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上海的朝鲜共产党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共产党人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再加上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使上海很快成为远东闻名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众多的外国侨民来此居住和工作，其中包括因各种缘由、通过各种途径来沪的朝鲜侨民，当然也包括一些从事革命斗争的朝鲜共产党人。
一、十月革命的炮响唤醒了朝鲜无产阶级
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在朝鲜设置“统监府”，从而确立了日本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从此，朝鲜人民处在封建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日寇把朝鲜人民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都剥夺得一干二净，并把朝鲜变成了到处充斥着日本军队、宪兵、警察和监狱的人间地狱。正如列宁所说：“日本人在那里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一切最新技术，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和空前的残暴行为结合起来了。”〔1〕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朝鲜无产阶级一个莫大的启发，唤醒了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以1919年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为开端，朝鲜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朝鲜没有立即成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而是先组织了一些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的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团体”。
1918年，以著名的朝鲜独立运动者李东辉为首的“韩人社会党”在俄国境内成立，这是朝鲜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社会主义思想团体的前驱。1921年，该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改称“高丽共产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上海派”的前身，史称“上海党”。与此同时，在俄国境内出现了另一个“共产党”组织，这就是由留日知识分子金哲勋等人在伊尔库次克建立的全俄韩人共产党。后来，该党为了同“上海党”相抗衡，1920年改称全俄高丽共产党，1921年5月进而易名“高丽共产党”，史称“伊尔库次克党”。这两个共产党成立以后，都宣称唯有自己才是马列主义政党，才有资格代表朝鲜工人阶级，争相想获得第三国际的承认。但第三国际根据两党的实际情况和“一国一党”原则，对二者都未予承认，只将它们看作是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底，第三国际把两党代表召到莫斯科，说明两党并立的危害，令其解散，要求在朝鲜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2〕
这时，朝鲜其他共产主义者也相继建立了一些思想团体，如1922年金思国、李英等成立的汉城青年会；金在凤、具然钦等组织的新思想研究会（后改为火曜会）；金若水、郑云海等在日本东京组织的北星会（后改为北风会）；李仁秀、金炳等人组织的“列宁主义同盟”（也称ML派）等等。这此思想团体一般有以下特点：一是这些思想团体虽具有政治性质，但并不具有严密的、建立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二是由于在日帝的控制和镇压下，这些思想团体的活动不能公开进行，只能处于秘密状态，因而各个团体之间往往不能加强联系，促进团结，由此产生了各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派别，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三是这些思想团体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很多场合没有深入到工农运动中去，有脱离群众的现象。
但这些思想团体毕竟在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其影响下，朝鲜许多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和青年团体纷纷组织起来。1920年4 月在汉城诞生了朝鲜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团体“朝鲜劳动共济会”。1924年，朝鲜工农总同盟宣告成立，同时朝鲜青年总同盟、朝鲜女性同友会等也成立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以及马列主义在朝鲜的传播，都标志着建立朝鲜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5年4月17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朝鲜各地的“思想团体”均派出代表，汇集汉城黄金町一丁目的中国饭馆“雅叙园”，秘密召开联席会议，计到金在凤、俞镇熙、金灿、金若水、朱钟健、赵东佑等17人，正式成立朝鲜共产党。〔3〕会议选举金在凤、金若水、金灿、赵东佑、宋奉禹、 郑云海、朱钟键七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以金在凤为责任书记，设立了中央七个部：书记部、组织部、宣传部、人事部、劳农部、政治部和调查部。1926年3月，朝鲜共产党被承认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即共产党国际）朝鲜支部。同时“高丽共产青年中央总局”也在朝鲜共产党领导之下成立，并被承认为国际共产青年同盟朝鲜支部。
二、朝鲜共产党人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
上海历来被称为东方的国际贸易大都市，万商云集，百业兴旺，大量物资在此集散，遂成内外交通的要道。另外，由于租界的原因，警察的控制难以严密。因而，在海外反日的朝鲜革命家，不管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就自动地聚集到上海，使上海逐渐成为他们指挥朝鲜国内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同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发行的各种宣传革命的印刷品也经由上海运输送到朝鲜国内。因而，上海是朝鲜革命者从事地下斗争的理想之地。虽然侨居上海的朝鲜人较少，不太可能搞群众运动，但朝鲜各地持久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许多计划是朝鲜共产党人在上海制定的。
另一方面，在沪的朝鲜共产党人自觉地将中朝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继续开展朝鲜反日独立斗争的同时，也投身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派维丁司克（乌廷斯基）偕同杨明轩和朝鲜革命者安某来到上海，协助中国先进分子进行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当时由在上海的陈独秀接待。在他们协助下，1920年8月，陈独秀、施存统、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等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朝鲜革命者金家凤、柏克、安某（与乌廷斯基同来华者）也参加了这一组织。金家凤（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与李大钊有密切交往）并为该团团务的主持者之一。〔4〕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基于在朝鲜国内日帝残酷统治下，无法与海外联络的历史条件，便把活动地点选在上海。1926年4月， 从朝鲜第一次逮捕共产党员事件中逃脱的朝共高层干部金灿来到上海，建立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和海外联络所，这个支部后来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朝鲜人部。另一位朝共重要干部曹奉岩到上海后，当上了远东局朝鲜人部的代表。1927年9月，依照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 朝共上海支部成员全体加入中国共产党，组成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洪南区委韩人支部。关于“韩人支部”的名称，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记载。据杨昭全《关内地区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第283页载，为“洪南区委韩人支部。”另据《中共上海市卢湾区组织史资料》（法南区部分，今卢湾区原属法南区范围）第24页载，为“中共法南区委韩国支部”。该《组织史资料》这样记载：“1932年4月中共法南区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时， 区委下属有法电机务、法电车务、兵工厂、美亚绸厂、皮业、韩国、康悌路黄包车、打浦路黄包车、马浪路街道、打浦路街道、交大、中央研究所等16个党支部，有党员137人。”在上海的朝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中有吕运亨、安然钦、金元植、玄昌健、洪南杓，他们编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法南区韩人支部（上海支部），另外还有3个中国人（汪河荣、 林远祖、刘某）被中国共产党派遣到这个支部里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
当时韩人支部主要是团结组织关内的朝鲜人进行反帝斗争事业。如1931年2月，曹奉岩等依据党的指示， 在上海组织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上海韩人支部，并曾创刊《革命之友》，进行反帝思想宣传。韩人支部组织的其他外围组织还有“留沪韩国独立运动同盟”、“上海韩人青年同盟”等，这些外围组织都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革命者领导，通过这些进步思想团体，组织关内的朝鲜人进行反帝斗争。〔5〕
由于朝鲜国内发生多次迫害共产党的事件，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上海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他们的干部不断被上海的日本领事警察逮捕。尽管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被捕而遭到一系列的挫折，但韩人支部在上海的活动还是坚持下来了。当时韩人支部的责任书记为洪南杓，委员为梁明、曹奉岩和具然钦。
三、韩人支部在上海开展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中共韩人支部成员曹奉岩、洪南杓、韩镕、金元植等， 领导上海韩人反帝同盟利用各种纪念日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苏联和中国苏区的传单，并积极进行对驻华日军的赤化工作。还定期出版抗日刊物《三一战线》、《反帝前线》等刊物。
1931年12月，中共韩人支部成员洪南杓、曹奉岩、张泰俊等组织人员在上海法租界鸣垣小学召开上海韩人反帝同盟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纲领、规划和决议。随后，该盟加入了上海反帝联合会。1932年1 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闸北发动武装进攻，制造了淞沪“一·二八”事变。韩人支部为此以上海韩人反帝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上海韩人分会的名义发布通告：“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号召全上海革命的朝鲜兄弟姐妹斗争。”并于同年1月31 日组织上海部分朝侨（当时上海约有千余名朝侨）参加了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在淞沪抗战中，韩人支部领导的上海韩人反帝同盟向沪上各界募得数千元，购买大批药品及日用品，送到中国十九路军司令部，对抗日士兵，表示敬爱慰劳之意。
1932年5月2日，韩人支部组织上海韩人反帝同盟、上海韩人苏维埃之友会、上海韩国革命妇女会、中国革命互济会上海韩人分会等团体在上海召开“援助一架飞机给红军”委员会会议，会上各团体联名发表了“坚决响应援助一架飞机给中国工农红军！机名定为上海工人号”的宣言。
1932年4月29日，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当时称江湾公园）用炸弹炸死日寇白川大将后，日本军警特务在上海法租界当局的庇护下，对住在法租界的朝侨进行疯狂报复，大肆逮捕朝鲜革命人士。该年5月25日， 韩人支部以全上海韩侨的集体名义发表给驻沪法国总领事及法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书》中要求一定确保韩侨居住权，保护其生命财产，坚决反对无理逮捕韩侨，反对搜查宅院，驱逐法租界内的日本警察。对于这次搜捕韩侨的非法行为，法国驻沪领事馆应立即向全体上海韩侨谢罪。
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韩人支部的主要成员曹奉岩、洪南杓等人相继被捕，另一成员韩镕赴江西苏区，韩人支部的工作一度处于停顿状态。最后，金丹冶（金泰渊）积极进行了重建韩人支部的工作，遂与回沪的韩镕以及在沪的吴大根、李兴敏、曹龙岩、郭重善、田浩、金武等人联合重建了韩人支部。1933年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韩人支部一方面积极恢复韩人反帝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上海韩人分会的工作；另一方面扩大支部，开展了支援东北义勇军的工作，并开展了对朝鲜国内的工作。他们与金明会（金浚）、金炯善（金元植）以及朝鲜国内其他同志进行联络，开展朝鲜国内的抗日斗争。但后来因金炯善、朴宪永被捕，韩人支部与朝鲜国内的联系遂告中断。
1933年2月至3月间，韩人支部成员吴大根和上海韩人反帝同盟成员尹公钦、黄允祥等成员在上海福建路吴宫饭店和其他场所多次集会，就同盟的组织工作进行充分研究，并决定恢复训练班、读书会等活动，充实同盟机关刊物《反帝前线》。同年8月4日，上海韩人反帝同盟改称上海韩人读书会，该会每周集会一、二次，研究社会科学，并开展各种活动。同年11月，韩人读书会会员金昌烈、权昌洙等被捕，该会又改称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小组，设总务、组织、宣传三部，以扩大其组织。
韩人支部的成员们与1932年前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成员虽然都主张抗日和民族独立，但双方仍持有不同政见，因此，朝鲜在上海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们没有加入韩国临时政府。
1934年1月，韩人支部主要成员金丹冶转移他处。 由于失去有力的领导人，只有黄允祥、吴大根在勉强维持。其后，黄允祥随朝鲜民族主义者孙斗焕去南京，吴大根也于1935年2月在南京失踪， 韩人支部的工作实已停顿。1936年以后，韩人支部的一部分成员和分布在各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奔赴延安。于是，延安遂出现以朴一禹、朴孝三、金抖奉、崔昌益、韩斌等为首的在华朝鲜人领导集团，以及他们指挥的朝鲜义勇军和其组织的朝鲜独立同盟。
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从来是互相支援的。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组成部份的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很多朝鲜同志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朝鲜共产党人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是光荣的、可尊敬的，值得后人纪念。
注释：
〔1〕见《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第404页。
〔2〕引自宋祯焕《朝鲜共产党初探》一文。
〔3〕见杨昭全等篇：《关于地区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 第271页。
〔4〕引自《清算陈独秀》，《现代史资料》第4集，1935年版。
〔5〕见杨昭全著《中朝关系史论文集》，第2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