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的现状及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日本论文,现状及论文,青少年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06)04-0058-04
一、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出现了以欺侮、校内暴力等为主要特征的青少年道德危机，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关注。下面，我们就从表层危机入手，探讨日本青少年的道德危机。
（一）表层危机
表层危机主要表现为欺侮、校内暴力、凶恶的青少年犯罪、飞车族、性越轨行为、偷窃、抽烟、吸毒、喝酒、自杀、家庭暴力等青少年不良行为。它反映了青少年对人、集体和社会的淡漠、仇视和对抗，反映了青少年对自我的否定、对人生的厌倦。限于篇幅，笔者仅以欺侮和校内暴力为例，说明日本青少年表层道德危机的现状。
欺侮是指对比自己弱的人进行身体或精神上的折磨、欺负或虐待[1]。这里所指的“弱”不仅包括身体的弱，也包括立场和人数处于劣势的场合。因此，欺侮主要是指占优势的一方，对特定的人进行单方面的身体的、心理的折磨。早在封建社会，日本就有欺侮现象，但当代的欺侮比过去严重多了。1980年代以来，欺侮已经成为社会上公认的学校问题。1984年7名学生不堪忍受欺侮而自杀；1985年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共计发生了155066次欺侮事件[2]。1987年以后，欺侮事件有所减少，但却朝着低年龄化、匿名化和阴险化的方向发展。1994年和1995年是自1986年以来欺侮发生事件最多的两个年度；1996年以后，欺侮又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
日本学校中的欺侮现象在班级中发生的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班级的空间很容易产生欺侮现象：一是班级成员一般一年之内不能变更；二是学校和教师对班级的要求是一致的；三是从表面上来看，班级和其他人很难看到班级内部的情况。因为青少年从早上到傍晚都在班级中度过，从加害者的角度来看，每天长时间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从被害者的角度看，很难脱离班级，也不易转校。因此，班级内的欺侮容易发生，也容易升级。班级内发生的欺侮现象的一半，是低频度的欺侮，是比较容易解除的。这种欺侮，多发生在小学，加害者约为2-3人。班级内发生的欺侮现象的另一半，是高频度的欺侮，每周2-3次，时间长达一学期或一年以上，加害者是一个小团体。班级内欺侮的方法多是对被害者讲坏话、开玩笑、嘲弄、无视、孤立；其次是散发被害者的流言蜚语、在被害者的东西上乱写乱画，偷被害者的东西等；第三是打、踢和威胁被害者，性质严重的如恐吓被害者榨取钱财和集体殴打被害者等。
校内暴力是指学生在校内发生的暴力行为，包括对教师的暴力、学生之间的暴力、对他人的暴力、对学校的物品损坏四种类型。和欺侮不同，校内暴力主要强调“暴力行为”，而不问造成暴力的原因是什么。“校内暴力”一词在日本是从1978年开始使用的。1980年前后是日本校内暴力达到高潮的时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据统计，1982年，有1388所公立初中（占日本公立初中的14.8%）发生了暴力行为，有657所初中发生了对教师的暴力行为，被害教师达1715人，有暴力行为的初中生达2810人。而且，实际数字可能比统计数字还要高[3]。80年代初的校内暴力的风暴，在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努力下，在1984年左右平息下来。从1987年至1993年，校内暴力的发生件数呈现出缓慢增长的势头。从1994年开始，校内暴力事件又开始剧增，其中初中暴力事件的增加幅度很大。而且在暴力事件中，初中生对教师的暴力事件较为严重，1995年达到880件，1996年达到1300件[4]。90年代中期以后，校内暴力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加害者是那些平常看起来很“普通”的孩子，而不是80年代那种穿着奇形怪服、脾气乖戾的孩子。而且，校内暴力的发生件数，还在不断地增长。1998年日本全国青少年的校内暴力增加到29671件，比1997年增长25.7%；1999年又增加到31055件；2000年增加到34595件，达到有史以来暴力发生件数的最高峰[5]。2001年以后，校内暴力的件数才开始缓慢减少。
综上，从量的发展来看，欺侮的发生件数经历了1984-1986年和1994-1995年的高峰期，从1996年以来呈现了逐年递减的现象；与此相反，校内暴力的发生件数经历了1980-1983年的高峰期、1984-1986年的低潮期、1987-1993年的缓慢增长期以后，从1994年开始迅速上升，到2000年发展到最高峰。从质的变化来看，欺侮逐渐向严重、恶劣、阴险、巧妙、不易察觉和低年龄的方向发展；校内暴力逐渐向低年龄化、普遍化的方向发展。从二者的关系来看，首先，欺侮和校内暴力有一定的关系。欺侮有可能导致校内暴力或其他暴力行为，欺侮有时也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校内暴力中的同伴之间的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欺侮。其次，欺侮、校内暴力的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有可能有其他不良行为。例如，欺侮的加害者有可能同时是家庭暴力的加害者；欺侮、校内暴力的加害者和被害者都可能有吸毒、越轨性行为或其他不良行为。总之，上述欺侮、校内暴力在量的发展、质的变化和二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确实反映了当代日本青少年的道德危机。
（二）深层危机
欺侮、校内暴力等青少年不良行为主要是以道德行为的方式来表现的，所反映的是青少年心灵的危机。青少年心灵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本规范意识的淡薄。当代很多日本青少年的基本规范意识淡薄。例如，欺侮同学不觉得是坏事，而认为“有趣”和“好玩”；旁观者不敢阻止欺侮行为，而在一边面无表情地旁观。再如，抽烟、喝酒、不上学、吸毒、援助交际等青少年不良行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再是少数学生的不良行为，而变得一般化和普遍化了。日本学者中里至正1990年代对日本、中国、韩国、土耳其、美国的中学生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对长辈用有礼貌的语言”、“尊敬父亲”等基本行为规范的回答中，日本青少年肯定回答的百分比是五个国家中最低的。在“对长辈用有礼貌的语言”这一项目中，日本青少年的肯定回答占全体被调查人数的34.7%，中国是54.5%，韩国是55.3%，土耳其是90.1%，美国是63.9%。在“尊敬父亲”这一项目中，日本青少年的肯定回答占全体被调查人数的23.9%，中国是70.9%，韩国是45.1%，土耳其是91.0%，美国是71.6%[6]。可见，过去被称作“礼仪之邦”的日本正面临着基本礼仪崩溃的危机。
二是人际关系的淡漠。人际关系的淡漠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他人的关心、爱和信赖等方面，反映了青少年内心道德情感的沙漠化。种种青少年不良行为表明青少年对他人关心、爱和信赖感的缺乏以致丧失：看到被欺侮者处于悲惨的境地，加害者不觉得其可怜，旁观者也不觉得应该干涉；施暴者对低年级学生、对教师甚至路人施加暴力，丝毫没有怜悯和羞耻感。日本学者三泽直子1997年用“综合型HTP法”对东京都4所小学的学生进行了绘画测验，结果表明：日本小学生的画缺乏现实性，特别是所画的人大都是坐着的，这说明小学生对他人的生活状态缺乏关心和真实感。而且，当问到小学生画中的人是谁时，很多学生都说“不知道”或“只是人而已”[7]。可见，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不够注意，缺乏感情。另一学者高桥胜指出：现在的青少年已经到了“除了亲近的伙伴之外，把其他人都看作风景”的地步了，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他人”的感觉[8]。
三是缺乏目标意识。道德规范意识的低下和道德情感的消退是心灵危机的写照，但更深刻的危机还在于缺乏目标意识，即缺乏人生的目标。种种不良行为反映了因为丧失人生目标而造成的青少年心灵深处的空虚、无聊、压抑和无奈。例如，因为觉得好玩而欺侮同伴、并以此为乐是青少年心灵空虚、无聊的表现；对老师、同伴、公共设施甚至素不相识的人施加暴力是青少年内心压抑、无聊的表现。日本青少年研究所1999年对日本、美国、中国、韩国的初中生的问卷调查表明，日本初中生缺乏明显的人生目标。在“在科学领域有新发现”、“学习好”、“为社会做贡献”和“社会地位高”的4项理想中，初中生的肯定率均低于美、中、韩三国，反映了日本初中生缺乏向上的愿望和对社会不关心的现状[9]。这表明日本初中生的理想比较现实，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人生目标。
如果说青少年不良行为表现了当代日本狭义（表层）的青少年道德危机，那么，青少年心灵的危机则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广义（深层）的青少年道德危机。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规范意识淡薄、人际关系淡漠、缺乏目标意识的青少年都表现出青少年不良行为，许多还没有表现出不良行为的“普通”青少年也存在心灵的危机，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突然爆发出来，发生某些不良行为，造成青少年不良行为的某些现象；但也可能并不爆发出来，却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并不怀有希望，只是安于“随便”，虚度时光。另一方面，许多青少年不良行为的表现是外在的，是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和对策来抑制和减少的；而心灵的危机则是难以觉察和解决的。
二、造成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的原因
（一）教育外部的原因
一是经济因素。20世纪70年代，日本跨入了世界第经济大国的行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日本迅速达到现代工业文明，为实现物质丰富、安全和平的社会创造了条件，但也带来了环境、资源和能源等问题，对青少年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由于自动化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的普及、农村共同体的崩溃和都市化的发展，青少年被忽视和异化，丧失了与他人交往的技能及对他人的关心和爱；由于过分重视科学和理性，忽视了人的情感，使一些青少年在享受科技文明的同时，也沾染了诸如“只顾眼前享受，不考虑未来”和“只重视物质而忽视精神”等毛病；由于各种电子游戏的普及，许多青少年失去了新鲜的感受性，失去了时间和朋友。总之，许多在富裕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少年，在追求享乐的同时，在所谓的幸福生活的后面，是失去了自然、同伴和成人的孤独，是失去了目标意识的空虚和无聊，是情感的干涸和心灵的贫困。
二是政治因素。战后日本主要是在外部力量的干预和作用下，逐渐走上政治民主化发展道路的。受社会制度和阶级的局限，日本的民主政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政治的腐败和右倾化等，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纵容右倾势力抬头、强化日美联盟体制等表现。政治右倾化表现了日本政府缺乏规范意识，缺乏对亚洲人民的关心和爱，缺乏坚定的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意识，是日本青少年规范意识淡薄、人际关系淡漠和缺乏目标意识的根源之一；政治右倾化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侵略亚洲弱小国家的行为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反省的态度，表明了军国主义分子仍然在日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是造成青少年世界欺侮和暴力行为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三是文化因素。战后日本坚持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和创造性地改造传统文化的方针，使文化的变迁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双向选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冲突，造成了青少年心灵的冲突和危机；强调等级制的“和”的观念既是造成低年级学生服从高年级学生等青少年世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学生必须服从教师和学校管理体制等青少年在社会中不平等地位的主要原因，还是造成青少年心灵危机的原因之一——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使得高年级和低年级、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跨阶层的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往变得虚伪，缺乏真诚的爱和关心，心灵变得孤独。
四是社会生活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成人本身在环境日益恶化、竞争日益激烈、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中感到生存和生活的压力；由于越来越多的妇女为了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权利，逐渐走出家门，和男性一样参加工作；由于父母缺乏教育儿童的知识，造成对儿童或溺爱、或放任、或管教过严、或虐待倾向的日益严重等原因，日本的家庭已经成为造成青少年道德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此外，随着日本城市人口的过密化和农村人口的过疏化的日益严重，社区内人与人之间交流逐渐减少，社区的教育功能也逐渐降低。
（二）教育内部的原因
一是教育的方针政策的问题。战后初期，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了战后日本教育的基本精神为培养注重个人尊严、追求真理与和平的人。然而，在1952-1971年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摆脱贫困、追求经济发展的“富国”目标，导致了以国家目标代替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目标的结局。在这一时期，教育作为“人格完善”的目标受到了忽视，儿童的尊严受到了践踏；在1971-1985年时期，尽管中教审已经认识到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教育问题，但尚未“从正面去研讨教育理念”，“各种试行提案也因固守教育界现状的强烈意识所阻碍而未能付诸实施”，从而造成了学生道德危机“逐渐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10]。”总之，从战后到1984年前，日本教育的方针和政策，重视的是数量、指标和效率，忽视了儿童的个性、自由，造成了对儿童心灵的压抑。直到1984年，临教审才开始意识到青少年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二是学校教育的划一性和封闭性。长期以来，日本在教育制度及其运用方面体现了划一性的弊端。在教育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和义务教育的延长等原则；在教育制度的运用方面，主要表现为在教育目标上，强调培养高学历的人才；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编排上，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在组织和管理形式上，表现为极端划一的特征，如全国各地的学校都是一齐上学（每年的4月1日开学）、一齐上课（作息时间相同）、一齐升级（不许留级）、一齐毕业（全班同学一齐毕业）等。此外，很多学校以“教育上的考虑”为名，不愿向家庭和社区敞开大门，造成了学校和家庭、社区之间交流的困难，妨碍了教师对青少年道德危机的早期发现。
三是学校的管理主义。日本学校的管理主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校的规章制度过于严格和琐碎，如对学生的服装、发型，甚至打招呼的语言、姿势都进行了规定；二是教师对学生的体罚仍然比较严重，容易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感到压抑，甚至产生暴力和欺侮行为。日本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1999年9-11月对2089名一般青少年和1403名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其中暴力行为者为746名，其他不良行为者为657名）的调查表明：56.8%的男性暴力行为者有被教师体罚过的经历，与此相对应，只有27.9%的男初中生、28.8%的男高中生和49.1%的男性其他不良行为者有被教师体罚过的经历；30.9%的女性暴力行为者有被教师体罚过的经历，与此相对应，有25.2%的一般女初中生、23.4%的一般女高中生和38.6%的女性其他不良行为者有被教师体罚过的经历[11]。可见，教师对青少年的体罚是造成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
四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问题。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是所有道德教育问题的根源之一，包括生活世界的非道德教育化和道德教育的非生活化两个方面。生活世界的非道德教育化主要表现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非道德教育化等；道德教育的非生活化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外在功能”和“过分强调价值内化”等。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是日本道德教育问题中性质较严重的问题之一，主要包括道德教育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等两方面。道德教育作为政治工具的主要表现是强化国家主义和天皇制的内容及强化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等；道德教育作为经济工具的主要表现是注重培养学生为整体而忘我献身的忠诚心理等。对道德教育的忽视也是日本道德教育问题中性质较严重的问题之一。尽管从1958年以来，日本政府很重视道德教育，确立了特设道德课的道德教育体制，但在日本中小学中，却存在着忽视道德教育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忽视道德教育的师资培训、道德课的教学和全部教育活动中的道德教育等。
综上所述，造成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有教育内部的原因，也有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因。这些原因互相影响，相互交织，成为造成青少年道德危机的主要因素。其中，学校道德教育也是造成道德危机的因素之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日本青少年的道德危机，学术界加强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日本政府和学校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总的来说，欺侮、校内暴力和其他青少年不良行为，从量的统计结果来看，2000年以前呈现出周期性的下降和上升趋势，2000年以后表现出减少和下降的倾向；从质的变化来看，却逐渐向严重、恶劣、阴险、巧妙、低年龄化的方向发展。此外，青少年心灵危机的主要表现——基本规范意识的淡薄、人际关系的淡漠和缺乏目标意识等，并没有呈现出好转的趋势。这表明，许多青少年不良行为是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和对策来抑制和减少的，而心灵危机的表现则是很难通过一些外在的措施来化解、消除的。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不仅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问题，也是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不解决，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也很难解决。
〔收稿日期〕2006-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