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曼想象”到“南方想象”: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异国情调及其与世界的关系_文学论文

从“南曼想象”到“南方想象”: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异国情调及其与世界的关系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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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为概念装置的“南方异国情调”

       自从《东方主义》出版以来,“异国情调”日趋成为后殖民研究、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异国情调”往往成为“东方主义”的同义词,指向那些对非欧洲地区文化所做的描写。在“异国情调”的描写里,那些僵化的非欧洲文化被用以证明中心和边缘结构的固若金汤。①然而,在后殖民批评盛行之前,作为一个从拉丁语exoticus和希腊语exotikos衍生出来的词,“异国情调”在16世纪时仅仅意味着“来自异邦”②。

       对“异国情调”的词源学讨论并不能增进我们对该词历史的理解。然而,对于词语本身的探讨,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起点。如果说“异国情调”仅仅是占统治或中心地位的欧洲文化对非欧洲文化所做的文化想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在“非西方”或非欧洲的文化中也有“异国情调”文学想象这一历史现象?比如说,日语自明治以降就出现了类似“异国情调”的词汇。它们首先是对西文词汇的翻译,常常以假名エキゾチズム、エキゾチシズム或エキゾチスム标记。随后亦借用日语汉字“異国情調”、“異国趣味”、“異国情緒”、“異国風”来表示。其中的“異国”表示的是异邦,在17世纪上半叶,当日本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疏远时,它指的主要是荷兰和中国。和“異国”同时进入日语的还有另一个词汇:南蛮。它主要用以指涉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从海上而来的国家。根据日本文学批评家野田宇太郎的研究,到1909年左右,“異国情調”作为合成词在日语中已经较为普遍了。③

       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文学和文化中确有一段关于“异国情调”的历史。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在日本或亚洲语境中出现的“异国情调”想象,并探求它们与世界的关系呢?本文旨在探讨日本文学中的“异国情调”是怎样在欧洲和亚洲多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以及它和殖民主义的关系。本文将以几位日本现代文学作家为例,指出他们不仅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在日本和亚洲的语境中重新发展了“南方异国情调”的文学形式:首先,欧洲对于南方的异国情调想象被投射到日本自身的历史之中,之后这种南方异国情调想象又在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得到进一步展开。下文的讨论将以日本作家对于台湾的异国想象为起点,但是并不将台湾看做一个孤立的存在,也不仅仅止步于关注日本对于台湾的文化殖民,而是进一步在欧洲和东亚的语境中追溯这一“异国情调”表述的传统,并探求它们彼此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本文中的“南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它是一个概念装置(conceptual apparatus),旨在揭示不同文化语境间的联系和文学概念在全球的流通。

       二、危险的愉悦:南方异国想象中的台湾

       在最近的后殖民研究中往往能见到对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日语文学作品的批评。例如王德威曾指出,从佐藤春夫的浪漫小说、石川钦一郎的绘画到伊能嘉矩的民族志,台湾作为魅惑的、神秘的“南方”是1930年代初期日本作家和艺术家热爱的主题。④王德威的概括忘了加上另外一位日本殖民时期的重要作家西川满。西川满出生于日本,三岁时随父母渡台,因为在台湾没有考取台北高等学校,因此也无缘于台北帝国大学,只能暂回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完成学业。西川满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文学,主修象征主义。⑤正值毕业之际,当他就到底是回台湾还是继续留在日本犹豫不决时,他的导师吉江乔松勉励他回台湾,去那里开创一番自己的文艺事业。遵循着导师的意愿,年轻的西川满回到台湾,一边为《台湾日日新报》的文艺栏写评论,一边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直到日本战败被遣送回日本时才离开台湾。⑥自1934年初登文坛到被遣返为止,西川满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开办杂志,参与40年代的皇民文化运动,活跃在台湾的日人文坛。

       现在他为人们记住的大多是他“浪漫主义”的手法和“异国情调”的作品。早在30年代,西川满的亲密朋友、台北帝国大学法国文学讲师以及战后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创始人岛田谨二就曾认为,“自从西川满一登上文坛,他的作品就体现出浓重的‘异国情调’”⑦。当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诸如藤井省三与阮裴娜等也常使用“异国情调”来描述西川满的文学风格,例如藤井省三就曾勾勒出从佐藤春夫的《女诫扇奇谭》到西川满的《赤嵌记》为主线的台湾“异国情调”文学系谱。⑧

       但是,与佐藤春夫的作品不同,西川满对台湾的描写很大程度上借助对台湾当地的文化、民俗和宗教资源的盗用。1935年左右,西川满在日本的《文艺泛论》和台湾的文艺杂志上几乎同一时间连载了17首散文诗,在这些散文诗中,诸如“妈祖庙”、“城隍庙”、“灯爷”、“中秋”和“送神”等和民俗、宗教相关的题材比比皆是,十分引人注目。西川满对“妈祖”意象的使用部分是受到了日本象征主义诗人伊良子清白的影响。应台湾总督府的邀请,伊良子清白于1910年至1916年间居住在台湾,服务于官营医院。滞台期间,她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反而是回到日本九年后的1927年,她创作了《圣庙春歌》。这首诗歌的副标题是“妈祖庙之歌”,把妈祖比作“南方的艳妇”⑨。西川满受到伊良子的影响,在创作于1934年的诗歌《妈祖祭》中直接援引了伊良子的诗句。不同的是,西川满的诗歌更为情节化。例如在《妈祖祭》的开头,他写道:

       深受恩惠,春天,我们的圣母,天上的圣母。妈祖女神的祭典。天地间神灵出没。傍晚时分,“大才子”投入金色的炉子。如飞入花月间,长空中的鸟儿,那是我的心。摇曳的榕树阴影下,一位女巫正在给“做婊”的心爱人算卦。⑩

       妈祖、女巫和“做婊”并置在一起,描绘了一幅既神秘又艳情的台湾风景图。在另外一首创作于1935年的散文诗《普渡——基隆妈祖庙中元节》中,西川满是这样描写中元节场面的:“妖艳的艺伎们手里持香,闭着双眼,颤抖着鼓在长衫外的胸峰,祈求恋人的平安。她们相信孤魂野鬼会听到他们的祈愿而显灵。”(11)祭祀活动变成了一场艺伎们的肤浅表演,她们“艳然地微笑着,有的则向沿街观看的群众抛媚眼,展媚态”(12)。就这样,台湾的民俗和宗教活动失掉了其原本的意义。而对于台湾本土妓女的各种称呼,如“花娘”、“做婊”、“芸妲”和“花妓”等在西川满这个时期的散文诗中屡见不鲜。阮裴娜对西川满的台湾异国情调描写做出过批评,认为“西川满无疑在犯文化暴行——他将台湾文化从他们的历史语境中剥离,让它仅仅服务于日本读者对异国情调的追求”(13)。

       西川满的文学想象有其具体的社会语境。1934年7月和8月间,西川满在其工作的《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一系列新闻连载,命名为《夏日的话题:花妓物语》和《夏日的话题:做婊奇谭》。(14)前者讲述了一个为了养活妹妹而不得不沦落风尘的台湾女子,后者则叙述了一位名叫“山村”的日本青年误入台湾本地妓馆的“惊险故事”。这两则新闻连载和西川满自己的散文诗写作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故事总是发生在台北当时的餐饮和娱乐中心大稻埕的江山楼,妓女的房间总是布置成白色且飘着茉莉花的香味等等,它们读来似乎是西川满散文诗的注释。

       日本统治下的30年代台湾,卖春问题和相关的卫生隐患令台湾总督府感到棘手。在西川满连载这些新闻的1934年,登记在册的台湾本土卖春妇是941人,另有日籍846人。(15)日籍和台湾卖春妇在不同的地域从事活动。西川满的新闻连载中提到的“太平町”是台湾卖春妇的商业区域,而她们的卫生问题成了总督府的一项工作重点。就在同一期的报纸上,除了西川满的新闻报道外,还刊登着诸如《在日本内地娼妓已经灭绝,台湾的废娼运动又如何呢?》(16)、《即便废娼无望,至少要提高就娼的年龄》等相关的文章。(17)有关治疗传染性疾病的方法和预防措施的文章也很普遍。性传染疾病对于殖民地统治是一个危险。当时的殖民当局强行安排台湾卖春妇例行各种检查。(18)

       殖民者的恐惧在西川满的新闻连载《夏日的话题:做婊奇谭》中可见一斑。一位“无辜”的日籍青年因为聚餐后想要找一个茶馆醒酒和消食而误入了一家台湾本地的妓馆。知道实情后这位胆小的青年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那家妓馆,途中不慎从楼梯滚下,闪到了腰。(19)第二部分连载时,这则新闻增添了新的副标题“年轻人终于逃脱,后面追来的女人笑声不断”。整个故事被总结为“误入虎穴”(「夏」:1934年8月3日第7版)。

       西川满对台湾卖春妇问题的关注和恐惧,还影响到了他的另一位朋友,美术家宫田弥太郎。宫田弥太郎经常为西川满的诗歌和出版物画插图。从1927年到1943年间,他一直参加台湾的美术展。1934年,宫田弥太郎的一幅名为《待宵草》的作品入选了。画的标题以比喻的方式传达出画的主题,即台湾卖春妇在等待夜晚的生意。画中,“黄昏时候,从屋内搬出椅子到骑楼下,摇着扇子,很自在地乘凉似的。然而,三位女子们摆手弄姿的神情,绝不会错过任何猎物。一个抱着膝盖而坐的男子,双眼更是密切地注视着街道上的游客”(20)。这些黑影中的台湾女性成为了台湾“危险的愉悦”(21)。用西川滿自己的话来说是“恶之花”。他总结说,台湾因为有了卖春妇——“夏夜最好的慰藉”——成了“东方的蒙马特,充满了欢乐和愉悦”(「夏」:1934年8月4日第7版)。

       在西川满的笔下,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危险、愉悦、神秘又充满活力的南方异国之地。然而,对台湾南方想象的描写和日本近代文学的传统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将日本的殖民历史看做是自明治以来日本近代史的一部分,看做是“异乡的日本文学史”(22),而不仅仅是日本的他者的话,这些问题就愈发值得思考。

       三、帝国内部的异国南方

       从1938年开始逐渐清晰的南进政策到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南方”始终是20世纪前半期日本现代化和帝国形成过程中一个不无焦虑却至关重要的概念。(23)对台湾殖民历史的研究常常呈现出一种两极化倾向,即以帝国日本为权力中心的一极与另一极台湾构成一个简单的对立。而对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历史、文学的研究也将台湾划定为一个闭塞空间,不考虑台湾本土作家和日本作家与外界的交流以及各自的文学传统。在这被划定的封闭区域中,台湾也好,日本也好,似乎都失去了各自与其他文化和地区冲突与交流的“史前史”。但是,事实上,日本帝国的“南方”边界相当模糊,它可以被表述为“南方”、“南洋”,有时候是“南蛮”。(24)例如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皮特就曾指出“南洋”包括西太平洋群岛、美拉尼西亚众岛屿以及安达曼群岛到新几内亚岛的广泛区域。(25)日本历史学家矢野畅也曾描绘过日本自明治以来的两条“南方”道路:一条是从冲绳到台湾到中国南部再到越南的线路,另一条是从小笠原群岛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到澳大利亚的南进路线。(26)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两条线路所涵盖的地区大多都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是矢野畅所勾画的南方路线与包括菲律宾、台湾、日本的九州、韩国等地区在内的中国的东海区域有部分的重合。16世纪存在着马尼拉-澳门-广东-台湾-长崎的联络网。(27)而台湾和九州是新的帝国南方区域与传统东海贸易世界的重合中心。在台湾成为帝国日本南进中心之前,它曾是欧洲在亚洲殖民扩张的落脚点。(28)就像40年代不断被重提的郑成功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台湾是不同新旧世界体系的重叠交汇处,它连接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因此我们应该在更为广阔的世界格局中讨论南方想象。

       上文提到的《夏日的话题:做婊奇谭》中所描述的日本青年“山村”误入台湾本地妓馆的“惊险故事”,和当时的文艺生活有直接联系。“山村”去赴的正是日本著名现代作家和诗人北原白秋在台湾的欢迎宴会(详见「夏」:1934年8月2日第7版)。北原白秋受到台湾总督府和教育部的邀请于1934年7月间访问台湾。台湾总督府在7月5日设欢迎宴。西川满以及他在台北帝国大学的两位朋友岛田谨二和矢野峰人不但承接了台湾总督府的欢迎宴,更在西川满所负责的《台湾日日新报》的文艺栏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艺评论和诗歌来歌颂北原白秋的文学功绩。西川满亲自创作了一组短诗,题为《烈日及他两篇:献给北原白秋》。在这些诗歌中,西川满将台湾明亮的阳光和蓝天纳入诗行,描写“青绿色的树林中金黄色耀眼的丽日”和“划过青白色天空的飞雀”,努力创造出一副明亮的异国风貌。

       然而。这一南方异国情调的画面并没有感染到北原白秋。他在旅行札记中这样描述台湾的风貌:

       华丽岛这个名字令我想象到的台湾风光,首先是椰子树叶沙沙作响的基隆的丘陵,朱砂和鲜艳的草绿色,发着光的云层,透明的青瓷色的天空,比天空更蓝的碧蓝的海潮。在那一片酷热的大气中,我们乘坐的蓬莱丸的汽笛低吼着,带着弛缓粗厚的回响。可是对明媚的亚热带的期待全落空了。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擦拭我眼镜片的雾气。连着港口的丘陵竟如此地忧郁暗淡,岸边能看到的只是几座灰色混凝土中夹杂着铁锈的建筑。映在我眼里的这风景和九州的门司附近又有什么区别呢?(29)

       当被问及对台湾的印象时,北原白秋常常把台湾与九州类比。对这个日本已经统治了近四十年的殖民地而言,北原白秋希望能够看到一个与日本本土风貌不同的台湾,因此对色彩斑斓的风景,热带的植物都有所期待。在基隆登陆时,北原白秋“带着有着结实帽檐的深灰色头盔”,就好像要去热带丛林探险一般。(30)然而,事实却是台湾让北原白秋想起了九州,他不得不沮丧地发问:“这不是九州吗?台湾在哪里?”(31)

       北原白秋将台湾和九州并置在一起值得注意。40年代初,当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逐渐成形时,另一个经常出访台湾的“南方谱系”作家佐藤春夫也做过类似的比较。就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前,佐藤春夫写了一首名为《黑潮之歌》的诗。在诗中他写道:“当我年轻时,我经常站在九州的海岸边。在那里我所见者,仿佛是碧空的影子,他们那深色的海波无穷无尽地涌向太平洋。无限广阔,深不可测,他们一刻不停地涌向南方。黑潮啊,日本的洋流。”(32)犹如这黑潮一般,帝国正践行从九州推进到太平洋的路线,而台湾正是南进的中心。佐藤春夫和北原白秋这两位积极参与了帝国南进文化宣传的诗人与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九州放在了帝国南进的起点上,并勾勒出了一张从帝国内部延伸至南方的线路图。九州,这个曾经将日本与世界相连的区域变成了一个连接帝国内部与外部、过去与未来的中转点。

       在伊良子清白所描写的“南方的艳妇”和西川满的“东方的蒙马特”之前,是欧洲海上霸主在九州登陆的历史遗迹激发了日本作家对南方的向往和想象。1907年7月,北原白秋和木下杢太郎到九州旅行以搜求诗歌灵感,长崎和天主教传播的遗迹尤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回来之后,北原白秋和木下杢太郎创作了一系列的“南蛮文学”。“南蛮”本具有贬义,意指未开化的南方区域。在近代日本的语境里指的是由南边的海上而到达九州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传教士和商队。(33)在外来文化输入之初,相关的外国文化与器物也带上了“南蛮”的名号。例如,德川政府称1811年建立的外国书籍翻译局为“蛮书和解御用”。而致力于外国历史文化的学者也被称为“蛮者”,相关的学问称为“南蛮学”。描绘葡萄牙和西班牙船只、人物,甚至天主教教堂的画曾被称为“南蛮艺术”(34)。但是,19世纪的日本很快就意识到跨海而来的异邦在器物和科技方面的进步,而“南蛮”也渐渐失去了它的贬义。到20世纪初,“南蛮”几乎可以指代任何外国的或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35)

       对这一时期的北原白秋和木下杢太郎而言,“南蛮”专指“暹罗”、“吕宋岛”、“九州”等地区的遗迹,而“南蛮文学”则是指“基于传教士、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生活和历史而创作的异国情调的或者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戏曲”(36)。所谓的“南蛮文学”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描写热带的气候和植物,例如椰树和棕榈树,以及那些为热带自然气候所设计的建筑,例如阳台和窗户;第二,描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化和宗教。(37)北原白秋和木下杢太郎所行的区域,包括天草群岛在内,都充满了自16世纪以来日本和耶稣传教士接触的遗迹。而南蛮文学的魅力便在于它能借助这些历史遗迹创造出一种“异国情调”。(38)

       1909年,受到旅行的启发,北原白秋创作了著名诗歌《邪宗门秘曲》。该诗一经发表,就受到了热烈的关注,北原白秋也因此得到了象征诗人的称号。在该诗第一节中,北原白秋写道:

       我思绪万千,

       想起那末世的邪教,基督教主宰的魔法,

       异邦黑船的船长,红毛人怪异的国度,

       南蛮的罗缎条纹,阿拉克酒和红葡萄酒,

       血红的琉璃,馥郁袭人的康乃馨。(39)

       许多新的词汇是对诸如玻璃、康乃馨和葡萄酒等新奇事物的翻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学批评家唐纳德·基恩发现《邪宗门秘曲》中的花朵总有异国特点,它们有时候是金合欢,有时候是凤眼蓝,甚至是天芥草,却从来不是樱花。(40)而这些异国的植物和器物名字在诗歌中往往标以假名或生僻的汉字来对应它们自身的外语发音。这些异国的意象为20世纪初的作者创造出了一种表达想象和情感的空间和方式。(41)

       在当时的“南蛮”诗歌中,从会使用魔法的邪教,到圣玛丽的圣像,再到红色的十字架,基督教形象构成了北原白秋和木下杢太郎异国情调的很大组成部分。“南蛮”诗歌浪漫化地处理了自1549年以来日本禁止基督教传播的血腥历史。传播基督教的禁令于1873年解除。在此之前1859年生效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日本与西方隔绝的历史。该条约增开了包括长崎和神奈川(横滨)在内的四港,外国人可以在这些开港城市居住及自由贸易。在明治的历史语境中,有大量基督教遗迹的九州长崎和横滨总是被解读成日本近代化的诞生地,它们见证了“黑暗”的“闭国”时期的终结,而那些文化和宗教遗迹在明治后期也激发了异国情调文学。但是木下杢太郎忘了,正是他所向往的基督教在16世纪将世界一分为二,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在教皇的允许下归属葡萄牙。海洋霸主在全球的争霸直接促成了葡萄牙在九州的登陆,这才有了木下杢太郎日后的“南蛮文学”。(42)

       四、全球流通中的“南方”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西川满在下定决心到台湾开创一番文学事业前,曾受到其早稻田大学恩师吉江乔松的鼓励。吉江乔松寄言于西川满,“南方是光之源,给予我等秩序、欢喜与华丽”。吉江乔松的话一直激励着西川满,以至于他将其写入1934年创办的杂志的卷首语。然而,吉江乔松所说的“南方”并非仅指台湾,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43)1918年春,吉江乔松正在巴黎留学,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只能躲到法国的南部。在那里他有幸访问了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故居,并受到诗人家人的热情接待。自1854年起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其他一些诗人发起了意在振兴法国南部方言、宗教、民俗和历史的“费利波希吉诗人运动”(Félibrige movement)。(44)他们用普罗旺斯的地方语言写作史诗,编撰了一本奥克语方言(Occitan)的字典。(45)当吉江乔松回到日本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向日本大众介绍这位法国南部的诗人。同时,吉江乔松投身于建设日本地方农村文学的运动中。他将法国南部的地方文学作为反省近代日本自明治以来急剧城镇化的一种手段。(46)

       西川满将导师吉江乔松对法国南部地方文学的借鉴进一步引入了台湾殖民地的文学传统中。1939年,他曾呼吁要建立一种台湾的南方文学,此时他所考虑的正是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他的普罗旺斯文学。在《有历史的台湾》一文中,西川满写道:“法国文学激发我去思考怎样才能珍惜我所在之地的文学和历史。如果不是法国文学,我永远都不会对台湾文学发生兴趣。尽管这一发现有点晚了,但是我仍喜不自禁。”(47)西川满的诗歌中经常会出现闽南方言,或是他用日语假名标注闽南方言的读法。当西川满的诗歌集《妈祖祭》出版时,岛田谨二曾撰写评论揭示西川满与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的渊源。岛田谨二认为南欧重视地方文化传统的文学样式正是西川满文学的源泉。他认为,“正如重新振兴法国南部地方方言的诗人一般,西川满的诗歌开掘了台湾的地方文化和历史,因此为日本文学做出了相似的贡献”(48)。通过吉江乔松,西川满以台湾地方宗教和民俗为写作对象的“南方异国情调”似乎和法国南部文学勾连在了一起。然而,在西川满的文学中,对台湾地方宗教与民俗的开掘却无法与殖民暴行分开。同时,法国文学中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关系也置换成了殖民历史关系。

       欧洲内部对南方的想象同样也激发了木下杢太郎的“南蛮”文学。木下杢太郎曾在回忆文章中坦言自己对“南蛮”九州的兴趣来自他对德国诗人歌德的阅读。(49)木下杢太郎曾在高中时代跟随著名的哲学家岩元祯精读了两年歌德的《意大利游记》。木下杢太郎坦言他到九州旅行时想的正是把从歌德那里学来的南方异国情调运用到日本。(50)1786年9月,歌德从魏玛启程赴意大利,企图暂且隔断与家庭和周遭环境的关系。(51)原本只想做短暂旅行,结果却成了一段长达两年在地中海的修养时光。从18世纪开始,在欧洲哲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作品中,就常常能看到一个将欧洲划分为南方和北方的倾向。(52)生于北方气候的人们被认为拥有诸如真诚、坦率、道德等各项美德,而南方的人们则更原始、野蛮、专横、暴虐、古老。(53)歌德也不得不承认,“意大利,虽然在自然方面具有无限的风光,然后在机械化和技术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54)。当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逐渐转移到欧洲北部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则成了欧洲内部的“他者”。另一方面,当现代科技和文明扩张的话语把那些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南部地区作为工业革命的落伍者加以区别对待时,文学上的异国情调则把这些地区看做是超负荷运转的现代性在精神上的避难所。(55)在歌德的作品中,意大利那迷人的、神秘的色彩或许可以借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来自地中海的“迷娘”这一角色加以说明。当歌德的男主人公威廉初见“迷娘”时:

       威廉看她看不够。他的眼和他的心不能抵抗地被这孩子神秘的情况吸引住了。他估计她有十二三岁。她的身体长得很好,只是她的四肢在期待着更为强壮的发育,或者预示一种发育的停滞。她的外貌不很端正,但是惹人注意。她额上充满神秘,她的鼻子非常美,她的嘴虽然闭着,好像和她的年龄不相称,嘴唇也时常向一边努动,却依然是诚实的、妩媚的。从脂粉里几乎看不出她棕褐的面色。她的形体给威廉以深刻的印象,他不住地观看她,默默无言,他一味端详,竟忘却他身边的人。(56)

       像“神秘”、“发育的停滞”、“妩媚”的“迷娘”之于威廉一样,对于18世纪北欧作家而言,意大利和地中海是他们表达浪漫情绪、寻找不同于理性现代性的一种可能。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迷娘之歌》。它曾由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森鸥外翻译成日文。森鸥外是包括北原白秋和木下杢太郎在内很多年轻诗人的精神导师。1888年,森鸥外发表了翻译诗集《面影》,收录了一大批欧洲著名诗人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年轻诗人。它也激发了日本读者对于南方的想象。在《迷娘之歌》中,森鸥外翻译了例如柠檬、月桂、桃金娘等许多南方植物。日本读者当时并不熟悉这些植物,只能漫无目的地想象。(57)日本的读者并不知道这个“南方”究竟在何方。它并不是日本的南方,而是欧洲的南方——意大利。《迷娘之歌》在1784年就已写成,早于歌德的意大利之行之前,是歌德对地中海南部的想象。日本读者通过日语诗文所想象的“南方”是通过欧洲内部他者化想象这一中介才得以实现的。

       五、何处是南方?

       森鸥外和木下杢太郎通过德语文学来获得和激发明治文学中“南方异国情调”的做法在明治日本并不特别。从文化交流史来看,日本文学从欧洲文学中寻求异国情调写作的资源最早是从翻译德语文学开始的。(58)19世纪末,日本文坛为德语圈所占据,领军人物则是森鸥外等有留德经验的作家。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伊良子清白也受惠于德语文学。(59)法语圈后来居上,包括上田敏和北原白秋在内的新生力量共同建设了一个法语文化圈。1908年成立的“牧羊神会”是日本法语文化圈内第一个艺术组织。(60)到1920年左右,法语文化圈发展迅猛,法国文学传统中的感官浪漫主义、通感、象征意象等文学传统为异国情调文学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源。(61)虽然同为“南蛮文学”的创始人,木下杢太郎和北原白秋却从德、法两条文化途径诠释了明治以来日本向欧洲学习的历史。但是,这些外国文学影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从明治时期开始的日本现代文学是对欧洲的简单复制。相反,西川满以台湾为对象的“南方异国情调”写作便是早稻田法语文学圈传统在殖民地台湾所做的流变。明治以后建立起来的南方异国情调文学在日本具体的政治与历史语境之中发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留学且受到佐藤春夫影响的中国作家郁达夫也曾在他的短篇小说《南迁》中引用歌德的《迷娘之歌》。和歌德向往意大利不同,在《南迁》中,那令人向往的“南方”是“东京湾的东南边”,“一条葫芦形的半岛”。(62)它就是黑潮暖流与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相遇的安房半岛。它“虽然没有地中海内的长靴岛的风光明媚,然而成层的海浪,蔚蓝的天色,柔和的空气,平软的低峦,海岸的渔网,和村落的居民,也很具有南欧海岸的性质”(《南》:54)。日本东南边的这个小岛对于在日本求学的中国主人公而言是一个“Hospitable,inviting dream,land of the romantic age”(《南》:54)。吟唱迷娘之歌的也不再是意大利小女孩,而是中国男主人公。占据主导地位的也不再是德国男主人公威廉,而是日本女性。故事的最后,当这位中国男主人公在日本女性面前受挫,他感觉“自家好像是变了迷娘。无依无靠的一个人站在异乡的日暮的海边上的样子”(《南》:77)。

       这篇小说读来好像一个隐喻。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奔赴日本,把日本看做是一个浪漫的、让人向往、堪比南欧的“南方”时,日本却有着自明治以来建立起来的自己的“南方”。从18世纪开始,通过引进一套不再以中华文化圈为坐标的世界系统,日本重新界定了“南方”。德川时代的日本已慢慢摆脱了传统儒学的“华夷”观。到19世纪末,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观中,可以称得上“夷”的不仅包括“红毛”西人,也包括北方的北海道、南边的琉球和台湾。(63)“南蛮”处于边缘,日本处于中心。(64)然后那些在地缘上离日本较远的欧洲国家与琉球和台湾相比反而在“华夷”的坐标上离日本更近,这是因为它们在现代性和文明的坐标上离日本更近。相反,台湾和琉球这些在地缘上靠近日本的地区却由于它们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后”而显得疏远了。1910年,就在北原白秋创作出《邪宗门秘曲》之后,为了巩固日英同盟并庆祝横滨开港50周年,日本在伦敦举办了日英展览会。(65)在这次展览会上,日本增设了“殖民地”生活风土的特别展示,通过把台湾原住民推上展台,近代日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南蛮”。(66)

       作为20世纪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力量,日本在自己的历史语境中翻译并发展了南方的异国情调想象。传统华夷观和新的以科技文明和军事实力为基准的世界观共同创造了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多重的“南方异国情调”。从欧洲到日本,从德语圈到法语圈,从九州到台湾,现代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南方异国情调”就这样在多重网络中错综复杂地展开着。何处是异国情调的南方?它是歌德的意大利、木下杢太郎和北原白秋的长崎遗迹、吉江乔松的普罗旺斯、西川满的台湾、郁达夫的安房半岛。它在欧洲也在亚洲。它不是固定的地理坐标,而是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文化再生物。本文并不想全面论述近代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史,也无意于重述日本在台湾的文化殖民史,而只是想借助“南方异国情调”这一概念装置在历史相关性中“全球性”地思考文学与文化的流动与交往。(67)

       注释:

       ①See Siobhán Shilton,"Orientalism and Exoticism",in Prem Poddar,Rajeev S.Patke and Lars Jensen,eds.,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Continental Europe and Its Empire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p.175.

       ②Ashcroft Bill,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Studies:The Key Concepts,London:Routledge,2000,p.77.

       ③详见野田宇太郎「世紀末への憧憬」,收入吉田精一編集「日本文学の歷史」第10巻,東京:角川書店,第407頁。

       ④详见王德威《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100页。

       ⑤详见近藤正巳《西川满札记》(上),载《台湾风物》(1980年)第30卷第3期,第15-16页。

       ⑥See Faye Yuan Kleeman,Under an Imperial Sun: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p.70-71.

       ⑦島田謹二「台湾の文学的過現未」,载『文芸台湾』(1941年)第2巻第2期,第17頁。

       ⑧详见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⑨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驗』,東京:明治書院,1995年,第303頁。

       ⑩西川滿『西川滿全詩集』,東京:人間の星社,1982年,第50頁。“大才子”是纸钱的一种。“做婊”为台湾方言,是对台湾妓女的一种称呼。

       (11)西川滿『西川滿全詩集』,第533頁。

       (12)西川滿『西川滿全詩集』,第533頁。

       (13)Faye Yuan Kleeman,Uuder an Imperial Sun: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p.97.

       (14)「夏の話題:花妓物語」于1934年7月20日至22日连载于『台湾日々新報』;「夏の話題:做嫖綺譚」于1934年8月2日至4日连载于『台湾日々新報』。

       (15)详见梁秋虹《社会的下半身——试论日本殖民时期的性治理》,台湾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65页。

       (16)详见匿名评论文章「ともかく内地では娼妓がなくなゐ、台湾の廃娼運動は?」,载『台湾日々新報』1934年7月22日,第7版。

       (17)详见匿名评论文章「廃娼が不可能なら、せめて就娼年齡を引き上げゐ」,载『台湾日々新報』1934年7月22日,第7版。

       (18)详见梁秋虹《社会的下半身——试论日本殖民时期的性治理》,第65页。

       (19)详见西川滿「夏の話题:做嫖綺譚」,载『台湾日々新報』1934年8月3日第7版。后文出自同一新闻连载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连载文章首字、引文日期与页码,不再另注。

       (20)此系台湾颜娟英教授的研究项目(see ultra.ihp.sinica.edu.tw/-yency/theme03/htm/t8e54.htm)。

       (21)此概念源自贺萧对二三十年代上海娼妓活动的研究(see Gail Hershatter,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9)。

       (22)在此借用川村凑“异乡的昭和文学”的用法(详见川村湊『異鄉の昭和文学:「滿州」と近代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

       (23)See Leo Ching,"Empire's Afterlife:The 'South' of Japan and 'Asian' Heroes in Popular Culture",in The Global South,5:1(2011),p.85.

       (24)See Faye Yuan Kleeman,Under an Imperial Sun: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p.11.

       (25)See Mark R.Peattie,Nan'yō: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1885-1945,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pp.xvii-xviii.

       (26)详见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第12-14頁。

       (27)See Geoffrey C.Gun,First Globalization:The Eurasian Exchange,1500-1800,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pp.8-9.

       (28)有关长崎和九州在东海区域中的重要性,参见张承志《长崎笔记》,载《天涯》2008年第3期,第22-44页。

       (29)北原白秋「華麗島風物誌」(一),载『改造』(1934年)第16巻第11期,第356頁。

       (30)菅原克也《北原白秋的台湾访问》,载《台大日本语文化研究》2004年第9期,第299页。

       (31)北原白秋「華麗島風物誌」(一),第357頁。

       (32)Qtd.in F.Langer,"Poetry and the Pacific War",in The XXth Century,2:3(1942),p.225.

       (33)See Mark Irwin,Loanwords in Japanese,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11,p.29.

       (34)See Albert M.Craig,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The Early Thought of Fukuzawa Yukich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5-6.

       (35)详见畑中佳惠「近代文学におけゐ『南蛮趣味誕生』の『同時代』」,载『文獻探究』(2003年)第41期,第7頁。

       (36)木下杢太郎「明治末年の南蛮文学」,收入野田宇太郎編集『木下杢太郎全集』第7巻,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第315頁。

       (37)参见木下杢太郎「明治末年の南蛮文学」,第315頁。

       (38)参见木下杢太郎「自序」,收入野田宇太郎編集『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巻,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第572頁。“异国情调”是本下杢太郎文章中的原用语。

       (39)Qtd.in Donald Keene,Dawn to the West: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243.

       (40)See Donald Keene,Dawn to the West: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p.243.

       (41)See Margaret Benton Fukasawa,Kutahara Hakushū:His Life and Poetry,Ithaca:East Asia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93,pp.29-30.

       (42)有关葡萄牙与西班牙在日本和亚洲的争霸,参见张承志《长崎笔记》,第22-44页。

       (43)详见橋本恭子「在台日本人の鄉土主義:島田謹二と西川満の目指したもの」,载『日本台湾学会報』2007年第9期,第231-252頁。

       (44)参见吉江喬松『佛蘭西文藝印象記』,東京:新潮社,1923年,第9-10頁。

       (45)参见吉江喬松『佛蘭西文藝印象記』,第9-10頁。

       (46)参见吉江喬松『近代文明と芸術』,東京:改造社,1925年,第199頁。

       (47)西川満「歷史のめゐ台湾」,收入中島利郎、河原功編集『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日本人作家作品集』,東京:緑蔭書房,1988年,第450頁。

       (48)林巾力《帝国底下的两个“南方”:从西川满与龙瑛宗的诗作看起》,载《台湾文学研究集刊》2011年第9期,第28页。

       (49)详见野田宇太郎「世紀末への憧憬」,收入野田宇太郎編集『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0巻,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第393頁。

       (50)详见木下杢太郎「我々の通ってきた時代」,收入野田宇太郎編集「木下杢太郎全集」第7巻,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第280頁。

       (51)See Gretchen L.Hachmeister,Italy in the German Literary Imagination:Goethe's "Italian Journey" and Its Reception by Eichendorff,Platen,and Heine,New York:Camden House,2002,p.13.

       (52)See Nelson Moe,View from Vesuvius:Italian Culture and the Southern Question,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13.

       (53)See Dainotto Robert,"Does Europe Have a South? An Essay on Borders",in The Global South,5:1(2011),pp.37-50.

       (54)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Italian Journey,W.H.Auden and Elizabeth Mayer,trans.,London:Penguin,1970,p.123.

       (55)See Chris Bongie,Exotic Memories:Literature,Colonialism,and the Fin de Siècl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7.

       (56)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Eric A.Blackall,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54.

       (57)详见菅原克也《从“南蛮”到华丽岛——日本近代诗中的异国情调》,收入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编《后殖民主义:台湾与日本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2002年,第87页。

       (58)详见木下杢太郎「我々の通ってきた時代」,第280頁。

       (59)详见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驗』,第309頁。

       (60)See Heiner Frühauf,"Urban Exoticism and its Sino-Japanese Scenery",in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6:2(1997),p.151.

       (61)See Heiner Frühauf,"Urban Exoticism and its Sino-Japanese Scenery",p.147.

       (62)郁达夫《南迁》,收入《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5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63)See Nanette Gottlieb,Linguistic Stereotyping and Minority Groups in Japan,New York:Routledge,2006,p.83.

       (64)See Nanette Gottlieb,Linguistic Stereotyping and Minority Groups in Japan,p.83.

       (65)参见木下杢太郎「明治末年の南蛮文学」,第315頁。

       (66)See Ayako Hotta-Lister,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n of 1910:Gateway to the Island Empire of the East,New York:Routledge,1999,p.142.

       (67)See Caroline Levander and Walter Mignolo,"Introduction: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in The Global South,5:1(2011),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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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曼想象”到“南方想象”: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异国情调及其与世界的关系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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