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浙江普通高校“院系调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普通高校论文,院系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2338(2009)03-0110-06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它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格局、目标、性质、管理方式和生存环境，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1](P.54)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校合并热潮的到来，对“院系调整”的研究热情也开始高涨。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从全国范围的一般描述评论转向深入的专题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路径：一是就某类学校或学科在“院系调整”中的命运进行描述剖析；二是从地方的角度来述评一个地区的“院系调整”情况；三是剖析“院系调整”发生的原因和反思其历史影响。本文以浙江省为考察对象，在介绍该省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分别从中央和地方的立场分析该事件带来的不同结果，并反思该事件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 调整前浙江高校的格局
浙江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发端于1897年的两所高等预科性质的新式书院：一是杭州知府林启倡设的“求是书院”，二是美国长老会从宁波迁到杭州的“育英书院”。求是书院曾多次改名，民国成立后称“浙江高等学校”，并在1914年后一度停办。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筹设“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利用浙江高等学校的校舍和部分师资办学，次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育英书院于1911年迁到六和塔边的秦望山麓，改名“之江学校”；1920年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注册后改名“之江大学”；1930年向中国政府注册，定名为“私立之江文理学院”；1948年，教育部同意该校升格为大学。该校是浙江境内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私立高校。到1949年浙江境内普通高校共有7所，其中：国立浙江大学有7个学院、24个系、10个研究所，在校生1624人；国立英士大学有4个学院、20个系，在校生835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有4个系，在校生315人；省立浙江医学院有2个系，在校生389人；私立之江大学有3个学院、11个系，在学生1066人；私立浙江体育童子军专科学校有在校生84人；私立重辉商业专科学校杭州分校有在校生101人。[2](P.480)
按民国学制来衡量，这一格局大致就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个缩影：从学科覆盖面来看，3所国立大学已将学制所规定的8个学院全部设齐，并开出了其中大部分系科；从办学主体来看，有国立、省立和私立，仅缺市立；从结构层次来看，既有多科综合性大学，又有单科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然而，民国时期的浙江高校发展并不快。从1897到1927的30年间，除了教会办的之江大学，浙江高校都以专科学校为主，层次不高、规模狭小。1927年成立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直到在竺可桢的领导下经过抗战而崛起，才带动浙江高等教育在全国的地位提升。[3](PP.90-94)即便如此，到1949年，在高校密集的华东地区，浙江的规模仍相对狭小。解放初期华东区六省一市共有85所高校，而浙江(7所)仅占其中的8.2％。从影响力上看，3所大学中除了浙大被视为国内一流大学之外，国立英士大学仅是一个办学历史短且极不稳定的地方性高校；至于私立之江大学，虽然历史悠久，教育质量也高，但是相比于圣约翰、燕京等著名教会大学来说，只能居于二流地位。浙江省立医学院作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西医院校之一，由于抗战期间与英士大学的分分合合导致实力大减。3所专科学校中除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享有盛誉之外，另外两所都是抗战胜利后创办或迁入的，规模狭小，影响力也很弱。
总之，到1949年时浙江高等教育事业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格局完整，但综合实力不强，在全国居于中游。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 由缓而急的“院系调整”
1949年5月3日，省会杭州宣布解放，对教育事业的接管和调整随即展开。刚开始时，这一工作是相对稳妥和局部性的。
(一)稳妥的局部调整(1949年6月-1951年底)
1949年6月，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文简称“市军管会”)文教部派员接管了浙大、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和省立浙江医学院。在对浙大的接管中，军管会代表宣布撤销师范学院，将其中的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这是1949年后浙江高校格局调整的第一个动作。同年8月第一届校务会议又作出停办法学院和史地学系历史组、将该系地理组改为地理学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的决定。同样在8月，国立英士大学奉金华市军管会之命解散，其工、农两学院和文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学、中国文学等系的393名学生转至浙大，法学院及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多数学生自行转学，少数转入复旦大学；教职员工除20人转入浙大外，多数被遣散。另外，这个月浙大农学院增设了畜牧兽医学系；到了9月，江苏的南通学院农业经济学系也并入了该学院。[4](P.304、118注1、322、306、486)
1950年1月，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大。同年3月，对俄语人才的急需促使浙江中苏友协俄文专科学校开学；到1952年被并入浙江师范学院之前，该校共招收了3届学生。①同年12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这一年，私立浙江体育童子军专科学校和私立重辉商业专科学校杭州分校分别改名，但到1951年的上半年均因经费拮据和生源困难而停办。[5](P.701)
1951年1月，教育部开始了对全国教会学校的接收工作。同月，浙江文教厅接收了私立之江大学。在这一年中，之江大学的文学院扩大为文理学院，商学院改为财经学院。同年暑期，省文教厅为培养中学师资与浙大联合创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就在浙大的农学院内，设数、理、化、生、史、地6个专修科，到1952年并入浙江师范学院前共培养了200多名师资(参见①)。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接管和初步调整，到1951年底浙江境内的高等院校共有浙大、私立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俄文专科学校、浙江师范专科学校等6所普通高校，含8个二级学院、45个系、7个专修科，占全国高校总数(211所)的2.8％。[5](P.702)这一阶段的调整基本在浙江高校内部，虽然撤销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停办了法律类的院系，但总体上还是落实了中央教育部提出的“不宜急进，必俟条件酝酿成熟后，始可合并”的稳妥原则，没有对原有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这也符合接管时期“维持现状、逐步改善”的方针。[6](P.7、17)
(二)急进的“院系调整”(1952年初-1953年底)
经过两年多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重建的努力，“一五计划”将在1953年实施。然而专业技术人才的紧缺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走上工业化道路。解决这一矛盾的任务落实到了工科院校。由此，工科院校的调整就成为全国范围“院系调整”的先声。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工科类院校调整方案。12月，“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并于次年1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后迅速展开了全面“院系调整”的工作。从1952年到1953年，浙江境内的高校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拆分重组过程(见表1)。
经过这一轮“院系调整”，到1953年底浙江保留下了5所高度专门化的高等院校(浙江财经学院于1952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占全国高校总数(182所)的2.7％(见表2)。
三“院系调整”结果的辩证分析
几乎所有涉及“院系调整”的论著都会用“全国一盘棋”的说法来暗喻这一事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确实，从中央的立场看“院系调整”是成功的。
首先，中央实现了以满足国家建设需要来全面规划高等教育事业的目的，为大规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打好了基础。早在1932年，“国联教育专家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中就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指出了三方面缺点：一是地理分布的随意性；二是同一个地区的院校之间缺乏合理分工，存在着重复性；三是忽视科学技术，法律、政治和文学等学科过度膨胀。[8](P.200)虽然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借高校迁移重组的机会进行过局部调整，但是上述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改观。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决定通过向前苏联学习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策略走工业化道路，而“前苏联道路”恰恰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9](PP.3-13)这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从旧政权接收的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照当时的副总理陈云的说法“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的恢复”。[10](P.235)计划经济首先就是要求被“计划”的对象必须尽可能整齐划一，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则要求学校性质任务明确、分类分工清晰，这样才能“批量生产”专业技术人才。“院条调整”的结果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并为有效解决技术干部紧缺问题打下了基础。高等教育部在1953年的总结报告中也认为：“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高等学校自经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两次调整后，可以说业已基本上完成了这项工作，结束了院系庞杂纷乱、设置分布不合理的状态，走上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道路。”[11](PP.59-70)后来的诸多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此予以了肯定。
其次，中央实现了对高校及其教师的改造和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初步的统治权。新中国教育的一大特点是从不讳言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特点。就“院系调整”而言，在当时的官方文件和宣传资料都显示，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高校格局变动问题，而是一个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相配合的政治运动。比如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在总结“院系调整”经验时，就介绍了如何运用“签订爱国公约”“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机会来解决合并四个大学航空系中的困难，并明确指出“应该把院系调整看作教师思想改造的过程”。[12](PP.25-26)思想高度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实践经验和执政理念。随着全国解放和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接管，执政党力求在知识分子中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当时全国约有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多数为高校教师。许多高校教师都曾在欧美国家留学，在意识形态上与执政党并不一致，这使执政党产生焦虑。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就说过，服膺英美的大学教师“不肯确实改造……一切关于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13](P.6)为此，1952年初开始“思想改造运动”。高校教师的思想既有来源又有土壤，大学课堂、学术环境乃至生活氛围就是其“土壤”。由此一个可行的思想改造手段就是在身体上对高校教师进行支配，让他们离开原有学术环境，或者干脆撤并一个学科，让相关的学者转校或换专业。所以，“院系调整”的成功也意味着执政党对高校及其教师控制权的获得。自此，高校办学自主权被全面“收归国有”；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步实施的“院系调整”，颠覆了高校教师原有的生存状态，把他们纳入到政治支配力量之下，意识形态的统制地位得以确立。
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地方立场则会发现，“院系调整”给浙江带来的损失应该说大于收获。
首先是流失了大量的高级人才。以波及面最大的浙大为例，教授人数从1951年的129名锐减为1952年的32名，一直到1965年始终在24-35名之间徘徊。“院系调整”后，浙大只留下一级教授2位、二级教授6位。而在被调走的师资中，后来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达23位。[4](PP.324-326)大批优质师资的流失不但给浙大的发展带来困难，也影响到浙江省人才的培养和供给。
其次是造成了对本省经济建设的消极影响。在“全国一盘棋”的规划下，“院系调整”较少考虑浙江本省的特点和需求。比如，在重视和发展工科专业的同时，忽视了政治、财经类专业，法学院、财经学院、农业经济系等院系的调出造成浙江省此类专业长期缺门。而在重视工业方面，又偏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浙北杭嘉湖地区历来是丝绸之府，而当时将纺织、丝绸方面的部分师资调离对发展浙江特色的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
再次是进一步削弱了浙江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的地位。如上所述，1949年前后浙江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仅居中游，在华东地区更显落后。“院系调整”加剧了这种情况。浙江高校数量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949年的2.9％降到1953年底的2.7％。从表1可见，“院系调整”中迁出浙江的院、系、专业共24个(见表3)。
另外从表1可见，从外省调整进浙江的情况则是：“整个系”4个，“部分系”3个，“整个本科专业”2个，另有一所专科学校，共10个单位。24：10，“量”的损失一目了然。“量”的损失导致“质”的下降。在1949年前，5所主要高校中有3所是拥有3个以上学院的多科综合性大学，另有2所为专门学院。到1953年，调整后的5所学校全部是单科院校。尤其是浙江大学，由一所原来有7个学院、24个系、10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只有4个系的工科院校；而其中最“伤元气”的就是理工分家。这一点，在“院系调整”的方案出台时，老浙大的教师中就有反映。当时接管浙大的军代表林乎加后来回忆道：“当时，浙江大学有一些人不主张理学院改组，认为浙大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是比较老的一所大学，理学院是全国第一流的，硬要把理学院划分到复旦去，对这样的改组，一些老先生有看法，有争论。”⑤老校长竺可桢在1952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对理学院的拆分评论道：“这在浙大是一个重大损失，回复到30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的状况。”虽然此时已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他紧接着说：“但为整个教育前途着想是一个进步”[14](P.322)，但是到了1957年，竺可桢则明确地把老浙大理学院的拆散作为解放初期高教部和文教委员会“全部苏化中若干错误”的一个例子。[15](P.67)同年8月，浙大重建了数学系、物理系以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科研实力。
四 反思
伯顿·R·克拉克曾观察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几乎不能不深切关注高等教育系统的控制。他们都倾向于把高等教育系统看作国家建设的基本部门，从重要专家的训练到民族文化和舆论的建设。他们常常感到他们必须干预，以保证高等教育系统对如贫穷、土地使用和工业化等紧迫的实际问题的适当性……”[16](PP.169-170)W·F·康内尔则进一步指出，“二战”后30年间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教育的政治功利性日益突出的趋势，教育成为国家政权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途径。[17](P.8)从这一视野来看，“院系调整”并不是一个孤例，而是“二战”后世界高等教育上述发展趋势中的一种表现。作为中央政府主持的一次对高等教育事业“现有存货”的“再分配”，“院系调整”为解决高等教育事业不适合国家建设需要的问题打好了基础，同时在高校教师中树立起了意识形态权威，从而印证了康内尔所说的“学校既被看作一个政治再教育和国家计划的参加者，又被视为有助于提高国家生产水平、适应人类经济部门发展的训练员和生产者”的观点。[17](P.9)然而，任何决策都会产生受益方和受损方，“院系调整”也不例外，比如湖北、陕西就获益颇丰，在全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而山西则与浙江的命运类似。这就使得“全国一盘棋”的说法也不能掩盖不同省份在“院系调整”中实际得失及其事后影响的差异。因此，对一个省在“院系调整”中的遭遇和结果进行描述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其复杂的历史影响。
从调整后的情况来看，这一着眼于近期经济和政治目的的高教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但是从此后半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来看，这一事件影响了高等教育自身的长远发展，留下不少后遗症：其一，高等院校内在发展逻辑被扭曲和自主性被剥夺；其二，高校教师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被压制；其三，形成了“只重技术，没有文化”的狭隘的高等教育理念；其四，形成了高度僵化的办学体制。可以说，从1958年发动的“教育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合并热，历次高等教育变革都或多或少是为了解决上述后遗症。特别是高校合并，其目标之一就是弥补过于专门化的院校分工和过于狭隘的培养模式的缺陷。所以各层次的院校合并大多以淡化学校的专业色彩为表征，以组建多科综合性大学为目标。这种姑且称之为“综合性大学强迫症”的出现也许是物极必反，但这背后是否也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急躁呢？
罗荣渠在对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中指出：“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又缺乏历史连续性，不断打破又不断重新做起”；而且“由于长期积累了大量急于求成的失误，增加了进行优化选择的困难积累”。[18](P.337、339)这些观点证诸“院系调整”及其后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史实仍然大致适用。可以说，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何摆脱或简单模仿、或急躁冒进的命运，如何与政治需要和行政干预保持适当的平衡，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实践的时代课题。
注释：
①杭州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杭州大学校史(1897-1997)[M].(原)杭州大学内部发行，1997.
②金顺法，徐顺松.建国三十五年来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成就[M].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1984。
③资料来源同表1。
④1955年8月，根据卫生部指示，卫生系调至四川医学院；药学系学生分别调至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北京医学院，教师分别调至沈阳药学院和南京药学院。从此浙江医学院成为一个以医疗专业为主的单科性医学院校。参见张彬.浙江教育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04页。
⑤历史的回顾 殷切的期望——原杭大校长、现农牧渔业部顾问林乎加同志谈杭大校史，杭大校史通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