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认知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中澳关系波澜跌宕。先是年初澳大利亚政府公布新版《国防白皮书》，直指“中国威胁”。接着是“力拓”案引燃中澳媒体大战。加之是年秋季中国“疆独”分子热比娅“窜访”澳大利亚受到其新闻界热捧，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凡此种种，促使人们对中澳关系的走向表现出极大关注。实际上，中澳关系的上述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处于崛起与复兴之中的大国与一个希望继续维持现状的中等强国之间的相互再认识与关系调适过程。本文重点分析澳大利亚方面是如何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的。
澳大利亚是南半球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770万平方公里，全球排名第六位，相当于中国面积的4／5。但是，澳大利亚的常住人口只有2020万，相当于中国的1.6％，其中白人占90％，华人50万，占4％左右。从政治制度上看，澳大利亚属英联邦国家，实行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1972年12月21日，中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此后，双边关系发展相对平稳，互设大使馆和众多领事馆，缔结了一批友好省份和姐妹城市。近年来，中澳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据统计，2008年有12.7万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注册留学，占其外国留学生总数的23％。2008年到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达到35.6万人次，占其外国游客总数的6.4％，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五大外国游客来源地国家。中澳两国经济贸易发展势头迅猛。2007年，中国一度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额为444.8亿美元。2008年，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含服务贸易）为573亿美元，排在日本之后。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矿产品、纺织原料和农产品；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家具和玩具制品。两国从2005年开始商谈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已经进行了14轮谈判。但是，在中澳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两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以及安全战略上的分歧，澳大利亚从民间到官方，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华认知误区。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澳大利亚部分学术界和官方人士担忧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改变。这些认知误区或担忧，如果得不到及时澄清和缓解，可能会损害中澳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澳大利亚学术界对中国崛起的认识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学术界，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主要研究力量分布在各高等院校、智库、新闻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他们通过学术出版、新闻评论和咨询报告等形式影响政府对华决策，形成了一个中国事务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和“政策网络”（Foreign policy networks）。① 澳大利亚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问题的评价，总的来说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根据学术观点差异，可以细分为三大流派：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一）自由主义学派——乐见其成
在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圈中，自由主义学派主要包括退休外交官、经济学家和汉学家等“知华派”人士。他们大都非常熟悉中国情况，对华持友好态度。他们主张澳大利亚应该以积极与平和的心态对待中国崛起。这一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富有创造性。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人类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中国政府采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多边合作，中国融入国际制度将产生积极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影响。第三，中澳两国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澳大利亚创造了繁荣的机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郜若素（Ross Garnaut）就向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出要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搭上东北亚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为此，他大力倡导组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纳入其中。② 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高级官员的何睿斯（Stuart Harris）认为，中澳两国存在双赢的贸易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澳大利亚产品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中国强劲及有效率的工业，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双方都从各自的优势中获益。”③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经济体，在亚太地区未来的经济格局中将发挥领导作用。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在经济上有巨大的互补性，澳大利亚的繁荣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澳大利亚的繁荣与安全将取决于创造一种能够（同时）容纳中国经济容量和较小的亚太经济体利益的国际经济与政治体制”。④因而，他们鼓励并建议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推行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坦诚对话。针对近期两国经贸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风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指出，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投资的忧虑毫无根据，澳大利亚应该鼓励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其资源行业。他说，澳大利亚使用外资的历史久远，从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应该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对他们秉持狐疑的立场。只有实行强强联合才是硬道理。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有望成为未来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大幅下降（21％左右），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却翻了一番。中国的发展速度令包括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在内的很多人感到惊讶。但中国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总额还很低，发展潜力巨大。⑤ 针对有关中国威胁问题，大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院任格瑞（Richard Rigby）院长所指出的：“对外部世界来说，一个更加富裕和强大的中国并不必然是一种挑战。而一个失败的中国比一个成功的中国对世界更加危险。”⑥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从中澳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为澳大利亚提供的巨大机会方面着眼，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对中国崛起做出积极、正面的评价。根据2009年统计，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含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双边贸易总额达到851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16.8％；⑦ 同时，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地，当年合同投资总额达到265亿澳元。⑧ 澳大利亚的发展已与中国密不可分。
（二）现实主义学派——两面下注
持现实主义立场的人士，大部分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国际政治教学和研究的学者。该派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至今无法预测。因而，澳大利亚一方面应继续积极同中国打交道，但同时必须谨防中国单独主导亚洲事务。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学派的中国观包括：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进国防现代化，从而导致地区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第二，如何协调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和越来越重要的中澳贸易伙伴关系，已成为澳大利亚主要的外交政策挑战。第三，澳大利亚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有效的地区多边制度，将中国纳入其中。学者们认为，澳大利亚尽管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强国，但是，在大国竞争中，从来不具备独立的抗衡能力。无论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区均是如此。换言之，就是仅靠自己的力量，澳大利亚将无法与中国竞争，更不用说与中国抗衡。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应主要奉行的国家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自身利益，努力营造一个对己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另一方面，借助联盟的力量消解外部威胁，从而维护和增强自身实力和利益。如果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参与亚洲秩序，则符合澳大利亚的地区政策。如果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修正主义的侵略性大国崛起，那么澳大利亚就要和盟国一道对中国加以围堵和制衡，就像“冷战”时期那样。⑨ 鉴于未来中美冲突可能难以避免，澳大利亚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必将遭遇非常大的困境——甚至毫不夸张地讲，将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最大困境——因此需要政府方面更加周密的考虑。⑩ 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忠诚，可能与其试图避免引起中国方面的不快相矛盾。正如美国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里查德·阿米蒂奇在1999年曾明确指出的：“如果华盛顿意识到自己将与中国（大陆）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美国希望得到澳大利亚的支持。如果没有得到澳大利亚的支持，就将意味着美澳同盟关系的终结。”(11) 所以，澳大利亚一方面要承担与美国的同盟义务，同时又要避免刺激中国。澳大利亚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稳定的和建设性的中美澳三角关系。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何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已成为澳新美同盟（ANZUS）建立半个世纪以来最根本的挑战。”(12) 澳大利亚必须很好地调和它在地理上和经济上在亚洲的利益与二战后在战略和历史文化上与美国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进程中，澳大利亚必须制订出一种可行的政策，不至于疏远北京或者华盛顿。这将影响到未来十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澳大利亚应该采取一种深思熟虑的对华和对美关系的决策模式，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国家利益。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与两个大国保持持久和制度性的对话与协商，同时避免夹在中美冲突之间。除了借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维护澳大利亚国家安全之外，作为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没有自然区域的富有小国而言，多边制度将是一个有益的再保险措施。多边制度不但能够降低国际体系中丛林规则所产生的副作用，而且能够为小国取得更大的话语权。(13) 学者们建议，在安全战略上，应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从“排他性的”双边主义到“包容性的”集合安全（Convergence Security）战略的转变。(14)“集合安全”设想在多边地区安全秩序的建立过程中，给予中国、美国等地区大国一个集体的利害关系，同时鼓励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中小国家在建立和捍卫这一合作框架方面承担合适的责任。因而，大部分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都主张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Hedge Strategy）的战略：一方面，对中国进行积极接触；另一方面，通过同盟关系和多边制度对中国进行适当约束，最大程度地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以及地区秩序的和平转换。现实主义学派主要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转移视角来看待中国崛起。根据历史经验，该派学者认为，中国是不满现状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美国的霸权体系，从而引发霸权国家针对不满现状国家的预防性战争。由于澳大利亚与美国结成了安全同盟，因此无论从同盟义务还是澳大利亚的自身安全考虑出发，一旦中美爆发战争，澳大利亚都将难以独善其身。所以，澳大利亚不仅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自助），同时也要通过国际机制，发挥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消解中国崛起所引起的不稳定因素，极力避免卷入两败俱伤的同盟战争。
（三）保守主义学派——遏制与围堵
澳大利亚的保守主义学派人物主要为国防决策人员、部分智库高级研究人员和情报分析部门人员。他们主张澳大利亚应未雨绸缪，遏制中国可能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澳大利亚保守主义学派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是：第一，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信息战和反卫星武器的开发，使得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台湾地区使用武力，从而威胁美国海军的存在。第二，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地缘战略影响，使美国的亚洲盟国面临严峻选择。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赶上美国，而且其战略与政治力量都将随之提高，将会冲击美国在亚太地区已维持四十多年的领导地位。第三，中国在非西方集团中实行局部优化（sub- optimization）战略。这严重动摇和损害了西方主导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是“华盛顿共识”以及西方民主价值观。该派学者过分强调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对外政策的扩张性。他们认为，将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政治和军事权力也将随之进一步增强。根据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或2030年与美国持平。同样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经超过了日本和俄罗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ISS）评估2007年中国的国防开支为1220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事开支的估计是850亿美元到1250亿美元之间。如果中国的国防开支继续按照11.8％的比例增长，到2020年就将超过4000亿美元，从而与美国不相上下。无论如何，到2020年，中国的军费开支都将是全世界排名第二。中国具有持续作战能力的核战略力量（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将得到加强，除非日本也大规模增加国防支出，否则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拥有亚洲最强大的海空军力量。而且，中国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航空母舰和反导弹系统建设，从而具备一定程度的反导弹能力。该派学者推测，随着中国的实力上升，将导致中国在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超过美国。在国内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中国很可能采取对外扩张政策。由于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将有可能对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对澳大利亚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确保东亚地缘政治平衡关系的转换不至于损害地区的基本安全环境；最严峻的威胁在于，一个专政而野心勃勃的中国崛起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从而限制澳大利亚的行动自由。此外，如果虚弱的美国未能做好遏制中国崛起的准备，将会导致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对美国维护地区战略秩序的承诺丧失信心。所以，澳大利亚必须为东亚地缘政治发展作好足够的准备。(15) 对澳大利亚而言，这种选择尤为重要。因为美国优势的衰落，将意味着自越南战争以后形成的亚洲秩序的终结。而正是这一秩序，确保了数十年亚洲与澳大利亚的和平。这同时也预示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亚洲海洋控制时代的终结，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建国以来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16) 中国崛起不仅挑战亚太安全结构和西方主导的秩序，并且将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民主价值观——这是在过去30年中被经济学界、政界和产业界奉若神明的法宝。尽管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也属于这一系统，但其行为的后果在于，他们是通过使更大集团遭受损失为代价来追求相对获益，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中国式的政治资本主义的崛起（北京共识）将导致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模式（华盛顿共识）的结构性危机加剧。(17) 为了保持原有的优势地位，避免地区权力结构漂移，该派学者建议澳大利亚放弃其传统的“均势”战略，增加国防投入，打造强大海军潜艇部队和空军，以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引发的战争危险。(18) 他们认为，鉴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和规模可能给地区造成误判和不稳定，澳大利亚必须加强与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建立和加固美日澳三边对话机制，强化三方政策协调能力，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19) 可见，澳大利亚的保守主义学派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出发，对社会主义中国怀着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和偏见，从消极的立场审视中国崛起。他们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挑战和威胁，甚至危言耸听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影响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而且将严重冲击和动摇整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对澳大利亚学术界有关中国事务研究的流派划分，并不是非常严格和绝对的，主要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且，如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流派一样，各种流派之间具有某种相互渗透和彼此借重的关系。
澳大利亚公众及媒体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中澳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特别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出现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联盟体系成员，此前先后是英国、美国和日本——使得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和微妙。中国崛起的现实，给澳大利亚公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震撼，必然经过一个漫长的调适过程。
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西藏、新疆平暴和中澳之间贸易纠纷的发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澳大利亚民众的中国印象注入了负面因素。2008年奥运火炬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传递之际，部分当地媒体纷纷炒作“中国大使馆给火炬接力活动‘租借人群’”。澳洲新闻网站报道称，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总长斯丹霍普证实，中国驻澳大使馆紧急行动，向堪培拉运送了近万名中国留学生，以确保爱国示威者在人数上大大压倒“藏独”示威者。这些文章称，中国“一手安排”成千上万名留学生参与在澳火炬传递活动，将当天的堪培拉变为“红色海洋”。(20) 经过舆论的夸大宣传，近年来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消极变化。
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感日益明显。根据澳大利亚著名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调查结果，2008年与2006年相比，有更多的澳大利亚人主张与其他国家一道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并主张澳大利亚在人权方面给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同中国崛起不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不少受访者认为，在未来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将对澳大利亚构成重大威胁。该数字比2006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21) 而2009年该研究所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进一步加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国的态度趋于消极和冷淡，亲近度三年内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由2006年的67％下降到2009年的53％。第二，6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经贸伙伴；9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将要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第三，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52％的受访者感到不快，48％的受访者认为可以接受。第四，59％的受访者相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41％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91％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对华实行友好合作与接触政策；46％的受访者主张应采取有力行动限制中国发展，52％的受访者不赞成这样做。第五，57％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中国不太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而41％的受访者认为有这一可能性；4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将对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该比例相较2006年增长15个百分点。(22) 第六，关于外来投资问题，中国是最不受欢迎的外来投资者之一，排在阿联酋之后。其中，50％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太多的中国投资；42％的受访者主张允许中国投资，但要加以适当限制。(23)
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本国媒体的不良宣传影响。2009年度，中澳两国媒体围绕澳大利亚新版《国防白皮书》和“力拓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其中，“力拓事件”成为引燃澳大利亚媒体仇华报道的导火线。该事件的起因是：2009年2月，中国国有控股企业——中铝公司（Chinalco）——与全球三大矿业公司之一、总部设在英国的力拓（Rio Tinto）集团签署了合作与执行协议。中方以总计195亿美元的投资，战略入股力拓集团，从而持有该公司18％的股份。但是，澳大利亚媒体和部分反对党议员却反复强调中铝集团为“中国国有企业”，呼吁政府设法保护国家资源行业利益和国家安全。澳大利亚商人伊恩·梅尔罗斯甚至私人出资20万澳元制作了一部宣传片，在澳大利亚电视台反复播放，矛头直指中铝与力拓的交易。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更是利用此事极力批评陆克文政府，指称陆克文政府为北京的“传声筒”。在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下，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将中铝并购力拓的申请由一般的30天审查期延长了90天。2009年6月5日，力拓集团董事会撤销与中铝达成的交易协议，并依据事先约定向中铝支付了1.95亿美元的分手费，转而与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公司达成合作协议，交易额为58亿美元。7月5日，力拓集团上海首席代表、力拓中国区哈默斯利铁矿业务总经理胡士泰等4名员工因“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中国国家机密”罪——后降格为商业贿赂罪——被中国司法部门刑事拘留。“力拓事件”本来纯属商业与司法问题，但澳大利亚媒体却大加炒作。中铝注资并购力拓失败的消息发出次日，澳大利亚媒体均大篇幅报道此事，总体上是“一片欢呼”。其中一份报纸在相关报道中精心配制的一幅漫画非常抢眼：画面中一条口吐火焰的红鳞黄鬃巨龙，正忿忿地被矿用铲车运走，而开车的正是力拓和必和必拓的两位老总。在公布胡士泰等4人被捕消息后，澳大利亚媒体反应十分激烈。消息公布次日，澳大利亚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刊登了新闻，并近乎众口一词地认为，逮捕力拓员工的事件是中国政府对中铝并购力拓矿业公司失败的报复行为。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的《不要向中国的欺凌磕头》评论文章最具有代表性。该文猛烈攻击陆克文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胆怯行为，并认为学者的温和言论是一种无知误国。文章称，中国逮捕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的目的在于胁迫澳大利亚，“胁迫我们的政府，胁迫我们的公司和整个公民社会”，并认为“北京显然是在蓄意惩戒和教训澳大利亚”。(24) 根据发表在《澳大利亚人报》网络版的该文读者的100个跟帖，澳大利亚网民对此反应激烈。有读者认为，与中国的贸易会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对西方盟国的优势，这对澳大利亚无异于自杀，号召西方国家团结起来对中国进行制裁；有读者攻击中国是“帝国主义”，指出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已经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性；有读者主张对中国实施报复，包括停止与中国进行的矿山合作，并邀请达赖和台湾当局访问澳大利亚；等等。(25) 正是在这种不利的舆论环境下，2009年8月，澳大利亚新闻协会才会一意孤行地邀请中国“疆独”分子热比娅“窜访”澳大利亚，并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开放的公民社会里，媒体所反映出的民意，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干预变量。澳大利亚新闻媒体的上述仇华言行，极大地恶化了两国的外交环境，致使双方一度停止了高层往来。
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崛起的应对策略
中澳建交至今，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重点在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从建交初期到冷战结束（1972～1990年），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特点是：经济上充分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遇，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政治安全上利用中国作为制衡苏联南下太平洋的力量。冷战结束初期（1991～1995年），霍克和基廷执政期间，澳大利亚将主要精力放在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方面，并致力于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纳入到澳大利亚倡导的APEC等地区合作制度框架中。在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领袖霍华德执政时期（1996～2007年），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在经济上将国家利益与友谊区分开来，而且更重视前者；在政治上将重点放在寻求建立澳大利亚、美国、中国三方平衡关系。2007年11月，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在联邦大选中击败了执政长达11年之久的霍华德，成为澳大利亚第26任联邦总理。在施政纲领中，陆克文提出“新领导”、“新思想”口号。在对外政策上，除了继续发展澳美同盟关系之外，同时强调发展“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26) 并表示将重点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上任伊始，陆克文即提出“亚太共同体”构想，期望以此取代APEC成为新的地区多边框架。2010年6月，吉拉德取代陆克文出任澳大利亚新总理，致力于继续推行工党政府积极稳健的外交战略。
在对华政策上，澳大利亚政府较好地吸收了学术界有关中国问题的各流派观点的合理之处。首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对华总体战略上，主要基于现实主义的政策立场，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首要任务和挑战。工党政府认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崛起，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环境，澳大利亚需对此做出反应，并及时调整政策。
其次，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参照霍华德领导下的自由党一国家党联合政府，陆克文—吉拉德工党政府执政时期，继续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安全关系区分开来。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吸收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继续全面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技术合作，因为这种合作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在“力拓事件”的处理上，陆克文政府迁就于舆论，不断向中方施压。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有意拖延对中铝并购力拓的协议审批期限，为促成力拓摆脱资金困境、毁约并转向同新的合作伙伴——必和必拓——的谈判赢得了时间。不过，“力拓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澳两国正常的经济合作关系。2009年8月，澳大利亚资源与能源部长马丁·费格逊访华，并与中国签订了价值500亿澳元的液化天然气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石油每年将从埃克森美孚在西澳大利亚海岸外的高庚项目（Gorgon）购买225万吨液化天然气，期限20年，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议。这笔交易将为澳大利亚创造6000个就业岗位。2009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又有条件地批准了中国山东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29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菲利克斯资源公司的交易案。2009年10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澳，标志着两国紧张关系时期的结束。2009年，中国已稳居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额比上年增长了近30％，达到860亿澳元。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持续，预计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1000亿澳元。为推动双边贸易发展，中断一年多的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也于2010年2月重新启动。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一旦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大利亚创造价值1460亿澳元的收入。
再次，在政治安全上，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除了主要立足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外，还部分采纳了保守主义的主张。例如，在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等方面，工党政府继续对中国进行批评，并声称要做中国的“诤友”。(27) 在国防政策上，重点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2009年春，澳大利亚公布了题为《2030年的军力：在一个亚太世纪里保卫澳大利亚》的新版《国防白皮书》，明确将中国崛起视为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将中国视为未来澳大利亚国防建设的假想敌。《白皮书》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发了周边国家的不安。随着中国等国军力的崛起，亚太地区在未来20年有可能发生战争。《白皮书》强调美国仍将是澳大利亚“不可或缺的”盟友。为应对中国崛起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白皮书》表示，澳大利亚将在未来20年里投入700多亿美元改善军备，将潜艇数量扩充一倍至12艘，购入100架F－35战机，并希望购入8艘新型护卫舰和3艘驱逐舰。(28) 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所包含的“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澳大利亚政治生态和安全观念的一种综合体现，同时也折射出澳大利亚对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所感到的不安。”(29)
中澳关系的上述发展充分说明，尽管双方在政治理念和安全战略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只要彼此更多地从共同利益出发，就一定能够找出化解矛盾和纠纷的办法。正如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针对2009年本国媒体对华不实报道所指出的：“中澳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对待。目前，非常遗憾地看到人们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看待对华关系。出现了误判、幼稚和简单化倾向。”前总理陆克文也明确表示：“中澳关系总是充满挑战……它一直都是这样，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还会如此。”“这是因为，我们与中国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持续的分歧，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同，而且往往利益也不相同。”(30) 事实确实如此，中澳关系的这种政经分离的双重性特征，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结论与启示
目前的中澳关系性质是：崛起（或复兴）中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与倾向维持现状的西方资本主义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这是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同时，中澳关系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价值观、联盟关系、经济利益分配等多重因素制约，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鉴于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具有重大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为缓解双方经济合作领域的纠纷提供稳定的指导性框架，并尽可能避免经济纠纷演变为外交争端。中澳两国应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建设，充分理解对方的关切和核心利益。健康和良性发展的中澳关系，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且是21世纪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注释：
① Allan Gyngell,Michael Wesley,Making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65.
② Ross Garnaut,Australian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Ascendancy :Report to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Canberra,1989,p.2.
③ Stuart Harris：《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载《社会观察》2005年2期，第56页。
④ Ross Garnaut,“The Sustainability and Some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4,Dec.2005,pp.517-518.
⑤ 彼得·德赖斯代尔：《西方担心中国投资无根据》。载《经济参考报》2009年7月20日。
⑥ Richard Rigby,“Rising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Olympics”,Aug.6,2008.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asp? pid=867
⑦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Composition of Trade 2009,p.33.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stats-pubs/composition_trade,html
⑧ Australian Government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Annual Report,2008-2009.http://www.firb.gov.au/content/publications.asp? NavID=5
⑨ Rod Lyon,“Changing Asia,Rising China,and Australia' s Strategic Choices”,Policy Analysis,ASPI,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pril 17,2009.
⑩ Michael Wesley,The Howard Paradox :Australian Diplomacy in Asia,1996-2006,ABC Books,2007,p.130.
(11) Ibid.,pp.125-126.
(12) William T.Tow & Leisa Hay,“Australia,the United States and A ‘China Growing Strong’:Managing Conflict Avoidanc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5,No.1,2001,pp.37-54.
(13) Michael Wesley,“Critical Thinking Needed to Bolster Ties with Asia”,The Australian,30April,2007.
(14) William T. Tow,Asia- 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13.
(15) Paul Dibb,The Future Balance of Power in East Asia :What are the Geopolitical Risks?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ACT 0200,Australia,Jan.2008,Defense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No.406.
(16) Hugh White,“The Geo-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owth”,in Ross Garnaut,Ligang Song and Wing Thye Woo,eds.,China' 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Chin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 ACT 0200,Australia,2009,p.101.
(17) Vlado Vivoda,“China Challenges Global Capitalism”,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 2009,Vol.63,Issue 1.
(18) Hugh White,A Focused Force :Australia's Defense Priorities in the Asian Century,Lowy Institute Paper 26,April 2009.http://lowyinstitute.richmedia-server com/docs/White-A-fo-cused-force_ exec-summ.pdf
(19) Paul Dibb,Australia's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Japan:How Much Further Can it Go? Working Paper,No.407,April 2008.
(20) 《澳媒非难华人参与奥运火炬传递》，载《环球时报》2008年4月25日。
(21)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08.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asp? pid=895
(22)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09,p.9.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asp? pid=1148
(23)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09,p.29.
(24) Greg Sheridan,“Don't Kowtow to Beijing Bully”,The Australian,July 23,2009.
(25) 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25821436-17062,00.html
(26) 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18页。
(27) 《陆克文在北大用中文演讲，澳总理期待澳中成“诤友”》，中国新闻网，2008年4月10日。
(28)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Force 2030.http://www.apo.org.au/ sit es/default/files/defence_white_paper 2009.pdf
(29) 胡欣：《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观与“中国威胁论”——解读澳大利亚2009年度国防白皮书》，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133页.
(30) 《陆克文回应驻华大使回国：澳中关系充满挑战》，载《环球时报》200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