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申报》对清军的态度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清军论文,态度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申报》[1]创刊于1872年，终刊于1949年，有“近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之称。作为一份日报[2]，《申报》在每天的第一版[3]都配发论说，这些论说或就近日新闻评头论足，或为国计民生引经据典。论说之后，从一版的剩余部分到四版，都是新闻报道，这些新闻从国家大事到市井社会，无所不包。 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申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格局，新闻报道和评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稳定。特别是对于战争的报道，因为有了中法战争的经验，《申报》在派出记者[4]、使用电报[5]、转载新闻[6]、翻译外报上更为娴熟，具备了提供大量信息的能力。与之相应，《申报》涉及战争的评论由于信息的充分而更加鲜活。 正是由于以《申报》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新闻媒体的报道，甲午战争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对外战争获得了更多的舆论关注。北洋舰队、甲午海战、马关条约、戊戌变法，邓世昌、丁汝昌、李鸿章、伊藤博文，这些名词时至今日仍然为国人所熟知，甲午，也成了军事和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给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不同的反思和启迪。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这一近代以来新兴的业态形式，在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历史上的新闻，深刻影响了历史。新闻的历史，是历史的重要组成。《申报》作为甲午战争时期的代表性媒体，对研究和分析当时的社会舆论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申报》中选取这一时期对清军的报道展开研究，通过对这些报道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出《申报》的舆论导向：从正面报道为主向负面报道为主的转变。 具体而言，在1894年10月份之前，《申报》对清军的报道多为正面的。而9月份发生的陆海两大战事促成了报道的转变：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被迫退回威海卫军港；平壤战役中清军闻风溃逃一路狂奔至国内。自9月之后，战事越发对清军不利，到了10月份、11月份，战事急转直下，《申报》对清军的负面新闻就更多了。接下来，本文首先从正面报道出发，梳理甲午战争前期《申报》对清军的态度。 一、甲午战争前期《申报》对清军的乐观与赞扬 （一）备战有序 “四大军入朝”[7]后，京畿、直隶、辽宁等重点地区兵力不足，清军需要新的力量补充，征兵成为这一时期的解决之道。在湖北，“招兵以固江防”的消息让“忠勇奋发者无不投袂而起”[8]；在广东，人们认为“军务倥偬”正是“豪杰奋兴之日”，于是“抱异怀奇者”“闻风兴起投笔相从”[9]；在浙江，只有“膂力”强者才能入选，征兵要求似乎更为严格，但应者依然踊跃，且壮怀激烈、“上下一心”[10]、誓灭倭奴。积极入伍、举国动员，《申报》对征兵的报道几乎涉及每个省份，且均态度积极、内容相似。 近代战争使用枪炮等热兵器，参战人员需要接受专业培训，征兵之后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在《申报》的报道中，清军训练对枪炮尤为重视。广东“排队开操，枪炮之声镇日不绝”[11]；上海“清晨排队而出，洋号战鼓声不绝于耳，至将晚时，始收队回营”[12]。 征兵广纳豪杰，训练精勤刻苦，阅兵也就理应气势恢宏。在对江苏陆军阅兵的报道中，标题“军容荼火”首先开门见山地奠定了新闻的基调，其后续内容皆围绕“荼火”二字展开，只听“枪声炮声隆隆不绝”，但见“军威之严肃，步伐之整齐”，于是“作壁上观者莫不目眩神骇，推为节制之师”。虽然全篇对武器、命中率等军事领域关键环节并不涉及，但是这样精彩的“表演”已足令舆论“欣然色喜”[13]，更加自信于胜利了。 地方省份的陆军尚且“如火如荼”[14]，中央筹款组建的北洋舰队自不待言。这支海军在舆论中号称亚洲第一，是中国的杀手锏，更是进攻、占领日本的利器。随着朝鲜局势恶化，中日战争临近，李鸿章检阅北洋舰队。这次检阅被《申报》写成了一场军事演习，指挥官调动“水陆各军在岸上作对垒形”，排练海军进攻、陆军防守的登陆作战场面。不禁令人联想，仿佛战胜日本就在眼前、指日可待。《申报》不仅盛赞北洋舰队“奋勇直前一以当百”，还夸奖旅顺威海军港的水雷“完善精良犀利无比”，甚至对李鸿章也一并大加肯定：他虽然公务繁忙却“龙马精神益形强固”，这样的“国家柱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也”[15]。 （二）保障得力 初步备战带来了与军队相关行业领域的连锁反应，《申报》对此依然关注，形势也很乐观。调动往来需要通信联络，枪支弹药需要生产运输，军粮军饷需要足额发放，这些方面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军书飞至，不容迟疑。江苏“大宪”命令把“狼山至江阴”[16]的电线迅速修通，苏州的“抚宪奎中丞”更是直接把电线安装到“抚署内”，从而“官场军事要电”、“各处递来信息，可以直达抚署”[17]。浙江积极采用高科技手段，在“宁波关道署内”安装了电话，用“德律风遥接镇海大营，以便消息通灵，不致军情隔膜”，《申报》评介：“数百里之内互相传达，几与晤语无殊”[18]。上海县令传谕马快，“遇有公文等件更宜随到随送，不可稍缓片刻”[19]。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作为军火主要来源的江南制造总局一派繁忙景象，“总办刘康侯观察因中日有事军需恐急，赶造巨炮十尊，铜帽三万颗，饬各工匠日夜工作，礼拜日亦不准停工”[20]。另一处兵工厂金陵制造局则在先进武器的研制上下功夫，供海港防御的水雷威力强大，“轰然一声水高十丈”，供陆军进攻的“火箭”在“飞上云霄”之后更能实现精准打击，《申报》赞美其“坠于若干码外丝毫不爽”，让日军“立即开花”[2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北洋舰队对煤炭需求庞大，当局命令“开平所出之煤专备北洋”，并且修造铁路，让矿井和港口对接，使供给与需求直通。不仅如此，还在香港“某号购煤数千吨”[22]，运往福州供南洋舰队使用，似乎台湾之防无虞，琉球之取指日可待。旨在封锁日本的米粮禁出口政策，对国内商品交易和军粮采购毫无影响，四大米市熙来攘往，生意兴隆。比如在安徽芜湖“采办军需”的“南北各省者络绎不绝”，《申报》分析，“盖以用兵之际粮饷必须备也”[23]。 （三）调动积极 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的天津，是中方的前敌指挥部所在。各路人马北上，汇集天津待命，是这一时期军队调动的主流。经过严谨有序的征兵、训练、阅兵，威武之师整装待发，衔命北行。《申报》金陵访事人报道老湘营的调动，浩荡大军仅运兵船就需要“民船五百号”，由湘抵宁后，再“遵陆前进至天津，听候调遣”[24]。这支大军沿袭了曾国藩时期湘军的多少优良传统和战斗力，这时尚难下结论，但是番号的“老湘营”却足以令《申报》振奋。如果这支军队像镇压太平天国一样挞伐日本，则“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倭奴当望风胆栗矣”[25]。 各路雄师齐聚天津，治国良相运筹帷幄。以天津为中心，中方重点布置了辽宁、直隶、山东的兵力。《申报》记者发现，天津火车开行密度加大，由每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自军务孔急每日清晨加开兵车一次”。用火车载兵赴芦台、北塘或山海关，“多者七八百人，少亦四五百人”。《申报》兴奋地简评“我朝兵力之厚洵非倭虏所能及”[26]，看着天津热火朝天的场面，似乎“东渡日本”[27]的梦想即将实现。 在地方上，《申报》更发现豪杰涌现、英雄并起，因此新闻不断。比如说，“湖南巡抚吴清卿中丞密上封章”，陈述“平倭要策”，并自告奋勇，愿意“督兵进剿、迅扫敌氛”。光绪帝“壮其言”，中丞乃“将巡抚事务委藩司代庖”，“统率兵士四营，由旱道出关迎击”。《申报》简评这样的“慷慨请行，直足气吞倭虏”[28]！ “气吞倭俘”甚至被用到了新闻的标题上[29]。在1894年08月19日的这则报道中，曾在1884年大胜法国的刘永福，此时正在广东厉兵秣马。大量的“枪弹火药及各种军械”，悉数被运往“南澳镇，交刘军门”使用。《申报》捕风捉影，用一个“闻”引出记述：“闻军门已奉有密谕，饬令督带劲旅攻袭琉球”，即将“率队长驱岛国”。刘永福将要带队征讨日本，当是个大新闻。可是谁闻之，从何处闻？《申报》虚晃一枪、不置一词。小道消息也好，传闻也罢，能让惊弓之鸟的日本“闻风胆落”[30]，让“薄海同仇”[31]的国人振奋精神，不亦快哉？ （四）防守仔细 当局主和避战的态度，经新闻而侧面体现。沿江各省份在强化治安的基础上，对海防高度重视，修建、维护和巡查炮台的新闻层出不穷。在《申报》眼中，强化防守与准备进攻并不矛盾，原因在于中国地大物博、兵多将广，军力足够两手使用。同时，防守的密不透风也让伺机骚扰沿海的日本舰队无懈可击，势必在大洋徘徊不前，给北洋舰队主力寻敌歼灭创造条件。 一声令下，沿海齐备。在江苏，八十颗新研制的“水雷”迅速安放到江阴口，“严为保守，以备敌人之侵犯”；在上海，“招商局江孚轮船”[32]从武昌运来四千名营勇战士，大大增强吴淞口炮台的防御能力；在浙江，“大宪”不仅将本省兵勇悉数派往前线，还从广东远调“广勇二百名，移驻镇海以壮声威”[33]，镇海炮台固若金汤；作为“内地咽喉”的长江，也由“各处精壮及奇才异能之士”[34]严加扼守，天堑之雄谁敢飞渡耶？《申报》看来，沿海备战仔细，堪称无虞。 在对各地防守的报道中，《申报》对“广东水师提督邓心存军门”尤为欣赏，称他“声威卓著，平日已将各海口妥为布置，部下兵勇亦皆训练精勤，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概”。在他主持下的“虎门一带早已防范谨严，敌船到来，断不能越雷池一步”。军门“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使“省中各宪能出以镇静，不用张皇[35]。 官员镇静自若，社会平稳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能战能守，无怪乎《申报》说“何患倭奴之侵侮耶”[36]？ 二、甲午战争中后期《申报》对清军的悲观与批评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此前被舆论一直看好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损失惨重，战后退回威海卫军港。当月15日，平壤战役爆发，清军陆军消极怠战，雨夜溃逃，之后狂奔五百里，渡鸭绿江回国，朝鲜拱手让人，战火蔓延境内。以此为分界，从这时候起，《申报》对清军的立场从赞扬向批评转变，新闻报道主要方向也从正面转为了负面。同样是清代的八旗、绿营、练勇军事体制，同样是快枪、洋炮、铁甲船的军事装备，在《申报》看来却有了不同，换个角度看，物是人非。接下来，本文从负面报道出发，梳理甲午战争后期《申报》对清军的立场。 （一）腐败无能 有书生意气者携笔从戎后，向《申报》控诉清军的欺上瞒下，“非讳败为胜即以小胜报大捷”[37]。在牙山，叶志超溃不成军，“踉跄奔走”，却称“以二千疲敝之卒，阵毙倭奴精锐三四千人”。在平壤，日兵袭来，一触即溃，“军士杂沓，自触地雷”，“伤毙千数百人”，叶志超仍“据以为功”，“奏捷开列保案，蒙蔽朝廷”。[38] 人命关天的军情尚可混淆视听，一些将领对贪污腐败自然有恃无恐。吃空额、吞兵饷在清军中早已有之，但《申报》这时方有报道。如“蒋希夷军门”招募三营士兵，却两个月不发军饷，从上峰领来的“饷银一万数千余两”和“经费等项银一万数千余两”令他垂涎三尺。面对“盼领饷银几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士兵，他只肯“给纹银一两”[39]，草草打发。 除了贪吃兵饷的传统手段，蠹虫们还绞尽脑汁，新主意层出不穷，军队近代化也成了发财的机会。“有人奉命至外洋购买军火，不但不专心购办斯得利器，反未订价值先讲用钱，竟欲每值百元取用银二十五元”[40]。炮弹生产也是肥缺，掺杂使假克扣火药钱。炮弹打准敌人阵地却不爆炸，日军将其凿开，发现“其内实以泥沙”，更有甚者，“内皆空无一物”[41]。《申报》推测，若不是敌人的好奇细心，“泥沙炮弹”的秘密将永远沉于水底。这样利令智昏的恶行，还有多少无法报道！《申报》悲愤：“呜呼！国家筹饷维艰，人民毁家纾难，而经手者反视为发财捷径，致令器械苦废，军威不振，辱国丧师……如之人，虽置诸重刑，亦岂足以谢天下耶？！”[42] 军械既无精，兵员亦不良。《申报》发现，杭州沿街乞讨者“今正稀若晨星”，因此猜测“募勇时，少壮者均往投效”[43]。兵员素质本不高，将领也蒙昧无知。某地将领“饬制三角旗二十八面，绘成二十八宿”，并在旗帜上写“大将军在此、倭奴大败等字[44]。军队祭祀新闻不断。疏于训练，求于神仙，岂有不败之理？连清军内部也互相嘲笑，粤勇嘲湘勇“与日本兵相遇，未战先遁，曾无一人出死力以拒战者，可羞孰甚焉”[45]。 （二）纪律废弛 清军对外怯于公战，对内却勇于私斗。南琛兵轮上水手区区百余人，却派系分明，浙江帮与福建帮互为畛域、勾心斗角、内耗巨大。新任管带为福建人，为了安置“闽粤诸同乡”，将船上浙江人“撤退其半”，“所留之半又任意贬勒薪银”。“众皆不服，致起争端”，于是“两帮人各持器械，在船对殴”。[46]《申报》对此简评：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不禁掷笔三叹”[47]！ 得益者党同伐异，失意者见机逃离。《申报》报道的逃兵逸勇也为数不少。如“镇江督标亲军营（将）调赴天津以备防剿”，其中“有后哨勇丁六名，畏葸不前，乘间逃脱”。将领“点名时始知之，即饬哨官带勇数名”四处缉拿，随即“拘获一名，尚有五名不知逃往何处，哨官将所获之勇带回营中”，“斩首示众”。[48] 杀鸡儆猴式的表象改变不了人心散乱的实质。心不在焉，事故不断。《申报》中最严重的一次事故发生在吴淞口炮台，“演放后台大炮，猝然爆炸，几疑地裂山崩，炮兵奔避不及，死伤者据云约七十余人”[49]。而另一篇《操演伤人》的报道则更说明清军混乱不堪：某部队“齐集校场操演枪法，有蔡姓者挤入人丛中观看，忽一药弹飞来，中其要害而毙”，杀人偿命，可是“同在一处放枪”的五名士兵却“再三研诘推诿”。[50]军队实弹训练，竟然开放观瞻；枪支弹药随意，竟然无从核查。清军之纪律，可见一斑。 （三）军民不和 内无纪律约束，外必横行肆虐。清军颐指气使，鱼肉百姓，在《申报》中广为体现。“川沙沿海一带防营”中有五名士兵随意外出游荡，途见某乡户门口有“花萁柴”一堆，欲买，乡人告以自用并不出卖，士兵强买“以致口角互殴”，并招来兵丁若干“将田中牟麦蹂躏不堪”，乡人甚苦之，却无处申诉。[51]有强买的，更有强卖的。某将军，“皖人也，谈者未详其姓氏”，将军颇能“明哲保身”，由前线一退再退，却带回军粮大量。[52]士兵逃散，军粮无用，将军便强行将“米石托店铺代售”[53]，想必米店是先垫付了价钱，却无可奈何吧。 上梁不正下梁歪，将领带头，士兵响应。该将军“麾下诸武士，见乡民多有畜鸡者”，便号称这“闻于四野”的鸡叫声是“倭人之至”，于是“奋勇而出，悉数歼除”。饱餐一顿之余，还获得了乡民奉送的“平鸡将军”之誉。[54]啼笑皆非如此，《申报》除了评价乡民“怀德畏威”[55]外，不置一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与清军有关，便可欺压百姓。“某号水师船”“停泊龙华以资防御”，“船中哨弁某君之子某甲，欲至龙华塔纳凉。寺僧以时已夜，深阻之不纳。甲大怒，督率船勇凶殴寺僧”。[56] 个人纳凉尚且如此，借了尚方宝剑当更有恃无恐。清军运兵船只不够，需要向民间征用。按规定，“装兵皆给官价，以示体恤”[57]。可是这“官价”到了“经手吏役”[58]手中，如入虎口。可怜的被征船户，不仅一个子拿不到，还被驱来使去，担惊受怕。官家规定“无论何等船只”，“一闻角声呜呜，即行解缆东下，不准稍有停留”[59]，违者重罚。惹不起躲得起：江苏的船只“一闻兵差过境”便“相率远避”[60]；湖北的商船“一闻装兵消息，皆停泊僻静处，不敢向前行驶”。万一不幸被征，便只好用“财可通神”的老办法，“破耗洋蚨即可免供徭役”[61]。 大敌当前，理应团结备战。本应情同鱼水的军民，却水火不相容。《申报》似乎只能阐明道理：“各船户具有天良，自宜踊跃从事，纷纷逃避何为乎？”[62]不论《申报》知否船户的苦衷，有些话诚恐难以出口，今夕是何夕，不足为外人道也。 （四）损失减员 脱离群众的清军，打孤注一掷的官府战争，自然处处失意、步步难行。在《申报》中出现以《兵差难办》为代表的新闻便可想而知。“自倭人肇衅以来，我朝于各省招勇调兵，无片刻之暇，而北通州为往来大路”，“雨雪连绵，道途泥泞，车行愈多，辙亦愈深”。状况如此恶劣，似乎只有发动群众、仔细维护、广泛支前才能解决，而清政府并无此能力，只会“经官车局叠加津贴，优给车价”。结果可想而知：“后来者每有轴断轮折之虞，骡马亦间有倒毙者”[63]。 国内后勤运输尚且如此，战场伤亡则更触目惊心。这一时期《申报》对清军伤亡的报道，不再避讳，逐渐多了起来。有还没上战场就被冻死的，如“营务处随员王少尹兆棠由天津回省销差，言及山东直隶一带去冬寒冷异常，各军中途间有病毙者”[64]。有在战场受伤惨烈的，“广东人陈平年仅十七岁”，“被炮弹所伤”，“用锯子截去右足”，“医生曹君验得，遍体小弹痕不可胜数”[65]。对此《申报》常有感叹附于新闻后：“噫！兵连祸结靡有已时，倭寇之肉其足食乎？”[66] 面对为国流血牺牲的同胞，《申报》当之无愧地尽到了媒体的义务。从1894年12月02日开始，《申报》以报社名义，间断累计共刊登了24篇告示，其中15篇位于头版头条，号召读者为受伤将士捐款治疗。这些题为《敬募营口烟台军士医伤费》的告示在各界中反响强烈，《申报》聘请外国人按照国际惯例，对代收到的善款认真处理，多次登报公示，并派出记者监督善款去向。[67] 《申报》驻天津记者发回的报道令捐款者满意：医院经费充足，“受伤兵士现已陆续回津就医诊治”。令人惆怅的是，记者还有新发现：许多人“伤痕均在于后背”，更听说有一人“枪子自背而入，洞胸而出，内伤肺叶，犹能间关跋涉，徒行数百里，至津医治”。自古乱世多豪杰，此人“谓非铮铮铁汉欤”？兵士无错，那么战败是领导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申报》痛心疾首地说：“倘使统带得人，训以有勇”，“何至闻敌而逃，枪子一一中于背上也”[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