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中国论文,周年论文,近代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分类号 K
时光流驶，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30 周年已经到来。而他的非时的逝世，迄今则超过了三分之二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步伐。然而，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抑或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光辉形象和不朽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我们理解。这种广泛的认同，涵盖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他依然生存于现实的舞台。他的精神遗产仍旧充溢着活力和魅力。
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持久、普遍意义，无疑是十分罕见和难能可贵的。这种现象决非偶然，主要原因之一当是在于中山毕生探索、追求和争取的中国近代化——包涵着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课题——的构想，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即使在发达国家内也应是继续实现和予以崇奉的准则。
孙中山的思想曾经跨越了两个世纪。
他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仍将闪烁着光芒。
一
以1840年鸦片战争发端，中国历史从中世纪进入了近代时期。
由是，近代化的课题也就同步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近代”时期的实际社会内涵，在中国却是迥异于西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代替了资本主义化，意味深长的是：新阶段的历史舞台帷幕的开启既非社会生产力的巨变所导致，亦非波澜状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而是为一场肮脏的英国侵华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烁作用深切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进程，阻断了它的健康发展道路，使之循着一条充满窒碍、痛苦和牺牲的路途滑向悲惨的深渊，形成一种畸变的过渡社会形态。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对于这个科学的论断应当加以具体的阐释：所谓“自己的面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差异的内涵；而“为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则是一以贯之。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为了在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需要“伙伴”，所以援助为资本主义化而斗争的国家。至于对它心目中的“野蛮”民族的征服，则是必要的补充。待到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阳光下的地盘”已经分割殆尽，对殖民地附属国掠夺超额利润越发成为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以致旧有的“伙伴”成为竞争的对手。新“伙伴”——新对手的出现，绝对不再允许，而只“创造”出“为自己”服务的“伙计”，即是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内容与程度局囿于附庸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确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经济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发，但却又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半近代化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在殖民地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封建主义。中世纪状态仍旧牢固存在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半封建的定语“半”字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对开”。严酷的事实是：帝国主义既促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又力求保持半封建状态，以便把贫弱的中国沦为附庸。西方的“文明使者”竭力保护封建主义的朽败事物，并与反动统治者结成联盟，以阻碍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而国内统治者也愈益勾结外国侵略者，藉卖身投靠以自保。清朝政府在它的末期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民国”时期的形形色色的统治者莫非列强的鹰犬。帝国主义充当封建主义的靠山，封建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支柱——这种极其反动腐朽的联盟，严重阻滞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没有真正的独立，缺乏起码的民主，贫困而又落后，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中国人民并未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获得一个新世界”，“新的社会因素”只有在完全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后才能结成“果实”。
近代中国的根本国情，就在于此。任何变革的方案如不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就只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中国近代化的构想，亦不例外。它必须从根本国情出发，反映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把握迫待解决的中心课题，才能成为先进的、科学的方案。在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舵手之前，孙中山的近代化主张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各种有关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因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
二
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是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桎梏，这是为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近代化道路的首要特色。
孙中山在长期的实践中愈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基本国情：中国只是“半独立国“、“殖民地”，甚至只能称之为“次殖民地”；同时，它又“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
与此相应，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帝国主义列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面临着瓜分、共管的厄运。国之将亡，更遑论中国的近代化。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深刻犀利地指出：“他们（欧美资本家——引者）不至于笨到这种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如果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而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后，他更理解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略是中国贫困落后的主因。所谓“政治力”意味着“军事侵略”和“外交侵略”；较之“政治的压迫还要利害”的“经济力”，则包含了洋货的侵入、“外国银行的纸币的赋税”、“地租和地价”、“特权营业”、“投机事业”和其他种种剥削。因之，孙中山也就把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发展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以扫除“最大障碍”的明确政纲。
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内在障碍，孙中山于此有切身的感受。这不仅由于封建专制暴政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它所维护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成为贫困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还因为它充当了侵略者的鹰犬，并以昏庸朽败的统治为殖民主义在华压榨提供了可行性。“荼毒苍生，一蹶不振”——这就是孙中山对封建暴政所下的论断，不论其形式为帝制抑或假共和。
历史证明，不破除双重枷锁是不可能实现近代化的。正如孙中山所断言：“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国家里头不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三
“实业化”无疑是近代化的中心。
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工业”乃是“无论如何必须进行的大事”，因为“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他十分理解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局限，非常懂得社会化的、商品化的近代大生产的重大意义，而没有在当代物质文明面前表示—如民粹派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那样——恐惧和感伤，并批判了“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偏见迂词，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积极态度，即“承认生活强迫他承认的东西”。
他的社会经济纲领——民生主义的主要内涵，如他自称“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他愈益重视改变生产关系，孜孜以求地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土地方案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实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从而达到防止“垄断”祸害、“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造福社会和使中国尽快象“英国美国一样富足”的多元目标。在资本的课题上，他曾在“艰难顿挫”的时刻编制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并对实施途径规定了特色鲜明的原则——“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即“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而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目的在于“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关怀工人的利益以及“合全国之资力”，以便尽快从“不发达”状态臻于“实业主义”。
孙中山关于实业化内涵的具体构思，无疑也是难得可贵的：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重视开发能源，强调重工业的基础作用，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建设，以求“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他嘲讽闭关自守者为鲁宾逊式的“荒岛孤人”，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在“保持主权”的前提下，充分引进外资、技术、装备和人才。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工业化方案。
孙中山的社会经济纲领诚然带有一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地自觉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而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化大体等于“实业化”——近代化。
四
民主政治是促进近代化的杠杆。
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暴政是罪恶的渊薮：“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造成可怕的贫困和落后；使人民处于无权的状况，“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所以，国体的变革非常必要。他主张通过“国民革命”的途径和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帝制，代之以共和制度。他确信“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的建立，必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并在短期内“使自己摆脱困境”，“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显而易见，孙中山极为重视先进政权对近代化的重大作用。
孙中山还为共和政体的擘画煞费苦心，力求顺畅完满地实现民主建政。革命程序论表述了民主革命——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和阶段划分，政党政治论阐明了“代议政治”的基本准则，权能区分论规定和赋予了民主政治以实际内容——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地方自治论则是体现“主权在民”精神的具体方案，五权宪法论主要是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是重要的，因与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并体现国体的实质和特点，所以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尝试。
1911上秋爆发的辛亥革命，导致了封建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制度的建立。这既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也促进了实业化的进展。作为近代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先进政权的杠杆作用得到初步的显示。
由于缺乏必要的土壤与气候，主要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均是孱弱不足，共和制度未能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所以，它应有的杠杆作用也无从充分发挥。
五
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显然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
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孙中山对此完全能够理解，并给予充分的重视。他崇尚科学，认为“科学的知识”方为“真知”，把“科学家之试验”看作“文明之动机”，“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国致富强”。甚至以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明”、“发达”和“进步”，“皆科学为之”他看重教育事业，确信这是关乎国家兴亡的问题。他痛心于国人中“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的状况：“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他十分关注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主张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同时，以新的“教养有道”的教育体制取代封建教育。1920年曾在上海与朱执信、廖仲恺研究中小学教育，并拟编写教科书，还在1924年开府广州下令组建国立广东大学，并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辫、笃行”题写为校训。此外，他也非常重视技术、人才、装备和管理方面的“好的方法”。
应当指出，孙中山非常重视人才——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还在青年时代，他就把“人尽其才”视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他所期望的新人是有文化和信仰的，“当用共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
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孙中山的上述观念和实践未能更为充分展开。
孙中山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六
中国近代化须臾离不开变革乃是必然的规律。孙中山对此有着深切理解。
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毗粼澳门，致令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传来。少年孙中山曾经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而未果，却终于在12岁时从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此行开阔了他的胸襟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广泛地了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孙中山的这种际遇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使他不再局囿于闭关锁国所造成的狭隘观念。在他看来，“迎合世界的潮流”，并在对这种大趋势的理解基础上谋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方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取向。事实上，孙中山的思想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严峻的古老的中国现实是：传统的中世纪缺乏新的经济成分与阶级基础，不可能产生近代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逐步畸变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也难以及时地、完整地铸造这种先进思潮。由是，外烁作用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领域中成为不可少的重大因素。为了制订正规的民主革命政纲，孙中山必须“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这种引进包括了文化各个层次，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迄物质文化。他多次确认三民主义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一致，并将“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与之等同。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学”的摄取。在擘划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才，在“保持主权的前提下亦应实施。待到晚年，他认识和体验到日益显示出诸方面，明确主张“步泰西之法”，至于引进外资、技术、装备和文化架构诸多“弊端”的西方国家，不仅未曾真正援助仿效者，反而经常支持反动势力“以扑灭吾党”。于是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新世纪的曙光”，强调“以俄为师”，以“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显而易见，孙中山无愧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
应当指出，坚持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孙中山从不全盘接受和盲目崇拜外来事物，而是采取分析辨别的态度和方法，并力求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的传统相结合。他曾反复指出：“在效仿欧洲的生产方式”时，一定’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决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又曾多次申明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作，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只能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在他晚年提出“以俄为师”口号以促进“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也未曾生搬硬套别国的可贵经验。同时，一贯与时俱进的孙中山强调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炽烈的爱国者，孙中山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并力求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他所反对只是僵化和倒退：“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前固步自封；在纷至沓来的新事物前抱残守缺。
实践证明，对转型期的社会而言关于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取向问题极为重要，不仅关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途径与模式，甚至成为近代化进程中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世界日益融为有机整体的时代，闭目塞听只能贻“荒岛孤人”之讥。但是，任何引进都必需有所抉择，并且结合国情，否则难以结出硕果，即使是先进的、科学的学说，也必须经由民族化才能实现。孙中山有关文化取向观念，实为他的近代化思想中的优秀组成部分。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是他的精神遗产中的瑰宝，在近代中国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近代化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必然走向及其特色，体现了人民的深切热望。
他的近代化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乃是前提；“实业化”构成方案中心；民主政治等同于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当是必要条件：正确的文化取向则是关乎思想导向、精神动力和智力依托的重要关键。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近代化的基本目标，即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具有空前的、划时代的意义。无视或贬低他的近代化业绩，渲染或夸大诸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袁世凯政权以至蒋介石的22年统治“政绩”，只能是无稽之谈和偏颇之见，与科学论断风马牛不相及。毋庸置辩的事实是，这些充当帝国主义“鹰犬”的专制统治者在近百年中决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近代化。旧中国在崩溃之前，始终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先驱者事业虽然未能及身而成，他的近代化思想难免历史的局限，但却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为后继者开拓了道路。今天，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各族人民已经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未竟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振兴中华大业，正在变为现实。祖国统一大业，跨出了重大步伐，香港以及澳门的相继回归，指日可待。海峡两岸的统一路途尽管并不平坦，却是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方针，无疑是圆满解决祖国统一的最佳方案。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在新世纪屹立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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