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述评论文,年中论文,文体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07)03-0008-06
古代批评文体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我国文论的民族性特征，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地位不可低估，理应引起相当的重视。然而，研究批评家、批评理论、批评内容的著作汗牛充栋，批评文体自身特征的研究却迟迟未成气候，近30年“小荷才露尖尖角”。本文试对近30年我国古代批评文体的研究状况作一个概括性梳理，并提出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众说纷纭的批评文体概念界定
无论是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还是文学发展史，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批评文体，然而，批评文体这个概念的界定在学界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蒋原伦、潘凯雄在《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中说：“本论著开宗明义，将批评文体界定为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1]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认为：“文学批评文体，是指批评文本的体裁样式。”[2]冯光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指出：“批评文体是指由批评文章的语言体式、结构模式和论述方式等因素所构成的形式规范，也指因形式规范的不同而形成的文章类型。”[3]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将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比较来谈，说：“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批评文学的体裁样式说，是文体；从批评话语的表达角度说，是方式。这意味着，一定的批评方式总是通过一定的批评文体来表现的。”[4]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则说：“一个批评家在其理论批评中所运用的基本概念、角度、层次以及语态、语式、文体等所组成的结构关系也可以称为‘批评话语’。”[5]勇赴、兴华《阐释与提升：文艺批评实践与思考》认为“批评文体作为文学批评形式上的特征，包含着体裁、语言、结构、技巧等表层因素，此外还包括构架、视点、视角这些深层因素。”[6]李建中《文备众体：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7]一文参照了童庆炳关于文体概念的内涵，同时结合中国文论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术语，将批评文体涵义概括为三个层次：体制（体裁）、体貌（风格）、体势（语体或语势）。
由此可见，批评文体的概念在批评界尚属一个未被清晰界定的范畴。应该说，正是批评文体概念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导致了批评文体研究范围的不确定。在众多说法中，蒋原伦先生的太过笼统，赖力行先生的稍嫌狭窄，勇赴、兴华先生的颇具张力，李建中先生的界定与民族传统话语相契合，因此较为可取。
二、高屋建瓴的批评文体总论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即言说方式），实在是纷纭复杂，对其特征进行宏观概括有着相当的难度，一直以来少有人涉猎，故古代批评文体概括性研究成果并不多。
蒋原伦、潘凯雄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是唯一一部专门研究批评文体的专著，极富开创意义。该著从对批评文体研究方法的探讨入手，进而逐一描述和解析各种具体的批评文体类型的诸特征，最终以罗兰·巴特的个案分析结束，力图将批评文体研究的点和面兼顾起来。该书将批评文体概括为四类，隐喻型文体、演绎型文体、总龟型文体和对话型文体。书中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但在第二章第二节《隐喻型文体的几种常见形态》中，分析了隐喻型文体的三种常见形态：即形象隐喻、结构隐喻和寓言隐喻，在分别阐析概括其特征时都以中国古代文论作品为例，而开章即说明了中国古代批评文体属于隐喻型文体。
其次就是著作中专辟章节对中国古代批评文体进行研究。代表性的有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8]，认为古典文学批评文体专事记载阅读偶感和某种体验，是一些人生碎片的集合，最大的缺陷是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少有哲学精神的理性色彩。批评的文体语言具有形象化特点，表述方式含蓄而模糊。但也有优点，批评文字犹如游记，艺术化的语言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不像是读一篇枯燥的学术论文，而像是欣赏一篇文字优美、形象生动的文学作品。还有冯光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认为中国传统的批评文体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色，从语言体式上看，词汇多为艺术辞藻，善于把抽象概念形象化，句式结构比较简单。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指出：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传统制约着批评文体样式的体裁规范，但体裁形式又使传统批评的特点得以充分显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主要有诗话词话、小说戏曲评点、选评笺注、序跋和书信等多种形式。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9]一书将中国古代批评文体分为随感式、文章式（经学、史学中批评独立的文论）、书信序跋体、诗论体、诗话体、评点式、选编式。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10]一书选择了最具民族特色的六种批评形式（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加以探讨，对每一种形式的渊源和背景进行了阐述。白寅《心灵化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11]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形式的两个特点：批评文体的诗化和批评话语的诗意化。认为前者表现为运用“诗”进行社会和文化的批评活动和使用寓言言说的方式；后者体现在情绪化的语境、心灵独白的表述风格和漫话式的交流话语三个方面。
李建中先生在近10年发表了对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研究的系列论文，包括《辨体明性：关于古代文论诗性特质的现代思考》[12]、《高天厚土水长流——论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空间》[13]、《从寄生到弥漫——中国文论批评文体原生形态考察》[14]、《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15]、《文备众体：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7]、《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16]、《中国古代文论的叙事性言说》[17]等。论文以高屋建瓴的方法和视角对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即批评文体特征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概括与阐释，许多论点发前人所未发，极富启发意义。论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文论在理论文体及体貌风格、思维方式及批评方法、历史流变及思想力度等方面，均有着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鲜明的诗性特征，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是多元的、开放的，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体制、体势、体貌）采百家之长，兼众体之优，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既逻辑地说，又诗意地说和叙事地说，从而形成诗性与逻辑性、片断性与整体性以及叙事性与抒情性相生相济的言说方式，而且指出了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李先生在论文中还首次提出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文论的“怎么说”凭借其独特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既可支撑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亦可针砭当代文论的流行病症。这种极富开创意义的观点为古代批评文体的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百花齐放的批评文体分论研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文体，序跋、论诗诗、诗话、词话、小说评点、戏曲评点，各种批评文体交相辉映，构成了极为富赡的研究资料库。近30年来，中国的各类批评文体的研究虽有强弱，但总体而言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
1、序跋研究 序跋作为阐述著作经过、出版意图、评价作品内容特点、介绍作者简况的特殊批评文体，一直受到批评家的青睐。但研究作为批评文体序跋之特征的论文极少，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8]一书收录了非常多的小说序跋，目录页长达63页，为小说序跋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曹之的《古书序跋之研究》[19]比较了序与跋的三个不同之处：位置不同、写作的时间不同、篇幅不同。颜湘君《清代骈文中兴与小说序跋》[20]指出清代小说序跋从写作形式上来说是丰富多彩的，散文、骈文、诗、词、赋等多种文学体裁都被序跋作者加以使用，特别是骈文及骈散相兼形式的序跋大量出现，使得清代小说序跋呈现出特立独行的时代风貌。文章分析清代小说序跋特异的时代风貌是清代骈文中兴影响的结果，颇有信服力。周海波《作为文学批评的近代序跋》[21]指出近代序跋体是从古典文学批评直接承继过来的批评体式，还提到序跋体的古典文学批评特征主要呈现在古典文人情感和话语方式上，并指出近代的序跋批评大多仍然以文言为表达工具。从以上概述中可知古代序跋体研究范围不广，涉猎面也不宽，有待深入与拓展。
2、论诗诗研究 中国论诗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论诗诗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概括起来有：关于论诗诗的性质和特征；关于论诗诗的起源问题；对论诗诗作家作品的研究；关于论诗诗资料的收集等。但从文体特征角度研究论诗诗的并不多，较早有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22]一书，在谈北宋之诗论时，特辟一小节谈论诗诗，认为论诗诗之性质通于诗话，只是体式不同，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而已。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10]对唐、宋、元、明、清的论诗诗形式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梳理，指出唐宋两代主要是古体、近体、五言、七言；元代是七律体；明代受杜甫影响，多为绝句组诗；清代形式上有突出特点，因为批评家考虑到论诗诗这种方式受篇幅、韵律限制而不自由舒展、语意模糊等局限性，故对其形式进行补充，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特点：诗加注文、诗加序文。
谈及中国论诗诗文体特征的论文颇多，如王英志《清代诗论之一翼——清人论诗诗述评》[23]一文指出论诗诗一方面具有一般诗歌的特征，具有形象思维特征，同时不排斥逻辑思维，是二者高度的统一。周淑芳《论诗诗：立论与立美的双重建构》[24]一文则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认为诗歌的基本特征是假象以抒情，而论诗诗的主旨在论诗，实际上是以诗的形式发表对诗的见解，其特征主要是议论而不是抒情。还有文章指出论诗诗虽然形式短小，但概括力强，具有言简意赅的特征，颇具代表性的如钟元凯的《要言妙道的论诗诗》[25]、吕永的《中国论诗诗的理论贡献》[26]、赵永纪的《古代论诗诗概论》[27]，都对论诗诗的这一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另林东海《论诗诗论》[28]一文对论诗诗这一文体形式的发展情况、民族特性及其存在价值进行了探讨。也有分析论诗诗的文体缺点的，如欧阳世昌的《以诗论诗之弊》[29]，指出论诗诗两大弊端：诗歌语言的形象性和意会性带来理解的模糊与歧义；因篇幅的短小而缺乏系统。以上这些都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探讨，加强了对中国论诗诗这种批评文体研究的深度。
3、诗话研究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话作为古代诗歌评论一种主要形式和独特的论诗之体，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份十分重要的遗产。对中国诗话研究著述颇多。其中对诗话文献的整理，对专书专家的考证和笺释，对诗话理论内容的研究，对诗话的特征、渊源和学术价值的探析等方面的探讨已颇具深度。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30]、《诗话学》[31]等著作系统研究诗话，探讨了诗话与诗话之源、诗话的流变与演进轨迹、诗话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论述诗话学的学科体系：诗话正名论、诗话源流论、诗话分类论、诗话形态学、诗话史论、诗话理论体系论、比较诗话学、诗话文献学。其中特辟第五章《诗话形态学》对诗话的文体特征进行阐述。文章分析了诗话的结构形态和诗话的表现方法，指出诗话形态特征表现为审美情感的诗化；诗话理论形态特征表现为点悟性、传承性、模糊性、辩证性。同时还指出诗话的结构方式丰富多彩，主要有并列式、承递式、复合交叉式、总分式等；诗话的表现方法有语录条目、摘句批评、论诗辨体、史论结合、比喻论诗等。蔡先生的诗话研究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在广度、深度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同时期张褒全《诗话与词话》[32]和刘德重、张寅彭的《诗话概说》[33]从历史的纵向梳理诗话的发展线索和脉络，在诗话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张利群的《论诗话词话的思维方式特征》[34]一文，认为诗话词话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传统。
4、词话研究 词话是一种随感式的论词笔记，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批评文体之一。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词话供后人研究。对词话进行系统研究的要属朱崇才，他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致力于词话多方面的研究，出版了《词话学》[35]和《词话史》[36]。《词话学》主要从共时性即横向的角度，着重对历代词话中有关词学理论的部分进行探讨。《词话史》则从历时性即纵向的角度，对历代词话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系统的叙述、评论与探讨。如果说朱先生的研究侧重的是文献学和史学，那张褒全《诗话与词话》[32]梳理词话的发展线索和脉络，侧重对词话史、词话作品的叙述与评论。
对词话批评的基本方式及其审美特征进行探索的，如邹树德、蒋禄丰的《词话批评的基本方式和审美特征》[37]认为词话批评的基本方式为考据与评点及以“性”论词与以“品”论词，并指出禅宗哲学与艺术审美的结合使得词话审美经验批评表现出两点特征：一是借助形象或意象来表述或形容审美愉悦的心理经验；二是直接使用一种宽泛的模糊的不定性的审美判断来表达那种惺惺微妙的内心领悟与难以言说的审美认识。应该说，这些对词话批评特征的评论是中肯的。还有阎霞《论〈人间词话〉的文体特点——兼论其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启示》[38]，从文体样式与批评话语两方面探讨了《人间词话》的文体特点。
5、小说评点研究 近30年来中国的小说评点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了6部专著和几百篇论文。黄霖《古代小说评点漫话》[39]和程华平《明清短篇小说评点》[40]是较早研究小说评点的专著，意义重大。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41]是一部专门研究明清小说评点的专著。该书共分五章，阐释评点学的渊源、评点学的文学自觉、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叙事文理的章法、语文修辞的文笔意趣，内容丰富。该书结语盛赞小说评点是“深具文化意蕴的批评形式”[41](P.204)，并说：“站在逻辑推论的角度看，小说评点显得较为零碎，零碎是指它依附文本的形态特征，非推论型的理论形态，基本上是意（评点）随文（小说文本）生，即使是较为完整的读法，也是随感而发，信手拈来。更兼评点家议论纵横，忽东忽西。但明清之际评点学是有其内在思维理路的小说叙事批评体系；它的事文分立观构成评点学独特的文本意识；在其文本意识之中发展出一套对‘文’的见解，结构论、文理章法论、修辞论就是评点学对文本见解的核心，也是其叙事批评的三个层次；评点学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传统深厚的文化意蕴。”[41](P.204)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4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综合融通研究推进了一步。该书分为小说评点总体研究、小说评点编年叙录两编。总体研究分四章，对小说评点的历史演变、形态特征、基本类型、价值系统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考述和评论。此书内容丰富，论述充分，表现了谭先生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整体性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小说评点之类型》一章，详尽地阐述了明清小说评点之形态特征及其演变，对该批评文体的特征阐释得非常透彻。
分析小说评点文体特征的论文中，丁利荣的《从“游”看小说评点的审美特性》[43]一文有个很有意思的提法：从小说评点的外在形式而言，评点是“游”的体现。该文概括小说评点特色为：批改一体，批点式而非体系式的形式，评点的生动性。还有杨雨的《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心灵化特征》[44]一文，总结小说评点的心灵化特色主要表现在：带有个人话语色彩的评点立足于文本；以文本赏鉴、阐释和评点者主观体悟为主，兼顾读者感受；重视与读者的心灵交流。很多文章还提及小说评点的评点方式和和评点话语受到其它文学艺术的影响，张世君的《明清小说评点的书法入思方式》[45]和《明清小说评点山水画概念分析》[46]、杜庆波的《论毛宗岗小说评点之“戏曲手眼”》[47]、饶道庆的《颊上三毛（毫）：明清小说评点中的画论术语一探》[48]和《“点睛”：明清小说评点中的画论术语一探》[49]等论文对这个观点都进行了论述。
6、戏曲评点研究 戏曲评点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一种主要的批评形式，批评家们通过总评、出（拆）评、眉批、夹批等形式，对剧作的文辞、音律、情节、人物、结构等加以评论。随着对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研究的深入，戏曲评点也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早在20世纪60年代，吴新雷对李卓吾的戏曲评点文献做出了细致的梳理；80年代，他又撰有《明清剧坛评点之学的渊源》一文，勾勒出了明清两代戏曲评点发展的脉络。与此同时，一些古代戏曲理论批评著作也把戏曲评点纳入了研究视野，对重要的评点批评家与评点文献予以介绍和评论。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50]一书集中探讨了金批《西厢记》，是对戏曲评点展开的专题研究。
戏曲评点研究论文有黄霖《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51]，指出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并认为它实际上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赵冬梅《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评点对朝鲜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广寒楼记〉和〈汉唐遗事〉为例》[52]谈中国小说、戏曲评点对朝鲜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孙秋克《论戏曲评点的特点、历史发展和理论建树》[53]一文对戏曲评点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并梳理了戏曲评点的历史演变，文章表现出对该批评文体形式特征的独到见解。在戏曲评点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是朱万曙。他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54]一书考论了明代戏曲评点的三个发展阶段，揭示各种版本形态和批评功能，总结出了明代戏曲评点中蕴藏的丰富的理论批评价值内涵。该书作为中国戏曲评点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为中国戏曲评点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四、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研究齐头并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该领域还有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1、古代批评文体的研究视域应该得到更大的拓展。首先，古代批评文体丰富多彩，典型的批评文体颇受注目，研究成就卓著。而一些和文学文体相合的批评文体，如赋体、骈体没有受到重视。研究者应该从观念上对批评文体和文学文体有所区分，注重古代批评文体的形式特征及其文化意蕴的研究。其次，批评文体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它在整体上不以对文体的思维脉络和美学观念为依归，而是停留在自足的圈内，未能从横向（与其它文体比较研究）和纵向（形式蕴含的文化内涵研究）方面进行广度和深度的开拓。今后的研究应该突破这种闭合性，由自足性向浑融性跨越。
2、古代批评文体的概括性研究相当不足，应该得到加强。学界对批评文体是很重视的，从诗话词话、小说戏曲评点等分体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就可以看出，然而从整体上探索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成果不多，因此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3、古代批评文体对现当代大批评家的影响不应忽略。在现当代文坛上，在注重逻辑、注重体系、注重理性、四平八稳的论说体批评占据批评领域主导地位的同时，一些大批评家采用的批评文体都是有思想、有灵性的随笔式批评，如钱钟书的传统诗话式批评、鲁迅的诗性言说式批评、周作人的美文体批评、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沈从文的审美性批评、王蒙的随笔式批评、余光中的感性体味式批评。由此可见，从批评文体角度而言，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之根没有完全断裂。而对古代批评文体与现当代批评文体的传承关系的研究是个欠缺，有待加强。
4、古代批评文体的价值转换应该予以关注。文体形态不是纯语言现象，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需求是文体形态创造和发展的内在因素。批评文体从来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并不只是一些规则的简单排比组合，在其背后，往往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和蕴涵，在当今中国文论“失语”的状况下，古代批评文体的诗性言说方式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为干瘪生硬、枯燥乏味的当代文论注入清泉活水，让文论语言焕发出灵动的生机。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力量非常薄弱，还需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
收稿日期：2006-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