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工业制度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3-0041-06
从1860年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蜿蜒了一个多世纪。而真正有近现代意义的工业发展，则是从19～20世纪之交晚清政府颁布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条例开始的。20世纪的百年中，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工业化之梦，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锲而不舍，取得了今天的国民经济成就。如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地呈现出“后工业化”的社会特征，我们则仍然在为实现工业化而投石问路（进行“摸着石子过河”的制度创新），不能不由此感到一种重大的历史责任在肩。世纪回眸，我们将会发现世界经济因素始终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制度变迁。“世界”与“制度”对于中国工业发展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种作用并将过渡到一个崭新的世纪。
制度变迁与中国工业化的世纪历程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包含了四次重大的制度变迁。而每一次工业经济由巨涨落到微涨落的交替发生，都是在这些制度变迁的促动下产生的。
（一）在经济“新政”诱致下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运动
中国真正的工业化运动肇始于20世纪初。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救亡图存的举国忧患，迫使清政府进行变法图强的改革。1898年，清政府首次议定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903年成立商部，设注册局，并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第一系列奖励发明、鼓励投资和规范运作的工商业律令。这些是中国政府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制度安排的重要起点。在这些政治经济“新政”鼓励下，形成了相对宽松有利的工商业发展环境，从而也迎来了我国民族资本与近代工业第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国输华商品大大减少，为国内民族资本提供了极好的国内外市场机会。而在此期间，抵制日货、抵制美货运动的相继大规模展开，更给了本国工商业发展以重大良机。在此一时期，北洋政府为了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继续颁布了《奖励工艺品章程》等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条例，制度环境对国内工业发展进一步变得有利。于是，北洋政府时期接续了晚清已经产生的国内工业增长势头，出现了经济史学家所称的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14～1922年，我国年均新设工矿企业达到63家，比前一时期又增加了一倍多，同时单个企业的资本额也进一步扩大，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雏形与基础。
（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和税收、金融制度改革带动下的旧中国工业化发展高峰
经过20世纪最初二十几年的发展和资本积累，中国民族工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并出现了如荣氏“三新”企业集团、大生集团等民族资本集团组织。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此一时期的工业资本家开始大胆采用成本会计方法，由技术人员代替旧式工头进行全面技术管理，许多工矿企业都引进了美国的科学管理制度，改造了企业的微观环境，提高了国内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海关关税改革，连续四次调整了进口关税，大大促进了国内工业资本的发展。1933年国民党政府又进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随后于1935年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法币”制度，方便了国内的工业品流通，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准备了基础条件。通过企业管理、关税、币制等在内的一系列由内而外、内外结合的制度变革，改善了30年代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微观与宏观经济环境，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业化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1928～1936年，我国私人资本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工业经济复合增长率达到8.4%，近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20年的5%上升到1936年的10.8%，为前半个世纪中中国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而1928～1937年共设立私人银行124家，占当时全部银行总数的75.6 %，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更给了民族资本工业以莫大的支持，（注：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同时也迎来了旧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新高峰。
由之我们发现，在1928～1937年间，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公司制组织制度的大量采用以及国民党政府推行的重要的税收、金融制度改革，是形成近代中国第二个工业化发展高峰并使工交企业逐步走向近代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此一时期的制度变迁，已经远远超越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推行工商业“新政”的内容，而具备了建立近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些主要特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工业企业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毁坏，遂使工业化进程再次受阻。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中国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诞生于一个相对明确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即苏联和美国政府各自对中共政权的亲和与离散程度。新中国政权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必然要改变旧的经济制度。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当时必然的制度逻辑。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下，我国改变了旧中国工业企业的制度模式和分散、独立决策的市场经济方式，进入了统一计划、集中力量发展城市、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时期。1952年，我国的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到1978年则超过了40%。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4%。（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体系，完成了基础工业的系统布局，为后来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国有产权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工业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 1958 ～1976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953～1957年的18%下降到9.3 %，几乎下降了一半。（注：汪海波：《我国工业发展50年的历程和成就》，载《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第11页。 ）由此而造成的就业矛盾日渐难以缓解，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工业化成就和问题，都显示了我国工业化的新的制度特征及其包含其中的深刻矛盾。新中国工业化运动在对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后形成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新制度环境，显露出了新制度对于生产力基础适应性方面存在的许多新矛盾。中国工业化运动的一次新的制度变迁由此而形成。
（四）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一场新的制度变迁的起点。三中全会及其之后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既是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一次全面深刻的变革，同时也是为建立新的工业化、现代化经济方式而设定制度框架。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制度改革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内容的微观企业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的工业化运动发生了两个极其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我国工业体系的基本完善和城市工业化的基本完成。 实际上， 1989 年我国的资本品工业总产值就已经达到了11256.47亿元，而消费品工业为10760.60亿元，基本符合各国进入工业化完成阶段的工业结构状况。（注：陈惠雄：《论工业化目标分流》，载《财经论丛》，1993年第2期，第43页。 ）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继续大幅度提高。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4237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113733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4.9%。（注：汪海波：《我国工业发展50年的历程和成就》，载《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 第11页。）消费率从1988年的82%下降到1998年的49%，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工业品进入了“买方市场”时代。与此同时，工业技术水平和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工业组织与管理水平逐渐走向现代化，经济运行方式则更趋市场化和制度化，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工业化成就。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工业发展机制。1996年的乡镇工业增加值达到1262.8亿元，占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3.4%。城乡集体和个体工业总产值则更由1985年的3297亿元大幅度上升到1997年的63723亿元。（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业品的有效供给水平，而且解决了我国1 亿多农村剩余劳力就业，形成了我国工业经济制度创新的另一重要成就。显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中这两大方面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在自上而下的、连续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牵引作用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推动下形成的，从而推动了我国整体工业水平的快速发展。这也使得20世纪末期的这次工业制度变革成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并延续到了一个新的世纪。
综上所述，20世纪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经历了四次大的制度变迁。每一次大的制度变迁，都与世界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次大的工业化发展，都是在推行和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可以使人们切身感受到“法制居先于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论断，并观察到“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客观结果。（注：〔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55页。）这就是20 世纪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大特点。
中国工业制度变迁的深刻原因
回首中国工业经济的百年历程，显示了制度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引起中国工业制度数度重大变迁的原因，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使然，有世界政治经济因素突入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有国内政治选择方面的缘由。这些内外部因素形成一种合力，以不同的力量和方式作用于历史或现实的工业化进程，遂形成了涨落交替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运动。
19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以“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破灭。1901年，清政府又同西方列强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被帝国主义空前地敲诈勒索了白银45000万两（人均1两）。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引发了中华民族雪耻救亡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的连续爆发，同时也引起了晚清政府内部的分化和策略调整。清政府为了改变“官办”企业的低效率状况，扭转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的持续亏损局面，同时也为了改善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关系，开始改变以往主要依靠官办工业和船炮工业的老路，考虑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过发展民族资本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新路径，来达到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的目标。20世纪初期清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新政”即其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背景下发生的。
客观地说，20世纪初清政府用奖励官位的措施来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并制定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制度与条例，这在实行完全官本位制度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它通过“赏官”这种在封建社会中最能够产生激励效应的制度利益，同时也是晚清政府手头能够支配的主要制度资源，并附之以一些其他奖励性的工商业管理条例，来调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推动中国工业发展，这在当时的环境中已是一种相当积极的制度手段，并产生了积极的制度效应，形成了20世纪初期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沿袭清政府的做法，继续推行奖励工商业发展的律令并使之完善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引起的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又给了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巨大商机，这些内外部条件终于促成了1914～1922年的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然而，时代背景、工业化基础和封建政治选择等因素，也限制了当时的制度变迁，并使得一系列制度变革措施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如近代“中国货币比价的差价，对于外国人据说要比全部国际货币制度更难弄清楚”。（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89 页。）72个大商埠所用银两的标准各不统一。这种混乱落后的金融制度，加上名目繁多的厘金剥削，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阻碍。而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残余在新制度中的保留，以及对外仰赖国际资本，缺乏关税自主权，对内实行封建官僚政治压迫，则是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普遍性的制度障碍。因此，中国工业在经历了1914～1922年与当时世界政治经济背景相结合的阶段性繁荣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形势改变，国际对华资本势力又卷土重来，中国工业发展便再次临受巨大压力而被迫进入调整期。此时，民族工业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也愈加感受到了封建政治经济因素的羁绊和国际资本势力对于民族资本发展的桎梏，使得继续进行制度变革、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成为民族资本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条件下，国民党政权结合于自身利益需要，迎合了这种制度变迁要求，进行了统一货币制度、大力发展新式金融业和实行关税自主等为主要内容的宏观金融、财税制度改革，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逐渐接近国际市场经济方式的制度环境。这种改革，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毁坏并大量强占华资工厂，使中国工业发展受到了大面积毁坏，民族资本发展进入低谷。抗战结束，内战又兴，持续战争的破坏，使生产大幅下降，解放前夕的国内已是物资匮乏，财政空虚，金融崩溃，物价恶性通胀，失业极端严重。这些“烂摊子”情况，加之新政权的政治选择和经济上赶超的紧迫心理，由此而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同时，在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也对新中国的制度选择产生着重大影响。由于国民党政府选择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作为其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未来政权的制度模式，而中国共产党则向来就和苏联共产党接近，并从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上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方式，这对新中国的工业经济制度改革同样有重要的影响。再则，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遭到打击，只有苏联未受到明显影响，这又给了新中国政权的工业制度模式选择另一个有价值的信号。另外，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后给予我国政治经济方面的许多支持，美国却发动了朝鲜战争并驻军台湾，对新中国政权进行战略围攻。所有这些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都对新中国的制度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并终于促成了新中国产生突变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使我们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然而，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社会、政治关系的具体化形式，不仅应当和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经济基础相适应，而且应当和国民的理性状况相适应。只有这样，制度才能够真正起到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形式过于单一的公有制和权力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理性状况都存在着较大距离。由于受人类有限能力与无限需要矛盾的决定和信息不完全性的限制，今天人类尚处于普遍的有限理性状态。这种人类理性状况，使人们具有内生的机会主义倾向，并会在实际活动中选择那些能够节约自身成本的项目来支持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公共产权因其存在着制度性内生的成本——收益不对称性，即所谓“公地的悲剧”，极易引起资源的被过度使用、浪费和损害。我国国有企业中，一些内部控制人通过拿回扣、讲排场等追求额外货币性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方式，改变了成本承载的主体，即在总成本并不能减少的情况下，找到可以减少自己成本付出而又不对其后果付费的“成本转嫁”途径，从而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共利益严重受损。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率问题长期难以解决，正是和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种内生性制度弊端密切联系的。
然而，在我国坚持“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模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却异常迅速，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在1966年前后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成效。这些世界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新变化，引起了党中央的密切关注和对自身工业化道路的重新思考。而此一时期，与我国毗邻的东南亚诸国和我国的港澳地区因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经济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呈现出丰裕社会特征。国内经济发展则继续受到严重的短缺经济的困扰，温饱难题、就业难题迟迟难以缓解。这种地缘性的经济强烈反差，更加引起了国人对国内经济体制问题的深刻思考，并促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场新的工业制度变革的产生。
我们由之可以得到结论，由于中国工业自始处在“外生后发”的后进地位，使得其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始终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因素和内部制度困扰的影响，处于一再的跃迁性的制度变革之中。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三个问题：一是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前提性、基础性乃至是决定性的条件。只有在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制度力”作用下，各种生产要素才能够形成有序结构并高效率地运行。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始终对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与制度变迁起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而且工业越是落后，这种被动性的影响就越是不可排除，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也就越迫切。三是根据我国的经济体制现状，21世纪前半叶我们仍将处在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的连续性过程中，而这也正是新世纪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中最需面对和完成的任务。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
基于上述讨论，新世纪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仍然在于继续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仅会积极接受世界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而且将融入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占取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并最终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系统化的内部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一个具有多向联系的复杂系统，在制度系统内部存在着相互制约机制和内部均衡机制。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由局部制度变革向系统的制度变革演变的非均衡态制度变迁过程中，常常会因新旧体制的不衔接，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或新制度注定要造成的对既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使得制度变革受阻，成本增加，改革的总福利下降。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制度经济学家们均相信“法制居先于经济”的论断，并把制度的基本建设看得比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重要。因而，继续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遗传下来的体制性缺陷，进行配套化、系统化的市场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正是21世纪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
我们已经认识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权改革。即经济资源由行政配置转为市场配置，资源配置权由按行政等级规则分配转向于按市场交易的价格规则进行分配的改革。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按照“出价高者得”的市场经济原则，行政部门将行使退出权，逐渐地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资源配置权，而由市场竞争规则决定。然而，由于目前我们政府中官员的理性状况仍然受到怀疑，（注：陈惠雄：《政府角色与官员理性：一个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3期。 ）部分行政官员为了继续垄断资源配置权，在制度转轨中的权力寻租现象往往会突出起来，租金消散也会愈加严重，贪污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在这种情况下，公有产权的一些制度内生性弊端也将进一步呈显性化。而资源配置权的改革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并必然伴随有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物价到产权，从微观经济体制到宏观经济体制，我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改革。然而，我国工业化制度中改革的真正攻坚之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仍然没有结束。制度改革的内在配套性、系统性、均衡性仍然较差。包含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改革和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设置，在解决国有企业低效率和资产流失问题方面，其效果仍然不够显著。而我国整个工业经济体系中存在的产业同构率高、科技含量低、竞争力弱、交易费用大等和我国固有经济制度的内生性弊病相联系的问题，仍然未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而由这些问题又衍生出非合意存货多、市场启动困难、竞争无序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棘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我国体制中仍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显然，体制问题仍然是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只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市场经济制度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真正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效率，迎接加入WTO后的国际市场的挑战与竞争。 这就是我国新世纪工业发展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外部的制度衔接
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和国际分工中存在的比较利益差异，由于中国工业化所处的“外生后发”地位，以及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的劳动过剩、资本短缺、技术滞后、工业结构不合理等矛盾，使得借助于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劳务市场的力量来促进我国的工业发展，已经显得十分重要。然而，进入并利用国际市场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制度衔接”，即采用比较接近的交易规则（包括会计方法、公司制度、市场准则、服务与贸易体系等），才能够减少我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间的制度性摩擦，大大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享受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得益。因而，建立起与国际市场相衔接的会计制度、产权制度、关税制度、金融制度、国民待遇原则等等重要制度，显然是我国新世纪工业发展和制度变迁需要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
我们知道，从经济学角度讲，所有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调整都可以解释为是起源于利益的冲突，以及人们要把利益冲突改变为利益协调、权责对称的努力。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通过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制度调整，可以减少双边的制度性摩擦，提供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环境，从而有效地协调世界经济秩序，制约相互侵害与相互转嫁成本的无序化行为，增强合作倾向，实现国际分工的高效率化。然而，目前我国在与国际市场的制度衔接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实际距离。例如企业制度，改革我国传统工业企业的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符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就开始进行公司制的企业改制试点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有A股上市公司1000多家，大量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然而，真正按照“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6字方针来运作的企业并不多。许多股份公司的法人资产权益不完全，政府没有能够行使退出权，一些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内部控制人乘机进行化公为私的努力。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还很不规范，存在着与世界经济衔接的较大差距。再如会计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就开始实施引进西方会计制度，改革传统会计方法。虽然西方会计制度之“形”已在我国逐渐建立，但现代会计制度之“实”却仍需遥遥以期，虚假会计报表即是一个不治之症。另外，在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定价制度、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等方面，都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磨合的问题。这些制度上的不衔接将会增加我们利用国际分工的成本，减少我们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机会，并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问题。
综上所述，一个世纪的中国工业化发展始终处在不断的制度变迁之中。每一次的制度变迁都带来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景象，也曾经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由于我国工业化的“外生后发”特征，使得我国每次的工业制度变迁实际上都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显示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突出地显示了世界经济环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蜿蜒了一个世纪，大的制度变迁进行了四次。21世纪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仍然面对着制度创新的艰巨任务。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灵魂。只有努力进行制度创新与变革，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市场经济新体制，21世纪的中国工业发展才能够不仅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所融合，并将终究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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