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代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个悬而不决的老问题了。好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夏商文化中的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提出：商周之交应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前后，夏商之交当在公元前17世纪中叶前后。其后， 我在谈偃师商城时又顺带提到了这个问题， 把夏商之交定为1670B.C。近年来， 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名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被提了出来。我虽然不赞成对这个问题大加渲染，但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仍然是必要的。其所以必要，在于这可以为古史研究提供一个年代依据。但若以为这样就可以确定中国古代的历史体系，那就未必然了。因为，即使计算得再准确，也不过把历代王年计算出来，列出一张王朝世系年代表。而王朝世系年代表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至于说个别国外学者认为夏代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我们不妨反问一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她仍然认为夏代不过是传说，那又该怎么办呢？
一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好解决，在于中国古史自共和以上即无确切纪年，这是众所周知的。共和始自厉王时的国人暴动，流于王彘，由共伯和代行天子事（或云周、召二公共同执政），是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十四年而宣王即位，所以西周晚期宣、 幽二王是有确切纪年的（共57年）。但自此以上的共和十四年，是计入厉王还是单计，就不好说了。这样，厉王在位几年就很难说清，更不要说前面的王年了。西周不计共和为12王，加共和为13王，过去有考证西周王年者，但多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无奈，我们只好从西周始年入手，解决西周积年问题，然后尽可能把王年求出来。
西周始于何年，以往有两种说法：一见于《竹书纪年》，按西历计为公元前1027年。同书还谈到西周积年为257年。我曾经计算过，这257年减宣幽二世，恰为200年。西周自武王至厉王共10王，《纪年》是按前后5王各百年计算的。当然，这里是不计共和的。若计共和， 就只剩186年了。因此，我认为《纪年》之说是不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见于刘歆《三统历》，西周始于公元前1122年。如是，西周积年应为352年，减宣幽二世则为295年，这就是西周前10王的积年了。按《纪年》的分配方法，减去共和，前后5王各得180年。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其所以如此，在于《三统历》是按夏历建子、殷历建丑、周历建寅编制的，而建子、建丑、建寅之说则根据月建，即：北斗星斗柄转移的位置。我曾经说过，这种计历法应始于春秋，以此推夏、商、周是不妥当的。我们很难确定，夏、商、周三代是根据月建来计算年月的，所以我们不能按《三统历》判定西周始于何年。
这两说均不可取，我于是转向了殷墟，看殷墟发掘中测定的年代能不能提供西周始年的依据。我列举当时殷墟测出的5个数据， 结果很不理想，无法据此判断西周始于何年。无奈，我又转向了近人对西周始年的各种说法，结果发现近说中早者为公元前1075年，晚者为公元前1039年。我取其中，定为公元前11世纪中叶前后。这就是我当年的考虑，现在看来这样定位基本上是可取的。
前几年我参加了北京建城30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有人根据武王克商之年，岁在鹑火，推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45年。但同据岁在鹑火，前此有人推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57年。会后我想，何不根据东周的平均王年推定西周始年和积年呢？东周长于西周，其平均王年是可以作为依据的。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加共和为13王，东周的平均王年为21年，依此推算，西周积年为273年，而始于公元前1043年，接近公元前 1045年。公元前1043年和公元前1057年有10年之差，我取其中，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50年。这个意见，我曾向学勤同志谈过，他未置可否，也许是待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结果后再看分晓吧！这时我还没有怀疑过《纪年》所说盘庚迁殷后273年，更不徙都。稍后我根据东周平均王年， 按盘庚迁殷后8世12王计算，实为252年，较之《纪年》少21年。这21年加在《纪年》所说的西周始于公元前1027年之前，则西周始于公元前1048年，这较公元前1050年就非常接近了。近闻，据丰西晚期遗址发掘，测定西周始于公元前1050年。看来和我的推算不谋而合，用不着且待下回分解了。
西周始于公元前1050年既可定论，则西周王年就比较好说了。据此，西周共积280年，减共和以下71年，余209年，这就是自武王至厉王的积年了。若按平均王年计，大抵上仍为21年，接近于东周的平均王年。至于每王在位年数，也可在这209年中求之。比如说，厉王在位27年， 减去14年，实际在位13年。我相信，经过多方努力，西周王年表是可以排列出来的。这就要待来日分晓了。
二
在西周始年这个难点突破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目光投向商代积年了。按传统记载，对此有4种说法：一见于《纪年》，言商代共积496年；二见于《三统历》，说商代共积629年；三见于《左传》宣公三年， 说禹铸九鼎，在夏亡后“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四出自孟子，说自汤至于文王，5百有余岁。这4说中，孟子之说相当笼统，可以不予考虑。当然备作参考，亦无不可。
对前三说，我曾作过考察，认为《纪年》之说未必可信，因为此说和西周始年相加，不过得154B.C，以此为商之始年，显然是偏晚了。再说，商代共经17世31王，即使不计汤子太丁和武丁子孝己，也有17世29王。如按前述东周平均年计，这29王合得609年。以此与西周始年相加，则得1659B.C，较之《纪年》多出114年。可见，《纪年》之说，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有问题的。
《三统历》之说又如何呢？我认为也有不少问题。比如说，以此与西周始年相加，可得1679B.C；而与其所说西周始年相加，则得1751B.C，这是不是有点偏早了呢？再说，这629年如果平均分配给17世29王， 则平均王年约为21.4年，多于东周平均王年。商代多兄终弟及，故29王合为17世，平均王年会不会如此之多呢？当然，这接近于西周的平均王年，但西周只有一世为兄终弟及，这与商代显然是不能相比的。
上述两说之不可信，还可由其所定西周始年推之。按《纪年》，西周始于1027B.C，加496年，则为1523B.C 。 据《三统历》， 西周始于1122B.C，加629年，则为1751B.C。勿庸赘言，这两个数字， 无论以那一个作为商之始年，都是不适宜的。
相较之下，我认为“载祀六百”之说是较为可信的。一则此说较《纪年》和《三统历》为早，即最早的记载；二则此说是专就商代积年而言的；三则此说不是按任何历法推算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毫无拘束地和重新推定的西周始年相加，得出商代始于何年来。具体来说，1050+600＝1650B.C，这很可能就是商代之始年了。
商代始于何年，我开始是按《夏文化探索》中的理解判断的。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均为夏文化，但四期已进入商代了。所以夏、商之交应断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略偏前一些。后来，我依据二里头文化各期测得的数字，推定商、夏年代相交于1700B.C至1600B.C之间。如取其中则恰为1650B.C。 这与上述推定就完全一致了。但由于我当时的意见是三、四期之间偏前一些，所以到偃师商城发现后，我将商之始年定为1670B.C。后来我听说， 从商城宫殿前废井中的出土物测得出3个年代数据，依次是：1670，1650，1630B.C。据说，赵芝荃先生采用后一个数字，黄石林先生采用前一个数字，而我则反复斟酌，决定采用中间一个数字，定商代始年为1650B.C。 商代共积600年。
这600年如按商代17世29王平均分配，则每世约合35年， 每王约合20年稍多一些。我认为，这是比较合乎实际的。当然，这600 年也可减20年。如是，商代共积580年，每世约合34年，每王则得20年。 但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考古学上看，商文化可分早、中、晚3段，盘庚迁殷后为晚期。 本期按《纪年》所说共273年，而自盘庚至纣王共8世12王，盘庚与阳甲为一世，即使将盘庚归入上一世，也得7世12王。如是，则每世得39 年，每王得22.6年。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按《纪年》所说商代积年，减此273年，前此只有223年了，盘庚迁殷以前的年数会如此之短吗？因此，我将《纪年》所说273年，按东周的平均王年计算，削减为252年。这样，盘庚迁殷之年，无论按《纪年》之说，还是按我们的计算，均为1300B.C。顺带一提， 这是因为我们将《纪年》所说盘庚迁殷后的积年减去之后，加在其所说的西周始年上去了。据此，盘庚迁殷之前的商积年，按我们的计算，或为350年，或为330年。这350年或330年， 如按9世17王计算，则每世约得40年或37年，每王约得20.5或19.5年。考虑到盘庚迁殷前，商王多兄终弟及，其平均王年如此推算，是较为合理的。如果再往下减，辟如说商代始于1600B.C， 则盘庚之前的商积年就只有300年了。这300年分配到9世或10世17王头上，每世或可说得过去， 每王就不足18年了。这恐怕是难以说得过去的。
前几年，我从小杜（金鹏）那里得悉，他们发掘了偃师商城东北角，估计此城约建于公元前16世纪，心里感到不太合适。后又从高伟处获悉，此城是陆续修建的，最早的是西部小城（即过去所说西城墙）。这样，商城始建之年就超出1600B.C，或为1630B.C，或为1650B.C了。 我还不知道对此小城测得的数据，但我预计，它将超出1600B.C。
商代的王系是十分清楚的，所不清楚的是积年和王年。积年应保持600之数，最少不能小于580年。王年很难求得较为准确的数字。如果勉强为之，盘庚迁殷后的250年或可粗略计算出来。我看到一个数字， 说武丁始于公元前1209年。武丁在位共59年，向无异见。这样，武丁应卒于1150B.C。如前所说，西周始于前1050年。1150年减去1050年， 恰余100年，这就是武丁以后8王的年数了。不过，这样断的话， 武丁以前3王就有90年了，这是不是可信呢？我看，对商代王年，能断则断之，不能断就不必浪费人力、物力和金钱了。
三
在商代积年有了谱之后，我们就可以探索夏代的积年问题了。夏代共14世17王，加上后羿和寒浞，共19王，勉强加进寒浞之子，也不过20王。文献中之夏积年有两个数字，一个是431年，另一个是471年。我认为，前一个数字是较为可信的，后一个数字就很难说了。何哉？如以东周的平均王年衡量，夏代最多不过420年；如以西周的平均王年计， 则恰为431年。而471年按20王平均，则得23.6年。这既超出了东周的平均王年，也超出了西周的平均王年，更不要说商代的平均王年了。因此，我们应取431年，舍弃471年。
为前所说，商代始于公元前1650年，再晚不过公元前1630年。1650加上430，为公元前2080年；如减20年，则为2060年。我取一个整数， 2100年，这就是夏代的始年了。如果有人认为这样欠妥，我们也可笼统地将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1世纪。
国外有学者认为，夏代不过是个传说。这种看法，在考古学中的夏文化未发现之前或可备一说。因为，那时连我们自己也只能这样推定：既然《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商王世系已被殷墟出土甲骨卜辞所证实，《夏本纪》也应是可信的。现在我们已找到了考古学中的夏文化，夏代的存在就用不着怀疑了。考古学中的夏文化初名洛达庙文化，后名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上限约为1920B.C， 其东下冯类型的上限约为1980B.C。二里头文化各期之间约为100年，其前还有一个过渡期或形成期。这样，二里头夏文化约形成于前2020年；东下冯类型约形成于2080年。2080年减去1650，得430年；减1630，得450年。前者接近431年， 后者则超出431年。如2020年减1650年，则得370年；减1630年， 可得390年，二者均少于431年。不过这不要紧， 一则这不影响夏代始于前21世纪，二则如我们前说，二里头文化是少康复国后的产物，此前还有禹、启、太康、仲康和夏后相，那可能要到中原龙山文化的末期了。这里顺便一提：说夏代不过是个传说，这是不能成立的；但禹是不是一个传说人物，这倒是可以研究的。说禹是一个传说人物，并不是说禹实无其人，而是说按古代部落、氏族与其首领通名之例，夏启之前的历代首领均可称禹。我们现在所说夏禹，可能是夏后氏之末代禹，其前还应有称禹者。这样，夏代始于何年，就不好说了。也许471年之说是据此而言的。 那样，夏之始年就是2100B.C，或略微超出。总之，夏之始年为公元前 21世纪，这是不成问题的。在甲骨文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夏字，有人以土方当之。不过，古文字中有禹字，字像以手执蛇状，这与有姒氏是相当的。由此可以说明，夏代是确实存在的。因为，禹已被古文字证实了。
四
我们考证古史中之年代，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古史，而不是以此代替古史研究。如然，那中国古史就是一张朝代世系表了。当然，对古史年代进行专门研究，是未尝不可的。但这只能归入历史年代学，而历史年代学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应该承认，历史学科中包涵着历史年代学，但历史年代学并不等于历史学。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用历史年代学代替历史学；另一种倾向是，将历史年代学排除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之外，认为研究历史和考古学中的问题可以不考虑历史年代学。所以，我们摆好历史年代学的位置，是有必要的。
就前一种倾向来说，问题可能出自于史盲或半史盲。在他们看来， 所谓“信史”不过是一个朝代世系年数而已。只要朝代世系年数被证实，历史也就信而有征，一了百了啦！这种以历史年代学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看法，如果仅限于哪些史盲或半史盲的范围内，那倒不要紧，但作为一项什么工程提出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史学里手也热衷于此，推波助浪；而媒体则不断为之大造舆论，颇有进行古史决战之势。其实，这个问题已进行了多年，而且参与其中者不乏其人。现在我们当然可以作这方面的工作。但也不过是旧事重提，对以往的看法进行一些修订和补充而已。再说，中国古史的年代，只能断出大的时限来，要把各代王年都断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强行为之，必将众议百出，莫衷一是，而工作也只好不了了之。前些年曾有人问我，为何不参与此事。我的回答是：一则历史学中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此，我不能把精力倾注到这个次要问题上来；二则就大时断来说，我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即：西周始于1050B.C，商代始于1650B.C，夏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而且我还断出，西周积280年；盘庚迁殷约当1300B.C，自此以后积250年，此前约积350年。众所周知，历史研究要把握大时段，因为时间太短显示不出历史的变化来。所以，把大时断理清了，也就可以进行研究了。当然，历史也可能在短时限内发生突然变化，但这也只能在大时段中显示出来。我并不反对历史年代学，也不反对有些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但以历史年代学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我是不赞成的。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认为历史年代同考古学与历史学是毫不相干的。这样，我们对考古学和历史学中提出的问题就不好定时定位，进行研究了。辟如说，二里头文化原本是作为西亳提出来的，有人否定西亳说，提出郑亳说。其否定的理由，是二里头文化各期全属夏文化，而汤居亳只能于商文化中求之。正好当时发现了郑州商城，于是郑亳说被提了出来。可是，后来又发现了偃师商城，以二里头文化为西亳自然是不对的，同时也动摇了郑亳说。但郑亳说不加考虑，一方面避而不谈他们把二里头文化全部断入夏代的错误，另一方面把偃师商城的时代往后压，压到郑州商城之后。遗憾的是，事实不饶人，偃师商城被证明是早于郑州商城的，尽管早得不太多。这样，郑亳说就很难成立了。因为，商汤灭夏之后只可能建都于偃师商城，而不可能在后建的郑州商城定都，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这不言而喻的道理却不为郑亳说者所接受，此公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声称，偃师商城测得的年代尽管早于郑州商城，但与郑亳无干系。真是不可思议！让人说什么好呢？
现已查明，郑州商城不仅晚于偃师商城，而且作为都城就更晚了。所以，仲丁迁隞是否在此，不是不可以考虑的。但郑亳说者又动肝火了。他们拚命反对仲丁迁隞说，以此保持郑亳说。我看他们表面上虽然气势汹汹，实际上是转移命题，要后退了。
这里且不说他们把郑州西北的小双桥遗址说成是仲丁迁隞处，以便把郑州商城清理出来，保持住郑亳说的位置。那样，郑亳说将成为一桩无头公案，谁也断不清了。
后来我反复考虑，郑亳说是不是毫无道理呢？看来不能这样说。那么郑亳说的错误在哪里呢？我看是把时间定位搞错了。郑亳者，郑国之亳，非商汤建都之亳也。由此可见，历史年代学并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
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有时间概念和地理概念。就上述问题来说，汤建都之亳无疑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可能为仲丁迁都之隞。郑州商城晚建，可能始于太甲。而太甲之所以要建此城，可能与他被放逐有关系。他放逐之所，有可能就是小双桥遗址了。到春秋时代，此地或有殷之遗民，出于怀旧，故立亳社以岁时祭祀焉。
顺带谈一个问题，仲丁迁隞仅见于文献，或作敖，或作嚣。为什么此地称隞呢？我考虑，这可能与寒浞之子名浇者有关系。据文献记载，仲康子夏后相先都于空桑（今开封陈留），后迁都于帝丘（今濮阳），最后被浞子浇所攻杀。由此推断，浇可能初居于今之郑州附近，临靠济水的地方。浇善于行舟，他由此顺济水而下，到了空桑，把夏后相赶跑了。接着，他又乘胜追击，攻杀夏后相于帝丘。夏后相妻后缗方娠，从墙洞中逃出，到了母家有仍氏，生下少康来。
说这段题外的话，只是想表明，时间和空间是连缀历史的经纬线。有了经纬线，我们才可能把历史哄托出来。否则，我们是很难抓到历史问题，进行如实剖析的。
末了我想说的，本文并无多少创意。只是感到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把归解重新抄作一番而已。文中批评了两种倾向，完全出于善意。我很希望，当道应多关心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开发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