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的版本发现与20世纪的“三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学者论文,版本论文,发现论文,三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2)06-0030-04
一
通俗小说在古代被视为“小道”，不能与雅文学并列邺架。故而研究资料多流失散佚，给小说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种状况的改变始于西学东渐之后，其发端则是一些小说版本资料的重新问世，今天已为人们所耳目熟知的“三言”亦是如此。
话本小说在其出现的初期，只是作为消闲娱乐的东西，并没有引起文人的重视。明末，一些小说爱好者将它们搜集整理，编刻成书，才使其免于最终湮没的命运。在这方面，冯梦龙的功绩最为引人注目。他将当时能够找到的一些话本小说编辑整理，润色成篇，刊刻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书，使这些流散民间的话本故事得以保存下来。“三言”的编刊，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三书凡120卷，几乎将我国古代的话本小说囊括无遗，使得这些自生自灭，不为人们所重视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使得文人创作或结集话本小说形成热潮。然而“三言”刊行后不久，姑苏抱翁老人辑录的话本小说集《今古奇观》便问世了。这部书选录了“三言”、“二拍”中的作品40篇，将几部书中的佳作大多网罗在内。由于所选皆精要之篇，因此自问世以后，风行不衰，“三言”很快便为《今古奇观》所代替，清代几乎没有再刻过。明清易代，天下大乱，话本集大多散佚，冯梦龙的“三言”遂鲜为世人所知。其后，一些以谋利为目的的书坊主，得到残板便另行刊刻，妄题题目，“三言”的真实面目被掩盖起来。至本世纪初，三书中只有《醒世恒言》的一些本子在国内流传，其他两部书几乎湮没无闻。当时连专门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也并不了解它们的真实面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21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这样写到：“‘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可知《小说史略》写作之时，国内学者对“三言”尚无全面的了解。直至上世纪20年代，《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的一些版本在日本被发现，话本小说的研究才呈现出新的面貌。据现存的一些文字资料看，“三言”最初传入日本，大致是在江户时代。据现在所知，《古今小说》的天许斋刊本，衍庆堂所刊《喻世明言》24回本，《警世通言》的金陵兼善堂40回本，和《醒世恒言》的明天启丁卯(1627)叶敬池刊本，在日本均有收藏。“三言”对日本通俗小说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冈白驹的《小说精言》、《小说奇言》、泽田一斋的《小说粹言》都是由“三言”“二拍”中的白话小说翻译、改编而成的，日本学界模仿中国“三言”的提法，称之为“和刻三言”，由此可见，18世纪初这几部书在日本相当流行[1]。
尽管如此，对“三言”的整体研究，在日本也是一片空白。本世纪初，随着西学的渐入，中国和日本的通俗小说观念均有了较大的改变，话本小说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1924年，日本汉学家盐古节山（即盐谷温）先生着手编写《中国小说史》讲义。在日本内阁文库、宫内省的图书室和上野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时，竞意外发现了“一种非常珍奇的材料”，即“三言”。这是为“从前著《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氏，与近来著《中国小说史》的北京大学的鲁迅周树人氏等所还未曾见的书籍”[2](P.1)，因此“惊喜非常”，将此事广为传播。他先应斯文会研究部的请求，做了《关于明代小说“三言”》的演讲，并邀请了汉学会成员一同参加，把他所发现的这些“也许不能说是世界有一无二”，但“到今日为止，虽中国人还没见过的非常贵重的材料”介绍给了大家，其中包括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以及“三言”，使日本同行首先了解到这些新发现的重要的版本资料。其后，盐谷温将这篇演讲加以补充修改，收入《中国文学概论》一书的“附录”中。这一发现很快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文人拟话本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点。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了赴日的访书历程。前清进士董康数度出访日本，撰成《书舶庸谈》。其中抄录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小说书目，冯梦龙编著的《古今小说》40卷、《醒世恒言》40卷、《喻世明言》24卷亦在其中。此外郑振铎、王古鲁等人也先后东渡日本，一睹小说的原貌。《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的一些新的存本在国内也逐渐被学者所搜获。他们本着科学研究的态度，对这些版本进行了逐一的考辨，并将一些流传海外的本子抄录回国，给国内话本小说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
二
据盐谷温先生《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一文，他在1924年间发现的“三言”有如下几个版本：
1.《全像古今小说》，藏日本内阁文库。书为40卷，5本。精图每卷1页，共40幅，举于卷首。书的封面上有书店的广告，后题“天许斋藏版”。书前有序，署“绿天馆主人”题。据序可知，该书为“茂苑野史”所编。盐谷温推测，内阁文库所藏《喻世明言》为《古今小说》的改版，“茂苑野史”即为冯梦龙。多数研究者认为，此书即“三言”中的《喻世明言》。
2.《喻世明言》，藏日本内阁文库。书为24卷，6本。有绣像24页，目录中有“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此书封面的背面也有书店的广告，天栏外横题“重刻增补古今小说”数字，后题“艺林衍庆堂谨识”。观书的内容，虽曰“重刻”，却是将《古今小说》的40种减为24种，所谓“增补”，大概是因为加入了《醒世恒言》二种，《警世通言》一种。
3.《警世通言》。盐谷温在长泽文学士图书室所藏的《舶载书目》中发现了《警世通言》的目录。这一书目将当时由清朝舶载到长崎的书籍一一记录下来，虽然《书目》也有散佚，但残留的部分中却有“三言”的记录。据该《书目》53册宽保3年点查书目记载，传入日本的这本《警世通言》为8本，有天启甲子（即天启四年）无碍居士序，可一主人评，并有识语。其后，他又从佐伯文库的藏书目录中，看到了《警世通言》的记录。书已不可见，据记录，该处所藏的《警世通言》为10本。
盐谷温的这篇文章给两国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学者很大的震动。在国内，学界开始关注“三言”、“二拍”等通俗短篇小说，一些新的版本陆续被发现。加之日本藏书的新发现，“三言”的面貌被逐渐勾勒出来。大体上说，关于“三言”中的“两言”——《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除盐古温所见的本子之外，还有以下的几种：
1.《全像古今小说》，明天许斋精刊本40卷40篇。除日本内阁文库有此藏本外，前田侯家尊经阁亦藏有一部。另，大连图书馆藏一日本人据“映雪斋”本的抄本，题《七才子书》，仅14篇。
2.别本《喻世明言》，马隅卿藏本。据孙楷第先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此本残存第4至第6卷，卷4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卷6为“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与衍庆堂本同，卷5为“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衍庆堂本无。由此可知，此版本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衍庆堂重刻增补本”并非一个版本。
3.《警世通言》，据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有兼善堂、三桂堂、衍庆堂三个藏本。[3]其中，三桂堂王振华刊本为40卷40篇。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三桂堂王振华复明刊本。书题“可一主人评，无碍居士校”，封面识语“平平阁主人”，末署“三桂堂谨识”，有豫章无碍居士序。此本今所见者，均缺第37卷以下四卷，仅存36卷36篇，目录亦不全。日本《舶载书目》曾载其全目，其轶文可由他本得知。
金陵兼善堂本《警世通言》亦为40卷40回，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蓬左文库藏有此本的同版后印本，国内未见。书题“可一主人评，无碍居士校”，封面识语“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末署“金陵兼善堂谨识”，有豫章无碍居士序。据目录与三桂堂本无大差异但目录次第与正文所题不大相同。
衍庆堂本《警世通言》，40卷40篇，今藏大连市图书馆。据马隅卿先生调查，此本与三桂堂本比刊，删去三桂堂本4篇，其中，“乐小舍拼生觅喜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2篇并入第6卷，作为“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入话。“假神仙大闹华光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2篇不见。加入《古今小说》4篇，分别是“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单符郎全州佳偶”、“晏平仲二桃杀三士”和“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总的来说，《警世通言》的三个版本皆题有“可一主人”评（衍庆堂“主人”作“居士”），三桂堂本、兼善堂本题“无碍居士”，衍庆堂本则题“墨浪主人”，其余封面题识与序文皆相同。
《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和《警世通言》的各种版本被逐渐发现以后，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出现了一些排印本和影印本。1947年，商务印书馆曾据王古鲁带回的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古今小说》的照片排印出版了此书。内阁文库本间有缺页，则据日本尊经阁别本校订补足。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重印了这部书。其后，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本作底本，校以原照片，并参考《清平山堂话本》和《今古奇观》，订正了一些错字，原书句读，易成标点符号”（《喻世明言》前言），以《喻世明言》之名，再次出版了这部书，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国内影响较大的一个本子。对于《警世通言》的兼善堂本，近代国内有“世界文库”排印本，严敦易校注本等。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世界文库”本校以“三桂堂本”重新印行了此书，原缺的37卷用另外的抄本补足，此本亦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成为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个普及本。
三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写作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还未能见到《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二书。虽然他在写《小说史略》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要性，并在书的第21篇中专门论述“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但是由于未能见到《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所叙及的还只是《醒世恒言》和《西湖二集》等书。故而，当他得知盐谷温先生的发现之后，在其后的“题记”中评述此事道：“盐谷节山教授之发现元刊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郑振铎先生亦以为“此书（指《警世通言》）的出现，对于研究中国小说者实有很重要的关系。”胡适先生则十分推崇董康先生的《书舶庸谈》，以为“这四卷书里记录了许多流传在日本的旧本小说，使将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
《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在本世纪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使得研究者可以由此一窥宋元话本的风貌。虽然其间亦有文人的改动，但由于改编者距话本产生时期较近，因而，较为接近作品原貌。“它供给了好几十篇重要的小说。《今古奇观》所选者，不过四分之一而已，其中四分之三皆为不经见之作。研究宋、元、明短篇小说的人，加上这三十篇的作品，其关系的重大我们可以想见”。其次，它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勾勒出话本小说的发展概貌。作为我国古代话本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三言”在话本小说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但以往，研究者们只能看到《醒世恒言》一部书，对“三言”的整体风貌知之甚少。《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发现之后，“三言”的真实面貌得以重新展示，了解话本小说的时代特色，描述话本小说的产生、流变与发展的过程才有了可能。再次，我国古代的小说创作，在题裁上往往互相借鉴、相互影响，这些新的话本篇目的发现，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些小说的成书过程。此外，这些小说是文人创作与市井书会才人创作的结合，具有“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双重色彩，可以由它研究当时文人的创作心态和市井生活风貌，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选集传播还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方式，因此，二书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亦具有一定的意义。
自从《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为盐谷温先生发现以后，对二书的研究便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早期有董康、郑振铎、马隅卿、王古鲁、孙楷第等大家所作的书目文献方面的工作。人们对于“三言”由知之甚少到逐渐了解并重视，这可称是对中国小说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时期。其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三言”故事进行源流探考。在前一时期研究的基础上，上世纪40年代起，孙楷第、赵景深、谭正璧、叶德均等学者开始探考“三言”中一些故事的本事来源。他们对小说中的篇目进行了辨析梳理，考察了这些故事的形成过程，在“三言”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研究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启示。同时，对《古今小说》、《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的版本和编撰者的研究仍在继续，王古鲁、陆树仑、容肇祖、范烟桥、一丁等人在这方面均有所建树。解放后，面对时代的变革，一部分小说研究者开始接受新的思想，他们用新的观点研究“三言”，重点集中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对于“三言”的研究，亦有新的进展。这一时期，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论著的数量均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三言”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大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对旧有研究资料的整理总结，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成果尤其显著。
海外对“三言”的研究，日本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是本世纪《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的最初发现地，因而有非常便利的研究条件。日本学者的研究着重于版本研究与故事考辨，影响较大的学者有盐谷温、长泽规矩也、小川阳一、大冢秀高等人，他们多治学严谨，因而文章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此外，美国、英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也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在新的世纪里，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三言”研究一定会有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