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增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您是否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答：要想对农民收入问题有较全面的把握，起码要从六个方面讲。第一是对农民收入概念的理解；第二，看农民收入的背景；第三，增加农民收入的意义；第四，现在农民增收难的原因分析；第五，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第六，对农民增收的重点问题的认识。
问：按您的思路，农民收入究竟该怎么看？难道我们城里人的一般理解不行吗？
答：我想强调的是，农民收入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我们现在讲的农民收入，是指农民人均纯收入。它包括农民家中自给自足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农民在自己地里打了粮食，自己吃了，这个也要算在纯收入中。这部分占纯收入的比例，很多地方达到了一半以上。所以农民这个纯收入和城里人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农民看重的还是自给自足以外的现金收入。他取得现金收入，才能够拿来购买他所需要的消费品、生产资料及各方面的服务。因此，国际上研究收入问题，主要是讲现金收入。
第二，我们现在谈的农民收入，一般是指一定区域内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情况。我们应该看到平均数以下掩盖的东西。现在经过统计分析，低于平均数的农户占60%以上，而这部分的农民收入是呈下降的趋势，这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谈农民收入，要讲它的真实的购买力。农民有了现金收入，如果和城里人比，是否也能购买到一样的商品和服务呢？显然不行。农民得病了，花相同的钱是得不到与城里人相同的医疗服务的。大家知道，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消费环境显然跟城里有非常大的差距。光是假冒伪劣的商品，假种子、假化肥就使农民的收入减少多少！
第四，农民得到收入后，要考虑来年的生产经营的投入。若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投入品质次价高，必然影响农民收入。
第五，农民的收入可以说是唯一的，没有什么福利保障制度。城里人就不一样了，交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甚至取暖、供水很多方面都有补贴。农民，与城里人相比，收入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第六，农民得到了收入后，还要交各种名目的摊派、集资、收费等，又使他的收入打了折扣，所以收入的问题始终跟负担的问题紧密结合。
第七，现在农民的收入较低。大多数农民家庭日子过得很紧，若收入不行，直接影响全家人的温饱和子女上学、看病，其影响程度比城里人大的多。
所以，我们现在讲农民收入，一定要从以上角度看，就会知道农民收入的真实含义和一般诚里人理解的农民收入是不一样的。这是认识农民收入问题的基础。
问：为什么了解农民收入一定要讲背景呢？
答：重大的现实问题往往在历史中形成胚胎。追根溯源，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也才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自秦朝以来，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基础是大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所以说中国的国情也叫做“大国小农”。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这些小农，取得赋税，维持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个双层社会，也就是说，县以上是由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官僚统治，县以下是由住在农村的农民、乡绅还有一些大户来自治。为了维护上层统治的需要，通过农村中的大户建立保甲制度向农民收赋税。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民的负担重，收入不能维持一家人生计，到了一定程度，农民就不干了，那么就出现了历次的农民起义，要求调整上层与下层的关系。农民起义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土地兼并，主要是官逼民反。当时农民的要求也不高，只好年成好，有个温饱，赋税不太重，农民也就满意了。
到了近代，情况不同了。这种中央集权的大国统治分散小农的体制进入腐朽期，人口膨胀，资源环境恶化，传统农业本身已经支持不住了。另外，打开国门，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中国传统的这套生产经营方式及管理体制，显然是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当时西方国家的生产经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新型的企业家；又由企业家推动，出现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使这些国家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农民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关系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农民收入也随着这些变化而变化。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是落后了，加上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使农村分化，又没有解决这时农村如何和城市经济相衔接，如何满足剩余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等问题，农民的收入上不去，负担却加重了，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日益突出。那么中国近代为什么就能兴起千年未有、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呢？我觉得主要就是长期历史上形成农民收入和负担问题，到了近代以后，尤其是西方列强入侵后，出现了工业文明和城市经济以后，矛盾激化了。有了强烈的对照反差。农民就算苦苦挣扎，有了温饱，但跟城里人比，收入及其生活状况悬殊太大了，心理不平衡，这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收入上不去，就会农业衰退，农村落后，这时即使城市有些现代化，根基也不稳，甚至由此引发动乱，使整个社会不稳定。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中国，就是符合了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的要求。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开始搞土改，搞四大自由，当时农村还是很繁荣的。但是后来，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制约下，在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人民公社这条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但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搞得农民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都受到很大损害。
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重大的历史贡献，就是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确定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的要求，从改革体制入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解散人民公社，支持村民自治，发展乡镇企业。于是80年代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速度快于城市居民，形成了农村在经济上包围城市的现象。农村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反过来影响农村经济，也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出现了城乡互动关系，中国的面貌于是有了很大的的变化，国家的改革开放有了个非常好的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也有赖于这样一种形势的发展。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看出来，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由此引发了“三农”问题，确实是贯穿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主线。抓住这条历史线索，我们就会了解农民收入的背景，对认识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有很大的好处。
问：听您这么一讲，农民收入问题对中国发展是不是处于战略性的枢纽地位关系重大。
答：对。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时期，农民增收确实具有多方面意义：第一，农民收入增加，才能够真正把农民、农业、农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焕发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头。只有农民收入的提高，才能扩大内需，才能从他们中间出现企业家，乡镇企业才能活跃，市场经济才能率先在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突破。整个国家才能发展，走向现代化。看看近代史，城市现代化不难，难在农村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脉络，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祥和。中国过去的帝王都知道“欲知朝中事，请问山野人”。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对中国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的影响，远的不说，我们的军队，80%以上的战士都来自农村。农民、农业、农村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不让农村搞文革，也不让军队搞。他是非常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
第三，只有农民收入提高，负担减轻，才能够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挥民族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很多独特的东西，都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那里，这些东西在与世界的接轨中，都有着巨大的价值。如果农民普遍陷于贫困，跟城里差距悬殊，那么这些代表东方文明的民族精华的保存、发展、壮大也无从谈起。另外农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的结构。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爷爷那辈就不但要考虑儿子，还要考虑孙子今后的发展。只有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繁荣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和农民内在的要求，就会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就会要求保护生态环境。
问：既然农民收入问题如此重要，为什么喊了多年，而不见明显的成效呢？
答：农民增收困难，现在一般都讲这么几点：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过剩卖不出，乡镇企业效益不好，产业化的程度低，城市化滞后等。我觉得要想改变农民增收难的波动局面，就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应该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若长期保持分散的小农以传统方式从事农业的格局，农民的收入无法持续增加。中国历史上就是小农采取传统的方式经营农业，这样的自然经济格局，农民在年景好时有个温饱，但要不断增加现金收入显然是不行的。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大部分吃了用了，很少的一部分拿来交换，满足家里面买针头线脑零用钱的需要。这样农民也难有大规模交换的要求，没有大规模交换的本事和实力，发展不了商品经济，显然增收不了。
看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逐渐由原来传统的农民按传统的方式经营农业，上升到农业企业家用现代经营的方式来经营农业。企业家来经营农业，把他们的产品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融进农业，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并向非农领域扩展，转移了农村劳动力，拓展了增加收入的空间。一对比，在经营主体、经营方式等方面，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是根本性的，还在原来的圈子里面打转。
第二，农业的经营环境如果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农民增收也很困难。众多的小农要想分工分业，进行商品交换，就要有外部条件，但现在农村道路不行，市场体系不行，想交换没有交换的地方，交换没有秩序，交易成本很高，必然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已讲过，市场的规模，直接影响分工的深度。大家知道，农民没有分工，不交换，就不会有增加收入的可能。而分工的前提又是市场。如果市场没有规模，交易条件不好，成本高，东西卖不出去，后面的分工就根本谈不上了。小农要想逐步分化，不能采取行政的办法，必须给其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使他在与市场的交流中，自己逐步变化。而这样的外部条件，当前是比较欠缺的。
第三，农村的社会状况如果不发生变化，也没法增加收入。我们讲农民增收空间有两个方面，一块在城市，一块在农村。当前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的问题比较多，所以农民的增收还要在农村本身做文章。过去农村就是小农的聚集地，由行政中心控制，社会没有分化，农民之间难以分工分业、分阶层。没有新的更高一级的社会阶层来劳动，农民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在农村内部就难以扩展增收的空间。
第四，城乡之间的关系不顺也影响农民增收。我们现在的粮食等大部分的农产品及加工制成品，主要还是供应城市，新的市场需求也是先在城市中产生。城市的经济不活跃，不能够跟农村打通，真正起到辐射带动作用，那么农民的增收空间也就小多了。现在农民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打工，而城市受原有利益格局的影响，对此多方面的限制，显然也对农民增收不利。
第五，国民经济的宏观体制不顺，利益格局不调整，农民难增收。我们知道，若停留在传统体制，宏观管理偏向计划经济的方法，由行政官员来指挥，来行政审批必然偏向城市，农业、农民、农村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因为行政管理人员及周围的人居住在城里。他们对城市熟悉，无论是观念还是原来的利益格局，必然使其在配置资源时不利于“三农”。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社会阶层中，农民一直处在底层和边缘，在资源分配上难以得到应有的份额。我们现在的相当一部分财力，还有银行贷款，都用在了城市，用在城市的行政管理、国有垄断企业，用在国家包办的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养人，相比之下，农村这一块显然支持力度有限。于是这就使得农民增收的外部宏观环境偏紧，农民难以得到增收迫切需要的资金、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撑，而负担却因这样的管理体制和众多的机构人员而加重。所以，农民收入要想提高，就必须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所谓战略性结构调整，我认为，就是从深层次方面做调整，必须重新考虑农业的经营主体、经营环境、农村社会状况、城乡关系和宏观管理体制。在这些方面都做出调整，才能叫战略性的结构调整，调整也才有实效，使农民真正增收。
问：请您谈一下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
答：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除了别人讲的，我有以下几个想法。
第一，要在稳定农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促进农民的分工分业。要鼓励农村中的大户、专业户、经纪人充分发挥作用。这些人都是农村中的能人，能起到带头致富作用。我们到湖北兴山，那里的县领导就是把全县每个村的主要能人全部记录在案，千方百计发挥他们在农民增收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而农村中不同能力、水平的农民在不同层面上发展，就能够促进农村中的分化。大户和一般农户拉开差距，有了资本就可以雇工。农村中若没有雇主，哪来的农民就业呢？这样农民相互之间就可以增加收入了。市场经济就有这样一种神奇的本领，通过分化变化，人力资源的发挥带动其它的资源的优化配置，自己就能够成长出很多增加农民收入的机会。
第二，发展产业化经营，发挥企业家带动农户的作用。这几年产业化经营在全国兴起，在农民增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它成功的原因就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由千家万户小农经营农业的格局。逐渐向发达国家看齐，由企业家来经营农业。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农民没有全部分化转移，企业家少，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还是由企业家带动农户来经营农业。企业家的外在形态就是公司、流通组织、合作组织，还有批发市场。有人说批发市场怎么跟企业家联系起来呢？批发市场实际是专门负责营销的企业家的经营空间，里头活跃的还是这些企业家。通过他们的创新，来带动农民向农业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地寻找就业空间。发展产业化经营，现在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最重要、最管用的一点，就是通过企业家这个环节，使广大农户跟市场连接起来。所以发展产业化经营关键是一个公式：市场+企业家+农户。抓住这个公式，产业化经营就好在实践中展开。当然了，要想有真正的企业家，就必须有适合企业家的体制和机制，所以必须对原有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第三，发育农村的市场体系，给农民增加收入以有力的支撑。当前对千家万户增收有直接帮助的，就是搞活流通。要特别注意流通的城乡结合，打破在城市中由部门和国有企业垄断流通服务业的格局，让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进城搞流通。此外，农民增收，要有优势企业带动，进而形成优势产业。但无论是优势企业，还是优势产业的发展，都要有生产要素的聚集。生产要素就是资本、土地、人才、信息、科技等等。现在农村增收慢，产业发展不起来，就是这些要素不能优化配置。农民要想搞规模养殖，搞不到地；要想办个企业，拿不到贷款，缺乏人才；要想上一个产业，提高科技含量，没有信息，没有过硬的科学技术。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发达的市场体系。我们过去讲市场体系总讲产品市场，我觉得对于农民增收来讲，现在到了强调要素市场的时候，也就是土地能够顺畅流转，资金能够自由融通，信息能够及时获取，科学技术能迅速传达到农民。这是我们当前非常缺乏的。当前要素市场问题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资本市场。为此农村金融体制必须必改革，不但要对传统的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等进行改革，也要发育农民自己办的，或者入股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这样才能够把农村金融真正搞活。另外，突出一点就是科技市场。农民需要科技，而现在相当多的科技人员，尤其是有竞争力的科技产品和核心技术，往往在城市，在我们非农部门和农业事业单位之中。现在这些单位、机构很多没有进行改革，真正的科学技术人才和能力没有得到发挥。对此，需要认真调研，大胆改革，思路是：保一块公益性的，把其他的放活，走企业化、民营化的路子。
第四，发展村民自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我们过去管理农民的这一套机构、人员和职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在农村的实际需要，但是这些机构很多，人员增加又很快。运转的费用从哪儿来，只有从农民头上要。现在不光是乡里面，甚至很多村子里都有大量的需要农民供养的人。我到湖北调查，有的县仅在村子里面，拿补贴的就已经到了十几个人。村一级干部基本把农民交的村提留分光了，根本不能进行公益性的建设。乡统筹基本上也是乡里众多的干部吃喝，发了工资，农民对此很不满意。解决的办法从根本上讲，就是加强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村民自治，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才能够真正把农民的钱花好，使农民的负担减轻。现在进行税费改革，是想使农民减轻负担。但是税费改革一定要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乡镇机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农村城市化。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销售、加工的企业家就会聚集，形成了城市，企业家的生活需要各种服务业，又使城市逐渐扩大，所以从历史上看，城市始终应该是企业家的乐园。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延着市场经济发育的轨迹，由企业家去发挥作用，让企业家给企业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样的城市化，才能够跟农村紧密的结合起来，因为这些企业家的经营活动来自农村，带动农村，会使农民增收。城市化，城由“市”化，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如果按计划经济的思路搞城市化，圈定几个行政中心做为城市盲目扩大规模，不但不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还会增加农民的负担。为什么呢？首先占农民的地，农民就吃亏了，而且盖起城市后，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育，没有企业家，不会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农民进城要的是就业机会，没有就业机会，哪来的现金收入呢？那样的城市化应该避免，那是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落脚点是增加农民收入。显然，哪里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我们就应该鼓励农民往那里去。大城市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大城市就应该对农民开放，中等城市更不例外，而小城镇，我觉得反而要谨慎。因为城市有一个规模与功能问题。没有一定的规模，城市的功能就焕发不出来。现在很多地方搞小城镇建设，都是围绕着原来的行政中心搞，不但占了地，发挥不了城市的功能，还以此向农民筹资，这就成了“小城镇病”了。我们在发展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应该允许城乡结合部，包括一些适当的地方，出现一些较低挡的住宅，适合农民刚进城、经济收入不高的现实情况。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聚集都有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发展的过程。我们若不处理好这一突出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大规模的城市化的。
第六，改革宏观管理体制，调整国家的财政格局。首先要改革宏观管理机构，转变职能，由部门分割，条块分割走向综合统一。与此同时，改变管理体制和利益格局，使农民更多地参与决策，把“三农”问题放在应有的战略位置。其次要改革城里的的各种福利制度，要通过改革的办法，使农民能够和城里人一样分享改革的成果，有一个国民待遇。比如现在农村中，农民就医难是很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就要改革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医疗体制，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使优秀的医生能够下到农村去，农民在这方面少花钱了，等于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还有农村中的教育。现在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教育问题。教育的质量不行，布局不合理，老师的积极性不高，农村的孩子上了学毕业以后就业困难，使得很多地方的农民把教育看成是一种负担。为什么看成是负担，为什么农民的孩子辍学率高？主要的还是我们教育体制本身的问题。农民送孩子上学，就是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上了学以后，得不到有效的教育，不能够学到本领找工作，也就是说教育与增加收入挂不上钩，农民那还有什么送孩子上学、出钱办教育的积极性呢。所以农村教育也应该考虑怎么进行改革。当然这里面有个国家支持的问题。我觉得国家应该重点在财政上支持为农村服务的一些专业院校及有关的系和专业，还应该支持农村中优秀的孩子。中国历史上都是鼓励农村中优秀的孩子上进、好学。因为农村人口多，出人才的概率大。一旦这些出身贫穷的人才在国家的资助下脱颖而出，将对农业乃至全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问：既然小农经营有它的问题，形成的市场结构不利于农民增收，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改变小农，学习国外，形成规模经营的小农呢？
答：过去中国的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与国外对比，只看到小农的局限性，但没看到它在目前国情下的适应性，就采取行政的方法组织小农，如成立人民公社，其效果大家都知道，这条路绝对不能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就是改变了过去的做法，充分发挥小农在目前阶段的适应性，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提高农民收入，首先要稳定这个基础，现在，影响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负担的许多问题还是出在这个基础不稳，农民的家庭经营受到干预。但稳定不意味着永远不变，而是为了后续变化。农户在市场竞争中也有优势劣势之分。只要产权明晰，农户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必然分化。优势的农户通过各种形式扩大经营规模，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劣势的农户重新定位，或是出租土地、和优势农户联营，或是加入产业化经营，还可以进城打工。前面讲过，农户这样的分化，可在农村内部增加农民增收的机会。所以，现在要立足小农，农民收入才能持续增长，农村面貌才能改观。当然这种超越不是象过去那样，用行政的办法自上而下地组织，而是自下而上地由经济规模发挥作用，让企业家、优势农户来优化重组农业和农村中的各种资源，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当然，在形成产业规模经营的同时，还会有大量的小农并存，以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的不平衡和多样性，在其中找到增加收入的机遇和空间。
问：有人说中国农民增收困难，主要是因为人多地少，资源不够，所以增收困难。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答：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挺有道理，但我们如果从各地实践情况来分析，显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人多地少，但农村发展快，农民收入不低，例如日本等国。说到底，还在于是否有好的体制和机制，生产要素能否很好配置，人才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当前全国农民增收的情况不理想，但渐江省是一枝独秀，农民收入增长居全国前列。渐江人多地少，但是他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活跃县域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政府创造环境，让农民自己因地制宜去创新增收空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西北，还有东北很多地方，资源很多，人并不多，但受体制的局限，突不破旧的产业结构，老种着那几亩地，这样肯定农民不能增收。
问：常有人说，发展产业化经营，搞农产品的深加工，可是食品的市场并没有扩大，农民怎样增收呢？
答：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符合市场的需求。我国正处在农业社会转型、产业变动的时期，人们的需求有很大的变化。发展产业化经营，就要依照市场导向，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向各个产业领域扩张。从现在来看，起码有这么几类：一类是以粮食、畜产品、果菜等为主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农业食品产业体系。现在这类产业化有潜力，但市场毕竟有限。第二就是以棉花等纤维制品为主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农业纤维产业体系。第三是以园艺、花卉、农业景点为主的观赏、旅游、教育、休闲、娱乐等的农业文化产业体系。第四是以林业、水利、草原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产业体系。第五是以农业的生物工程、种苗、现代的科技手段、试验示范支撑的农业科技产业体系。第六是以农药、化肥、农业机械装备，农村环境整治工程设施为主的农业装备产业体系。第七，是以土地、水源为资本运营的农业资源产业体系。在农业发展新阶段我们考虑产业化经营，应该从人们多方面的需求，特别是温饱后产生的新需求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来考虑，不要局限在原来的传统产业上，才能够找到农民增收的新机遇。
问：入世在即，您能就加入WTO以后农民收入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答：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业、农民、农村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挑战是现实的，机遇要去争取。所谓挑战，还不是国外的小麦、牛肉、柑桔等初级农产品进入国内的冲击，而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集生产、加工、销售、文化、金融为一体的产业体系的冲击。而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市场的机遇，则要我们有实力，有本事去开拓、去争取。所以，我们要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使我国农业的产业体系迅速壮大。这样不仅可以和进入我国的外国跨国公司竞争，而且可以进入国外市场，在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就能发挥出来，寻找更多的增收空间，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就会得到较好的解决。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做的不好，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三农”问题就会恶化。当前，要迎接WTO的挑战，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改革农村、农民、农业的管理体制，改变它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跟国际接轨，现在这些方面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大。体制不改变，一方面是我们的优势农户、优势企业、优势产业、优势区域不能形成，就是现在形成的也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机构、体制、社会中的腐败等弊端会被国外势力所利用，从另一个侧面对我国形成负面影响，使农民收入负担问题复杂化。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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