东晋本也。此说后著于《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中。”[8](P.26)
此后几年，顾廷龙与章太炎开始交往[注] 稍后，顾廷龙曾请章太炎为其“先人遗墨题端”，章太炎欣然命笔，“为作四篆”。《与潘景郑之十一》，《章太炎全集》卷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94页。 ，这当然有潘景郑、李根源诸多因素，主要也通过潘景郑进行。但毫无疑问，顾廷龙关于《古文尚书》的研究，肯定是个重要因素。
二、文字之异同
历经千年得见古本石经真面目，不仅为学术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且对于学人来说，也属于一大幸事。章太炎在《新出三体石经考》开篇即说：“宋皇祐时，苏望所摹三体石经，名为《春秋左氏传》者。至南渡，洪氏录入《隶续》，古文篆隶八百有余字。洪氏考《水经注》，乃知正始所刻与熹平蔡邕所书者异事。(前此范氏《后汉书》，陆氏《经典释文》，司马氏《资治通鉴》皆误以三体书为熹平所立，赵明诚先辨之)清臧琳、孙星衍辨其文句，始识为《尚书》《春秋》二经。《尚书》则《大诰》《吕刑》《文侯之命》，《春秋》则桓公经传、庄公经、宣公经、襄公经也。自洪氏以下，未有亲见石本者矣。”[9](P.536)这对于二十世纪的章太炎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
今古文之争，在章太炎看来远不像过去学者所估计的那样严重，他的主要依据就是通过三体石经比对传世文献，发现所谓今古文差异主要在于文字不同，而不是思想、学术根本路径上分途。1925年春，章太炎致信吴承仕，接续前面的讨论：“前因问古今文《尚书》事，略以意对，犹未尽。伏、孔《尚书》，其始皆古文，后以隶书著录，皆今文，诚如足下言。然古文家所以异于博士者，其故书在也。《说文》录古经文字至众，郑仲师、康成，亦时有所援引。若不移写古文，巡检形状，何以能委悉如此？且邯郸淳受古文《尚书》于度尚，其后卒能成石经，则知尚之所以传淳者，非徒隶书训说，其真本自在也(前疑古文家于经犹今人集钟鼎款识。款识者，本经也，为一例。以隶写款识者，犹以隶写壁中书也，为一例。最后释文，犹传注也，为一例。独集款识者，合三者为一书，古文家分为三书耳)。本经故书，诸家皆同，而隶写者时有异，今时集款识者尚如此也。以马郑相校，则马氏少异，而郑氏多异。观郑注《周礼》，以今书为本，故书反附见于注，则知郑氏改字多矣。若一字古今异体者，虽马氏隶写之本亦多从今。”[16](P.448)章太炎强调，细绎三体石经，并与传世经典对勘，可以发现伏生、孔安国所传写的《古文尚书》并没有完成遗失，于是，他第一步尝试着从太史公书中辑录这些“古文尚书”，这一点有点类似于顾颉刚-顾廷龙的工作[注] 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版刻样本跋》：“1932年秋，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授《尚书》学，感于《尚书》一经文字之纠纷最多，欲剖析是非，必先取各种古本，加以比勘始可。于是收集不同载体、不同字体之本若干种，将以汇编付印以备研究。”见《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第二步试图复原《古文尚书》；于是前有《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后有《古文尚书拾遗》。
高职英语的职业教育目标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同时培养高职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此目标，我们贯穿“1+X”的教学理念，实施“基础英语+行业英语”的课程结构体系和“分级教学”的立体教学体系。
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3](P.266)
洛阳石经的发现与复原，激活了章太炎的学术兴致，他一方面写作《新出三体石经考》，探究这批石经的内容，以及学术意义；另一方面章太炎根据石经《尚书》文字，勾稽太史公《尚书》遗说，以石经复原《古文尚书》，试图解决经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今古文问题。
1924年初，章太炎致信弟子吴承仕，谈及根据石经重新讨论《尚书》的意义：“接手札及《尚书集释自序》，烽火之中尚能弦歌不缀，真不愧鲁诸生矣。《尚书》今古文，除《说文》所引，《正始石经》所书者，难信为古文真本。即今文亦唯《熹平石经》稍有证据，其余则或在纬书耳。今文虽立学官，公私称引，不必尽取于是。犹当时《春秋》立学，只有《公羊》，而称述《左氏》者，亦正不少，何独于《尚书》必有科禁也。然如太史所述《尧典》《洪范》，恐文字与训说皆合古文。如嵎夷之为郁夷，较之《说文》、纬书及伪孔本，皆无一相应者，则知纬书所述为今文，《说文》所引为汉师训读古文之本，真本则自作郁夷也。”[11](P.422)
通过对出土石经的初步研读，章太炎自信经学史上原先说不清道不明的许多问题都会因此而获得相当程度的解决。“今者石经踵出，疑事大明，《古文尚书撰异》，虽难改作，而大体远视前贤为明白。足下为学子说，即须发凡起例耳。太史公《儒林传》称孔子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王伯申以今文为伏生《尚书》，段若膺则谓汉时无称伏生为今文者。今文即今之文字，即隶书也。审思孔书四十六卷，计伏生所无者二十四篇，安能悉以伏书对校？则今文自谓今之文字，不应从伯申说也。”[12](P.423)
潘景郑原名承弼，江苏吴县学术大家后人，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最富藏书，家学渊源深厚。1930年代初，经李根源介绍入章太炎门下专攻训诂之学。章太炎函中所说的“令姊丈顾君”，指顾廷龙。潘景郑是顾廷龙的“妇弟”。[5](P.227)机缘巧合，顾廷龙得见《古文尚书》，因而毕生致力于《古文尚书》的研究，著述甚多，费时最长。据与顾廷龙有极深关系的胡道静说，“学长(顾廷龙)晚年，由公子诵芬迎奉在北京憩养，仍不废学术研究，著力于《古文尚书》之探索，著《尚书文字合编》，为唯一之《古文尚书》研究力作。学长为唯一曾见到《古文尚书》者，抗战以前，持志大学教授姚明晖先生之尊人志梁观察于清末任驻日中国公使馆参赞时得之于东京携归，收藏于南翔寓庐。学长赴翔访师明晖先生时得见。日寇一二八侵沪战争时，并姚公所藏得自日本之元刊本《分门琐碎录》而毁之，故顾学长为见到《古文尚书》之最后一人。学长晚年专力于《古文尚书》，其不无憧憬于此乎！”[6](P.4)
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检测结果见图3，模型组、阳性药物组、杆努尽烟高、低剂量组大鼠TLR4 mRNA含量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均显著升高(P＜0.05)，其中杆努尽烟高剂量组较接近正常对照组。阳性药物对照组、杆努尽烟高、低剂量组大鼠TLR4 mRNA含量与模型组相比均显著下降(P＜0.05)。
历代石经的出现，当然有助于解决儒家经典的文本歧异，让许多争论得以歇息。而石经的出现，往往又是接二连三，目不暇接。1924年9月29日，吴承仕致信章太炎，禀报一些新发现，并提出一些疑惑：“徐君曾赴洛阳，得《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残片，所摹《熹平》残片，其迹近真。《正始》残片不知何似？”[12](P.440)
章太炎迅即复函提出自己的看法：“前岁之冬，石经既出，遂有伪作残片者自洛阳来。仆因与原石相比，则往往取三四字摹刻之者，以是不信。随有伪作三体以品字式作之者，其篆体肥俗，或疑宋时《嘉祐石经》，然此不应出于洛阳，且行列亦不合，决知其伪。乃罗叔蕴、王国维等尚信之，岂真不辨篆法工拙邪？盖习于好奇，虽伪者必仞之也。仆意除丁氏所得一石，及朱圪塔村所得二石外，如有残余，必其篆法瘦逸，而又非在曾得之石中者，且其文义可读者，然后始信为真。不知徐君所得亦有合于斯例乎？暇问之，则可知也。”[13](P.441)
章太炎的这个讨论非常重要，因为自殷墟卜辞出土以来，造假风气愈演愈烈。章太炎对甲骨文研究抱有极大警惕，甚至从根本上怀疑甲骨文的价值。他在晚年致金祖同的信中说：“足下愤学校之误人，从学他师，所见甚是。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伪且勿论(甲骨始发于刘铁云，乃自京师西河沿得之。据药肆言，出自河南，亦不言定在卫辉、彰德也。其后罗振玉附会殷墟，而卫辉、彰德间作伪者纷纷矣)。但问其文字之不可识者，谁实识之？非罗振玉乎？其字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征，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非特甲骨文为然，钟鼎彝器真者固什有六七，但其文字之不可识者，又谁能识之？非托始于欧阳公、吕与叔等乎？字既无征，欧吕诸公何以能独识之？夫文字者，十口相传，始无疑义。例如小儿初识方块，亦必其师与父兄授之也。师与父兄则又有所受之也。其字之不常用者，则征之字书，音义俱在，故可知也。未有千百年未见之字，而能猝然识之者。”[14]不论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获得怎样大的成绩，仅从学术方法而言，章太炎的谨慎还是值得注意的。出于必要的学术警惕，章太炎不仅深究出土石经来历，而且仔细研究各时代各地出土石经的不同形制。
三、比勘研究
通过对石经来源、形制等方面考订，章太炎进而依据石经对传世《尚书》文本进行比勘研究，并据此重新讨论经今古文区分问题。章太炎指出，“《说文序》称壁中书及张仓献《春秋左氏传》，而谓郡国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则知壁书仓传，许氏曾见其摹写之本，故得与鼎彝相似也。是故追论原始，则古今文皆是古文。据汉世所传授者，则古文家皆摹写原文，而今文家直移书今文，实有不得强同者矣。至同一古文经典，而诸家文字或异，此乃其训读之殊，非其原文之异。《经典释文》所云某家作某者是也。然自马氏以上，本经与传注分行，故经文与训读之文有别。逮于郑氏，直以己意改定经文(《周礼》所云故书作某者。故书，乃经文旧本。而今之著于经者，则郑所改定之字)。由是观之，古文传至郑氏，则亦等于今文而已矣。直汉之衰，诸儒各为苟简，习郑学者，徒传其改定之本，而于其摹写原本者置之。自是以后，学说有今古，而文字无今古。斯邯郸所传古文，所以不得不刻诸碑石，以诏方来也。”按照章太炎这段解释，先前学者所谓今古文势若水火的判断，一方面说明学者的分歧委实严重，另一方面所谓今古文之争，除了利禄，就其学术本身而言，则是“学说有古今，而文字无古今”。[15](P.447)
殷墟卜辞、敦煌文书的发现都带有很强的偶然性、戏剧性，章太炎能够见到洛阳石经并以之从事学术研究，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戏剧性。据其自述，“民国十年(1921)，友人腾冲李根源以长安肆中所得石本《君奭》古文篆隶一百有十字赠余，独出《隶续》外。余甚奇之，恨已剪戳成册，无由识碑石形状。久之，知其石出洛阳龙虎滩民家，尝以系牛。印师刘克明始识之。卒归黄县丁氏。后得摄影本，于是识其行列部伍也。十二年(1923)，新安张钫又属三原于右任以石经拓本六纸未装者赠余。读其文，则《尚书·多士》、《无逸》、《君奭》，《春秋》僖公经、文公经，悉苏望所未见者。以书问所从来。钫答曰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洛阳东南碑楼庄下朱圪塔村民斲药得石经于土中，为巨石一，其文表里刻之。以其重，斲为二，他碎石亦一散于公私。手摹者，钫也。余视诸石上下不完，此表刻《无逸》《君奭》者为上段，丁氏所得《君奭》石乃其下段不全者。其里则《春秋》僖、文经也。”[9](P.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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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道静的说法还可以稍作补充。据顾廷龙回忆，顾颉刚1931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讲授《尚书学》。顾颉刚于《尚书》之学深有研究，因有编纂《尚书》学之计划：一、《尚书》文字；二、《尚书》文字考；三、《尚书》学书录；四、《尚书讲义》；五、《尚书通检》等，将为《尚书》学开辟新路径。乃蒙洪煨莲(洪业)先生大力支持，为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资助，《尚书讲义》及《尚书通检》均已先后完成。
关于前者，章太炎在《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写道：“今欲见《古文尚书》真本，非三体石经尽出无由。若其间存古字未及改窜者，虽卫、包以来俗本尚然。如《多士》‘大淫泆有辞’， 泆字马本作屑，后改作泆，而古文亡矣。然《多方》‘大淫图天之命蝎有辞’，反以文字倒乱而不改。《吕刑》‘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据《春秋传》备物典册，以备物为服物，则此下服上服，古文亦作备也，自改为服而古文亡矣。然次言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反以伪孔说为备，具而不改。若是者，盖亦不止一端。《经典释文》及诸书所引马、郑《尚书》，有间存古文真迹者，亦有直以为马、郑所读为正文者。同一古文而为马、郑异字，即其徴也。虽《说文》所引《尚书》，亦有杜林、卫宏以来师读之文矣。如圛下引书曰圛，据郑氏《齐风》笺云，《古文尚书》以弟为圛。然则真本自作弟，而作圛者，乃后师所读也。大抵杜氏揅精小学，发疑正读，上揜临淮、贾、马诸君，依以训说者众，亦或考订稍疏，所改乃不如其旧。今临淮之书不传，惟太史公尝问故，以其书考之，犹略得二十许事。虽遗文残缺，如窥豹得一班，犹可喜也。”[17](P.245)章太炎相信，只有临淮孔安国传授给太史公司马迁的那些古文经说没有受到后世学人有意或无意的窜改，之所以如此，完全得益于那部历史巨著《太史公书》。
关于后者《古文尚书拾遗》，章太炎不止一次这样说，他青年时代不愿在《尚书》上下功夫，主要是因为没有新资料，旧的讨论已很难深入，直至洛阳三体石经出，“弟子歙吴承仕独好古文，先以敦煌所得《尧典》释文推定枚氏隶古，又参东方足利诸本增损文字，以为壁中书虽亡，其当与此不远。尝以质余，余甚是之。其后自洛阳得三体石经残碑，发见古文真迹，以校枚氏《尧典》，多相应。知其所以取信士大夫者，非妄而获是，恨清时段、孙诸师未见也。然于通训故撰大义，吾犹未暇。民国二十一年夏，返自宛平，盛暑少事，念棘下生孔安国之绪言，独存于太史公书，往返抽读，略得统纪，因成《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次以己意比考，通其故言，以旧书雅记徵其事状，复成《古文尚书拾遗》二卷。虽发露头角，于所不知，盖阙如也。以诒承仕，其将有以恢弘之。昔郑君著左氏未成，悉以与服子慎。余何敢望郑君？而承仕敦古次于子慎其以是为执鞭前蹕欤？”[1]
（2）钻孔灌注桩施工中对容易影响质量的关键工序建立管理节点：桩位定点放线、材料验收、桩成孔、钢筋笼制作、水下砼灌注、桩底后注浆，各工序管理由专人负责，及时做好隐蔽工程的原始记录。
章太炎对《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相当自负，在这两部作品收入《章氏丛书续编》后依然不断考究《古文尚书》未定之处，据晚年亲近弟子诸祖耿说：“太炎先生耽玩《尚书》，老而弥笃。自言已通百之八九十，胜于清儒。著《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定本》。又于《文录》《检论》《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中，胪陈字义，详其类别，几于纤屑靡遗。晚以全书亲授及门诸子。语参末座，备闻其详，有闻必录，积累成册。季刚先生曾请先生手注全经，先生笑而未遑。”[18](P.1)
其次，这两种思维差异还体现在对动词种类的使用以及其语态上。正是英语中“以物为主”和汉语中“以人为主”的特点决定了两种语言在谓语动词方面的选择。英语中最具标志性的表达形式之一就是常用“有灵动词”(animate verb)充当谓语，如bring,drive,find,offer等等，不胜枚举。而另一重要突出标志则体现在语态上，英语中经常会使用大量的被动语态，如下例：
石经《尚书》的发现使章太炎的学术找到了新的动力，其生命最后十几年确实为此花费了巨大精力，他似乎也想像顾颉刚后来的工作那样，通过对《尚书》各本文字的比勘研究，弄清古史起源时期诸多历史谜团。他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连续演讲由其弟子记录整理了，从现在的规模看，根本没有办法与其《说文解字》的演讲记录整理本相比。黄侃请求章太炎手批《尚书》，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来，然而章太炎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集中精力完成了《古文尚书拾遗定本》。这部著作被其弟子推崇为“太炎先生最后著作”。[注] 《制言》第二十五期，1936年9月16日。
《古文尚书拾遗定本》在太炎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出版的《图书季刊》以比较浅显的文字介绍了这部作品的主旨、意义：“章氏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以为经即古史，孔子即史学家宗主，今行之《古文尚书》，虽微言易诂，而阙疑浑灏，难获通释，遂博考经籍，采摭群言，考释补订，而成此编，研精覃思，精审谨严，不惟恢弘至道，且为治经者之佐助也。此系章氏生平至最后遗作，寝疾之日，始为增损删削，写为定本云。”[19]由此可见，《古文尚书拾遗定本》在中国学术史、章氏学术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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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古文尚书拾遗后序》，《章氏丛书续编》，北平刻本，1933年。
[2] 章太炎：《与吴承仕书之四十七》，《章太炎全集》卷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3]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4] 章太炎：《与潘景郑之一》，《章太炎全集》卷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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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道静：《胡道静序》，《顾廷龙文集》卷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7] 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后记》，《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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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章太炎：《与张钫之一》，《章太炎全集》卷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1] 章太炎：《与吴承仕之三十一》，《章太炎全集》卷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卷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3] 章太炎：《与吴承仕之四十五》，《章太炎全集》卷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4] 章太炎： 《与金祖同之一》，《章太炎全集》卷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5] 章太炎： 《与吴承仕之五十》，《章太炎全集》卷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6] 章太炎： 《与吴承仕之五十一》，《章太炎全集》卷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7] 章太炎：《太史公古文尚书说》，《章太炎全集》卷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8] 诸祖耿：《太炎先生尚书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9] 《书讯》，《图书季刊》，1940年新第二卷第一期。
On Zhang Taiyan ’s Study of Shangshu
MA Yong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Documents of Shangshu of Shijing, which was unearthe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gether with Dunhuang document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archiv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often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discoveries in modern Chinese academy, which provides various ways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Zhang Taiyan, a great scholar famous for his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newly-discovered Shangshu of Shijing. To settle the disputes between modern and ancient texts, he devoted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analysis, coll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Shangshu ,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Zhang Taiyan; Shangshu in ancient Chinese; Shijing in three calligraphic styles; supplementaries of Shangshu in ancient Chinese
中图分类号 ：B2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9)01-0044-06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9.01.004
收稿日期 ：2018-08-01
作者简介 ：马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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