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走向成熟——“评论家接力丛书”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论家论文,丛书论文,读后论文,走向论文,成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不少场合曾听到一些要重视文学评论的呼吁，但往往讲过之后，少有下文，为繁荣文学评论做点切实工作的，也不多。在一般人眼里，文学评论是可有可无的，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下，平日过问的就很少。因此， 与创作相比， 显得冷落， 有些孤寂。 当我陆续读到接力出版社1996年推出的“评论家接力丛书”时，就特别感到难能可贵。这套丛书尽管目前只出了四种，却已看出了大致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分量。这不仅在广西来说，是破天荒的，在其他省区也不多见。我曾经询问过接力出版社社长李元君是怎样想到要出这一套“评论家接力丛书”的？她只说了一句话：“这也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嘛！”——正如她在丛书序言中所写的“重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并不是一种德性，而是一种需求，是社会的一种需求，是文化的一种需求，是文艺事业的一种需求，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一种需求，是创作的一种需求，是出版的一种需求，是跨世纪的一种需求。”
作为整个文艺系统工程一部分的评论工作，与各方面的联系密不可分。从创作来说，评论不仅是一种解读，一种阐释，而且也是一种延续，一种发现。它不是创作的附庸，而是一种创作，也需要体验，需要创造。创作是评论的前提，评论是创作的深化。两者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对文化而言，评论是一种积累，一种推进，一种导向，没有舆论的文化，是不健全的。出版事业也需要评论进行沟通，进行促进。当然，光从功利还说不清楚文艺评论的功能，它有时还是一种生活的感觉。我很同意李元君同志这种看法。作为一位出版家，李元君同志所给予文艺评论的关注，敢于出版这样一套评论家丛书，她的眼光，她的胆识，是令人钦佩的。
二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左”的阴霾逐渐消散，文艺的天空出现了艳阳天气，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种种文艺奇观，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令人向往。一些文学青年面对着这些奇观不免心动神摇。他们以朝圣者的虔诚，踏入文学的殿堂。彭洋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这样的述说：“本来就说不清受什么诱惑，误入文学之途，鬼使神差般地又搞起评论来了。”“诱惑”是存在的，“误入”是一种调侃。“鬼使神差”更没有可能，这只是客观需要的驱动，心灵向往的结果，“搞起评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李建平也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杆，动情而又理智地描绘80年代中国文坛上那波涛汹涌的文学奇观，并随文学大潮的起伏而前进。黄伟林从80年代初开始更是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生命一点一滴地挥洒进文学的天地里，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以爱与恨建构自己的文学园林。张燕玲以自己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文学前进的脉搏，抒发出自己缕缕柔情，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而呼喊，并以自己的温馨，写出自己的期待。
他们经过十年风雨，十年磨练，用自己的脚步踩出了自己的路径。这套丛书中彭洋的《视野与选择》、黄伟林的《转型的解读》、李建平的《理性的艺术》、张燕玲的《感觉与立论》，便是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留下的脚印。他们的经历虽然不能说是一帆风顺，有的也曾上山下乡，归属于插青的一族，但他们进入大学的时间较早，几乎都是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后，便第一批涌进高等学校，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刻的人生思考。毕业后又顺当地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面对着较为宽松和谐的环境，文学已走出政治附庸那单一化的死胡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多元化的格局。他们有着广阔的思维空间，有着充分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自由。所以，总的来说，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老一辈评论家的那种尴尬，没有经受“左”的精神压抑，个性萎缩，语境拘束。他们都是热情奔放，胸怀坦荡，面对着社会、人生、历史、现实，面对着作家、文本、思潮、流派，都敢于从自己的视野范围内，作出自己的选择；敢于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解读，臧否是非，评述美丑；从自己的真实感觉出发，提出立论，表白自己的心迹，张扬自己的价值取向；或高扬理性的旗帜，从缜密的逻辑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没有太多因袭的积习，陈腐的观念，以及不变的框框。一句话，他们没有受到多少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他们对文艺批评的本体论把握得较好。他们对文艺评论是全身心投入的，他们有着一种执著，一种追求，他们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鲜明可感的。这与他们对文艺的认识很有关系。彭洋在集子里就说到：“文艺是塑造人的灵魂和营构民族凝聚力的崇高事业。”这是一种意识到的历史感责任感，当然，立德、立功、立言等的成就感、荣誉感，也是一种驱动因素。
三
阅读他们的评论集，是愉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精神享受。
首先，他们的语言是鲜活的、明快清新的，没有什么陈词滥调，较少出现我们经常看到文艺评论中的那种八股腔，什么主题思想很有意义啦！人物形象很有典型性啦！广度与深度不够啦！这个与那个结合，这样与那样统一啦！如此这般，都是一些所谓“正确的废话”。他们大体上都有自己的语境，或从感悟出发，或进行理性的把握，或阐释，或描述，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进行运作，没有假借，没有回避。他们尽力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驾驭语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彭洋的语言晓畅，又有概括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评论话语，容量大。《寻求创作生命的二度青春》、《艺术王国的精灵》等篇，就是他的评论话语的代表作。他写道：“青春多么宝贵！说来也真有点悲剧意味，不少作家，甚至很有成就的大作家，都没能抗拒自然的规律，在创作生命的历程中，只获得一个青春。尽管他一生都在努力，却一直无法超过自己，无法跨越自己在创作青春期所建树的高峰。”显然，这段文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使人联想到中外古今许许多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他们的成功与消退。可是，这一切都给作者压缩了，抽象了，造成了有较高概括力的话语。这种话语给人以广阔的思维空间。这种概括性强的语言，别有一种神采。
黄伟林有一段时间，语言比较晦涩。但在《转型的解读》中却是流畅华瞻，潇洒自如，不论是解读作家，解读文本，娓娓道来，让你不得不听，不得不看，自有一种魅力。《黄继树：重塑桂系人物群像》、《黄继树：有戏可看“新三国”》等篇什，最能显示他的这种语言特点。“一部长达12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能受到从高层人士到一般百姓， 从专家学者到普通读者，从海内到海外各方面的普遍好评，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实属罕见。罕见不等于偶然，《桂系演义》能获得这样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接受，自有其深刻的奥妙。”这样的语言给人一种恣肆无拘的感觉。
张燕玲的有着较多抒情色彩，从体验与感悟中展开自己的眼光，似乎她不大在乎逻辑的因素，像促膝谈心似的，给人以亲切感，还有几分调皮。她是这样动情地描述自己对何培嵩报告文学作品读后的印象：“作者给我们营造的就是这么一个精英创造业绩、扩展精神的血性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天地里，处处升腾着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热情礼赞，并且已成为作者的一种风格意识，也是一种创作模式吧。作者绝大部分作品都显示了作者对主人公的过分偏爱。其实，又有哪个读者不为主人公的人格力量所折服呢？这是作家的文化气质和风格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真诚的艺术家。”这样体验的话语是真实的，对文体的把握是准确的，对作者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对玛拉沁夫作品的感受，张燕玲说：“玛拉沁夫确实是以自己具有独创风格的篇章，表现了草原人民深刻而美好的生活和精神风貌，也说出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种种体验，抒发了自己对草原大千世界的情感与哲学思想。他正是以自己的火热的情怀、深邃的见解和杰出的审美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卓立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之中，成为中国的文学家之一。”这种带有感受色彩的审美话语，灵动而多姿，给人以理念的同时也给人以美感。
李建平的文字比较朴实、纯正。既有自然本色的一面，又带有一定的书卷气。他借助旁征博引，利用历史的事实和现实的经验，证实自己的观点。说理充分，条理分明，是他的语言特点。他的《“五四”以来我们的通俗文学观》、《发展与选择：民族化与现代化》等文章，对通俗文学的发展变化、对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表现，以及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关系所作的种种论述，较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语言特色。
语言作为一种载体，总是为表现一定的观念而存在。它的特色、风格的形成，总是与它所表现的内涵相联系。换句话说，语言的风格是由它的思想内核所决定的。彭洋等四位年青评论家不同的语言特色，固然由于他们所描写对象的不同，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决定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的批评方法。当然，批评方法的选择，又来自不同的文化修养和美学追求。因此，语言的不同风格的形成，被人们看作是作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语言，是作家创造的结晶，是智慧所结出来的花朵，是他走向成熟的一个显示，正如一棵树、一丛花，只有生长到一定时候，各方面都具备了条件才开花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群评论家走向成熟，是不言而喻的。
四
当然，他们走向成熟还不仅仅是语言的出色运用，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文艺评论的自觉，以及他们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
彭洋说：“文艺评论，它决不是一些人眼中的什么蛀虫或骄子，也不是某种人的职业行为，而是一种最深刻的社会激情，又由最富有激情和责任感的明眼人觑着，二者迸然碰合的结果。评论家应是文艺圈内最有才华、灵气、勇气的一群，是作家中的学者，否则，他就很难有评论的资格。”我想这段话是有代表性，至少是代表他们这年青的一群，对文艺评论性质、特点的认识，表达了对文艺评论的崇高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的信心与勇气。他们把自己人生历程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付与了文艺评论。他们孜孜以求，不舍昼夜，解读文本，探索问题，总结经验，判断得失，为文艺的发展繁荣鼓与吹。这是出自他们对文艺评论的自觉，对自己的自信。
文艺评论，说到底，也是一种创作，需要灵气，需要悟性，不但需要才能，更应具有胆识，还要有丰富的知识。没有才能，不可能有所发现，没有胆识，不可能坚持真理，没有知识，不可能进行比较，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才、学、识三者俱备，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文艺评论家，才会有所贡献，有所建树。黄伟林对作家对作品的解读，就有不少独特的发现，他对赵清学的作品总体风格的概括，是朴素本色，指出他不热衷大悲大喜，只重视人之常情，不追求大智大慧，只表达事之常理，不善于作政治家的思考，只表达最朴素的道德思考。他生动地剖释了张宗栻小说的两个世界的冲突，他在曾有云的诗作中，发现了“秋意识和山水意识”，怀旧感伤的情绪，是秋意识的幻化与流露，而山水意识则是诗人面对现实缺陷的一个理想的逃避场所。这些我觉得是准确的，富有新意的。黄伟林在书的《后记》说：“人们会发现大部分广西新时期重要作家作品都在这里得到了论述。这既说明了我劳作的艰辛，也体现了我用心的善良。在内心深处，我是把这本书当作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的报答的。”这个报答，是真诚，也是丰厚的。
张燕玲的文艺评论，视野宽广，有着一种特有的悟性。她的艺术感觉敏锐，有不少独特的艺术见解和独特的运作方式。她对著名的作家玛拉沁夫所下的功夫较深。对作家跨度为十年的创作生涯以及作品的宏观把握，显示了她的艺术概括能力，对作品的细致分析，把人带到了一个色彩绚丽的艺术世界之中，评论对象与评论主体碰撞、融合，奏出华彩的乐章，既阐释了作品的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自己的情感世界。
彭洋与李建平对作品的评论也努力做到好的说好，坏的说坏，不留情面。哪怕有些被说得完美无缺，获了大奖的作品，他们也能从善意出发，指出其不足，这表现他们的勇气与胆识。以上这些，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走向成熟。
他们走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对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勇于探索，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推动理论向深度发展。关于文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以及两者的关系，李建平曾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什么是文艺的民族化，什么是文艺的现代化都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说：民族化是历史的要求，现代化是时代的要求，两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会胶合重叠在一起，它们的关系应该是：“（一）民族化是内根，现代化是外像。（二）民族化要以现代化为引导。”内根将长期存在着，时代的因素，只有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才能进入到民族文化、民族文艺之中。走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选择，……民族化必然被赋予现代色彩，并在现代化的规定下发生某种嬗变。这种“规定”应理解为“指导”或“领导”。他还批评某些只强调民族化而忽视现代化的片面观点。李建民对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论述是清晰的，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彭洋在阐释毛泽东关于作家要深入生活的理论时，提出“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的概念。这是根据生活在内容的价值含量的差区而划分的。他说，“每个人都拥有等价阳光和星辰的生活流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时间生活’，而‘价值生活’是指时间生活中最富有意义的那些部分。”他举例说，一个马车夫与一个文艺家共同生活，最后文艺家以这段经历为题材创作出了文艺作品，而马车夫却没有。于是，这段生活在马车夫的眼里，便是“时间生活”，是他生命流程中的某一自然段而已。但是，在文艺家眼里，却是“价值生活”，因为他从中发现、发掘，得到了具有价值的东西。对生活的这一划分，既新颖，也很有意义，能促使作家艺术家努力把“时间生活”变成为“价值生活”，达到身心的深入，提高深入生活的质量。彭洋对文体的研究，也很有成效，特别是对散文体研究，更有不少新鲜见解。这对于把握文体的特点，发扬文体的特长、增加其表现力与感染力，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些理论建树，也是他们走向成熟的表现。
此外，他们的群体意识也较强，他们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彼此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前进。这也是他们文艺评论自觉的一个方面。
五
无可讳言，他们在走向成熟过程中，也存在某些不成熟的地方。表现之一，是对某些作家和作品评价失度。文艺评论虽然是见仁见智，主体意识较强，但对作家或作品的评价，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不能意气用事，否则，便失当了。他们对一些作品，可能由于偏爱的缘故，说了一些过头的话，甚至有点失态。不足的表现之二，是知识的不足。这就使得对一些问题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不免给人皮相之感。这些都是成熟过程中所难免，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不足，掩盖不了他们作为一支文艺新军奋进的锐气与坚强战斗力的光芒。
附记：〔此文写成后才见杨长勋书，故未及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