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维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识教程中的“形而上学”是一个与“辩证法”相对的术语。在很多人看来，形而上学是错误和荒谬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可谓势如水火，形同冰炭。这一点简直是自明的，难道有什么疑问吗？然而海德格尔却有一个引人深思的提法，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越是自明的东西越应该成为哲学分析的课题[1]（5～6）。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反对自己时代的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所有的形而上学，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维度。我们以往对形而上学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它的理解失之简单和僵化，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传播与发展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前我们要正视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上维度，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精神、视域、方法乃至活力更好地呈现出来。
一 形而上学的几种含义
哲学史上不乏反讽的事例，大哲学家们往往把形而上学当作攻击的靶子，然而那些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往往又被后人冠以形而上学家的名号，如黑格尔用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他又被视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但哈贝马斯却毫不客气地说马克思的思想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尼采用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用酒神精神反对形而上学，他甚至宣称“上帝死了”，但其后学海德格尔断言尼采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拆构”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也未能幸免，这顶刚刚送出去的帽子又被另外一个后学德里达戴回到他自己的头上；德里达则声称要反对形而上学就必须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换言之就必须使自己哪怕暂时成为形而上学……面对形而上学这个充满吊诡的游戏场，我们不禁要问，应该如何理解和界定歧见纷呈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未出现，公元前60年安德罗尼柯（Andronicos）在编撰亚氏遗著时，先将关于自然的可感觉运动变化事物的著作编在一起，命名为《物理学》，而把现在所谓《形而上学》的各篇章放在《物理学》之后，并集合在一部书内，取名为Metaphysika（物理学之后），即现在的《形而上学》。物理学的对象是可以“感”而知之的，而“物理学之后”的对象则是“思”而知之的。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关键是meta指什么，对它的不同诠释将导致不同的形而上学含义。
如果把meta当作“元”，那么形而上学就是“首要与基础之学”，也就是本体论。因为汉字“元”是会意字，意思是“头”与“本”等，这与亚里士多德建构“第一哲学”的本意相吻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具体学科是研究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门学术，本体论或第一哲学研究是之为是，也就是作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2]有学者主张把ontology译为“存在论”或“是论”，但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并不是研究“‘是’本身”，而是问“是的根本”或“本是”（ousia），而ousia要么指作为个别物的“这一个”（tode ti），要么指作为本质和定义的“其所是”（ti estin），二者都指向“体”，前者指的是个别物体或质料，后者指一般（通过logos体现出的“道体”）或形式，所以翻译成本体论并无不妥。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研究诸具体学科无力解答的基础问题和基本问题，带有科学之科学之意味。本体论主要追问各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绝大多数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部分。在近代以前，哲学家们研究本体或实体（substance），自笛卡儿以后大多数哲学家首先追问的是主体（subject），不管主体还是实体，都有一个sub（在底下作为支撑的东西），可见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主要关涉前提和基础问题。
如果meta是“超越”，那形而上学主要指超出感性范围的学说，是“超越之学”，这个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柏拉图主义。自巴门尼德区分知识（episteme）和意见（doxa）以来，追求无限、永恒、必然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柏拉图、笛卡儿、斯宾诺莎、沃尔夫等人都致力于这个超感性领域的构建。康德虽然认为知识不能离开感性的现象界，但又认为信仰只能离开现象界。黑格尔反对把知识与意见、知识与信仰、物自体与现象界截然二分，他要做的就是用辩证法去贯通所有的领域。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形而上学代表着封闭、僵死，而绝对精神是富有活力的创造性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黑格尔那里，个别依然没有地位，作为过渡环节的个别只是绝对精神可以“利用”并扬弃的工具，他的理性本质上是“工具”理性，所以黑格尔又成为存在主义者批驳的对象。
如果把meta解为“在……之后”，那么形而上学主要突出的品质就是反思或“后”思。相比较动物而言，人的行为常常表现出迟滞的特征，因为人对世界的反应（response）是谋而后定。不仅如此，人还对自己的思想本身进行思考，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的“思想思想”。人不仅思考对象，人还思考人与对象的关系，人还能对人与对象的关系本身进行思考，人还能对思考关系本身这个本身进行思考，这逐渐深入的“在……之后”体现出形而上学追本求源的特点，海德格尔就曾说过：“在存在论原野上，一切‘源出’都是降格。”[1]（381）形而上学动人心魄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彻底性。当然，穷根究底的追问将引发无穷后退的问题，必然与本体论的“体”系诉求产生冲突。后现代主义自以为能够通过“解构”和否定来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殊不知它不能对解构进行解构，而且解构和否定正体现形而上学的本质追求，说后现代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后现代主义毕竟还有“主义”。
近代以来还出现了一种形而上学，那就是“追求（be after）物理学”。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最精确、最有效，用物理学和数学方法构建形而上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很多哲学家对最新科学进展总是亦步亦趋，在他们那里哲学在沦为神学婢女之后又成为自然科学的婢女。这种形而上学实质上是“形而下”学，科学主义化的倾向导致了现代西方的许多问题，如“上帝死了”后的价值虚无主义、人的生存“单面化”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复杂的，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主义化的形而上学对价值和信仰领域处于“失语”状态。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形而上学是体系之学，其首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体”（本体），然后把“体”与“非体”联“系”成一个必然的理论整体。第二种形而上学是超越之学，它只关注超感性的世界，这种形而上学的所长是价值与信仰领域，而且它与宗教神学有一定的亲缘性。第三种形而上学代表彻底反思的精神，它其实最反映形而上学的本质。第四种“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失落和异化状态。在各种尤其是前三种形而上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超越之学可以成为体系之学，但体系之学的“体”既可以是超感性的“其所是”，也可以是感性的“这一个”。作为反思精神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进化”的动力，但它与其它三种形而上学也会产生“抵牾”，它与体系之学的封闭性、与超越之学的神秘性和独断性都有不相容之处，它最大的敌人当然是“追求物理学”那不反思、不批判的意向与态度。依我的理解，彻底反思是形而上学的核心精神，形而上学不能没有超越，也不能没有体系，但超越性与体系性要有限度，它们是服务于反思的。
二 马克思哲学的形而上学维度何以可能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要在两种意义上谈论形而上学，一是我们上面分析过的“超越之学”，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二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第二种含义——形而上学就是非辩证的——系由黑格尔新加。黑格尔在评价康德以前的“旧形而上学”，指出它其实只是“知性”形而上学。由于知性具有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的特点，所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旧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对立的。且不说黑格尔对以往形而上学的界定失之狭窄，单就这种界定本身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他这里依然有“体”有“系”，“体”就是作为过程的绝对精神，“系”就是表现为“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以往的形而上学靠形式逻辑维系“本体”与“属性”的关系，黑格尔则通过把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本体”属性化，使以往不动的本体“动”了起来并渐次扬弃，最终达到绝对精神的回归。“体系”是作为“基础之学”的形而上学的必然要求，这表明黑格尔的哲学不过是形而上学更精巧的（也许是更弄巧成拙的）形式罢了。所以从广义上看，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依然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采用了黑格尔赋予“形而上学”的含义的不同方面：恩格斯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辩证法对立起来；马克思却在“体”系、超越、反思等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并称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3]。
形而上学是不是人类尤其是西方人的宿命？[4]反对形而上学是不是抓着自己头发提起自己的无效尝试？形而上学是不是与人的存在方式紧密相关？答案恐怕是肯定的。早在1844年，青年马克思就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人与动物生命活动的不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5]（57）其实，人不仅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还为他或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添加”了新的东西（Ding），人所添加的新东西就是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借助这些“新工具”人进入了“有与无”、“是与不是”的奇妙境界。相比较人的经验认知方式而言，这些新的东西是“无”并且它们“不是”；但在人的先验直观和反思中，它们又“有”、又“是”。作为这个新领地的领主，人的生命活动不断呈现出新的方向和可能性，人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和荣耀，人的世界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为性。但当人熟稔于这些新东西的时候，人却发现自己很容易“遇逵路而泣”，很容易陷入痛苦和迷失中。为什么？因为一旦进入这个新世界，人就要不断优化自己世界的结构，就要不断协调有与无，是与不是，进言之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否则就会“生命不调畅，血脉不通”[6]。只有知、情、意达到有机的统一，人才能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世界，才能更好地开展自己的世界。人之为人就在于人忧劳（sorge）于一般与个别之间，也正是在这种生存际遇中人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维度，从而成为了能够选择形而上学的存在物。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形而上学，问题的关键是要什么样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属于整个世界，但它来自西方，它不可能不具有广义上形而上学的维度。《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有一条引用率非常高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57）人们通常把它理解为，马克思用“改变世界”这种感性活动来反对只是“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但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马克思并没有反对解释世界。如果不先解释世界的改变以形成合理的世界观，人们又怎么去改变世界呢？通常的理解把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对立和割裂开来。在马克思看来，解释世界这种理论活动要奠基于感性实践活动之上，但理论的现实不同于感性活动的现实，理论除了以感性活动为最终基础外，还有其非感性活动的基础，那就是理论的前提设定，这些前提设定也是理论的“本体”。这些本体包括：第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92）这与《提纲》第一条的意思基本相同，即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人之外的独立存在，而是把自然界看成经过人实践改造过了的自然界。第二，马克思“观”世界的角度是，“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7]（67）这就是说，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生活的角度看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看人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目的就是在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建立能为经验方法确认的、更彻底、更能说服人并能转化成物质力量的联系。第三，“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5]（93）共产主义是社会的人类的原则，它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而是人类发展的起点，人向着它而扬弃市民社会，向着它而走向解放、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人面对的自然界是过去无数代（generation）人实践活动的结果；现在活着的人（当代人）实际地存在于特定的活动和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人的将来是通过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方式走向解放和全面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观”世界的前提预设是要完整描画现实个人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力求在感性实践基础上实现世界观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有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理论，才会有更明确、有力的实践活动。所以说个人、实践、历史、科学性、革命性都是马克思建构世界观的理论预设和前提，他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并有机地“系”在一起。
马克思喜欢“怀疑一切”这句格言，马克思还说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封闭性，更突出地体现着形而上学不断否定、反思和批判的精神。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中立志为人类工作，无论在早年的人本学阶段还是所谓的成熟时期，马克思都不改对人类自由的尊重和对人类解放的渴望，他牺牲了自己并不难得到的功利幸福，把毕生都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其行动的背后难道不是形而上学可贵的超越性吗？说马克思的哲学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形而上学是可以的，但说马克思的哲学超越和颠覆了一切形而上学就站不住脚了。[9]马克思的哲学中有形而上学的维度，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归宿都是现实的个人的生命活动，形而上学维度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人生命活动的完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人类的出现（联合体状态）。
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哲学具有非常明显的形而上学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却非常坚定地拒斥一切形而上学，这确实耐人寻味。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维度何以不可缺少
马克思主义不是无人称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层次不同的共同体的代名词。各共同体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核心，在与马克思文本进行的对话中，根据各自的境域生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态。”[10]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这里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马克思的哲学在中国的境域中产生的形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曲解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质，由此导致革命和建设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失误。这在“体”系、超越和反思三个层面上都有所表现。
在体系层面上，形而上学的缺乏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方面。我们长期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导致实践话语霸权。中国人一般说来缺乏西方人那么强烈的形而上学冲动。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已经把至善作为最高的理念，确立了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界面的理念所形成的理论体系。黑格尔建立了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哲学全书体系。马克思则既有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有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比之下，我们民族整体上比较注重现实的功利，追求的是学以致用。中国古代缺乏柏拉图式的体系，近代缺乏黑格尔式的体系。当代虽然经常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统一整体，在实际理解上却把它们割裂开。例如，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却很少有人追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这样一追问，我们就会发现，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许多偏差。比如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理解为“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看作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可是马克思却说发现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贡献，他的新贡献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斗争的适用条件进行了限定。同样，恩格斯也把《宣言》的基本思想明确地界定为唯物史观而不是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思维的缺乏导致行动中的实用主义，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被混同于实用理性，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在超越层面上，形而上学的缺乏表现为缺乏终极关怀，只满足于名利的追逐。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一面被边缘化，也使民众陷入精神迷茫和意义虚无。在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以后，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文化断裂和碎片化、传统民族精神瓦解和新的民族精神亟待产生的过渡期，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出现了连锁危机：认同危机、信念危机、道德危机，等等。相比之下，由于马克思思想中始终有一个超越的维度，所以他本人既脚踏实地，又有建立“人类社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批判那种共同贫穷的“共产主义”，说它“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它“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表明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马克思则要求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要求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5]（78～80）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要求超越人的肉体存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先是跟着毛泽东高唱共产主义高调，现在又无视当前的危险，跟在西方哲学家后面大谈反形而上学并主张中国直接进入后现代主义。这体现的是一味追捧“热”点的心态，是没有自我、没有超越情怀的表现。
形而上学在反思层面上的缺乏表现为，在批判和辩护的关系方面，我们长期重自我辩护而轻自我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如上文所述，“在……后面”的反思精神是形而上学的精华所在。马克思本人在哲学思想方面就曾经历过多次自我否定：他曾经是一个康德和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者，以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费尔巴哈主义者”，最后在批判了费尔巴哈、“清算”了自己“从前的信仰”以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形而上学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外部，如唯心论、如所谓的“形而上学”，我们总是能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人家批得一钱不值，把自己说成无所不能。但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进行批判的后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会进行事后诸葛亮式的断言，只会跟在领袖人物后面鹦鹉学舌，这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研究素质滑坡，也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大历史关头只能选择自言自语或者闭口不言。
中国一直没有稳固的形而上学传统，也没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反形而上学的后果可想而知。如何重塑民族魂，如何构建中国的形而上学传统，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当然，形而上学有其界限，它也并不是万能良药。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维度的时候，我们既不能指望它马上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也不能陷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前的旧形而上学。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尚缺乏真正的形而上学精神与传统，而形而上学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升级和转型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让我们真正理解形而上学，共同推进中国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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