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七子”结社始末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七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紧承明“前七子”而崛起于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文坛的“后七子”，再次掀起了声势烜赫的复古浪潮。其流风余韵，何止于有明中晚期？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理论、有创作实践的地地道道的文学社团和流派。对于它，前哲时贤虽时有案述，诸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八、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六、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和《明代文人结社年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等，但皆失之于疏略，甚而悖于史实。鉴于此，笔者特就“后七子”结社始末，稽考如下，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社团和流派的重视和研究。
一
陈子龙在增删李攀龙编《明诗选》中说：“伯承为七子先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同知先芳》谓：“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其若鼢冒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亦曰：“嘉隆诗社，先芳首倡。”可知，李先芳在“后七子”结社中起了促成和催化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方王、李未盛之先，京师已有诗社，由高岱、李先芳等主持之……待王、李释褐，于是高、李等招之入社。当时参加入社者，为吴维岳、李先芳、高岱、王世贞、李攀龙、袁福征六人。这可以算是七子社之先驱。”这里虽也肯定了李先芳的“先驱”作用，但却有两点明显的失误：其一，李先芳与王世贞系1547年同年进士，而李攀龙则较他们“释褐”早三年，这点郭先生没有注意到；其二，高岱系1550年进士，李先芳与之结诗社，是在他1548年出任新喻令三年回京擢户部主事之时，约在1552年以后。这点，郭先生只是依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高长史岱》条，未作详考。
李先芳（1511—1594），字伯承，号东岱、北山，湖北监利人，寄籍濮阳（今属河南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有《东岱山房稿》、《江右诗稿》、《读诗私记》等。他“十六岁能赋诗”（于慎行《尚宝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铭》，焦竑《献征录》卷七七）；“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同知先芳》）；成进士时，“其于诗歌，业已彪柄”（王世贞《祭李伯承尚宝文》，《弇州续稿》卷一五五）。故李先芳自述：“余为诗成而于鳞始学诗。”（刑侗《奉训大夫尚宝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阳李公行状》，《来禽馆集》卷十九》但是，人们之所以把李先芳视为“后七子”的先驱，不仅因其诗名早著，更主要的是：嘉靖二十六年李先芳进士及第后，至第二年三月方赴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任知县，他待职京师期间，“乃与历下殷文庄公、李宪使于鳞、任城靳少宰、临清谢山人，结社赋咏，相推第也”（于慎行《尚宝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铭》）。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说：“嘉靖二十三年……李攀龙成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先芳、谢榛、吴维岳结诗社。（见《明史·文苑传》）”这又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李先芳尚未登进士，他和谢榛二人都不在京师。显然，《明史·文苑传》所言之诗社，与笔者上引于慎行所言之诗社是一码事。当时，李先芳参加了诗社，同时，他又与同年在大理寺见习进士王世贞结识，“为诗”（王世贞《章给事集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九）。王世贞曾一再回忆曰：“予举进士京师，则闻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诗。”（《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五）。这样，“后七子”的两个核心人物李攀龙和王世贞，就得以在李先芳的热情介绍下相识，并取得了“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徐子与《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徐天目先生集》卷十三）的共识，使“同盟视若金匮罔渝”（同上），从而奠定了结社的基础。对此，李攀友、王世贞都有详明的叙述。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曰：“先是，濮阳李先芳亟为元美道余。及元美见余时，则稠人广坐之中而已心知其为。余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论不与李献吉辈者，知其无能为……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生岂有意哉！’”（《沧溟集》卷十六）王世贞《王氏金虎集序》曰：“而是时，有濮阳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济南李攀龙也。因见攀龙于余，余二人者，相得甚欢。”（《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一）基于这些，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亦曰：“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
二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有《沧溟集》等。作为“后七子”盟主的李攀龙，早就笃志于古文辞。殷士儋《墓志铭》曰：“乙已（1545年）以疾告归，归则益发愤励志，陈百家言，俯而读之，务钩其微，挟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积学。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沧溟集》附录）至1546年病愈返京后，遂大肆力于文辞，乃至于以“微吾竟长夜”自任。
王世贞（1526—1594），字元美，号风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省）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续稿》等。他自谓：“余十五时，受《易》山阴骆行简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戏分韵教余诗，余得‘漠’字，辄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异日必以文鸣世。’是时畏家严，未敢染指，然时时取司马、班史、李、杜诗窃读之，毋论尽解，意欣然自愉快也。”（《艺苑卮言》卷七）可知，他早在少年时代，亦已倾心于古文辞。
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是在1547年。当时，李攀龙刚被授予刑部广东司主事，而王世贞则初登进士，在大理寺见习。至1548年，王世贞为刑部主事，才如其《艺苑卮言》卷七所说：“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袁履善进余于社。”这诗社，其实只是一帮同事、同乡聚会唱和而已，参与者，主要是在刑部供职的李攀龙、王世贞、吴维岳（1514—1569，字峻伯，号霁寰，浙江孝丰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王宗沐（1523—1591，字新甫，一字敬所，浙江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袁福征（号履善，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历唐府长史，以注误下狱，久之始解，革职为民）和李攀龙的齐鲁同乡殷士儋（1522—1582，字正甫，又作正夫，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靳学颜（1514—1571，字子愚，号两城，山东济宁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当时为颖州知州，来京师，1548年春归去，官至吏部左侍郎）、李先芳、谢榛等。他们并没有一致的志向和主张，还称不上社团和流派。如殷士儋、靳学颜、王宗沐，更倾心于吏治或经学，所以始终未入七子、五子之列。再如吴维岳，虽“在郎署，与濮州李伯承、天台王新浦攻诗，皆有时名。峻伯尤为同社推重，谓得吴生片语，如照乘也”（《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佥都维岳》），且“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按指唐顺之）”（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引汪伯玉《行状》语，《弇州续稿》卷五一）。尽管李攀龙斥之为“膏盲者”，而“峻伯不尽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患之。’”（同上）李先芳，“其论古诗，断自魏晋以上为上乘，近体十二子、李杜以上为大家，此为王、李结社持论合辙者也。王、李抹杀宋、元诸家，伯承选录宋、元诗。于鳞谓：‘伯承贻我新刻，并多出入，叛我族类。’”（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四“田按”）王世贞《祭李伯承尚宝文》亦曰：“公稍晚收，为司农属。与四五子，杯酒征逐。调不必谐，当心则伏。”故后来二人独来独往，“不复与七子、五子之列。元美后为广五子诗，追录伯承、峻伯，而二公皆讳言之，颇以牛后为耻。”（《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佥都维岳》）正因为此，在嘉请二十七年（1548年）至二十九年（1550年）夏，李攀龙与王世贞在“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按察攀龙》）的大纛下，“日益切劘为古文辞，众大欢呶詈之，虽濮阳亦稍稍自疑，引辟去”（王世贞《王氏金虎集序》）。惟谢榛，为拯救卢楠于狱，当时正挟其赋客游京师，因持论和创作尚与李、王投合，故侧身其间，一度相得甚欢。
三
1550年春，被后人列为“后七子”的另外四名成员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同登进士，聚会京师。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省）人。官至福建提学副使。有《宗子相集》等。其嘉请二十八年（1549年）举于乡之前，就“喜读庄周、屈原、司马迁所为书”（欧大任《宗子相传》，《宗子相集》附录）；登进士后，授刑部广西司主事，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相识，因“于诗好建安及李白、杜甫，于文好司马迁、北地李梦阳”（王世贞《中宪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学副使方城宗君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六），一拍即合，虽于第二年（1551年）即调吏部考功司主事，仍“日夜与其旧曹李于鳞、徐子与、梁公实及不佞世贞游，益相切劘为古文辞”（同上）。
梁有誉（1519—1554），字公实，号兰汀，顺德县（今属广东省）人。官至刑部山西司主事。有《兰汀存稿》。他“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讲业于黄先生所”，即与同窗欧大任、陈绍文、吴旦、黎民表、陈冕、梁孜等“以古诗文共相劘切”（欧大任《梁比部傅》，梁有誉《兰汀存稿》附录）；“嘉靖癸卯（1543年）……举于乡，赴南宫不第，乃肆力经史，百家诸子，罔不研究，著述日以不辍，间出文咏，惊诸长老，以为复古文者，必梁公实矣”；“己酉（1549年）计偕……抵留都……适吴兴徐子与亦有事于金陵，倾盖相得甚欢也。始扬榷古今诗道，遂定交焉。间行道上，慷慨悲歌怀古，人莫视之”（梁有贞《梁比部行状》，《兰汀存稿》附录）；登进士后称病，第二年（1551年）春补刑部主事，即加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诗社，彬彬同调，唱和为乐，“求当于古作者，不屑为今人诗”（欧大任《梁比部传》）。
徐中行（1517—1578），字子与，号龙湾，长兴县（今属浙江省）人。官至江西左布政使。他“十数岁即能为举子业，旁及古文辞。十六试于邑，邑令黄公光升大奇之，谓是儿国器也。寻游邑庠为诸生，亡何举于乡荐，遂进游南太学，益为古文辞。”（王世贞《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徐天目先生集》附录）据王世贞《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实墓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四）所说，徐中行所至稍晚于梁有誉。他登进士后第二年春才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当时，刑部尚书顾应祥，“其外舅行也，甚赏异之，间谓曰：‘郎所业足自名，必欲舍而趋古者，则毋若他曹郎李攀龙。’又谓不佞世贞：‘虽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欢吾两人……公遂取旧草悉焚之，而自是诗非开元而上，文非东西京而上，毋述矣”（《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
吴国伦（1524—1593），字明卿，号川楼，又号南岳山人，兴国（今湖北省阳新县人）。登进士后第二年（1551年）九月授中书舍人，官至河南左参政。有《甔甀洞稿》。王世贞《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实墓表》曰：“武昌吴国伦最后定交。”据吴国伦《复王敬美书》“仆初解褐时，即问诗子与，因即介子入元美、于鳞社”（《甔甀洞稿》卷五二），王世贞《吴明卿先生集序》“登进士第，始授古文辞，与不佞二三兄弟善，明年进于李于鳞，于鳞亟称之”（《弇州续稿》卷四七），以及李攀龙、谢榛、梁有誉著述中有关吴国伦的诗可知，吴国伦大约于1551年秋由徐中行引荐入社，当时尚未授中书舍人。
吴国伦入社，习惯上所称“后七子”的七位成员已齐集于复古的旗号下，“茂秦布衣之侠，为于鳞嚆矢；于鳞独建旗鼓；元美副之；明卿、子相属，鞭弭中原，不相避舍；而子与、公实为之雁行”（许国《吴明卿集序》，《甔甀洞稿》卷首）。他们自视为“海内名俊”（王世贞《徐子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八），“刻厉相责课，务在绝他游好，一意行其说，即流辈有时名者，视之蔑如也”（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徐天目先生集》附录）。1551年前后，可谓“后七子”的黄金时期，正如《明史》卷二八七所说：“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名播天下。”
1551年秋后，习惯上所称“后七子”的七名成员虽已全部结盟，但其时只有“五子”、“六子”之说，尚未称“七子”。
“五子”之说，实肇始于1552年春李攀龙为“纪一时交游之谊”而倡“五子诗”（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正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宗副使臣》条所说：“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经、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吴国伦则因入社较晚，当时尚“从旁睥睨（徐中行《五君纪容跋》，《徐天目先生集》卷十九），很少参与唱和，故谢榛《诗家直说》卷四亦曰：“嘉靖壬子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王世贞虽因后来谢榛与李攀龙交恶，一直偏袒李攀龙，尽量回避谢榛参与唱和之事，但其《长兴哭子与归途即事有感》：“当年六子五沉沦，一作人间舌底人。”（《弇州续稿》卷二二）此所谓“六子”，显然指李攀龙、谢榛、徐中行、宗臣、梁有誉及王世贞本人，不包括吴国伦（1553年王世贞致吴国伦的信中还说想作“广五子”，首列吴国伦《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一）；“五沉沦”者，指李攀龙、谢榛、徐中行、宗臣、梁有誉，时已相继谢世；“一作人间舌底人”者，乃王世贞自己。只是在谢榛与李攀龙闹翻之后，诸人咸右李排谢，“出茂秦而登明卿”（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并重订五子诗，才将谢榛从“六子”、“五子”中除名，换上了吴国伦。李攀龙1556年秋《又与宗子相书》：“五子于中原，右宗左徐，哀吴郎之去国，悼梁生之不禄。”（《沧溟集》卷二九）1568年作《吴使君自邵武之高州二首》其一：“先朝五子结交情，一日青云满凤城。”（《沧溟集》卷十一）所称五子，即指王世贞、徐中行、宗臣、梁有誉、吴国伦，排除了谢榛。王世贞1576年所写《跋所书梁公实墓表哀辞及诗后》：“吾六人者，如矍圃观射客，存逝各半。”（《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九）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始于鳞与余兄元美六子游也，于鳞而下则子与最长云。”吴国伦《报元美书》：“海内所称六子，恰吾两人尚留，喘息于世。”（《甔甀洞稿》卷五二）《再哭子与六首》其三：“客散华阳五土分，词林六子半修文。”（同上卷三三）亦仅就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六人而言。
首先标举“七子”之名者系吴国伦，他在1555年春得知梁有誉去世的消息后所写《哭梁公实比部四首）其二曰：“七子中原散，千秋长夜过。”（《甔甀洞稿》卷十六）此“七子”即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宗臣、梁有誉、吴国伦。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七、《肖甫自江北移滇臬，走使以诗见问，赠此奉答》（《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三八）、《寄吴明卿邵武四绝》其四（同上卷五十）、《喜肖甫中丞开府吴中》（同上卷四一）、《哭于鳞一百二十韵》（《沧溟先生集》附录）、致“余德甫”书（《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姚匡叔以道术为用晦诸王上客，携其书来访，甔甀七子之盛，有感而赠》（《弇州续稿》卷十四）、《佘宗汉令君谢全椒事归，作汗漫游者二十载，曩岁以四律寄我，方在斋居，不能为和，今岁携七绝句见赠，一谈而别，则依数报之》其三（《弇州续稿》卷二四）、《书牍·林近夫》（《弇州续稿》卷一八三》、《瑞昌王府三辅国将军龙沙公暨元配张夫人合葬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一一）等十余处称引“七子”，并涉及到“七子”成员的前后变动。如其《明故中宪大夫福建按察使午渠余公墓志铭》曰：“时历下李于鳞与世贞相劘琢为古文辞，而吴兴徐子与、南海梁公实同舍郎，赵人谢茂秦自布衣，扬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吴明卿自两制，入与朋焉。亡何，梁生死，谢生解，而公与司农郎蜀人张肖甫续入。”（《弇州续稿》卷一一二），这样，又包括了1554年加入的余曰德（字德甫，南昌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副使）和1555年加入的张佳胤（又名佳允，1527—1588，字肖甫，初号
山，更号居来山人，四川铜梁县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顾起伦1573年完稿的《国雅品》：“嘉中，海内崛然奋有七隽，即梁（有誉）、宗（臣）、暨李（攀龙）、吴（国伦）、徐（中行）三宪副，张（佳胤）中丞、王（道行）廉访七公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宗副使臣》：“已而，谢、李交恶，遂黜榛而进武昌吴国伦，又益以南昌余曰德、铜梁张佳胤，则所谓七子者也。”则承袭了王世贞之言。但自隆庆、万历之交而后，大部分人提到“后七子”，仅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如：宗臣弟宗原撰《七子小像篇》、1574年梁有誉之弟梁有贞撰《梁比部行状》、林大春《送吴福州诗序》、1574年欧大任《梁比部传》、1584年许国撰《吴明卿集序》、1596年丙申赵穆王朱常清《续刻谢茂秦全集序》、1611年邢云路《刻谢茂秦诗序》、1698年宋荦《温堂说诗》。
以上七人之所以被习称为“后七子”，是因为：（1）这七人确实曾一度齐集京师，结社唱和，唶嚄雄辩，狂声士林间；（2）这七人是这一诗派的佼佼者。
四
物盈则亏：
1552年春，谢榛因儿女婚嫁事首先离京师回安阳。
1552年夏，梁有誉“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满三月，上书请告归”（王世贞《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实墓表》）。按，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嘉靖三十三年……梁有誉谢病归，修复粤山旧社。”时间有误。因为1552年春谢榛回安阳后，王世贞和宗臣亦于七月和十月相继离开京师。王世贞离京后致“徐子与”书曰：“曾未几时，茂秦却轨于邺下，公实返耕于南海，仆亦从此逝矣。”（《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八）又致“宗臣”书曰：“半载之内，去者茂秦、公实并仆为三。”（同上卷一一九）宗臣1553年春也在《答梁公实》书中反复说：“去夏与足下握别寺上，心旌共往，凡两得途中手牍……足下别去一月，又为别元美。元美既去，仆病，十月上书，主上恩赐，俾得就医故国，今高枕草芦已暮春矣。”“嘉会不常，盛图难再，谢（榛）以春归，子以夏去，元美与仆相继出都，独于鳞、子与、明卿落落京邑。”（《宗子相集》卷十四）准此可知，他和谢榛、王世贞、宗臣是同年离京的。
1552年七月，王世贞出差江南，第二年秋方“使事竣还北”（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
1552年十月，宗臣“以谌思故咯血谢病归”（王世贞《明中宪大夫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方城宗君墓志铭》），1554年秋才回京师待职于阙下。
1553年早春，吴国伦乞假去。
1553年春，李攀龙“蓟门春酒别同袍”（《寄吴舍人兼呈徐子与》，《沧溟集》卷八），出任顺德府知府，从此再未回京供职。
1554年，徐中行“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养，报闻，会决江北辟，便道归省”，“事峻还朝”，已是第二年十月。（王世贞《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
这一切，已挫伤了“后七子”的元气，因此，李攀龙禁不住叹息：“梁生往南海，徐子与请金陵不调，元美之吴郡，海内交游且尽矣。乃子相又以疾去，岂诗于人能使所有不为也？”（《送宗子相序》，《沧溟集》卷十六）然而，此后接踵而至的冲击更大：
（1）1554年暮春，谢榛与李攀龙的矛盾公开化，王世贞诸人皆袒护李攀龙而排斥谢榛，致使“后七子”内部分化。（按，此公案已另设专文考述，不赘述）
（2）1554年孟冬，梁有誉“一疾竟卒”（欧大任《梁比部传》），“明年乙卯（1555）春讣至自南海，故善有誉者武昌吴国伦、广陵宗臣、吴郡王世贞，相与为位哭泣燕邸中，又走书西南，报李攀龙、徐中行，哭如三人”（王世贞《哀梁有誉》，《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其震惊哀伤如此！
（3）“后七子”一方面在政治上对奸相严嵩父子及其党羽极端不满，一方面诗酒唱酬，拊膺高蹈，雄视往古，目无当代，意不可一世。这不仅招引他人侧目，更紧要的是惹恼了严嵩父子及其党羽。正如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所说：“（严嵩）贪而忮，亦自负能诗，谓诸郎皆轻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继外补或斥逐。”“后七子”相继谪逐外补，是从1555年十月杨继盛上疏劾严嵩被杀之后开始的。
1556年春，吴国伦因杨继盛被杀后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量移南康推官”（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此时李攀龙正入谨京师，作《送明卿谪江西》相慰曰：“诗篇已侧当时目，不必兼传抗疏名。”（《沧溟集》卷八）
1556年春，徐中行亦因“杨忠愍以直言死，子与从二三子治其丧，袁州嗛之……子与谳江南，出为汀州太守”（汪道昆《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志铭》，《徐天目先生集》附录）。
1556年十月，王世贞又因“分宜相当国，雅重公才名……欲阴收公门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仇郎中杨继盛下狱，公为纳橐饘；杨夫人讼冤，公为手定疏草；杨临命东市，公又为收其尸，治敛具，与诸同舍郎以诗哭之。分宜遂大衔公，铨司两推公为督学副使，皆格之。补青州兵备使”（王锡爵《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世贞神道碑》，《献征录》卷四五），1560年也以其父王忬遭严嵩构陷，解官归太仓。
待1557年春，宗臣因“尝赙故杨忠愍公……严恨君甚，几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获免，然亦竟出为福建布政司参议”（王世贞《明中宪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方城宗君墓志铭》），则“后七子”已全部离开京师，此后再未回朝任职。此情此景，正如宗臣赴任福建布政司参议后《报子与》书曰：“昔我二三兄弟在长安时，停杯赋诗，何曾有一日别，乃今飘零偃蹇，散之四方，李、吴经岁未通一书，王生消息又半载断矣，即足下与仆犹幸从事于兹，且不得一图握手也。”（《宗子相集》卷十五）
“后七子”横遭排斥打击的厄运，到隆庆元年（1567年）稍有转机。这年八月，王世贞之父冤案得以昭雪；十月，归田蛰居近十年的李攀龙被作为“耆硕”征召起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并与王世贞、徐中行等聚会江浙。隆庆二年（1568年）初冬，王世贞亦起补大名兵备副使。1568年初李攀龙《又与徐子与》书：“文章大业，是以君子欲及时也。”（《沧溟集》卷三十）即流露了他们那种按捺不住的振奋。然而，无奈此时梁有誉、宗臣早入鬼籍。现实又不如他们想象得那么好，其情其势，已是难与昔比了。而至1570年秋李攀龙在河南按察使任上“奔母丧归，哀毁得疾……一日心痛卒”（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开始慨叹：“徐、吴二生作万里人，于鳞遂成隔天。昨年有李翰林维桢于赠一同人诗云：‘中原七子已无多。’诵之毛发悚然，竟尔成谶。”（王世贞《余德甫》，《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此后，1579年谢榛卒（按，流行的说法是生于1495年，卒于1575年，这与谢榛《诗家直说》自谓“予自正德甲戌，年甫十六，学作乐府商调”、《老怀咏》自谓“梁园相士果如神，道我狂吟超八旬”等等，不符，笔者考证，谢榛生于1499年三月九日，最早应卒于1579年）。1593年吴国伦卒，约1594年王世贞卒（按，王鸿绪《明史稿》作万历二十一年卒，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六作万历十八年卒，皆误。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五五有《祭李伯承尚宝文》，已知李先芳卒于万历二十二年六月，那么王世贞最早应卒于万历二十二年六月之后，暂定为1594年，确切时间待考），则“后七子”成员已全部作古。他们在文坛上驰骋将近半个世纪，声走海宇，吟咏流布人间。
五
想当初，“后七子”承“前七子”复古的余绪，一揭旗鼓，应者云集，附骥纷纷。几十年中，其重要的同路人和追随者，王世贞曾为之标目赋诗：
“后五子”有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郡汪道昆、蜀郡张佳胤、新蔡张九一。（《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十四）
“广五子”有昆山俞允文、魏都卢楠、濮阳李先芳、孝丰吴维岳、海南欧大任。（同上）
“续五子”有阳曲王道行、魏郡石星、岭南黎民表、豫章朱多煃、虞邑赵用贤。（同上）
晚年又作《重纪五子篇》，其序曰：“余昔为《五子篇》……已而其友稍益，则为《后五子篇》，盖三十年而同矍圃之观去已半矣。今其存者，位虽有显塞，而名业俱畅，志行无变。盖耸然欣然之感一时集焉，故为五章以追志之。”所追志者为汪司马道昆、吴参政国伦、余宪副曰德、张御史大夫佳胤、张中丞九一。（《弇州续稿》卷三）与“后五子”稍有差异。
作《末五子篇》，其序曰：“余老矣，蜗处一穴，不能复出友天下士。而乃有五子者，俨然而以文事交于我，则余有深寄焉，自此余不复操觚管矣。夫汝师者，向固及之，然而未竟厥诣也，是以不妨重出云。”所赋咏者有赵太史用贤（重出）、李参政维桢、屠仪部隆、魏博士允中、胡先辈应麟。（同上）
作《四十咏》，其序曰：“诸贤操觚而与余交，远者垂三纪，迩者将十年，不必一一同调，而臭味则略等矣。屈指得四十人，人各数语，以志区区。大约德均以年，才均以行，非有所轩轾也。”所赋咏者有皇甫佥事汸、莫方伯如忠、许长史邦才、周山人天球、沈山人明臣、王太史祖嫡、刘佥事凤、张先辈凤翼、朱王孙多
、顾山人孟林、殷进士都、穆考功文熙、刘先辈黄裳、张太学献翼、王太学稚登、王山人叔承、周选部弘禴、沈尚玺思孝、魏考功允贞、喻杭州均、邹黄州迪光、佘明府翔、张将军元凯、张京兆鸣凤、刑侍御侗、邹使部观光、曹山人昌先、徐太学益孙、瞿太学汝稷、顾太史绍芳、朱王孙器封、黄先辈廷绶、徐司理桂、王山人伯稠、王茂才衡、汪太学道贯、华太学善继、张府幕九二、梅秀才鼎祚、吴文学稼竳。（同上）
此外还有其弟王世懋（字敬美，号麟州，1536—1588。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有《奉常集》等），王世贞《二友篇》序曰：“敬美匡我保我。我弟也，实我友也。”（同上）
以上总计60人，真可谓“气昌才雄，徒众而力倍，古道遂以大兴，可谓盛矣”（屠隆《由拳集》卷二三《文论》）。对这些同路人和追随者，笔者拟于《明前后“七子”论稿》中设专考，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