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树铮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李 勇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 徐树铮是活跃于北洋政府前期的一位重要人物，秀才出身的他格外关注中国近代教育。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使得他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具有“中体西用”的特点。但他重视教育并付诸实践，创办学校培养出一批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都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 徐树铮 教育思想 教育实践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皖系重要军政人物之一，作为段祺瑞的头号幕僚，皖系的崛起与徐树铮非凡的谋略和胆识密不可分。学界对徐树铮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他的治军理政以及外交方面才能，关于徐树铮教育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徐树铮的教育思想进行单独成篇的论述则更属罕见。
徐树铮自幼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在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为了救亡图存，许多读书人选择了投笔从戎的道路，徐树铮就是其中一员。他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接受军事教育。他的教育经历使他日后的教育思想既有中国传统色彩，又融合了西方先进理念，这些内容在他的著作《建国诠真》和创办正志中学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教育思想既有其落后性，也有存在价值。
一、投笔从戎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清政府之昏庸腐败。战败后的中国，社会风气开始发生转变，“兵战的猛烈冲击和战败的屈辱导致了社会中心的倾斜，使整军经武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1]传统的尚武精神开始复兴，军人逐渐成为有志者的选择，弃文从武、投笔从戎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客户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让加油站升级成为必然之势。中国石油全面开启加油站3.0时代，也对河北销售加油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徐树铮自幼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七岁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13岁考中秀才，17岁参加岁试，又以一等第一名的成绩补了廪生。但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他投笔从戎的想法日益强烈，他认识到靠皓首穷经解救不了当前的国家，于是“于先考妣前，从容论此旨，愿出从戎”[2]。他开始“思究兵谋，留意天下政财大略，预为投笔计”。
“同言文”，统一各地的语音和文字。这一点也是他教育主张中相对重要的一点，他认识到了在中国普及教育的难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故音母之外仍必依音选定易识之字，详示喉舌唇齿用力之法，每音一字制为定课，各省必须遵用，各校必须熟读，嗣后遇同音之字，即以此字注之，言文自可渐趋一致矣。”
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大批中国的有志青年纷纷东渡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也于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先入振武学校，在这所学校学习了三年，1908年毕业后，12月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习步兵科，1910年5月毕业。在日本，学校严格规定学生的课程和训练安排以及生活起居，徐树铮受到严格而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日后形成的教育思想以及在正志中学的实践中都埋下了西方军事教育的种子。
老田看做不通侯大同的工作，就转向汤翠，答应再额外偷偷补给汤翠他们十万元现金。汤翠当然没意见，可侯大同却是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死活不答应。
二、教育主张
直皖战后，徐树铮仕途失意，1921年他写下了《建国诠真》一书，这本书前后有述旨和叙论各一章，正文二十三章。他自信该书问世之后，“当夺明清以来诸大名家之席，非敢妄自矜张，姑悬此以自厉耳”[4]。该书是他对自己各方面思想理念的一次整体总结，是其成熟期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他的教育主张主要分为七个方面。
1914年，徐树铮于北京创办正志中学，并自任校长，亲自选定教学人员，规划教学内容。“先生之办理正志中学，釆军事教育体制，规模章制，仿自德国。新生入校，隐若入伍。以克己深省，尊师重道为诸生训。四年作业，首重古文学之修养，次数理，再次为德语。”[5]
“重史籍”，中国传统教育中经史不分家，这在徐树铮的教育主张中也有所体现。古人早已提出“以史为鉴”，徐树铮同样强调“前史之所饷遗为多”，可以让吾人“向古贤中求师友，以规束一己之身心，能略言治乱存亡之故，洞天下之症结”。同时他还认为：“以史证经，可以让经学更有理论支撑，对人益处良多。”
数学从一面世以来，就在整个自然学科、人文社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伽利略曾经说过：“整个大自然是用数学符号书写的。”但由于数学课程的逻辑严密性以及数学公式的枯燥无味，使得很多学生对数学的学习产生畏难的情绪，甚至有极个别的学生对数学是畏之如虎。因此，这样一门纯粹由形式逻辑构建的学科，是整个全世界的教学难题，在实际教学中很难兼顾趣味性与条理性。面对这个难题，很多数学教师也在关于数学教学方面的改革做了不少文章，但是从整个教学效果来看，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
与公路运输相比，运行的列车数量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做好铁路运输生产控制，最大化铁路运量与提升运输效率，保障铁路运输安全，需要通过行车调度工对既有铁路运输需求进行市场调研和分析，预测车流情况，消除生产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更好地提升铁路运输质量。一般情况下，铁路运输的调度工作分为三级调度层级架构，从高到底分别为行车调度总体上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调度，在时间上要分辨铁路列车在一定时间内的速度和出发时间，保障铁路运输安全[1]。
从实验结果来看，相对于line1和line2，以SVM方式获得的数据存在过拟合现象；line1与line2相比，前者在减轻过拟合风险的同时，产生的“脏”点更少；而Tomek则比ENN更加容易保持真实的样本特点。此外，通过整合数据的方法，在更大的数据集中训练，获得的模型效果最佳。
“课事规”，讲求教育的实用性。学生在学校，读书固然是第一任务，但若是读死书、死读书，成为一个书呆子，这样的学生走向社会必然无法适应。徐树铮提出“故在校之日，诸生起居各事宜轮值，一生承而办之，由校中员师监而察之，导以办事窍要，匡其不及，读书之余兼练应事之规，他日毕业而出，庶不蒙童騃之目乎？”让学生参与学校日常管理事务，锻炼学生能力，不失为一个良策，这与现代社会学校里的学生会之类设计不谋而合。
学校文化课程除了重视经史之外，对音乐课程也尤为重视，歌咏兴叹，蔚为风尚。音乐可以激发人类情感的共鸣，“诸生感于辞藻之典茂，音节之清越，吁吁喁喁，永言兴叹，心声既洽，人情遂无秦越。”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重视音乐的功用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官立末年”，给予地方上开办学校的自由，同时强调中央对学校的统一管理。“学校由各地自设，虽曰校章课本统有定制，究难免参差不一之虑。则由国家立校，教其末年以整齐之，可也。”这样可以防止各地政府自行其是。
1901年，22岁的徐树铮劝服家人，离家从军。此时的袁世凯正创建北洋新军，在徐树铮乃至众多有志报国的热血青年看来，无疑是最好的投奔对象。于是徐树铮决定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却在因缘际会下意外地遇到了“北洋之虎”段祺瑞，两人相谈甚欢，“是年延萧县徐树铮为记室”[3]，从此徐树铮便跟随段祺瑞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作礼乐”，在学校进行礼乐教育。这一点表明他对“礼乐”的重视，他认为“良以礼能范围众志，乐可和络群情。”他将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与礼崩乐坏联系在一起，他说：“官府中人，盖有母死未敛而谄大帅委差自效者矣，其言盖谓现无丁忧之例，我不敢以私废公云，呜呼，此何事哉，礼坏至此，乐崩可知。”“礼乐者，民志之所著，国政之所寓，僝僽如斯，国何能国。”这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徐树铮在《建国诠真》中提出的教育主张有对传统的传承，经训、史籍、礼乐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有对实用的重视，比如学习西方科学，又比如锻炼学生管理组织能力，还有一些针砭时弊的教育政策。这些都与他接受的教育息息相关，正是接受过传统儒家与西方现代化的双重教育，促成了他的这些教育主张。
三、教育实践
“尊经训”，重视传统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徐树铮认为“吾中国今日衰敝之极，舍尊尚经训外，别无返魂之药，足绩垂绝之气。”[4]在他看来，“尊经训”是改变当今中国之衰弊的治世良方，舍之无他物。他认为中国之政“创基于徳礼”，西方各国“立政之创于法律”，而“德礼”与“法律”大不相同。德礼之政可以使人“兢兢自守，耻于为非”，发挥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比强制力更为有效。他提出“吾国五千年政治至精至粹之诣，总寄诸经训之中。”[5]他认为“尊经训”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的精髓，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他将其作为教育主张的第一要义。
（一）正志中学的师资力量
徐树铮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这必然使他对传统文人充满好感，这在正志的教师中颇能体现。他“聘永概叔节先生任教育长，永朴仲实先生授文选，其余教授之士，皆一时名德。马其昶通伯先生授春秋左氏传，闽侯林纾琴南先生授史记”，这四人都是当时一流的国学大师。宋子扬（后任西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于珍（后成为奉军名将）等任军事教官。
（二）课程安排
学校的课程最主要的是国文和体育，次要课程包括数学、德文等。国文课由桐城派名家授课，“姚永概任教务长，兼授《孟子》《左传》和《尺牍选钞》；林纾教《史记》；姚永朴教《论语》《文学》《文选》和《修身》；马其昶教《春秋左氏传》等。”可见徐树铮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桐城派古文学的重视。体育课内容丰富，主要以军操为主，教习都是赳赳武夫，部队中的下级官佐，训练相当严厉。“新生入校，犹如入伍，头一年就下军操，还学摔跤、拳击，第三四年，操练步枪。”徐认为这种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强健身体，克尽求学之苦境、任重道远之责任”，这是徐树铮教育思想中重视军事教育的体现，也是重视教育实用性的一大特征。
外语课开德语和法语两门，分别由德籍和法籍人担任教师。徐树铮认为，德国的工业和科学，居世界领先地位，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向德国人学习。法国的文化艺术极为光辉灿烂，堪为中国发展文化艺术的借鉴，因而也必须学习法文。
沈从文在灰色都市题材小说中对城市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赤裸的批判，但在湘西题材小说中却又融入了“城市”的影子，在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中，沈从文既看到了城市文明的进步性带给乡村更为开阔的视野，也看到了随之而来的城市“糟粕”对古朴民风的剧烈冲击。在得与失之间，作者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企图支撑起两种文明。最后，他选择了和谐地将二者融合，在对传统乡村的赞颂中可以看到沈从文在不断探寻着二者最完美的契合点。
“迫设民校”，在地方上广泛开办学校。他说：“吾意由部省详商妥酌，制发校章，颁示课程，考定教习，令各县督饬，市乡集资，自行设校。招生之多寡，设校之分合，听其自便。子弟及年而不入校者，罪其家长。”在地方上普及教育，甚至对于不让达到年龄的子弟入学的家长，可以惩以罪责，直接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
（三）学校管理
在日常对正志中学的管理中，徐树铮表现得尤为尊师重教。他以师礼对待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亲自搀扶几位老先生进入教室登上讲坛，经常约请几位老先生一起吃馆子。作为校长，他还亲自查看学生作业，择其佳作，于教室中张贴，使正志中学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课余时间经常集合学生“训导”，勉励学生“以克己之道自持”。
“娴艺术”，娴熟西方文化，他说：“吾言尊经重史，非欲冒复古之名，取东西学术一切而摒弃之也，生乎今世，万国往来，乌能故步自封，不资博览。”他清楚地认识到闭关锁国不再适合当时的中国，只有积极融入世界，才能求得自强，因而教育上也必须重视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以经世致用。
正志中学的创办就是徐树铮教育思想的一次全面的实践，从师资的选择、教学内容的安排、日常的管理，都体现出他以传统文化为本，重视西方军事教育，以及重视教育的实用价值等教育理念。从他阻止正志学生参加五四运动，也能看出其教育思想的保守性。
四、教育思想及实践的评价
徐树铮作为北洋军阀的一员，他的教育思想落后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但我们不能否认徐树铮教育思想及实践的价值。
（一）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徐树铮没有做到开风气之先，“中体西用”是他教育思想最大的特点，这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局限性的首要表现。他注重传统文化教育，他重视经训、史籍、礼乐等传统文化，也重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他也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他引进西方文化，军事化训练学生，使他的教学带上了西式特色。这种“中体西用”观念的表现，与新文化运动者相比难免显得比较保守，难以促进新式教育的向前发展。徐树铮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他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一生都未能摆脱其影响。
其次，徐树铮教育思想的局限性还体现在他办学的功利性。他用军事化的方式管理正志中学，从主观动机上考察，是为他所在的皖系军阀培养人才。同时他禁止学生参与五四运动，从思想控制这一点考量，这种办学形式不利于学生思想向前发展。
（二）客观上的进步性
徐树铮的教育思想虽然保守，但也有其客观上的进步性。
CHEN Jun, DU Hong-li, ZHOU Jin, LÜ Lei, LI Cheng-jian, PAN Li-ming, ZHAO Liang
第一，从他教育实践本身来说，他办学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培养其文化素养，也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还强调音乐的功用，这与现代教育中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从主观上考察，徐树铮办学的确是存在为其自身利益考虑的因素，但是，客观上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民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徐树铮重视教育并付诸实践，这首先就应该得到后人的肯定。他创办正志中学，以其独具一格的教育理念管理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人才，更传播了新思想和新事物，客观上有利于近代社会的进步。
考虑到该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工程的作业跨度相对较大，拥有较长的运输距离，因此在结合现有施工条件的基础上，工程选择配置两座强制间隙式沥青混凝土拌和楼负责完成沥青混凝土的拌和工作。在对其进行选型配套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公式：
[参考文献]
[1]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一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徐道邻编述.徐树铮文集年谱合刊[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
[3]王云五,徐道邻.民国徐又铮先生树铮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4]朱寒冬,王彦民.徐树铮真传[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
[5]王彦民.徐树铮传[M].合肥:黄山书社,1993.
【中图分类号】 D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1674-3520（2019）08-25-03
【收稿日期】 2019-03-09
【作者简介】 李勇（1995- ），男,汉族,安徽安庆人,硕士，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