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员论文,体制论文,社会主义改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0)11-0033-06
一、社会主义改造从引导型渐进性变革转向压力型突变性变革：社会动员的导入和强化
从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仅用了极短的时间克服了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经济贫困、社会成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历史上缺乏合作传统等特殊困难，将数以亿计的个体私营生产者经营者引向合作化集体化，结束了中国社会存在上千年之久的小生产者所有制，这确实是一个“人间奇迹”。在创造这个“人间奇迹”的过程中，运动的指导者导入和强化了社会动员，这一点从整个改造运动发展阶段的非均衡性上可以得到明确印证。
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场直接导致社会变迁的社会运动，其本身离不开社会动员，实际上从运动一开始便导入了社会动员，社会动员不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而且动员的节奏与社会改造的速律基本一致。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作为考察对象：
第一阶段：建国后到1955年夏季之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处于发动和发展时期，与此相适应，这个阶段也是社会动员的导入期。这个期间的改造进程虽有波折，但总体上比较平衡，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由低到高、循序渐进、逐级过渡、稳步发展。
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实现合作化集体化的目标，因此导入期的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行为主体（个体农民）中确立对合作化集体化价值目标的认同和整合。
对于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虽然执政不久，但过去长期的群众运动实践使其对之可谓相当熟稔。然而农业合作化是一种经济活动，毕竟不同于战争，和刚刚过去的土地改革也不一样，战争、土改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你死我活，是一种剧烈的政治活动，它对社会动员的诉求使之带有鲜明的强制性。互助合作是改造小农经济，破除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确立集体经济体制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过程，因此，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绝不能采取过去战勤动员和土改斗争的办法，而是必须采取说明、示范、引导、帮助的办法在农民中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认同，让他们自己动手推进社会变革。正是考虑到这种差异性，中国共产党在导入社会动员时显得比较谨慎，反复强调重视利用机会和物质刺激的社会型动员，反对过分依赖行政力量投入的组织型动员，对运动中出现的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入社和不经互助组、初级社直接向高级社过渡的做法及时予以整顿和纠正。
第二阶段：1955年夏季之后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时期，也是社会动员的强化阶段。在高潮期内，全国农业合作化呈现泰山压顶、狂飙突进之势。
高潮期的到来并非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内生性的必然需求，它更多地依赖外力推动，这种外力推动型的社会变革对社会动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期也是强化社会动员，从社会型动员走向组织型动员的阶段。这个阶段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强化宣传灌输促使实现合作化集体化价值目标的社会支持最大化，在集中权威的组织领导下，将群众高涨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统一的群体行动，从而迅速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合作化。正是由于过分强化社会动员作用使得原本作为经济变革的农业合作化日益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三阶段：1956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之后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新的运动之前。这个时期是农业合作化成果的巩固时期，也是社会动员日趋制度化，并最终形成集中动员型体制的阶段。
到1956年底，全国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87.8%，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由于在合作化高潮时期过度强化社会动员的作用，导致违反自愿、被迫入社现象的大面积发生。因此，几乎在合作化完成的同时，从1956年冬起部分地区出现的社员闹退社散社现象到1957年春夏演变为被毛泽东称为“一股台风”的退社风潮（合作化过程中各地也曾发生过社员退社，但规模要小得多），这样，如何巩固合作化成果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面前，先是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进行整社，之后，1957年7月毛泽东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8月，中央专门发出农村社教指示，教育的方式是围绕合作社的优越性等中心问题展开大辩论，实质上是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散了的社重新恢复，退社的农民重新回到社里。虽然利用社教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一时见成效，但是威胁合作化集体化的退社散社的危险却始终存在。因此，对思想政治动员产生了制度化的需求，这是导致建国后动员型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反过来，动员型的制度安排造成并加剧了此后的现代化进程反复在动员一巩固两极之间出现周期性传递和震荡。
以上分析考察了农业合作化进程和社会动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同样导入和强化了社会动员，在改造完成之后出于对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反体制因素的消除和防范，同样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动员型的制度安排。
二、超越“激烈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剧烈社会震荡”的改革陷阱：社会动员的基础和运作
众所周知，后发国家的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强政府”来承担组织动员的角色，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社会里进行超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社会主义改造，其任务之繁重和困难之艰巨对国家社会动员能力提出很高的需求，这是中国周边面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无法相比的。从决定国家动员能力强弱的基本要素构成上分析，到1955年夏季中国已经具备了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战略所需的社会动员基础，具体地说：
第一，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价值观的社会认同程度看，虽然建国后党内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发生过几次争论，比如关于东北农村党员雇工问题、关于山西试办合作社问题、关于合作社“上马”还是“下马”问题等，但是只要留心分析，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不是对中国是否需要社会主义改造的争论，而是对改造从何时开始、改造的速度和节奏如何把握等问题的争论。建国初期，由于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问题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可唯独对把个体私营经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引向社会主义前途，也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党内思想认识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即使在群众中，虽然存在着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两种积极性，但是对社会主义前途却是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合作化集体化作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价值认识和价值取向是得到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同，这是超大规模社会动员所能发动的思想认识基础。
第二，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层在社会中所取得的权威程度看，由于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中华民族赢得了真正地独立和自由，中国人民由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尊严，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就高效率地完成了经济重建目标，这些举世公认的成就折服了饱受外强欺凌和内部压迫的中国人民，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取得了此前任何执政力量都无法比拟的群众支持和政治权威。再从建党以来的历史看，在延安时代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持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其间虽然出现“高饶问题”，但由于处理及时，没有使党内领导层之间的团结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三反”、“五反”运动顺利开展，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英明的治国举措在国内民众中赢得了空前绝后的政治威望。这种崇高的威望足以使由中共发出的任何号召都将得到社会公众的热烈响应。
第三，从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形式的完善程度看，和“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员主要依赖领袖个人威望和魅力不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社会动员是依赖高效统一的科层体制完成的。建国后，在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1953年大区的撤消和“一五”计划的实行，原来由中央统一领导和以大区为首的地方分权并存格局发生了变化，逐渐由中央领导下的区域制转向中央高度集权制，表现在经济上是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通过党管干部的原则形成向上集中的行政主导体制。在实践中，形成横向上的党对政府集中，政府对群众团体和经济文化组织集中和纵向上的中央对地方、地方对基层单位、基层单位对公民个人全方位的单向性集中和控制。这种极具动员效率的组织体制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初步形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提供了完善的组织形式。
正是由于在五十年代中期上述这些决定社会动员能力的基本因素已趋成熟，这样使得强化社会动员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可能，进一步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改造目标的提前实现乃是社会动员强化动作的一个并非特别意外的结果。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社会运动相比，社会主义改造中社会动员的运作同样是以思想批判开路，综合运用了领袖威望、富有动员经验的干部队伍、舆论先导和反复宣传、典型示范和引导、令人向往的目标和通俗易懂的口号等手段，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利益和政策法律保障。但是，社会主义改造中社会动员的动作也体现出与其他社会运动的社会动员不尽相同之处，正是这些独特之处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的同时，又化解了深刻的社会变革给社会稳定带来的震荡风险。
第一，虽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的，但是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却更多地依靠各级干部去组织实施，而不是摘撇开各级干部仅仅依赖领袖个人崇高威望直接动员基层群众。社会主义改造时新中国成立不久，限于经济技术原因，作为现代社会动员的重要载体大众舆论传媒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加上中国被动员对象的特殊性，如大量的文盲半文盲连报纸也读不懂、千差万别的方言使普通话广播效力受限，这些因素的存在从理论上说应当使社会动员受阻，可现实情况是信息流通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却让人吃惊，如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1月正式出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将该书出版的消息稿送给毛泽东签发，毛泽东却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第38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为什么报纸电台没发消息，书中的重要思想却迅速传遍了穷乡僻壤呢？显然，各级干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1955年9月该书首次编辑时，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书名印出400本样书发给了参加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负责同志。实际上，在社会舆论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动员对象，这种依靠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通过召开会议、学习文件等面对面的宣传动员，实践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此外，对于合作化集体化，各级干部所以热情很高还因为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组织起来对做管理工作的人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便利，十分有利于当时困绕各级干部的难题——统购统销任务的完成和修复1954年洪灾导致的水毁工程。这样，合作化集体化不仅事关亿万群众的利益，同时也是各级干部管理上的需求，二者结成利益的共同点，使得动员效率倍增，且有利于及早发现因社会变革萌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迹象并及时予以疏导和遏制。
第二，动员目标自身的道义性和动员机制的巧妙契入，既吸引激发了群众合作化集体化的热情又使得容易引起社会震荡的非集体化行为失去了合法理由。今天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命令现象，这是就实践而言的，如果单从遗留下来的当年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献中，不但找不到“强迫”、“命令”的字样，而且还明明清楚地多次反复强调“自愿”原则，即使是为发动高潮而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也同样对农民合作化言明“入社自愿”，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指导原则与实践相背离的现象呢？既然合作化是强迫命令实现的，为什么合作化之后没有出现全面的反合作化思潮和运动呢？首先，这是因为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社会动员的目标具有强烈的正义性和道义性。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当时的宣传，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它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避免当时业已出现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正如毛泽东当时考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名时曾经提出的那样，叫《五亿农民的方向》。用这种极具正义性和道义感的价值目标来动员群众，理所当然地会吸引和激发群众的热情，受到群众的拥护；其次，在群众被动员起来后，通过一定的仪式对群众的热情加以肯定和褒奖，最终促成这种热情转变为合作化集体化的实际行动。这个过程就是高潮时出现的敲锣打鼓、热火朝天、捷报频传、热闹非凡的情景。从现象上看，土地、耕牛是农民“自愿”送到社里的，私营工厂商店也是资本家主动交出来的，虽然确也存在着“白天在外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情况，但外在形式上，都是“自觉自愿”的，而且还通过了公开的仪式（如领导机关出面接受群众要求改造的喜报）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公开“自觉自愿”形式，使得许多合作化后的社员、私营工商业者即使产生了退社、要回工厂商店的念头也因无法自己否定自己之前的行动而作罢，而合作化集体化目标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道义性使得非合作化行为丧失合理性，受到社会嘲弄。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加速实现和保持社会稳定过程中，社会动员机制发挥了极其巧妙的作用。
第三，动员策略上尽量减少对立面，扩大动员面，缓和社会冲突，减轻因利益调整给社会造成的紧张和压力。与战争、土改动员不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采用制造加剧阶级对立和冲突（如诉苦会等）来激发动员群众的情感力量，而是尽量减少对立面，扩大动员面。农业合作化中，土地、生产资料入股分红的办法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入社后的富裕中农利益，减少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没有采用剥夺办法，而是用赎买的方法。对公私合营中原企业的私方在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这样，大多数资本家不但没有成为改造的阻力，反而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类似的缓和社会冲突，强调社会合作的政策，显然收到了减轻社会压力、促进运动发展的效果。
三、巨大的成功和明显的过失共生同存：社会动员的正负两面效应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胜利确实是伟大的历史性的，因为它开辟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动员无疑充当了新时代来临的助产士。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广泛、深入、巧妙的社会成员，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在极短的时间内聚积起实现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筑起了通向新时代的高速通道。
但是，从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分析，强化社会动员必然带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导致“提前完成”的绩效出现。换个角度说，强化社会动员大大增加了“要求过快、改变过急”的可能性。确实地说，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本人的部署和计划，就是说，连持激进态度的毛泽东也没有预料到。1955年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提出1960年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社，高级社1960年以后再开展；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初级形式合作社，“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即到1958年春实现；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又提出，1956年实现初级形式合作化，1959年或1960年实现高级形式合作化；1956年1月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又把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提前到1958年。但是运动实际进程还是远远超过了这个不断加快了的计划。这种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改造速度完全是社会动员造成群众参与过度的结果，这也正是依靠社会动员推进运动进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即执行政策的速度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运动的进程脱离预定的时间表，造成运动的初期和后期结果的差异，类似的情况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及其后的历史中曾经反复重演。
与此相关，改造运动中对速度的追求必然是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为代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推动下，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面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中央只好改变原来制定的在1956、1957两年内分期分批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计划，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做法。正如陈云所说：“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了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766-76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打乱工作部署被迫调整工作步骤的做法，在农业、手工业合作化高潮中同样是大量存在的。可见，正是高潮期带有强制暗示的组织型动员导致了对改造前期自愿互利原则、典型示范方法和由低级到高级逐渐过渡形式的放弃，也冲掉了因地制宜，实行“过于简单划一”的改造形式。所以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出现的“四过”问题也是合作化社会动员的后遗症，从这一点上说，在社会运动中，如果对社会动员负面效应失去警惕轻则遗留缺憾，严重的还可能导致整个社会运动的反向逆转。对此，国史上曾有过值得记住的教训。
四、“动员—巩固—再动员—再巩固”：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以所有制变革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变迁。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实现这场社会变迁大体上存在三种可能方式：第一种是自发式发展。从五十年代初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展起来两种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积极性，另一个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在劳动互助的积极性驱动下，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组织，这些劳动互助组的出现虽然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但它是农业合作化的自发形式，其前途是合作化，即使没有外力推动，它也会缓慢发展的；第二种是引导式发展，即针对中国国情，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一步步地把当时已经出现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组织引导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引导过程中，通过典型示范，让个体私营生产者经营者看到和体验到合作化集体化的优越性，切实遵循自愿互利原则。社会主义改造前期比较多地强调并采用了引导式发展的形式。第三种是动员式发展。动员式发展强化宣传和行政的外力作用，削弱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采用带有暗示、规劝和强制的组织型动员，用政治理想和口号作为教育群众的思想动员武器，把政治运动作为经济活动的发动手段和保证，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具有明显的行政推动型特征，中断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生长进程，导致社会经济自组织成长的断开和集中动员型体制的确立。
由于集中动员型体制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形成的，在制度变迁中，初始制度选择会提供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困难、艰巨、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迅速实现，大大强化了集中动员型体制在领导层的肯定性认识（发展到极端即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按照诺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说，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往往会出现良性或恶性循环；而当恶性循环出现后，要跳出这种循环怪圈殊非易事。所幸的是，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不断聚集的否定性因素终于导致七十年代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也正是对农民自发性创造加以引导式发展的结果，它的确立意味着集中动员型体制的逐渐衰落，相应地，中国现代化开始重新启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促进社会经济自组织机制成长的内生型社会变迁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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