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可持续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波动区间
研究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增长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速度超过11%的超高速增长,一种是增长速度在7%~11 %之间的适度高增长。超高速增长往往引发或伴随高通胀。 1987~1988 年、1992~1994年,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1%~15%,而以零售物价指数表现的通货膨胀率在滞后的1988~1989年、1993~1995年达到了13%~22%。适度高增长则均未引发或伴随高通胀。1980年、1982~1983年、1986年、1991年和1996~1997年, 年经济增长率在7%~10%之间,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2%~7%之间。这几次高通货膨胀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以至发展到失控和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经济高增长在“瓶颈”约束下,引起基础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价格的轮番上涨和全面上涨。而且是经济越加速,“瓶颈”部门的产品供给短缺现象越严重,价格上涨的推动力就越大,币值的稳定就越难于保证,通货膨胀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整体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国民经济活动总体效益低下,这种速度效益型格局下的经济高增长是以高投入得以实现的。当受综合国力的限制或在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约束下,过高的投入必然会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于是通货膨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释放或平衡高投入需求压力的主要方式。
——在经济效益不高和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个人收入的非正常增长,为需求扩张和通货膨胀创造了收入方面的基础,并形成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压力。
以上的三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对货币超经济供应形成了倒逼机制。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高增长和高通胀都是通过信用膨胀和货币膨胀变成现实的,即超常的货币供应必然在滞后的一两年引发高通胀,并且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我们通过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宜速度在7%~11%之间,11%和7%的速度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10年)经济健康增长的上、下临界点。只要能把经济增长的速度调控在这个临界范围内,就能够较有把握地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7%以下,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 一旦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1%,在各种倒逼机制的强大压力下,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就难于实施到位,通货膨胀率就要加速至两位数。
第二,信用和货币的膨胀是经济高增长得以启动和维持的必要条件,货币超量供应必然引发通货膨胀,货币的高增长在经济高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起着提供通道的作用。
如果藉以上的研究结论,并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买方市场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来看,面对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某些条件的变化——基础产品短缺约束缓解和消费需求不旺约束在加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似应保持在7%~11%的下临界点,即不低于7%,不超过9%。
同时,我们在主观上也确实需要这样的适宜高增长:一是因为扩大就业和经济增长属于同向指标,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需要不低于7 %的增长速度;二是结构转换需要这样的适宜增长速度,这同开汽车一样,速度太低,转动方向比较吃力,速度太快,容易方向失控;三是在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财政和金融的压力相对较小,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四是保持适宜的高速度,有助于稳定各方面的信心;五是保持适宜的高速度是继续推进改革和赶超发达国家、振兴中华的需要。
二、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化、罕见的三江流域大洪灾、外贸出口增幅的滑坡、国内市场的相对不振,国家精心组织宏观调控,通过改革和实施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对空前复杂多变的局面,在强力的国家投资拉动下,1998年初实现8 %的经济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的诺言可望基本兑现。成绩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为所取得的成绩而鼓舞,但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充分认识目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至于目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拣主要的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下”、“三不足”、“两个脱节”和“一个落后”。
“四下”是指农民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工人下岗、干部分流和军队的再次裁员,这实际上是对关系到农民利益、工人利益、干部利益和军人利益调整的大事。调整面这么大,而且时间这么集中,政府和社会的压力都是相当大的,在当今的世界上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对其解决的难度要有充分的估计。难就难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干部问题和军人问题交织在一起。
“三不足”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足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这三个方面的不足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其关联表现在有效需求和就业往往是孪生兄弟。就业不足是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工不足的产物,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购买力下降,有效需求便会不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是因为缺少新经济增长点,新经济增长点是形成新消费热点的基础,新的消费热点又是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条件。同时,消费需求一旦旺盛,企业开工率便会提高,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相应增加,还有利于纾解银行资金运用不足的问题。
“两个脱节”,一个是指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与购买力不足之间的脱节,一个是指城市虽有购买力却难于转化为巨大的消费需求之间的脱节。这既与“四下”和“三不足”有关系,也与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有关系。
“一个落后”是结构的落后。这里的结构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粗放性、资源配置浪费、消费结构提升缓慢、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环境不优良;社会结构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农村的城市化进程缓慢和不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同时,“四下”、“三不足”、“两个脱节”和“一个落后”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互为条件、彼此制约的互动关系。如何解决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无疑是保持1999年经济平衡增长和下一个世纪可持续发展的非常急迫的政策性问题。针对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这些突出矛盾的总体特征,199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应突出重点性、前瞻性、战略性、适应性和协调性的特点。
所谓重点性,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要抓“牛鼻子”,有纲举目张的功能。前瞻性体现在高瞻远瞩上,能够未雨绸缪,提出预警性的政策建议,防患于未然。战略性的要求是,政策的出台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一些突出矛盾,而且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适应性体现在适合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要求。协调性体现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政策、就业政策、消费政策、结构调整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人口发展政策等各项政策之间能有一个有效的配合,能够共同作用于一个支点,以形成政策合力。
三、保持经济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1.有效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缓解有效需求不足要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幅呈相对下降的趋势,以至造成了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与购买力之间的脱节。增加农民收入在价格调整方面可以说已没有多大余地,亟待从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支出方面谋划支持农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政策措施。初步设想:一是增加财政对农民的补贴,而且要通过可靠的途径直接补给农民。期待通过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工业消费品供应的增加,激活企业,藉此形成农民收入的增加——工业生产活跃——税收增加的良性循环。二是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大力推进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只有农村的不断城市化,中国落后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没有农村的城市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小城镇建设也是中国最具动力的、最闪亮的经济新增长点,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需。
2.推进结构转换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另一重点。教育和科技的优先发展的政策则是重中之重。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无论是技术的进步、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是环境保护和人口发展政策的落实,或是说向知识经济转化,都必须以数量足够、结构合理、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高素质国民为基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到底是什么?是国民的整体素质较低,是教育和科技的落后。因此,结构转换政策要向教育和科技倾斜。同时,消费结构的提升、科技兴国基本国策的落实、信贷结构和财政结构的优化、农业的现代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等等,都必须以高素质的人财为本。(这里不是“人才”而是“人财”,要由通常的“人才观”向“人财观”转变。因为“人才观”是没有实质内容和现实意义的“虚的”概念,只有能够直接或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不能够创造物质财富,不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学历越高,对社会的耗费越大。正确的提法应是“人财观”。)要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由喊的多做的少变为扎扎实实的行动,要把教育当作基础产业来培育、来发展,这是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3.寻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结合点。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四两拨千斤”,关键就看政策支点的选择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政策的支点是刺激消费以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之间的协调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政策之间的配合。目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90年代前期有所改善,但仍不理想。目前,财政货币政策需要由抑制通货膨胀向解决失业和扩大内需转向,可选择的新结合点有:开征利息税,住房信贷、汽车信贷等的利息支出实行所得税抵扣制度,政策性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直接用于支持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城市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企业扩大出口等。
促进消费需求应是买方市场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重点。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制约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如果再发展一下这个观点,也可以说是没有消费生产就得停止。开征利息税和实行住房信贷、汽车信贷利息支出所得税抵扣制度,就是从宏观调节政策上促使人民群众扩大消费,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买东西,推动消费结构的提升和住宅业、汽车工业的发展,通过其强大的关联效应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规模,以扩大就业和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既反对通货膨胀也不欢迎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会损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物价持续走低、《财政法》又不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约束下,考虑由政策性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不失为可行的选择。当财政状况好转时或物价不正常走高时,财政可以自身的财力或向社会发债募集资金,向政策性银行注资,再通过政策性银行归还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来调节社会的货币供应,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配合和国家的间接调节,并可发挥出财政的经济社会稳定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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