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理论创新——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无止境论文,与时俱进论文,讲话论文,理论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再次视察了南方，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作了重要谈话。这个充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谈话（以下简称“南方谈话”），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现今与未来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近10年之后，江泽民于200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初步完整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理论创新。
一、“南方谈话”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南方谈话”高层建瓴，深入浅出，语言凝练，科学地揭示和论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了一篇气势恢宏、充满理论创新思想的光辉历史文献。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胸怀、勇气和魄力。通观这篇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看到了邓小平作为理论创新的倡导者，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理论创新的导师和旗手。正如江泽民所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
“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例如，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各项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争取较高的发展速度”、“中国在科技领域，也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列主义并不玄奥，是朴实的道理”、“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发展”、“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等等。
“南方谈话”对一些重要理论的创新，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基石上，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其中，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在邓小平的一系列创新思想中，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最为引人注目。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社会主义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又经历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普遍进行改革的阶段。其中，有一个对社会主义的不断反思和重新认识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程还比较短暂，加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不深，人们往往简单地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在我国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把“一大二公”当做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把“大锅饭”和“平均分配”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和“贫穷”划等号，甚至荒谬地提出“贫穷的社会主义”，等等。邓小平指出，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他指出，在“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早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就说，“‘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2]1980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把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P,314)他还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有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统一即从生产方式这个最深的层次上来重新规定社会主义本质，这是对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升级而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根本决定作用这一传统认识的根本转变和重大突破。“南方谈话”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思考，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刻认识而得出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预测未来社会总趋势时，曾经设想过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生产部门”将“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3]列宁也曾说过：“只有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要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能消灭一切剥削。”[4]在他们的这些设想中，是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实践的积累，他们后来都程度不同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过修正，但上述思想还是长期积淀在斯大林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中。毛泽东曾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并提出“以苏为戒”，但并没有把这种思想发展下去。
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科学地阐发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指出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不等于实现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这些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归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二、“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和初步的回答，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邓小平理论体系具有五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理论体系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精髓。第二个层次是理论体系的基石。基石系指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原理、立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石。第三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反映和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规律。第四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是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概括。第五个层次是支撑、连接和表现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范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要原理的本质概括和抽象，构建了邓小平理论的范畴体系。以上五个层次，比较完整地反映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南方谈话”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P,371)“南方谈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范畴、规律，使这一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完善，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南方谈话”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也进行了阐述。
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1](P,371)党的基本路线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确立的。邓小平做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示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却未做出过设想。列宁从当时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看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曾经预计完成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不会超过几十年时间，但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长期性，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阐述。正因为如此，和原苏联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超越发展阶段的通病，社会主义中国也没有例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从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立论的根据，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P,258-259)这就是说，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新和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实践表明，只要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过程，我们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创新，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革的社会，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体现。改革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作为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它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也不是对旧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它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以扫除束缚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见，这一理论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全方位的，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P,135-136)改革决定社会主义的命运，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改革，改革已汇成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但是，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推进历史的进步，有的所谓改革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和方向。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和方法，使社会主义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日益充分的发挥。因而已成为推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步的前进力量。改革和开放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这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要求、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同时，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仿效，必须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七一”讲话对“南方谈话”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继续前进、深化、发展的结果。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但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一个客观进程，却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当前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改革中许多涉及利益分配、权力调整的深层次矛盾，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能否清醒地估计形势，能否驾驭各种复杂局面，都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面对国家、国内的新形势、新变化，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炼、升华，上升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进行了新概括，科学地回答了面向新世纪我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很多论述是有针对性地解决长期困扰党内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模糊认识，特别是在理论上进行的拨乱反正。因此，邓小平把理论着眼点放在了生产力问题上，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七一”讲话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业绩和历史经验，特别是结合新形势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对党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就是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此，就必须始终注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改革和完善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实践上更加注重“科教兴国”和“科技创新”，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落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题思想就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坚强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间，我们党一直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顽强探索，几经曲折，终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在新的条件下实现新的解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此，江泽民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连的。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什么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体现为生产力比其他制度下的更快发展。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历程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后来居上，就要集中力量，充分发挥科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因此，党能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系到党能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有没有资格作为执政党来执政和治理国家的问题。这样，就在理论上对党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阐述。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如果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努力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那么，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更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肩头重任。把它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七一”讲话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南方谈话”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虽然内含着文化的发展，但没有专门展开阐述。江泽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处理和解决阶级、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对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为适应国际形势新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实践，努力满足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和党建理论上的新论断。当前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更加频繁和剧烈。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系到以什么形象和能不能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站稳脚跟，带领中国人民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前进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已实现了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进入了小康社会。在小康社会中，人们对文化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在新的条件下，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中的新的课题。面对这种情况，党和国家应加大文化事业发展的力度，因势利导，进一步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是文化战线的重要任务。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和科学，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等等，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我们党始终一贯坚持不懈的根本宗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凡是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必然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自觉支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的政治优势。因此，我们的一切事业，都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党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按照江泽民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后成功。当前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大治理腐败的力度，缩小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坚决地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继续支持、会不会半途而废、能不能进行到底的根本性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性的行动指南。它赋予党的性质以鲜明的时代意义，赋予党的宗旨以鲜明的时代内涵，赋予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要求。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过程，是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
“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的思想精髓是相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南方谈话”的精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七一”讲话的精髓；“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吹响推进改革开放的号角，“七一”讲话是中国共产党迈入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还有许多相同之外。例如：“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七一”讲话的“三个代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致的；“南方谈话”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改革开放处在重要关头，“七一”讲话产生于21世纪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关键时刻；“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七一”讲话中“三个代表”的提出，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七一”讲话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思想理论系统化的重要标志，等等。
江泽民曾反复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其他创新。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开辟新境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解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把现代化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已把“三个代表”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世纪中的伟大工程。可以预见，它将会像“四项基本原则”一样，写入我党的党章，写入我国的宪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其理论创新的伟大意义是举世瞩目的。同样，“三个代表”也将如是之。这是因为，“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极具理论意义，与“四项基本原则”一样，都是划时代的、纲领性的科学论断，它们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可以等量齐观，都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产生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将永葆革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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